邓小南: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6 次 更新时间:2022-12-22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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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进入专栏)  


帝制国家都是专制王朝,这一基本特质决定了赵宋王朝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也说不上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我们观察宋代的内政,会注意到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君主集权、忠君观念强化,同时又有对于君权的抵拒与限制;经历着政治文化方面“转向内在”的过程,同时又有学术思想领域的境界创新……就士大夫群体而言,学养深厚论议煌煌,同时又是许多残酷政争以及无谓争执的源头。

从中国历史中探求历史中国走来的轨迹,是今天研究者的责任。我们观察一个朝代,不仅要注意它的强弱得失,更应关注它在历史长过程中化解消融了什么问题,又遗留或加深了哪些问题。如今的宋史研究,逐渐摆脱了以往乏人问津的尴尬局面,逐渐走向开放而理性;公众对于宋代历史的关注度,这些年也有明显的改观。

大体上看,宋代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相对领先于世界的时期,是艺术创新与“复古”思潮兼济并行的时期;同时也是周边被挤压、内政因循求稳的时期,是面临着严峻挑战、从整体战略格局到具体政策应对都存在诸多问题的时期。

宋代的立国形势,可以说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10至13世纪,是北方民族活动的又一高峰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天下大势分为南北”(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舆地》),就两宋的情形而言,这不仅是指山川地理形势,也是政治对峙态势。理解宋代政治史,不能脱离当时这一基本的空间格局。宋代的疆域是中国历代主要王朝里最为狭隘的,不仅与汉唐旧境相比远未完成真正的“统一”,即便与唐代后期相较,五代后晋割让给契丹的“幽蓟十六州”也未能收复回归。时至南宋,以淮河中流—大散关一线作为宋金之间的边界,更是偏安一隅。两宋与北族政权之间,有相对和平的交往周旋,也有长期对峙、冲突乃至战争。这样的外部环境,给宋代的历史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而宋代的许多内政施置,则可以说是在外部压力下的选择。

一方面承负沉重的外部压力,一方面鉴于五代时期内部变乱频仍、政权倏忽更迭的教训,“稳定至上”始终是赵宋王朝内政措置的目标。宋廷致力于分权基础上的集权,尝试于多途多层信息渠道的建设,着意于各项制度的细密化,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严密程度,是前朝难以比拟的。此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

唐代后期河朔地区对于中央政府的疏离以及藩镇的跋扈,某种程度上是与“河朔胡化”联系在一起的。历经五代之后,进入中原的沙陀等“胡”族背景逐渐淡化。时移世变,原本导致国家内部切肤之痛的“胡汉之分”,转化为区隔内外的“华夷之辨”。这一时期中,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党项民族建立的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以及蒙古民族建立的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影响重大。持续的边境冲突和民族征服战争使得内地农业文明遭受了沉重挫折,但与此同时,各民族政权又在推动边疆地带发展、活跃亚欧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中原王朝难以取代的积极作用。

外部压力当前,宋代的军力不振,一直被人诟病:“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笼统批评宋代“重文轻武”,恐怕并未洞察其中原因。殿前司统帅出身的赵匡胤了解军事、熟知部队管理;周边政权环伺下的宋廷,亦明白“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张方平:《乐全集·论京师军储事》);而恰恰因为如此,时时以五代动乱为戒的宋廷,更难以放松对于禁军的警惕。以文制武的制度格局、种种限制多方猜忌,事实上并非由于“轻武”;而在这样的国家政策导向下,社会上则有重文轻武的观念流行。

帝制国家都是专制王朝,君权处于政治秩序体系的顶端。这一基本特质,决定了赵宋王朝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不会有实质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也说不上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北宋时期的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元祐党籍,南宋时期的岳飞冤狱、庆元党禁,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常被津津乐道的“开放”“清明”,并非两宋三百年间的常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应该停留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认识层面,集权专制的方式与苛迫的程度,历朝历代确实有所区别。相对而言,“宋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虞云国:《细说宋朝·先说个大势》)。

宋代的“祖宗之法”强调防微杜渐,“立纪纲”与“召和气”是其施政理念的两轴。欧阳修曾经说:“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所谓“纲纪”,是指制度规矩;“道德仁义”则是为感召朝野“和气”。吕中也在《皇朝大事记讲义·治体论》中说,“(我朝)仁意常浑然于纪纲整肃之中,而纪纲常粲然于仁意流行之地”。

我们观察宋代的内政,会注意到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君主集权、忠君观念强化,同时又有对于君权的抵拒与限制;经历着政治文化方面“转向内在”的过程,同时又有学术思想领域的境界创新;政策导向困顿因循,同时又有意在变革的摸索探求;制度设计细密务实,同时又有行政效率的滞缓拖沓;就士大夫群体而言,学养深厚论议煌煌,同时又是许多残酷政争以及无谓争执的源头。一方面有言路开放,一方面又溺于滔滔说辞,从某种程度上讲,宋代政治成于议论亦毁于议论。这复杂的表象与深层的原因,都值得研究者深思。对于“道德”的理想主义要求,本来是人文精神进步的反映;但要求“一道德”与学术观念“纯正”,则是认识局限的表现。北宋后期士大夫内部深刻的分裂,正与此相关。当朝廷致力于“人无异论”“议论专一”时,更无可避免地会导致思想上的拘碍和现实中的专制倾向。

两宋三百年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序列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于前近代时期中国人之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面对严酷的挑战与压力,一代代“特立不回”“危言劲气”的志士仁人、无数默默承载着家国与社会重负的普通民庶,作为时代的脊梁迸发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给后人留下超越前代的物质遗产与深邃丰厚的精神遗产。

历史学是强调反思的学问,既要反思时代呈现的问题,反思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也应该反思我们习惯的叩问历史的方式。宋代政治史研究,正处于一个“再出发”“再认识”的阶段,通过贴切而非琐屑、开阔而非浮泛的研究探讨,相信能够获取更为丰实的认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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