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唐代和北宋前期，带“文”的双字谥优于单谥“文”。北宋中期，儒学复兴，韩愈所谥之“文”被赋予有功“斯文”“人文化成”传孔子之道的内涵。欧阳修初谥“文”和王安石谥“文”皆有此意。宋廷南渡以后，苏学复兴，苏轼接续“斯文”说在朝野颇盛行。苏洵于宋宁宗开禧元年被谥为“文”，表明官方钦定其为一代儒宗。苏学之地位得到巩固。嘉泰后，庆元党人中的事功派被重用。苏洵之学最重经世，故受推崇。加之苏洵是谈兵之儒和主战派代表，乃为开禧北伐造势的上佳人选。李壁继承苏洵的论述，以应时局。嘉定后，主战论和事功派被压制，苏学衰落，朱熹谥“文”，理学获尊崇，苏洵谥“文”所蕴含的意义被遮蔽。通过谥号“文”，可见宋代各学派的兴衰历程和政局之变。
关键词：苏洵 谥号“文” 开禧北伐 苏学 学术变迁
苏氏蜀学是宋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之一。苏洵为苏学的开创者，其学以经世致用为导向，力倡博学，并公然强调“权”和兵家思想的重要性，在宋代学术中极具特色。南宋前中期，苏学大盛，朝野出现崇苏热潮，苏氏之书“流传四方，学者家传而人诵之”。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正月，苏洵被赐谥为“文”。此前的绍圣元年（1094）五月，王安石谥“文”，其后嘉定二年（1209），朱熹谥“文”。王安石、朱熹被谥为“文”意味着官方对二人学术地位的极高评价，但苏洵未能从祀孔庙。苏洵谥之“文”有无特殊意义？这反映了什么历史现象？此与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环境有何关联？谥号“文”含义变化的时间和原因亦有待进一步考察。本文拟以苏洵谥“文”事件为切入点，深入考察宋宁宗嘉泰、开禧间的学术风向、政治文化，探讨南宋苏学之地位及其与开禧北伐之关系，并从政局变动和理学的竞争者角度，对理学成为官学的成因作分析。
一、从“文”之小者到接续“斯文”者
在唐代，韩愈、贾至、白居易等人皆单谥为“文”，这仅体现官方对其文学才能的认可。且唐人一般认为带“文”的双字谥优于单字谥，官位不足、刚达到赐谥标准是韩愈等人获单字谥的重要原因。《旧唐书》本唐朝国史而修，反映了唐朝官方态度。《旧唐书·韩愈传》赞语中肯定了韩愈的文学成就，而未彰显其儒学贡献，且称其文有悖孔孟之旨处。谥号亦为朝廷意志的反映，韩愈所谥之“文”应主要与文学相关。
北宋前期，被谥为“文”的有杨亿、王洙。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杨亿被赐谥为“文”。其弟子李遵勖请求加谥“忠”字，未获批准。可见，在仁宗前期，“文忠”之谥优于“文”。朱熹亦言：“孔文子之‘文’是其小者，如本朝杨文公之属，亦谓之‘文’。”孔子称孔文子所谥之“文”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之意，在谥号“文”含义中属于较低级别，故朱熹称其为“文”之小者。
嘉祐二年（1057），在仁宗朝担任过经筵讲官的王洙也曾被赐谥为“文”。其所谥之“文”取“敏而好学”之意，与孔文子、杨亿同，不久该谥号被撤销。反对赐谥者陈述的理由是，王洙官位低，不具备赐谥资格。可见直到此时，单谥“文”并不足贵。王洙赠谥已属优待，单谥“文”是为将其与谥双字的重臣相区别。
至宋神宗时期，情况已发生变化。熙宁五年（1072）八月，欧阳修去世，需为其定谥。礼官最初议定的谥号为“文”。时任管勾国子监的常秩称：“修有定策之功，请加以‘忠’。”该意见被采纳，欧阳修被谥为“文忠”。唐朝和北宋前期更重两字谥，杨亿谥“文忠”而不得，被改谥为“文忠”似抬升了欧阳修的地位。且欧阳修为名臣，谥号加“忠”字可突显其政治成就。但据孙升和陆游之言，将欧阳修之谥由“文”改为“文忠”，实为常秩明褒暗贬。谥“文”意味着欧阳修接续韩愈。而改谥“文忠”，彰显了宋廷对欧阳修政治作为的肯定和对其学术地位的淡化。且二人都提到，常秩阻拦欧阳修用“文”，是为了将此美谥留于王安石。
对欧阳修初谥之“文”，议谥的太常有详细说明：
公维圣宋贤臣，一世学者之所师法。明于道德，见于文章。究览六经、群史、诸子、百氏……以传先王之遗意。其文章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马迁、扬雄、韩愈，无所不及，而有过之者。方天下溺于末习，为章句声律之时，闻公之风，一变为古文，咸知趋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于三代、汉、唐者，太师之功，于教化、治道为最多。如太师，真可谓“文”矣。
此处虽讲到欧阳修文章造诣之高深，但重点称其“明于道德”“传先王之遗意”“为一代学者所师法”，褒扬其传承儒学之功。最后，议者称北宋文明之所以能与三代、汉唐相媲美，欧阳修的教化之功最大。这将欧阳修抬升到宋代第一文化巨人的位置。显然，欧阳修的谥号“文”已不再是杨亿所谥之“文之小者”，而是文化传统的符号，和学术方面的至高荣誉。“文”谥之美，得到了礼官的一致认可。所以，常秩阻拦欧阳修谥“文”确是明褒暗贬。
王安石去世时，旧党执政，王安石未获谥。绍圣元年（1094）五月，哲宗亲政不久，明确表示崇新党，王安石被追谥为“文”。监察御史周秩（新党成员）言：“近诏太常议故相王安石谥。伏以安石遭遇神宗皇帝，其君臣相与行道，以成一代之文。”可见，王安石所谥之“文”与欧阳修初谥类似。得此谥号就意味着王安石为宋代第一文化巨人、行道之儒，官方确定的儒家之道继承人。如此一来，王安石当然有资格从祀孔庙。崇宁三年（1104），王安石配享孔庙。配享诏令中称赞王安石：“天降大任，以兴‘斯文’。孟轲以来，一人而已。”此是钦定王安石为兴“斯文”的孔孟正宗传人。可见王安石谥“文”乃接续“斯文”之意。王安石谥“文”是新学重新成为统治学说的象征性事件。
由上可知，神宗朝之后，单谥“文”已成为道的象征，尊崇无比，不轻易予人。这应与其后的儒学复兴运动、古文运动、尊韩思潮、道统观念密切相关。
首先，神宗时期，单谥“文”的韩愈已成为朝野公认的传道之儒。此时谥“文”意味着接续韩愈，为孔孟正宗传人。陆游和孙升已指出，欧阳修被谥为“文”有特殊含义，即与韩愈相配。韩愈在佛、道大盛的中唐举起重振儒学之大旗。在《原道》中，韩愈列出从古代圣王到孔、孟的传道系统，且有以自己接续孟子之意。北宋庆历之后，儒学复兴运动成为时代潮流。该运动之先驱韩愈成为被推尊的对象。接续韩愈就意味着传孔子之道。因此，各派学者都力图争夺韩愈之后的空位。仁、英之际，韩琦、欧阳修成为宰执，韩愈接续道统说渐成朝野共识，如《新唐书》高度评价了韩愈传承儒学之功，将其与孟子并称。
其次，北宋中期的古文运动亦承韩愈而来，文章之典范从辞藻华丽之文变为有“道”之文。士人们高度肯定韩愈古文的明道之功。韩愈的谥号“文”被赋予新内涵，从“文”之小者被改造为“文”之大者、“有功于‘斯文’”之“文”。周文王亦被谥为“文”。孔子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余何？”朱熹称此处之“文”为“道之显者”。孔子此语有以文化托命人自居之意。这里的“文”有整个文化传统之意，与道紧密相连。
此外，儒学复兴以回向三代和重振古道为号召。而三代圣王、贤臣多为单字谥，双字谥优于单字谥的观念产生于晋代之后。主张单谥之美者往往以古道为依据。如唐人独孤及认为二字谥是三代后朴散礼坏的结果，非古道。故北宋中期，单谥为人所重就可理解了。而在谥字中，“文”声誉最高。单谥“文”自然成为极美之谥。
仁宗后期至神宗时期，欧阳修和王安石是呼声最高的“斯文”接续者。欧阳修是尊韩运动、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的主要推手，以韩愈继承人自居。苏轼指出，韩愈、欧阳修是孔孟之道的正宗传人，接续“斯文”者。且言士人皆认为欧阳修是宋代的韩愈。常秩与王安石关系紧密，王安石曾让宋神宗以师臣待常秩。常秩认为道高于势，曾主张追尊孔子为帝，孟子、扬雄从祀。其对孔、孟、扬的推尊有崇王安石之意。在常秩看来，欧阳修无法与孔子、王安石等人相比，不配称“文”，将王安石最大竞争对手排除在“斯文”系统外。
元丰七年（1084）五月，韩愈从祀孔庙，其儒宗地位获官方认可。宋代自王安石之后，谥“文”者只有苏洵和朱熹。苏洵谥“文”已在王安石之后110年。朱熹谥“文”表明官方认可其作为“斯文”的传承人，与欧阳修、王安石类似。这是其从祀孔庙的前奏。苏洵得谥于“文”尊崇化之后，处王、朱之间，与朱熹得谥仅相隔四年。其谥“文”理由当与王、朱类似，表现了朝廷对其学术贡献的至高评价。李壁为苏洵请谥的劄子言：
苏洵，学综六艺，词雄百家，通于王政，达于权事。……故欧阳修……比之荀卿，而韩琦亦谓虽贾谊不能过。独王安石恶其异己，指为战国纵横之流，天下不以为然也。……独其书伟然配（荀）况、（扬）雄以传。而（韩）琦尤加器重，以为“文追典诰，论极皇王”。……非若专门浅局之士好高泥古、于用则疏者之比也。
此文对苏洵的儒学成就给予极高评价，指出其能统合六经，通王者之政，有圣人之权，文章可与《尚书》相媲美。并言其著作可与荀子、扬雄之书相提并论。荀子、扬雄和韩愈在元丰七年（1084）一起从祀孔庙，同为官方钦定的传道之儒。苏洵堪比荀、扬，当然亦可与韩愈并论，获谥“文”名正言顺。
二、南宋前中期苏学之地位
苏洵未中进士，其官位远不及朱熹，与王安石更有天壤之别，学术成就似亦不能与王、朱相比。苏洵为何能谥为“文”？苏洵本人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力是其得以谥“文”的重要原因。苏洵为苏学的开创者，为诸多士人所推崇。早在仁宗时期，苏洵即为欧阳修等人所推重。因其著作中有性恶、以礼起伪说，故常被比为荀子。因其博学、善文，在学术上有创见，且为蜀人，宋人常将其与扬雄并论。一些士人不仅推崇其文，且重其学。在宋钦宗时期，胡舜陟指出，苏洵与扬雄、韩愈、欧阳修、苏轼为孔孟之后五大儒。叶适亦言：“苏洵自比贾谊，曾巩、王安石皆畏其笔，至以为过之，欧阳氏比于荀卿；嘉祐后，布衣特起，名冠当时而高后世，李觏、王回，岂敢望也！”由此足见苏洵之学术影响。
苏洵谥“文”与南宋前中期苏学的地位密切相关。元祐间，为对抗新学，苏轼力赞欧阳修，指出其为“斯文”接续者：“斯文有传，学者有师……今公之没也……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新学）。”苏轼还言：“今吾衰老废学……而天下士子不吾弃，以为可以与于斯文者，犹以文忠公之故也。”苏轼以欧阳修传人、“斯文”接续者自居。哲宗亲政和徽宗时期崇荆公新学，欧苏接续“斯文”说受压制。南渡之后，新党被否定。王安石之学广受质疑，且有人主张追夺王安石谥号。同时，苏学获得推崇，欧苏接续“斯文”说在南宋前中期为诸多士人所接受。如王十朋指出，在仁宗和欧阳修的努力下，宋代文治远过唐代，可与西周相比。此与欧阳修谥“文”之议相似。杨万里称：“焕乎之文……天经地纬……在仁宗时，则有若六一先生（欧阳修）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时，则有若东坡先生传六一之大宗。……中更群小……禁而锢之，盖‘斯文’至此而一厄也。”杨氏亦认为，欧阳修和苏轼是“斯文”接续者，苏学被禁，乃“斯文”之厄运。
宋孝宗是尊苏最有力的君主。在孝宗朝，二苏先后获美谥（“文忠”“文定”），苏轼得赠太师。且宋孝宗所作《苏轼文集序》和王淮所作的《苏文忠公赠太师制》皆将苏轼与孟子相提并论，称其文基于道，为“儒者之宗”“一代文章之宗”，并言表彰苏轼是为了兴起“斯文”。宋孝宗力主使苏轼从祀、配享孔庙。此举虽未成功，但也表明苏学成为该时期最受官方推崇的学说。光宗和宁宗前期大体承袭孝宗政策。宁宗嘉定元年（1208）刘弥正表示，朱熹之前的宋儒最有资格谥“文”的是欧阳修和苏轼，王安石不配谥“文”。苏洵被谥为“文”可视为孝宗尊苏政策的延续。
李壁之父李焘是主张苏轼从祀孔庙的另一主要人物。其将苏轼视为本朝顶级大儒，指出苏轼和司马光可比孟子。理宗端平二年（1235），李壁之弟李埴奏请苏轼等十人从祀孔庙。可见，李焘父子皆认为苏轼是孔孟之道正宗传人。李壁曾为苏洵所修《太常因革礼》《六家谥法》和苏辙《古史》作跋，肯定苏洵和苏辙之学术贡献。在苏洵谥议中，李壁高度评价了苏洵的学术成就，批评了贬苏洵的王安石和只尚专门、好古泥高、不切实用的理学人士。显然，与父、弟请求苏轼从祀相似，李壁为苏洵请谥亦是在为苏学争道统地位。全祖望言：“明允（苏洵）之谥，赐于开禧时，当雁湖（李壁）执政，主张蜀学，遂以一字之谥宠之。”即因李壁主张苏氏蜀学，苏洵得以获一字美谥，此论有理。
开禧二年（1206）七月，李壁拜参知政事。李壁推辞，而诏令不准。诏书对李壁赞誉有加：
用真儒乃无敌于天下。……非道不陈于前，言皆可复；廷臣无出其右，政将焉归。
宋后人常用“真儒”指代圣人。卫泾称李壁为“真儒”，是以当代圣人视李壁。制词中所言的“廷臣无出其右”，源自宋孝宗对苏轼的评价。有将李壁比作苏轼之意。这说明李壁在部分士人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父因子尊，李焘因李壁之贵获赠太师。赠官制词言：
文章事业，则三苏擅美于一门。阒尔百年，于今指李。具官某心潜六艺，望冠三朝。……载笔得麟经之体，遗编俨金匮之藏。兹眉山之信书，续元祐之正学。
王淮代宋孝宗所作《苏文忠公赠太师制》言“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此处将李焘父子与三苏父子相比，称李焘延续苏氏的元祐正学。且言李焘研习六经，名望为孝、光、宁三朝之冠。并将《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孔子的《春秋》相类，将李焘尊为一代儒宗。开禧三年（1207），辛弃疾给李壁的词中言“君家右史老泉公”，将李焘比作苏洵。本年叶适在李焘《巽岩集》序中称：“李氏《续通鉴》，《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他指出孔子作《春秋》之后，只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可与相提并论。以《长编》比《春秋》，以李焘继孔子，足见推崇备至。
叶适称三苏去世后，天下人都认为李焘、李壁、李埴父子是其传人：“蜀自三苏死，公父子兄弟后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学，综练古今名实之际，有补于世。天下传以继苏氏。”李壁言苏洵“学综六艺”“浸向于用”“文追典诰”。叶适对李焘学术特色的评价与之相类。《宋元学案》言：“先生（李埴）父子兄弟以文章著，眉人比之三苏。后溪刘文节公（刘光祖）为老泉请赐谥，雁湖（李壁）助之，故得一字之典曰‘文’。或谐先生曰：‘吾子即他日之卯君（苏辙）也。’”可见，在苏洵谥“文”之时，有人即以李焘比苏洵，李壁拟苏轼，李埴类苏辙。
由上可知，南宋前中期苏学是道统最有力的竞争者。其中，李焘父子尊苏尤力。南宋中期，李焘父子学术地位极高，被公认为三苏正宗传人。时人多将李焘比为苏洵。故尊苏洵和崇李焘乃一体两面。推崇苏洵可彰显李氏父子家学，为确立李焘的学术地位打下基础。
三、嘉泰、开禧时期事功派占绝对优势
李壁为苏洵请谥的劄子中称苏洵之学“通于王政，达于权事。……指事切理，不为空言”。“非若专门浅局之士好高泥古，于用则疏者之比也。仰惟陛下恢洪远猷，崇尚实学，如洵之贤，宜在褒表。”此是将苏洵称为经世实学的代表。在宋代士人中，苏洵对经世致用的强调尤为突出，有极端化倾向。他以经世为唯一重心，指出为此目的应特别注重用“权”，即强调变通，甚至可不考虑手段的正当性。而且他公然宣称儒者在致用上常不足，应吸收兵家、纵横家等各家思想，且相对轻视道德、理想、出处和性理之学。欧阳修评价苏洵：“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二苏在性理之学方面亦有成就。苏洵之学事功思想更重，其被尊崇体现了此时经世实学的地位。
宋孝宗尚经世实学。苏洵为此类学风的代表人物，故其学为士人所重，蜀人和浙人尤为突出。从李焘、陈傅良、陈亮的论著中，都可看到老苏的影响。以至于朱熹言“安定、太山、徂徕、庐陵诸公以来，皆无今日之术数。老苏有九分来许罪”，将苏洵视为孝、光时期功利思想的罪魁祸首。但此时理学亦大盛，在士人中有很大影响力。孝宗虽不喜理学，但并未打压理学。理学成为苏学的制衡力量。
宋宁宗庆元时期，朝廷对理学加以禁锢，削弱了理学在政坛上的影响力。然而，反道学派虽多举苏学旗号，但将不认同理学思想的事功派人物也一并贬斥。李壁、李埴、刘光祖等苏学传人皆受影响。这对苏学和事功派的发展有害无益。
李壁于宁宗嘉泰四年（1204）八月权礼部侍郎，苏洵定谥在第二年正月。李壁之文应作于嘉泰四年八月至十二月。在此前的嘉泰二年（1202）末，党禁已弛。但朝廷此时并没有否定党禁，只是允许党人自新，停止处罚，以示宽大为怀。故理学仍不在官方推重之列，理学士人处境无大好转。
庆元党人群体（即学者所言的理学家集团）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朱熹及其弟子为代表的理学士人，第二类包括赵汝愚、留正和陈傅良、叶适等浙东士人。第二类人与理学家在学术上存在重大分歧，偏重事功。嘉泰二年的解禁对庆元党人集团的事功派影响最大，不少人得到重用，处境与理学士人大异，党人阵营由此分裂。理学派侯贯卿评价弛禁后的情况：“然学禁虽衰，权焰方炽，……。其或愤于久郁，乐于乍伸，辄动其弹冠经世之念，则其思犹未熟也。”理学派将批判目标指向党人中的事功派，认为其不应复出，急于用世，为虎作伥。
党人群体中的事功派在嘉泰、开禧年间被委以重任的有叶适、薛叔似、吴猎、丘崈、李壁。其中，李壁尤值得重视。绍熙五年（1194）闰十月，朱熹被逐。李壁上书反对。赵汝愚、周必大与李焘为至交。周必大应李壁之请为李焘做神道碑，周必大的行状为李壁所作。留正对李壁奖掖有加。赵汝愚在编《国朝名臣奏议》时，李壁曾参与讨论，晚年编《中兴奏议》，为赵书续编。赵、周、留、朱是党禁打击的核心人物。李壁与四位皆有深交，当属党人群体。
庆元二年（1196），党禁日严，李壁出外任知州。其虽未遭惩处，但难获升迁。嘉泰三年（1203），党禁弛，李壁任夔州路提点刑狱。十月，入朝任秘书少监。嘉泰四年（1204）八月，李壁权礼部侍郎。为苏洵请谥议即作于此后不久。开禧元年（1205）十二月，李壁任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兼直学士院兼枢密都承旨。既负责起草制书、修史和礼仪，又参与军事筹划，足见地位之高和韩侂胄之倚重。开禧二年（1206）五月，李壁草北伐诏，升任礼部尚书。七月，拜参知政事，成为朝廷核心成员。嘉泰二年后，李壁之弟李埴和苏学传人、李壁好友刘光祖亦被起用。刘光祖担任眉州知州，在任期间为苏洵请谥。丘崈在弛禁后的嘉泰三年（1203）复起，后担任江淮地区主帅。开禧二年，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丘崈与李壁关系密切，其升迁与李壁力荐有关。且丘氏与李壁之父李焘同道。
叶适在嘉泰三年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开禧二年（1206），叶适权吏部侍郎，又担任江东安抚使等要职，成为开禧北伐期间重要的军事统帅。叶适与李壁兄弟关系密切、学术契合，已如前述。此外，叶适同乡薛叔似于嘉泰四年（1204）被擢为权兵部侍郎，后任兵部尚书和荆湖地区主帅。
以上诸人皆属党人集团中的事功派，为苏学传人及同道。他们在嘉泰二年后复起的原因如下。此时虽解禁，但轻理学的学术政策并未调整，自然不会重用理学家。而党人中的事功派和反道学派皆反对空谈性理，与官方学术政策契合。叶适、李壁等人尤重经世致用。按这种理念，只要政治并非特别黑暗，就应行其学。而理学家不长于经世，不为朝廷所重。嘉泰二年后，朝中调和派力量上升。他们虽不认同理学，但不主张采取党禁方式打压，与叶适等人观点最为接近。故此派得势后主要援引党人集团中的事功派。此时，朝廷中的反道学派亦崇苏。如刘德秀指出二苏“终其身无一瑕可指”。开禧元年（1205）正月，李壁与刘德秀共举何致应贤良方正科。何致乃何耆仲之子。何耆仲在乾道年间为苏轼请谥。李、刘联手推荐何致，当与两人皆崇苏学相关。
综上，嘉泰二年党禁松弛后，理学仍不为朝廷所喜，理学家未得重用。而不少事功派人士被委以重任。其中以李壁、李埴兄弟和浙东的叶适、薛叔似为代表。李氏兄弟是苏学传人，浙东学派在学术风格上与苏学相似，为李氏同道。反道学派和调和派多尊苏、尚事功，苏学派和事功派力量重新汇聚。此时理学尚未从学禁阴影中走出，王安石之学早受冷落。此时，苏学和经世之学在朝堂上已无敌手，苏洵为宋代学者中最偏重经世者，故可在此情势下得美谥。
四、承苏洵主张，为北伐造势
李壁在苏洵谥议中言苏洵“通于王政，达于权事。方时燕安，中外以兵为讳，洵独著书极论为国之大计与制虏之长策，皆指事切理，不为空言”。这里特别提到，在宋仁宗时天下太平，士人忌讳谈兵。这时只有苏洵在著作中讨论如何用兵制敌。此言虽有夸大，但苏洵确为北宋谈兵士人的代表，在宋代著名学者中较为突出。苏洵思想受兵家影响甚深。在《权书叙》中，苏洵对“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的说法加以驳斥。且言：“《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其明确指出，作《权书》是力图将《孙子兵法》的思想与儒学相结合，弥补儒学在经世层面之不足，使仁义得以实现。《权书》各篇大抵谈兵。强调“权”“势”“机”是苏洵思想的重要特色，皆受《孙子兵法》影响。
此外，在宋辽关系上，苏洵反对和议，且献应敌之策。澶渊之盟后，宋代士大夫多认为纳岁币利大于弊，主张维护宋辽两国和平。苏洵认为，此种想法极短视，力陈制敌之策。在名篇《六国论》中，苏洵将六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归于“赂秦”。该史论也是仁宗时之政论，针对宋辽关系而发。在《审敌》篇中，他明确指出纳岁币于辽使民众负担加重，难以为生。并指出，辽国的如意算盘是靠收岁币使宋日益弱、辽日益强，待宋有变而满足其更大欲望。因目前状态对辽有利，故其喜和厌战，希望保持现状。而对宋朝而言，情况正相反。故应停止纳岁币而敢于迎战，“蓄全力以待之”。
靖康之变后，不少士人开始重视兵家思想，其中以苏洵的蜀地同乡为多，如张浚、王赏、员兴宗、李焘、虞允文、赵雄等。他们是南宋主战派的核心人物，继承了苏洵的学术和主张。除蜀人外，尊苏学的宋孝宗和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也对兵家思想极为关注，与苏洵同调。在孝宗前期，谈兵成为一种时尚。此为韩侂胄所继承，为其举措提供了正当性来源。庆元党人集团中事功派的复起与之有密切关系。
嘉泰以后，宋廷即着手备战。嘉泰三年（1203）后，步伐加快。嘉泰四年（1204）四月，宋廷立韩世忠庙于镇江府。五月，追封岳飞为鄂王。岳飞是主战派的一面旗帜，追尊岳飞当然是为拒和备战造势。开禧二年（1206）四月，追夺秦桧王爵，追回秦桧谥号，议改秦桧谥号为“缪丑”。这亦是为北伐提供意识形态支持。苏洵正是在该时期被谥为“文”的，且贬斥秦桧的主要推手也是李壁。李壁谥议中特别指出，苏洵重视谈兵和制虏。故苏洵获美谥显然和褒扬岳飞、为秦桧定恶谥有同样功能。为北伐造势，既要褒武将代表，也应尊儒学宗师。作为宋代谈兵之雄和力主制夷的苏洵，自然被选中。
在苏洵定谥的当年九月，李壁奉命出使金国，言南宋无用兵意，释金国之疑。十月十二日，李壁上书论宋金形势和制敌之策：
七八十年之间，士大夫以宴安处屈辱……臣等……亲践虏庭……观彼事势，岂能久存？所恨去岁……边头小人……轻出抄掠……彼遂生心。此则虏有可图之隙，而我未得制虏之术也。……馆伴之言，复以盟誓为当守，用兵为深戒。臣等于是揣知虏情之微。盖其盗有区夏，志满意足，但得无事，其利已多。……夫弃百年之深怨积怒，而守一时之虚言空约……此非臣之所敢知也。……故臣区区以为今日进取之机，所当重发而必成，不可轻出而苟沮。……故臣愿陛下……策励振作，以鼓忠义之气。……机会可乘，然后焱奋雷迅，扫清河洛。
将李壁此奏与苏洵的《审敌》篇相对照，可明显看出两文的一致性。其一，苏洵指出，和汉景帝时类似，仁宗时许多士人或不知有远祸，或认为祸不及身，主张因循苟且。李壁也批评此时士大夫因私意和缺乏远谋，而习于故常。其二，苏洵认为，和议有损于宋而利于辽，所以辽人喜和而厌战，愿意守约。李壁在出使金国的过程中，通过与金人交流，感受到他们想固守盟约，反对用兵。其三，苏洵提到，宋朝本不应给金人岁币，应当停岁币、拒和。李壁也认为，和约只是一纸空文，不应固守。其四，苏洵指出，辽有内忧，主张乘机开战，且易成功：“方今匈奴之君有内难，新立，意其必易与。邻国之难，霸王之资也。且天与不取，将受其弊。”李壁通过观察指出，金有衰落之迹象，有可图之隙。其五，苏洵批评晁错虽然大方向正确，但“不为备反之计”，轻进寡谋。李壁也对轻举冒进的行为进行斥责，且力主严惩，此前曾建议诛杀擅动的朱裕，以消除金国的戒心，主张深思熟虑，审时度势，乘机而重发，以求必成。
李壁为苏学传人，他对宋金形势的看法和应对之策受到了苏洵影响，并将苏洵之思想与时局相结合。所以，李壁为苏洵请谥，并赞扬其制虏之策就可理解了。李壁的战略主张与韩侂胄对金强硬态度有相合处，故在开禧元年被委以重任。苏洵在此时被尊崇也出于同样原因。这正是李壁所说的“鼓忠义之气”的需要。此外，李壁于开禧二年（1206）还完成了《中兴十三处战功录》，记载宋高宗朝韩世忠、虞允文等人破金军之事。陈振孙言：“开禧乙丑，北事将作，其书成。”可见此书亦与时势相关。
李壁还是贬秦桧的重要推手。开禧二年（1206）四月，李壁上奏，请求为秦桧定恶谥：
秦桧……力唱和议。……朘国增币，以为厚敌之资。……诬杀良将，易置兵柄，以破垂成之功。……乞将桧所得官爵特从贬夺，仍下礼官按罪定谥。
臣愚以为宜亟贬秦桧，示天下以仇耻必复之志，则宏纲举而国论明，流俗变而人心一。
此奏上于出兵不久，自是为北伐助势。《宋史》称：“议者谓壁不论桧之无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虽公，特以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此说是片面的。主张积极备战，以图恢复，崇岳贬秦，是南宋以来诸多苏学传人的共识。张浚、宋孝宗、赵雄、李焘都以和议为一时权宜，以恢复为目标，主张积极备战。张浚在南宋时期是主战派的一面旗帜。秦桧第二次任相后，力主和议，与张浚势同水火。宋孝宗即位后对岳飞进行有限度的平反。苏学代表人物赵雄与岳家私交甚好，对岳珂极为爱护。李埴还作有《祭岳鄂王文》。
李壁之父李焘虽不认同虞允文、赵雄的激进主张，但也坚决主张恢复。其所著《六朝通鉴博议》可视为北伐的重要参考书。李焘曾向孝宗言，只要措施得当，静待良好时机，则恢复可期。从此书中，也可看出其对恢复的信心。四库馆臣言：“后其子壁，不能守其家学，附合韩侂胄之意，遂生开禧之兵端。”但积极备战，以图恢复，亦是李焘家学。由前文可知，李壁亦反对轻举妄动，主张重发而制敌。李壁对北伐用兵的积极态度，对秦桧的贬责，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苏洵、张浚、宋孝宗、赵雄、李焘等苏学一派主恢复和尊岳反秦传统的继承。李壁一系列举动也是行其所学，其基本理念与韩侂胄的政策有一致处，故可相互配合。但在具体层面，两人存在分歧，李壁更为持重。在起草北伐诏书的问题上，李壁不能坚持己见，屈从了韩侂胄，那也是形势使然。
综上，苏洵是宋代著名学者中最喜谈兵者，且是北宋拒和开战派的代表人物。嘉泰、开禧年间，备战用兵成为国策。苏洵谥“文”与同时期的尊岳贬秦等一系列事件类似，都旨在为北伐造势。李壁是这一系列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尽管他常被人指责为附和权奸，但恢复、备战、尊岳贬秦是南宋时期众多苏学人物的共识，李壁继承了这一传统。大方向上的一致是李壁与韩侂胄联合的重要原因。苏洵谥“文”等事件既反映了朝廷的国策，也贯彻了苏学主张。叶适和辛弃疾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与李壁亦极相似。
五、嘉定初政局之变和朱熹谥“文”
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韩侂胄被诛，开禧北伐以失败告终。在诛韩政变中，李壁是主要参与者，且政变重要人物钱象祖、卫泾、夏震均与李壁交往甚密。政变后，李壁以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此时，李壁地位仅次于钱象祖，掌军政大权，又为诛韩功臣，才能出众、博学擅文，人望甚高，备受期待。且其着手革新政局。真德秀言：“公（李壁）既兼行二府事，方建白正储闱，召故老，开言路，尽下情。凡大命令，多公所自草，庶几涤除秕政。”但李壁也因此成为史弥远的主要政敌。朝廷此时正严厉打压韩侂胄之党，全面否定开禧北伐。殿中侍御史叶时简单地将李壁归为韩侂胄之党和附会北伐之人，李壁因此被罢。其弟李埴亦受牵连。其盟友钱象祖、卫泾、倪思等人亦于不久离朝。李壁之友叶适的处境与李壁相似。在诛杀韩侂胄过程中，叶适弟子起了重要作用。但韩氏死后不久，叶适即因御史中丞雷孝友弹劾而落职。其罪名也与李壁类似：“阿附权臣，盗名罔上。”叶适是经世之学的代表人物，其再出乃是为行其所学，且反对韩氏的冒进主张，拒绝草诏，又在金军南进时，保全建康，但仍被论罢。
李壁和其同道他们退出政治舞台，是反韩政策扩大化、极端化的表现。嘉定元年（1208）正月，叶时、黄畴若请求将韩侂胄枭首。“诏枭韩侂胄首于两淮。”后宋廷又函韩侂胄之首于金。而叶时正是要求贬责李壁者。由于韩侂胄被彻底丑化，不仅北伐用兵被否认，求恢复者也被视为附和权奸，遭严重打压。而主和议的秦桧被重新肯定。开禧二年，李壁请求贬秦桧，彰忠义之气。嘉定元年（1208），宋廷“复秦桧王爵、赠谥”。显然，此时的政治和学术氛围与苏洵谥“文”之时正相反。苏洵获美谥和秦桧得恶谥在同一时期，基于相似理由，且皆出“罪臣”李壁之议。苏洵谥号虽未被改更，但也显得不合时宜，自然被淡化。
在这种情形下，与“恢复”紧密联系的经世之学亦受影响。有学者指出，韩侂胄北伐“对事功学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叶适个人的仕途生涯也在开禁以至北伐中达到顶峰。但是随着北伐失败，韩侂胄被诛，叶适不仅退出政治舞台，而且他所主张的儒家思想，也因此遭到攻击，因为已有的实践似乎证伪了浙学”。此论很有道理，且适用于李壁和苏学。李壁的退场也标志着孝宗以来重经世、图恢复、崇苏学之风的衰歇。
苏学和事功派是理学派的最大劲敌，其衰落自然有利于理学的发展。宋光、宁时期，士人大体可分为理学派、同情理学的事功派、反道学派和中间派。后三类士人皆曾为韩侂胄所用、多崇苏，在嘉定时都受到牵连。而与韩侂胄势不两立的理学士人与嘉定时的政治风气相合。他们亦对李壁、叶适等人加以批评，认为其急功近利，而称赞朱熹：“然宗师（指朱熹）既亡，义理日丧，风俗自是大坏。……虽往时坐党久废之人，亦有趑趄于侂胄之门矣。其祸极于开边而后已。”理学派自然受到重视，成为史弥远盟友。被韩侂胄迫害的理学宗师当然应受表彰，朱熹正是在此大背景下被谥为“文”。理学派认为，韩侂胄被诛，朱熹之“忠诚先见，始获暴白”，“特赐谥”。朱熹谥议称，六经为载道之文，孔子之后，孟子、子思维持“斯文”之不坠。并言“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朱熹足以与韩愈相配，得单谥“文”。且言：“盖孔子之道，赖子思、孟轲而明。……由汉而下暗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嘘其焰，至公而圣道灿然矣。”这显然是将朱熹和理学诸子视为孔孟之道的正宗传人。朱熹得谥是理学开始盛于朝堂的标志性事件，其后十余年间宋代理学诸子周敦颐、二程、张载和南宋理学宗师张栻、吕祖谦也被赠予单字美谥。这意味着朱熹等人具备了从祀候选人资格。淳祐元年（1241），朱熹和北宋四子从祀孔庙，理学时代正式到来。
六、结语
宋代是最重视道和学的历史时期，单谥“文”具有特殊和重要的象征意义。它见证了学术中心人物由欧阳修、王安石至苏洵，再到朱熹的转变。其与儒学复兴运动、荆公新学和苏氏蜀学的兴衰、理学盛行、新旧党争、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嘉定更化等重大学术和政治事件紧密相关。
唐代和北宋前期，单谥“文”不为人所重。北宋中期，儒学复兴，韩愈谥之“文”被赋予传孔子之道的内涵。熙宁以后，单谥“文”成为学术方面的至高荣誉。欧阳修和王安石是英、神之际最受推崇的大儒。欧阳修初谥之“文”彰显了其儒宗地位，因王安石一派中常秩的反对而改谥。哲宗亲政后，新学重受推崇，王安石得谥“文”，成为钦定的孔孟传人，并于不久后配享孔庙。南宋之后，新学被批判，王安石所谥之“文”广受质疑。苏学受推崇，二苏先后获美谥。苏轼被宋孝宗和诸多士人认为是“斯文”接续者，成为道统最有力的竞争者。但理学在社会上颇具影响，苏学未能成为官学。
庆元党禁虽遏制了理学，但也将许多尊苏士人打入逆党。苏洵谥“文”于开禧元年，这标志着苏学在官方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此与党禁解除后事功派复起有关，该群体重经世，多为苏学传人和同道。此时理学仍不为官方认可。反道学派和调和派亦近苏远程。苏学派和经世派之力量得以汇聚，在朝廷无学术对手。且此时苏学派士人李壁为韩侂胄倚重，故苏洵谥“文”得以顺利通过。嘉泰末和开禧初，朝廷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北伐造势，如崇岳飞、韩世忠和贬秦桧。而作为谈兵之儒和主战派代表的苏洵自然成为文化上的旗帜，以鼓舞士气。苏学传人多主张用兵和恢复。尊岳飞、反秦桧也是诸多苏学人物的共识。苏洵谥“文”和贬斥秦桧，不能简单理解为李壁附和韩侂胄。南宋中期，士人普遍将李焘父子和三苏父子相类比，视李氏父子为苏学最杰出的传人。所以，崇苏学即弘扬李氏家学，尊苏洵亦有助于提升李焘地位。李壁在劄子中提到韩琦对苏洵的推重。而此时的主政者韩侂胄为韩琦后人，理应继承乃祖而尊苏洵。除苏洵外，李壁还曾为范祖禹、常安民、张庭坚请谥。而最初为苏洵请谥的是蜀人刘光祖。苏洵谥“文”亦是蜀人推尊乡贤的结果。
苏洵谥“文”，意味着是官方钦定其为孔子正宗传人，具备了从祀候选人资格。然而，苏洵未能如王安石、朱熹进入孔庙。原因在于，苏洵谥“文”不足三年，开禧北伐失败、韩侂胄被诛，李壁、叶适等事功派人物被逐，朱熹谥“文”，理学受推崇，南宋政局和学术政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苏学自此丧失了在朝廷中的优势地位，苏洵的地位自然未能更进一步。“苏文公”因此较少被提及，其蕴含的丰富政治文化内涵被掩盖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