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低级官衔的制度规定及其社会功能一直被学界忽略，纳粟所授“州助教”官衔及其群体提供了较好样本。宋代州助教称呼源自唐代地方教员，本无品级，最晚到真宗时成为从九品官衔，徽宗时列为十等散官之末。州助教广泛授予各类平民，其中纳粟所授州助教地位最低，是宋代最低微的文官官衔，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连接“朝廷”与“地方”的功能。纳粟所得州助教原则上不允许出官，在经济、法律、科举方面可以享受有限特权，且特权只限本人使用，不能惠及亲属。但富民可充分利用这一官衔，在基层社会保障家庭财富、提升乡里威望、强化在当地事务中的发言权，其制度外的隐性收益能绵延不断、惠及子孙。
关键词：宋代；州助教；散官；纳粟补官；富民
在宋代制度中，“散官”主要针对两类官衔：第一类是和职事官相对，作为文武官员个人品阶标志的文散官和武散官。第二类是宋代用来补授贬降官、特奏名、吏人出官、纳粟人的散官。本文研究的“散官”属于第二类。这类官衔闲散、无执掌，至北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被厘定为十等，其中最末等的“州助教”，是本文重点考察对象。“州助教”既指“某州助教”这一类官衔，又指被授予这一官衔的群体。
在宋代文官的金字塔结构中，散官是底层，州助教是散官最末等。州助教授予对象主要是：科举中的特奏名、有助教化的地方人士、纳粟授官的富民。其中纳粟富民所授州助教地位最低，处在文官群体中最边缘、最卑微的位置，他们对政治几乎没有影响，在宋代制度条文和传记资料中记载不多，形象零星且模糊。但是，翻阅地方志或金石碑刻资料就会发现，这个群体人数颇众，在乡里非常活跃。他们一方面被官僚士大夫轻视甚至鄙视，另一方面对乡里民众来说，却俨然是当地颇有身份和影响的人物。他们活跃在官场和民间的交界处，地方长官施行治理与教化时，经常需要仰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如果要论对国家政治大局的影响力，庙堂之上的宰相肯定比身居乡里的州助教重要得多；但若论对民间基层社会的直接影响，与乡里百姓朝夕相处的州助教的作用恐怕要远远大于宰相。研究官衔对宋代国家与社会的实际影响，不能只盯着中高层官僚，还应目光下移，处于官民之间的州助教正是一个基层视角的绝佳样本。通过这个样本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宋代的“国家”与“地方社会”、“朝廷”与“基层”之间是如何借助“底层官衔”连接起来的。本文以宋代富民纳粟授官所得“州助教”官衔为重心，考察宋代“州助教”的性质、地位与社会功能。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州助教在官僚金字塔中的制度性定位。二是对于因纳粟获得州助教的群体来说，这个官衔意味着什么？这既指州助教的制度性待遇，也包括富民对此官衔超越制度规定的灵活性运用。
目前学界对散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唐五代宋初府州上佐（别驾、长史、司马）的研究。二是在对宋代贬谪官、特奏名、纳粟授官等群体研究中，涉及其所授散官及相应待遇问题。其中，缺乏对“州助教”官衔专门的研究。学界对宋代纳粟授官的研究以王曾瑜为代表，他考察了宋代纳粟授官的价格、进纳人的阶级成分及进纳人授官后在赋役、任官、科考、通婚方面所受的限制；并将朝廷进纳措施与大臣私下受贿赂官行为视作同一性质的“卖官”，予以批判。伍跃则认为在明清纳纳制度化之前，政府出售任官资格和出身资格的行为，都属于临时性聚财措施；和个人之间的买官卖官不同，捐纳是一项国家制度，其收入原则上被纳入国家财政。
一、宋代“州助教”名称承自于唐
宋代“州助教”名称乃沿袭唐代而来。唐代制度设计中，地方州县应有官办学校，并设博士、助教负责教学。《通典》云：唐代“诸府、州、县各有助教员。”具体设置如表1所示。
表1 唐代州县博士、助教员额和品阶
表1反映的是唐代理想化制度蓝图，若照此配置齐全，可谓“州府之任备焉”。其中府州博士是品官，原则上由中央任命。而府州助教和县博士、助教无品，不是官，由地方政府自己聘请，有员额，可以领取俸禄。唐代关于地方学校设置的这一蓝图，实际没有做到。唐末五代战乱动荡，朝廷更无暇关注地方教育。至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朝廷下诏地方建学，主要在州一级推行，并设置“教授”一职。但当时的教授并非品官，其性质只是地方政府聘请的教员。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州学教授一职改由中央选派官员担任，其性质才从教员变成官员。
北宋仁宗朝下诏地方建学后，只设州学教授，并未设州学助教。宋代州学实际上并无“助教”岗位。但是，宋代史料中却能看到大量“某州助教”,这些头衔从何而来？这是借用了表1中唐代府州助教的空头衔，它和宋代地方官学其实并无任何关系。这个空头衔，在宋代作为一种奖励被广泛授予平民、特奏名、吏、医人等各种非官员群体。从另一方面说，也正因唐代府州助教早就成为空头衔，才会被宋代拿来广泛使用而不致影响地方官学实际教学工作。
据史料显示，宋代府州助教头衔主要授予名臣后裔、纳粟、百岁老人、特奏名、吏人出职等群体。例如：真宗朝曾以唐代刑部尚书致仕白居易之孙白利用为河南府助教；又以高邮军百姓荀怀玉“出米麦三千斛济饥民”，授“本军助教”。神宗朝，“台州民延赞等九人，年各百岁以上，并授本州助教”。徽宗朝，有越州特奏名进士叶枢，教授潍坊助教。南宋绍兴末诏书云，“大理寺治狱合置检法使臣一员，许本寺踏逐外路州军曾充法司、出职补摄诸州助教名目人充”。这些事例说明：第一，“某州助教”的州一般是本人户籍所在的“本州”，但也可能是他州。如第四例叶枢是越州特奏名，但所授是潍坊助教。越州属两浙路，潍坊属京东路，相隔较远。第二，这些助教是纯粹奖励性质的虚衔，与当地官学没有关系。如第二例百岁老人，实际不可能去从事教学。
二、州助教在宋代散官十等中的地位
宋代“州助教”名称虽承自于唐，但性质发生了改变。州助教在唐代不是官，只是州学教员，地位低微；但到宋代却获得品阶，成为官衔，并被编入散官十等系统。北宋徽宗政和三年，定散官为十等，南宋沿置。具体分等情况列表如下。
表2 政和三年散官十等情况表
上述十等官衔均来自唐五代，宋初已逐渐失效，成为无所执掌的空头衔。因此，它们在北宋前期就已经被用作散官。如太宗朝，知制浩王禹偁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翰林学士宋白被贬为保大军节度行军司马，说明当时团练副使、节度行军司马这两个官衔已经失去原有职能，作为安置责降官的散官使用。而且北宋前期，具有同样功能的散官并不止这十个。史载：“故事，谪散官虽别驾、司马，皆封赐如故……至司户参军，则夺封赐。”引文中“司户参军”也来自唐代州级僚佐系统，后来被宋代用做散官以安置贬谪官等。所以北宋徽宗政和三年的“散官十等”只是将这批散官删选淘汰后予以整齐化、序列化而已。
从官品看，“散官十等”分为三种情况。首先，前四等（节度副使至团练副使）原本是差遣，本无品阶，至北宋变成品官。其次，中间五等（州别驾至州文学参军）在唐代有品，北宋将其品阶一律降低到九品。最后，末等州助教在唐代无品，其性质仅是地方各州自己聘请的教员，但北宋将其身份拉高成为品官。北宋官品令目前或不存或残缺，表2中的“北宋元祐官品”一栏，乃据《职官分纪》各条零星记载统计。政和三年散官十等的官品，应该就是从《元祐官品令》沿袭而来。这再次说明政和三年“散官十等”只是将已有制度整齐化，并不是一种新制度。这十个散官按品阶从高到低排列，虽称为“十等”,但“十等”内部实际上不能自动迁转。史载，寇准贬官：“降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贬道州司马。仁宗即位，再贬雷州司户。逾年，徙衡州司马。命未至，卒。”又如，绍兴六年(1136年),贵州助教唐斌“升循州文学。斌，连州人，元符末为太学生，坐上书诋诬，送本贯自讼斋听读。至是，特奏名入五等，从例乞推恩，特录之”。引文中，寇准经“州司马一州司户一州司马”，唐斌经“州助教一州文学参军”，类似现象很容易造成误解，以为散官内部是可以上下迁转的。实际上，引文中的每次散官变更，都出于特旨。故本文认为，散官一旦授予，除非特旨，否则不能变动，也不能在散官内部自动升降。
作为散官末等的“州助教”，在北宋何时开始具有品阶？完整结衔如何？根据北宋“建隆以后合班之制”，州助教列在最末。现存史料中关于宋代州助教完整结衔的材料不多。目前可见者较早的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的石刻资料，其中有署衔：“将仕郎、守本州助教谢用。”真仁时期官员胡宿的文集中有一道制书，题为《在京进纳斛斗楚州等第户房旺可将仕郎、守本州助教制》。又如郭友直，熙宁四年“恩授将仕郎、守龙州助教”。从上述例子看，北宋前期，州助教全衔应是“文散官十守某州助教”形式。宋初沿用唐代文散官29阶，州助教所带文散官基本可确定是第29阶（即末阶）“将仕郎”（从九品下）。“守”在北宋前期表示文散官品阶低于职事官品阶。因此可以推测，最晚至北宋真宗朝，州助教已经具有“从九品”，否则不该用“守”，而应用“充”。
北宋神宗元丰改制将京朝官“以阶易官”后，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至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又改革、调整选人阶官。目前尚未找到崇宁二年改革以后州助教全衔的实例。但有两人的例子可说明问题。一是方惟深的墓志铭载：“公讳惟深……崇宁某年，有司举贡籍，以年格应补军州助教者，就赐敕牒、袍笏于其家，公得兴化军助教。”二是无锡士人张公尚，南宋绍兴十八年参加特奏名考试，唱名在末等，补和州助教。他感慨之余赋诗一首，其中一句说：“尚喜衫仍绿，仍怜牒是黄。”元丰改制后，文官服色首先由寄禄阶决定，然后参考职事官、年劳等其他因素，其后选人寄禄阶同样起到定服色作用。引文中，方惟深、张公尚二人获州助教后可穿绿色官袍，可见应带有寄禄阶。因此可以认为，两宋州助教的全衔，都应是“文散官（寄禄阶）+某州助教”形式。但文散阶只定官员个人品阶，州助教又是散官，所以这个全衔仍是空头衔，没有任何实际执掌。
宋代州助教头衔作为虚衔可以授予各类平民，一般“不理选限”，即不能出官担任实际职务。《宋史·职官志八》记载宋代各时期的“合班之制”，州助教都是最后一个，可以说是宋代最低微的文官官衔。在州助教群体内部，根据授予对象不同，也有高下之分：首先，因特奏名低等授予的州助教，算是较优秀的士人，故在州助教群体中身份较高，在极偶然的情况下(如大赦、举荐、特恩)，其或许能获得出官机会。如高宗南渡之初，为聚拢人心，曾允许低等特奏名授州助教人“特理选限”，即特许出官。但这样的机会难得，都是临时性的特旨，且一般只许一任。其次，授予名臣后代、百岁老人、士人、医人等作为奖励的州助教，因其多少有助于教化，地位次之。最后，纳粟人所得州助教地位最低，因为这是富民靠钱财买来的官，令人不齿。在当时士大夫眼中，所谓“今之助教，至为贱不数也”，主要是指这个群体。故在宋代各种出身中，“纳粟”单独算作一类，属于“杂出身”。
三、纳粟所得州助教的待遇
明确了纳粟所授州助教在宋代职官系统中的地位、性质之后，下面从纳粟群体的角度，考察这一官衔的功能和意义。纳粟补官在宋代又被称为进纳、入赀、纳赀、献助、献纳。这虽是在国家财政吃紧情况下的临时性措施，但两宋断断续续一直在采用。纳粟者主要是乡村户中的地主、坊郭户中的富商，所授多是“低官”。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规定的纳粟标准，从“千石”到“万石”共分十等，其中最低等纳粟“千石”，所授即“本州助教、文学”。之后“州助教”与“州文学”分作两等，“州文学”卖价更高，而“州助教”在两宋基本算是进纳授官的最低等。
宋代“州助教”具体卖价多少？《宋会要辑稿》记载了两宋各阶段“州助教”明确的卖价。从北宋到南宋，进纳内容变化趋势是从粮草到钱，且州助教的卖价在不同时段、地区是浮动的。估算一个中间值，要买一个州助教，大约北宋仁宗承平时需2000石，南宋绍兴承平时需800贯。这个价格对当时一户普通家庭来说是什么概念呢?学界对宋代各时期粮价的推算差距较大，仁宗朝米价大约是每斗60～70文。若2000石都是稻米，折合铜钱约1200贯至1400贯之间。又据程民生推算：宋代中等人户的家产，北宋时约1000贯左右，南宋时是3000贯至10000贯，但各地差异较大。照此估算，一户中等人家要买一个州助教的话，北宋中期拿出所有家产可能还不够，而南宋只需拿出约1/4多的家产。这一粗略估算可以作为大致参考。中央一般是将空名敕牒批量下发给路、州级长官，由地方来具体操作。宋代下发数量最多的纳粟授官敕牒主要就是州助教、州文学这类低等散官。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纳粟授官本就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朝廷爱惜官爵，故多拿低等虚衔来卖；二是州助教价格低，可以让更多民户买得起。相对于家庭资产来说，两宋州助教的卖价有下降趋势。价格下降便于更多民户购买，但会造成纳粟所得低阶官衔群体在基层社会的人数泛滥，这就为该群体良莠不齐、扰乱地方法律秩序、钻营实职以逐利埋下祸患。尽管对比其他官衔，州助教卖价低廉，但一户中等人家要拿出1/4家产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何况州助教是最低等的散官虚衔，既不能出官担任实职，能享受的待遇又十分有限。因此有的地区出现强卖现象，甚至将卖出敕牒数量计入当地官员年度考核指标。但在经济水平较高地区或年景较好时期，确实也存在民户争相买官的情况。如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尚书省奏：“访闻河北、河东、陕西今岁丰熟，有物之家多愿入中斛斗，以官其身。”
那么，买到州助教这个虚衔具体有何实际用处？以下从经济、法律、科举三方面进行考察。
1.经济上可免本人身丁钱
宋代纳粟买官的主体是富民。富民绝大多数是乡村中靠经营土地致富者，也包括少数以工商业致富者。富民的特征是：拥有财富，或许受过良好教育，却无任何政治特权，身份是“民”。北宋前期，资产已取代人丁成为赋税和征役的依据，因此富民是宋代赋役的主要承担者。
宋代有官户和民户之分，凡品官之家称“官户”，可以享受减免部分赋役的特权。富民虽通过进纳获得品官，但不算作官户。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已有禁令：“凡入赀为官至升朝者，诸户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衙前，自余免其身丁而止。若入官后增置田产直五千万以上者，复役如初，佣代者听之。”神宗元丰年间重申此禁令，内容可作为补充：“元丰系有止法，唯因军功、捕盗，或选人换授至升朝官，方许作官户。”这条禁令在南宋一直执行。就是说，进纳授官人将来只有通过两条路，即为国立功（军功、捕盗）或任职表现出色获举荐（选人改官），才能突破“止法”升迁，升到朝官才能成为官户。宋代文官按个人品阶分为朝官、京官、选人三等，朝官最低需正八品（指北宋前期本官、元丰改制后寄禄阶）。进纳人即使能出官，选任、升迁都有严格限制，所以这两条路都很难，升到京官已极不易，遑论朝官。即便有幸成为官户，一旦家中增置田产价值超过五千万，仍要恢复职役。更糟的是，这种官户“身亡，子孙并同编户”，即纳粟授官人一旦本人去世，全家又重新变成普通民户。
州助教是纳粟授官最低等，不理选限即不能出官任职（除非特恩），一般是永无可能成为官户的。他们能享受的只有“自余免其身丁而止”，即免除身丁钱。身丁钱是一个统称，包括丁钱、丁米、丁绢等等。宋朝身丁钱乃沿袭十国割据政权苛敛项目而来，南宋逐渐摊入田亩，主要在东南地区（两浙、两淮、江南、福建、两广、荆湖南北路）征收。
一户人家花2000石粮食或800贯钱买来一个州助教，结果只能免除身丁钱，授官敕牒中还注明纳粟出身，很不光彩。南宋初战事紧急，朝廷经费严重不足，为敛财只好提高待遇。如绍兴五年在一次面向浙西诸州的售卖告身诏令中声明，纳粟授官人“不作进纳与理为官户，仍理选限”。即给予三项优待：一是告敕中去掉“进纳”字样；二是算作官户；三是满足一定条件后允许出官。这种“激赏”事例只是两宋之交紧急战时状态下一次性的权宜之计，事毕即罢。承平时期朝廷一般不会这么做，因为北宋中期以后官员人数远远超过岗位数量，“员多阙少”问题突出，需要严格控制官员人数。且富民是赋役主要承担者，如果富民都能通过纳粟授官变成官户来逃避赋役，这对国家财政收入而言得不偿失。若富民减免赋役，赋役负担就会转嫁给下户，这对下户无疑是雪上加霜，也不利于基层社会稳定。
2.法律上可赎罪
纳粟所得州助教，还可用来赎罪。据《宋史》记载：
（孝宗）淳熙三年，诏罢鬻爵，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有裕于众，听补官，余皆停。自是，进纳、军功不理选限，登仕郎、诸州助教不许出官，止于赎罪及就转运司请解而已。
孝宗朝这条“罢鬻爵”诏令并未严格贯彻，此后南宋朝廷在财政困窘时仍然施行纳粟授官。但引文说“止于赎罪”，说明纳粟所得州助教，一直都可用来赎罪。
至于能赎多重的罪？笔者尚未找到直接史料，但有一个旁证。宋代州助教的卖价虽已是低等，仍令大多数民户望而止步，朝廷有时会在“州助教”之下再设一等更便宜的“摄助教”。仁宗时，三司使郑戬等人在讨论“鬻爵法”时曾说：“摄助教之名，非有阶品。”“州助教”是从九品，其全衔是“文散官+某州助教”。“非有阶品”应指“摄助教”不仅本身没有品阶，其全衔也没有文散官，仅“摄某州助教”而已。相应地，应该也没有正式告敕、袍笏。但“摄助教”可以赎罪。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曾规定：“其摄助教，犯私罪杖以下情理轻者，特与收赎；若三度过犯，奏取指挥。”《庆元条法事类》“当赎门”记载：“诸摄诸州助教，犯赃私罪杖、公罪徒以下，并赎。”“诸摄诸州助教，犯公罪流、私罪徒，追毁补授文书。”宋代刑罚有笞、杖、徒、流、死五等。公罪指官员在执行公务中的过失和违法行为，私罪指官员在公务中谋求私利、或与职务无关的违法行为。宋代纳粟所得摄助教头衔，可以赎“公罪流、私罪杖以下”，那么助教至少也应该享有这样的待遇。当然，免于流、徒实刑并不等于不受任何处罚。
3.可以参加锁厅试
纳粟授官人如参加科举考试，是参加专为有官人设立的锁厅试。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在奏状中说：“又进纳人自来皆得锁应。”“锁应”指锁厅应举，如果中第，就可以从“杂出身”变成科举出身。另王曾瑜指出，有个别特殊科目(如博学宏词科、明法科)禁止纳粟授官人应试。
宋代科举常科（进士、诸科）考试分三级：发解试、省试、殿试。在发解试、省试这两级，有官人（锁厅试）和白身平民是分开考试的，锁厅试录取比例更高。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以后，殿试不再黜落，锁厅人除殿试不得为状元外，似更无其他限制。因此，能参加锁厅试是纳粟授官人在科举政策上享有的制度性优待。但通观两宋，参加锁厅试的群体主要是恩荫人和宗室子弟。笔者尚未见有纳粟授官人应锁厅试的记载，这或许是因为，该群体文化水平不足以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胜出。另外，南宋孝宗朝乡贡进士马俦等人在上疏中所引用的《贡举条制》规定：“诸举人因子孙授官若进纳人及摄官应免解，愿纳补授文书者听。”据称该条文不仅是“祖宗条制”，且在南宋绍兴年间曾经朝廷重申，说明从北宋以来一直如此规定：宋代平民举子如数次通过发解试，可获一次“免解”机会，即不必再度参加发解试而直接参加省试。但“免解”政策仅针对平民，纳粟授官人必须先“纳敕”即把授官告敕交还朝廷，恢复平民身份，才能享受“免解”政策。这实际是对纳粟授官人在科举方面的限制，而非优待。
综上所述，纳粟所得州助教原则上不允许出任实职，在经济、法律、科举方面可以享受有限的特权。尤需注意的是，这些特权只限本人使用，不能惠及亲属。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若一户家庭财力有限，只够买一个州助教，以谁的名义去买，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以下通过三个事例进行讨论。第一例在北宋前中期，姜家世代居住在淮南东路的泰州，祖上是平民，家境富裕。姜仁惠、姜愕、姜安祖是祖孙三代，分别进纳买来“本州司马”“试将作监主簿”“摄本州助教”。这个故事可以印证：进纳授官待遇仅限本人，无法继承，所以姜家祖孙三代要接连不断地进纳买官，才能保证官员身份的延续。第二例魏齐是北宋中期一位基层幕职官，不能荫子，他有五子，家境尚可，于是全家纳粟买一个州助教给小儿子魏宗讷。但魏宗讷三十三岁早逝，纳粟授官的好处就此终结，彼时家庭亦衰败至无力丧葬的地步。第三例是北宋宣和年间，济南府长清县有一税户，户主刘宗有一子两孙，家境较富。刘宗纳粟买来本州助教后，并未将此官衔留给自己，而是给了儿子。可能是考虑到自己已年老，若给两个孙子，只有一个官衔，容易引起纷争。儿子正当壮年，又是下一任户主，尚有较多年寿可以充分享受此官衔的好处。
纳粟所得官衔给谁？家庭内部如何做出决定？尽管相关史料有限，但上述案例大致反映出：因为买来的官衔待遇仅限本人享受，至身死为止，所以一般来说，富户纳粟买官倾向给年富力强、现任或下一任户主。得了官衔的人，则被赋予振兴家庭的期待和责任。因此，纳粟买官并非单纯个人行为，而是家庭行为。这笔所费不小的纳粟支出能否换取更持久、更大的家庭利益，是最需要考虑的。
四、州助教群体在基层社会的作用
纳粟所授州助教有品，带寄禄阶，发告敕、袍笏，本身是官；但一般不能出任实职，家庭不算作官户，能享受的特权有限。在官僚士大夫看来，这批人的身份很可疑，但在纳粟授官者本人看来，此官员身份确凿无疑。与朝廷制度规定的有限待遇相比，该身份带来的潜在好处更多。
州助教在基层社会拥有明显高于平民的社会身份。江苏方志记载了当地一块南宋时期的碑刻，详细列有数块土地的亩数、边界、租金。其中一块田下注明：
一王(玉？)字贰拾陆号田，肆亩贰拾叁步，在韩墟村，东止俞助教，西止张门司，南止李登仕，北止自己。租户徐八，上米陆硕。
这实际是一份民间田地租佃契约。有趣的是，其中一般村民均直呼其名，如“徐八”“李昌”；但凡有一官半职的则均以“姓加官衔”相称，如“黄县尉”“杨朝奉”。引文中“俞助教”“张门司”“李登仕”也是如此。“助教”即州助教；“门司”不详，可能是管城门一类的吏；“登仕”即登仕郎，是未出官的选人阶。这些都是品阶、职务极卑微的官衔，可一旦官衔加身，在乡村日常生活中，身份就不同于一般平民百姓，别人就不能直呼其名，要以官衔敬称。宋代一个普通村民，可能终其一生也未必能见到一个县级官员，对他们来说，州助教这样的官衔已然足够值得敬畏。
富民本就是宋代乡村的主导性力量，在乡村组织中具有很强号召力和影响力。现在有了一个官衔，不仅能保障家庭财富，也提升了其在当地事务中的发言权和领导力。宋代地方官在主持或倡导地方公益性基础建设或救灾等慈善事务时，经常需要借助富民的财富和号召力，有官衔的富民们往往是地方官合作的首选。有官衔意味着这些富民对社会负有一定责任，“州助教”尤其如此，尽管是虚衔，但“助教”从字面称呼上就带有“有助教化”的义务。这在地方金石碑刻中有较多体现，试举两例。如仁宗时，越州山阴县重修水塘斗门以便当地农业灌溉，后立碑文载：“嘉祐二年，县官有适当其弊者。先是，虞君元昱以发私财赈乡曲之饥，诰授州助教，与其乡人及浮屠元耸出力营治。”另如，徽宗政和年间，湖州安吉县新建成东岳天齐仁圣帝行宫，知县刘望撰文立碑纪念此事。碑文末载：“守杭州助教范天□施财。”县官借助州助教的财力和号召力完成了斗门、祠庙的修造工程。作为回报，官府将州助教的名衔和功劳刻在石上，特别予以注明。州助教虽付出钱财，但借助官府刻石，让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更大而持久。州助教待遇有限，本人身死辄止，不能继承。但石碑永久树立在当地，在当地百姓和以后新上任的县官心中，这户州助教家庭的口碑、形象、地位将能长久维持，惠及子孙后代。
这些州助教们的后代，在墓志铭中也会提及祖先官衔，比如：
张氏世为亳州谯县人，使君讳奭，字叔保。曾祖言，敕授本州助教。
先妣宣氏，世居越之诸暨，乃敕赐助教茂之女。
这些助教是特赐还是纳粟所得？行文含糊其辞。我们不必从官制角度去苛责这些署衔不够完整严谨，或前面“敕授”“敕赐”“诰授”之类，五花八门的表述不够统一。因为其记述目的，并非要准确描述祖先官衔，而是向乡里社会传达一个信息：这户人家祖上曾有朝廷正式授予的官衔。对基层民户而言，这就足够形成威慑、值得炫耀了。更进一步，富民纳粟得州助教后，虽在官场边缘，凭此身份也能获得参加官方活动、与官员交游往来的机会。仁宗景祐元年曾下诏：“河东州军诸色人进纳斛斗，依例与恩泽，公筵许令预坐。”与此同时，还规定：“其余进纳路分，亦依此施行。”这说明，纳粟补官人有机会参加当地官府宴会并与州县官交往。该条还被修成了《仪制令》，作为制度保留至南宋。
在宋代官僚士大夫笔下，这些通过纳粟授官的富民，其形象无外乎两种：富而仁或为富不仁。前者造福乡里，受到尊敬；后者殖货射利，刻剥村民。无论形象好坏，朝廷都流露出一种劝善导向：希望这些纳粟授官的富民们，能够循规蹈矩，造福地方，做出表率。官衔是朝廷对他们纳粟行为的奖励，也是鞭策告诫。对纳粟者来说，其主要目的不在入仕升迁，而是保护家庭财富，提升乡里威望，强化其在当地事务中的发言权，以便争夺或控制地方资源。就这点来说，州助教这个官衔已经够用。州助教虽极低微，在制度上允许享受的特权有限，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该身份给本人及其家庭带来的潜在利益更多。伴随官衔而来的，还有实物形式的告敕、袍笏及其颁发仪式，起到视觉强化效果。从朝廷角度，只要不违法，富民们如何利用州助教身份在乡里活动并为本户谋利，当地官府一般不会干涉。如果这种活动有助于当地建设或教化，官府还会予以鼓励。但随着纳粟出身人数泛滥，该群体倚仗身份在地方为非作歹的现象屡见不鲜，引起朝廷关注，又缺乏较好的解决办法。绍兴三十二年朝廷曾下诏：“进纳补助教曾犯杖罪非情重，更不具奏。”同年，臣僚上疏中也提到当时“进纳及科降博籴得不理选限将仕郎及助教之人，因罪追毁元补授文书者甚多”，希望朝廷加强对该群体的制度约束。宋代两广地区交通不便，朝廷所派正式官员多不愿赴任，因此当地的白身人或官资不合格者多营求权摄当地地方官。如开禧二年（1206年），有臣僚上言，两广地区有白身人纳粟得官后“遇阙营求，无所不至”，上任后又专务诛求，朝廷专门下令要求该地路级长官加强监管，只有全缺官员，才许用纳粟得官人为场务监当官。上述记载反映出，进纳出身者对地方造成危害主要有二：一是其自身品行堪忧，在地方为非作歹，甚至犯罪率居高不下，令地方官员疲于具奏。二是其由进纳获得出身后，在地方官场投机钻营以攫取利益。这揭示出宋代纳粟授官最令人堪忧的一面：随着纳粟出身者人数日渐泛滥，该群体素质良莠不齐，其间不乏逐利之徒，多抱有视官职为商品的投机心态，以“州助教”之名行扰民之实，成为地方一大弊政。
五、结 语
从朝廷角度看，纳粟授官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救急措置，虽然称为“卖官鬻爵”，但其中仍有理想在。第一，朝廷缺钱，但不能随意加税，也不能搜刮贫民，就想从富民身上敛财。作为交换必须给予富民好处，朝廷能给的好处无非特权，特权附着于官衔，故形式上就表现为“纳粟授官”。第二，朝廷给的特权是有限的，政治上对出官、选任、升迁的限制尤其严格，原则上不能具有实际权力。这说明在制度设计的理想中，权力和财富是不能结合的。当然这种限制背后有现实利益的考量：一是保证国家赋役不要流失；二是官僚队伍员多阙少，科举出身已成主流，故对纳粟授官这类“杂出身”尤需抑制。
从富民角度看，他们“想当官”，通过纳粟获得州助教之类官衔，主要并不是为了进入仕途，而是希望在地方上为家庭的财富、地位寻求保障。纳粟所得官衔，尽管处于官僚金字塔最底层，但在基层社会已然够用。财富再加上官员身份，使这批富民们受到当地社会的尊敬，在地方事务中具有权威。借助官员身份，他们更容易获得与当地官府合作的机会，甚至进入官场边缘，与官员交游并建立私交。这些活动又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富民家庭在当地的威望。当然，制度推行中出现了很多弊病，比如官府强制摊派卖官、富民得官后为害乡里。对一个具体乡村或家庭，纳粟授官造成了什么样的实际影响，有待于更多史料和个案剖析。
官衔的价值因人而异。以州助教为例，官僚士大夫认为这个群体不能完全算作是官，甚至认为他们比普通士人还不如，身份低贱，令人鄙视。但在纳粟者本人及其所处的乡村社会看来，他们俨然是能和官府搭上话、是有身份有权势的官，这个官衔可以光明正大地写在契约、碑刻、墓志铭中。宋代有很多不同系统的官衔，官衔制度本身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所有这些变化，看起来都只是制度层面的演进，仅通过考辨制度条文记载，或许便可厘清。但制度必然随着时代变迁与人的需求而改变，同官衔本身的等级、授予、管理制度相比，官衔与人结合后所发挥的实际功效同样重要。因此在官衔研究中，官衔不仅是研究对象，还可以成为一种观察视角。官衔授予之后，还要继续关注冠以这个官衔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活动，考察他们如何利用这一身份、职权在政治、社会舞台上发挥作用。否则，一个官衔就仅仅存在于纸面上，而非现实中。或者说，官衔研究不仅要考察制度，也要考察在这种制度之下，各类人如何经营自己的仕途与生活，在经营过程中，人们有时被动承受，有时也能富有技巧地利用制度甚至改变、创造制度。要考察围绕官衔的如此丰富的历史画卷，研究视野就要打破制度史的藩篱，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区域、家族、性别等，官制研究的视野才能更加开阔。毕竟研究官衔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历史，而非止步于对制度条文的考释。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