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中国何以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新的政党类型学的内在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 次 更新时间:2022-12-07 00:25:37

进入专题: 政党类型学     中国共产党  

姚中秋  

   摘要:现代政党是与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同时成型的,体系化力量和机制既推动所有民族、国家建立了政党,又造就处在不同位置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的政党形态和制度的巨大差异,由此形成政党的类型之分:主要分布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性−分利型政党,分布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先进性−领导型政党,处在两者缝隙的超凡魅力型政党。欧美各国的代表性−分利型政党依赖帝国主义获取之“横财”进行内部分利,因而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其世界作用是反动的;中国共产党则具有理论、政治、道德上的先进性,在革命和发展时期不懈地进行进步主义的政治创造,从而创造出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类型学;人类文明新形态;先进性−领导型政党;代表性−分利型政党

  

   作者: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2)。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10期。

  

   目次

  

   一、西方政党类型学之批判性检视

  

   二、世界政治体系框架下的新的政党类型学

  

   三、两类政党的性质与功能分野:创造新文明与 维护旧文明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这一创举的世界意义:“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人类现代文明新形态绝非自发秩序,而是中国共产党高度自觉地领导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努力创造出来。那么,中国共产党何以具有创造文明新形态之明确意志和强大能力?决议相关表述透出的世界意识提醒我们,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进行世界范围的比较:何以其他政党没有这种意志和能力?尤其是西方各类政党,形成最早,长期以自由、民主典范自居,西方主流政党学理论也将其形态和制度视为现代的、成熟的,它们何以欠缺这种意志和能力?事实上,不要说创造文明新形态,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衰败,欧美各种政党普遍束手无策,原因何在?

  

   这些事实要求我们批判地反思西方主流政党理论,以更可信的新理论取而代之。而问题的发现和新理论的提出均有赖于新视野、新方法,这就是蕴含在马列主义理论中的历史−世界二维视野和方法,研究任何国家的现代政治都要将其置于动态演变的世界政治体系之中,考察其应然的政治逻辑。笔者已以此方法分析现代政党在世界范围内演进之政治逻辑,并把欧美主流政党概括为代表性−分利型政党,把列宁创建并由中国共产党发育成熟的先锋队政党从学术上界定为先进性−领导型政党。

  

   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以历史−世界二维视野,尝试提出一个新的政党类型学,据以内在地揭示中国共产党具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志和能力。首先检视西式主流政党类型学之偏失,然后构建出新的世界政党三分法框架:19世纪中后期形成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性−分利型政党,进入20世纪后形成于帝国主义薄弱环节和半殖民地的先进性−领导型政党,处在两者缝隙的超凡魅力型政党。分类意味着比较,基于分类所凸显的政党价值与行动逻辑,我们可以内在地解释中国共产党何以具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志和能力。

  

   一、西方政党类型学之批判性检视

  

   分类是知识生产的重要途径;且分类基于价值,为不同对象分配不同的正当性。因而,分类就是权力。西方政党理论凭借其类型学赋予西式政党形态和制度以正当地位,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众多非西式政党则被贴上各种另类标签,被置于“转型”的政治被动地位。但今天,中西政党绩效的鲜明对比已为我们提供了构建新的政党类型学的事实条件,现在需要的是理论创造的自觉。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平视”西方既有的政党类型学理论,稽考其利弊得失。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机制,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组织,即政党内部的组织结构;功能,政党领导、组织、管理政治体的功能;制度,包括政党间关系、政党与政府、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西方既有政党类型学考察这三个维度的事实(当然各有侧重),辨其同异,构建了形形色色的分类体系。政治是历史的,现代政治是世界性的,政党是现代政治现象,因而研究政党,需要同时有世界意识、历史意识。以此为尺度,我们可以对西方学者构建的政党分类体系进行归类。

  

   第一类,既无历史意识亦无世界意识,最为典型的是政党数目论,即按照合法参与竞争性政治过程的政党的数目,划分政党制度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等。这一分类学最为简明,在政治生活和大众舆论场域中最为流行,民主化研究一般都以政党数目论判定一个国家是民主的或非民主的。萨托利的理论看起来很精致,实际上只是一个复杂的政党数目论。

  

   第二类,有历史意识但缺乏世界意识,这是西方政党类型学的主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考察。在政党研究的早期,研究者只能基于对政党演变历史的考察建立包括政党分类在内的政党理论,此时其分析其考察对象仅存在于欧美,当然不需要世界意识。比如韦伯在考察过政党在英国兴起、演变的历史,辨识出依次出现的三类政党:贵族政党、名门望族政党和群众性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党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西方学者开始构建系统的政党理论,仍普遍忽视非西方世界的政党。迪韦尔热按政党形成途径区分出内生性政党和外生性政党;按照组织划分政党类型,区分出“核心型党”(the caucus parties) 、“干部党”(the cadre parties) 、“大众党”(the mass parties) 、“信徒党”(the devotee Parties)等。这些类型之间有先后关系,但局限于西欧、最多加上美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卡茨、梅尔在经典的《变化的政党组织和政党民主模式:卡特尔党的出现》一文中构建了现代政党演变的四阶段、四类型学说:第一阶段是“精英党”(elite party),从19 世纪初期延续到 20 世纪初期;1880年前后进入第二阶段,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这是典型的大众政党,延续到 1960 年;第三阶段始于1945年,出现“全方位党”(catch -all party);第四阶段始于70年代,出现了“卡特尔党”(cartel party)。2006年出版的《政党手册》(中译为《政党研究指南》)汇集了欧美政党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其中安德烈·克罗威尔撰写的《政党的模式》基本沿用这一分类法,只是更为复杂而已,并特别强调各类型之间的“转型”。这个历史性分类体系的前半段大体上是成立的,后半段则忽视广大非西方世界的政党,这一政党演化模式完全是地方性知识,甚至未能覆盖美国政党。

  

   第三类,有世界意识但缺乏历史意识。这种类型学一般出现在研究现代化的著述中。在后发国家的革命与现代化过程中,政党是最重要的组织领导者,而其形态和制度极大地不同于西方,研究者不加以研究。纽曼的视野从西欧扩展到中欧、东欧,认识到不同国家的政治逻辑对政党有不同要求,据此区分了“个体代表的政党与整合的政党”(party of 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party of integration)。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政党学偏见,比较公正地评价列宁式先锋队政党和苏联、中国的政党制度。阿普特在《现代化的政治》中指出,在新兴国家“政党被看作是独立变量”,“发展中国家政党的许多特征与西方国家的特征完全不同”。他把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区分为代表党与团结党。但他们没有把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与西方政党并置,构建出新的世界性政党类型学,仍相信非西方政党要转型为西式政党。

  

   第四类,具有历史−世界二维视野。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冈瑟和戴蒙德构建的类型学,他们对于西方政党学的缺陷有清醒认识:“所有现存的政党类型学都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内从西欧政党研究中得出的。相对而言,这些研究没能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取重要而又有别以往的政党特征。那些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政党,的确存在不同的特点。”他们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政党,构建了由5大类15个子类构成的政党类型体系,涵盖非西方政党,并揭示了其间的演进关系。但他们没有认识到世界体系的支配性质,因而对非西方政党仍有严重偏见。

  

   由此可见西方政党类型学的共同缺陷:受西方中心主义束缚,主要关注西方事实,视西方政党模式为唯一正当。因此,它们都只是地方性知识。然而,这一政党学范式对当代中国的政党理论和实践产生过很大影响。

  

   当代中国的政党学研究有两个学术传统与范式,第一个是国际共运史和党史党建研究传统。国际共运史的主体是政党,相关研究当然以之为主要对象,只不过集中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范式一度严重衰落。第二个是同时开始形成的政治学中的政党研究范式,但主要是通过移植欧美理论构造起来的。几十年来,这两个范式各行其是;换一个角度说,政党学理论研究与中国最重要的政党事实是脱节的,以至于出现严重偏颇:政治学、政党学教科书普遍援引政党数目论作为基本理论,全然不顾其与中国事实间存在根本的价值、政治冲突。这种理论甚至对政治实践产生过很大影响,党政分开、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等“转型政治学”的重要命题就是其产物。

  

   近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这种学术实践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学理上为中国共产党“正名”?在政党类型学中如何为其定位?显然很难将其装进既有政党类型体系之中。于是有学者沿用列宁概念,称之为先锋队政党或先锋型政党;杨光斌较早使用“使命型政党”概念,使用者越来越多,并试图进行政党类型学分析。

  

   不过,现有研究大体仍局限于以中国事实解释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被特殊化对待,而未构建出普遍的政党类型学,把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并置,给出统一的理论解释。换言之,既有研究初步证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正当性,尚未证成其世界正当性,也就无法很好地在比较视野中解释何以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造成这种欠缺的原因在于,现有理论仍不够普遍。提升理论普遍性的有效途径之一是提升考察的层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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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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