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地总结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意义重大。就理论意义而言，能够从历史逻辑出发深化我们对作风建设基本理论和实践基础的认识；就实践效用来说，能够增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的行动自觉；就学术价值论之，前人多是基于价值论和方法论的述说，本文主要从本体论视角展开说明。
一、坚持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历史任务开展作风建设
党的建设从来就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和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的。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作为党的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作风建设自然也不例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艰辛的探索。1939年10月，毛泽东在总结18年斗争经验时提出了“伟大的工程”的党建目标，并认为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则“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党的组织才能成为“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1945年4月，他在总结党的24年斗争经验时则将作风建设成就直接凝练为：党的建设成功标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者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总结党的28年斗争经验时突出党纪和作风建设对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以及对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同样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推进作风建设。以1957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为例，它是党的八大部署的重要党建活动。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指出，党的任务是“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巩固我们党”是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条件之一，而为了进一步巩固党就要反对主观主义错误、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邓小平强调，执政党的地位要求“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经济、国际形势、中苏关系阐述之后，在如何行使“大民主小民主”时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并认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命运”。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整风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最终目标是使党“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运动开始后，毛泽东仍然强调，“公开整风”是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派生方法之一，其目的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进而论之，造成这种局面的目的又是“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风建设走上正轨。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根本任务为“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而中纪委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自己的工作。所以，纪委无论是“协助党的委员会整顿党风”，还是“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都要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如1979—1982年间，中纪委5项主要工作中有2项直接关乎作风建设，即“制定和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端正党风”，“纠正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这些都是党中央布置和交代的工作。1992—1997年间，中纪委6项主要工作中有3项直接关系作风建设，即“认真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制定了一批党风廉政法规制度”。十四届中纪委向党的十五大作的工作报告特别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十六届中纪委向党的十七大作的工作报告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地位和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高度，从贯彻党的现行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维度对待作风建设，强调作风建设必须为工作大局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是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的，应该体现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作风的要求，使改进作风的过程成为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过程。”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任务，一方面是坚持光荣传统、发扬优良作风，如党的三大作风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作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另一方面是聚焦反“四风”，因为“四风”违背党的性质、宗旨，为群众深恶痛绝、反映强烈，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这一任务能否完成关系到党能不能长期执政、能不能履行好执政使命，而“四风”尤其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是党内的一个顽瘴痼疾”。所以，“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只有这样，党才能以好作风、好形象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作风建设无论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还是反“四风”尤其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风，一定要围绕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进行，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抓住要害、找出对策、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否则，就会失去方向，出现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现象，甚至对中心工作的开展产生负作用，形成阻力。
二、坚持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建设各个方面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着重点，也是切入口。而党的建设任何一方面出现了问题首先表现在该方面作风建设出现了差错。抓作风建设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纠正党建各方面存在的有违党性基本要求的各种现象、倾向。所以，必须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建设各个方面，才能既达到抓作风建设的目的，又能使党建各方面的举措落实落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秋收起义到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两年多艰苦斗争中，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从整顿党风、军风入手，找到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新路径，将党的作风建设融入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之中。如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等不正之风，毛泽东分析认为，根源在于个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延安整风运动不只是一场作风建设运动，也是一场将作风建设融入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一次伟大实践活动。“伟大的工程”这一党建目标提出后，毛泽东明确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即从作风建设，尤其是思想作风建设入手，推进整个党的建设。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在思想上确立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同，对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的认同；在政治上确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组织上对民主集中制、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形成全新认识；在纪律上，明确了遵守党的纪律和创造精神的关系。经过整风，党最终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有了自己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它在今天，就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风建设集中于整治干部队伍中的各种不良之风，但又被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之中。如20世纪60年代前期，党中央在正视干部中存在各种不正之风并分析其产生根源的同时，于1960年要求彻底纠正“五风”问题，于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于1962年兴起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等等。从作风建设入手，党中央通过《关于改进干部管理制度的几点意见》《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国共产党国营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国共产党商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等制度规范，加强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通过《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加强了党的纪律建设；通过《关于严肃处理违法乱纪、腐化堕落等错误和反对特殊化行为的意见（草案）》，强调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化斗争同时进行。“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永远保持蓬勃的革命朝气，以共产主义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保持和发扬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优良传统。一切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破坏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争求特殊待遇，假公济私，铺张浪费，以至滥用职权，欺压群众，违法乱纪，腐化堕落的行为，都是党的纪律不能容许的。”
改革开放新时期，作风建设也是融入党的建设各方面展开的。如1983—1987年开展的整党工作，其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其中，整顿作风的任务是“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具体到各种不正之风的表象性描述、危害性分析，以及纠治方法的提出，则又多与思想政治建设、纪律制度建设、组织清理工作密切相关。而其他方面的整党工作的任务又与整顿作风的要求紧密相连。如“统一思想”就要求“克服主观主义，认真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讲实事求是，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加强纪律”就涵盖了“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内容，解决的方法就包括了“养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的要求；“纯洁组织”中要被清理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首先表现为党性和作风不纯。1985年4月开始的第二期整党工作将“切实增强党员的党性，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作为“整党应突出解决的一个问题”。新的不正之风表现为党政干部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乱发奖金、实物和补贴，乱涨价，倒买倒卖紧缺物资，挥霍公款公物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等等。任其发展，直接威胁党的政治建设。“如果不坚决加以纠正，不仅败坏改革的信誉，妨碍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破坏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刹住这些歪风既涉及党的纪律建设，“必须切实加强组织纪律，严肃政纪法纪”；也涉及党的组织建设，“要进一步搞好领导班子的调整和建设”。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明确地指出：“要善于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使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而同步深化。”把作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就是要求全党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决站稳党性立场和人民立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作风建设融入思想建设，重点在于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返璞归真、固本培元。把作风建设融入组织建设，重点在于使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发扬优良作风，做到“三严三实”。同时，既在用人导向、选用标准方面增加作风分量，又在干部工作中坚持公道、正派。把作风建设融入纪律建设，就是要求以优良作风维持和巩固纪律，使党员从内心深处认同纪律、自觉遵守纪律，形成严守党的纪律的习惯。把作风建设融入制度建设，就是要求立足于党性原则和宗旨意识，将优良传统作风提炼升华到制度层面，推动作风建设成果固化为制度约束，使全党形成尊重、遵守党内法规制度的自觉风气，赋予制度以生命力。把作风建设融入反腐败斗争，就是要求干部要严格自律，坚守做人、处事、用权、交际的底线，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保持一身凛然正气，涵养一方廉政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的实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落实，不但使党的作风焕然一新，而且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进入全新境界。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建总体布局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现实的党建工作要树立整体性、系统性、有机性思维，既要将作风建设融入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又要从作风建设入手推动党建各方面工作，并使作风建设整体化推进。如果不将作风建设融入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作风建设就会悬浮、虚幻，党的其他方面建设也无从下手、无法深入。
三、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作风建设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和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对党的其他方面建设起着统领作用。只要党的政治信仰坚定、政治领导得力、政治本领过硬、政治生态清正，党的建设、党的作风建设就会目标明确、措施得当、效果显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首先就密切联系群众来说。一方面，党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理念。另一方面，党要求全党注意联系群众的方法，除了严明纪律、尊重群众外，更加注重向群众宣传党和军队的性质、奋斗目标，并采取为群众争取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的方法来发动群众。如全民族抗战期间，党中央要求全党树立依靠人民抗战的理念，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要求各级党组织、党员、指战员深入基层，发动、组织群众，宣传党的全面、持久的抗战方针、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及时向群众宣传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纲领，并展示共产党的目标和理想。其次就理论联系实际而言。一方面，党强调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反对照搬照抄的本本主义，反对为理论而理论的空谈，反对脱离群众和实际的“党八股”文风。“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党从政治高度强调反对主观主义的意义。“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换言之，无论是树立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还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都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的目标、目的为皈依。
新中国成立后，党开展的作风建设活动也以党的政治建设为根本、为统领而展开。一方面，党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毛泽东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如何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另一方面，在党的作风建设上，党始终抓住政治建设的“灵魂”“统帅”地位。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三反”运动，为的是“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中心任务”，而这个中心任务又是为了“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采取的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的转移，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呈现出新的面貌，党坚持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根本地位，以及政治建设对党的建设其他方面统领作用的立场。邓小平强调思想理论工作要紧密联系现实政治，“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叶之后，针对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党中央开展了以“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这‘三讲’中，学习是基础，政治是关键。学习好了，政治上强了，正气也就伸张起来了。”新世纪初，针对作风建设出现的新问题，党中央从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政治高度出发，提出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下大气力解决突出问题，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政治建设对作风建设的统领作用。其一，在党的政治建设中，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反对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歪风邪气，如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风气，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陋习，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的做派等，以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其二，从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对待作风建设问题，“党的作风和形象关系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和不正之风，如果任凭腐败蔓延，就会丧失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甚至亡党亡国。”其三，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理念出发，确定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作风建设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才能保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政治定力，而不致陷入事务主义，迷失方向。党的政治建设中的作风建设是整个党风建设的根本所在，其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四、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党纪为保障推进作风建设
党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其阶级属性的集中体现。党性集中反映在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具体表现为政治立场的坚定性、理论信念的科学性、组织服从的自觉性、纪律执行的严格性等。在实践中，作风建设根于党性、依于党纪。
在作风建设史上，尽管党在成立不久就有了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的实践活动，但形成理性的认识和自觉的行动还是在延安时期。在理论上，党中央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具体而言，党性体现为：忠实地、坚定地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即党的最高利益）而斗争；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在实践中，党员、干部既要坚持党的纯洁性，又要发扬“民主主义的工作作风”；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对于严重背离党性原则、作风极差的党员，要给予纪律处分。
新中国成立后，党坚持以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的原则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其一，通过确定新的党员标准赋予党性新内涵。对接纳对象，党提出了必须经过考察教育、成分好或阶级立场已经转变、历史清白、对党忠诚、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积极性等条件；对党员，党提出了必须明白党的性质、党的最终目的、决心终身英勇斗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工作和斗争、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私人的利益之上、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做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老爷”、努力学习等要求。经过实践检验，这些条件和要求被党的八大接受，载入党章，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党员党性的标识。其二，在党风建设中体现党性要求。1950年3月，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不要犯关门主义的毛病；1950年4月，党中央作出决定，要求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克服党员干部骄傲情绪、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三反”运动，发扬了党的三大作风，也验证了不断加强“两个务必”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八大在对党风建设提出新要求时彰显了党性的时代特征。其三，在纪律执行过程中，凸显党风、党性的重要价值。如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认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违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搞个人独裁、分散主义；压制党内民主，不进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滋长骄傲自满情绪、个人崇拜习气。这些表现既是党内不正之风，也违背党性基本原则和要求，最后酿成违反党纪事件发生，自然会受到党纪制裁。
改革开放之初，党提出了三个重大命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们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党性党风党纪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党逐步予以解答，形成了新时期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的新认识。其一，对于党性，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党认清自身的历史方位，在坚持党的根本性质、宗旨、目标不变的情况下，用“两个先锋队”“一个核心”“三个代表”赋予了党性时代化内涵。在党章中以八项义务、八项权利对党员的党性提出了具体要求，又以六项基本条件对干部的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二，对于党风，在恢复和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同时，高度重视“四大考验”对执政党作风建设的影响，党中央对全党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作风建设要求，还对党员干部提出了“五风”建设要求。其三，对于党纪，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成为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的基本依据；党的十二大修改通过的党章重新将“党的纪律”单列一章，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也单列一章，为新时期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供了根本党内法规依据；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是其重要任务。在实际工作中，每届中纪委工作报告都清楚地说明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的内在必然，“党风问题，归根到底，是能否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问题”。在若干重大违纪违规案的查处结论中，都会由党风而党纪，最后诉诸党性分析。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其一，在党性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统一，要永葆党的革命本色；中国共产党是纯洁性和先进性的统一，纯洁性是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先进性是纯洁性的体现和保证；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主要体现。对党的干部，除基本条件外，提出了五项新要求；对党员，除了党章规定的要求外，提出了“四讲四有”新规定。其二，在党风方面，党的十八大一闭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制定中央八项规定，且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给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作出了示范，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党的十九大刚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审议通过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5类30条“实施细则”。党的二十大刚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审议“实施细则”。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各地各部门也制定了作风建设实施细则，目前已形成7类80条针对“四风”的负面清单，且中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月清年结，环比同比，把握动态，研究应对举措。其三，在党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保障作风建设顺利进行，也为巩固作风建设成果，党中央陆续于2015年、2018年、2023年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意在既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达到风纪同建同行、风腐同查同治的效果。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从党性出发抓党风建设，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只会限于形式，图一时效用；于纠治不正之风，只会治标不治本，不痛不痒。不将正风与肃纪紧密联系在一起抓，正风力度难以体现，正风效果无法巩固。只有将党性的“高标准”与党纪的“守底线”紧密结合在一起，党风建设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五、坚持守正创新，不断丰富作风建设内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为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关于共产主义政党内部如何处理矛盾和开展斗争方面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提供了基本理论和方法指导；他们对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若干经验的总结和未解问题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参考依据和探索空间；中国悠久灿烂的政治文明，尤其是传统“修养”学说、“廉洁”文化为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滋养。
以中国共产党特有作风的形成过程为例。首先是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生成。尽管党是由知识分子发起成立的，但是党的二大明确指出，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二大前后，许多党员积极投身群众运动，开启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历程。大革命时期，党成功领导了工农运动，同时迅速扩大了党的组织规模和影响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红军“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敌后根据地、党组织规模的扩大，以及党在国内、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都证明了党的群众观念、方法的正确性。以此为基础，党从历史主体论出发，将群众工作经验上升到坚持党的性质、践行党的宗旨、执行党的工作路线的高度加以认识，提出了完整的群众路线理论和方针，使“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有了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其次是理论联系实际作风的生成。党成立初期，党内就有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设想。大革命时期，不少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分析中国国情，形成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比较正确的认识。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后，一方面，部分领导人在为革命“找着新的道路”的实践中，逐渐放弃了“城市中心”方略，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另一方面，“左”倾教条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遭遇的惨重失败、遵义会议的召开、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及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打开，为党内澄清革命道路的错误认识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从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入手，将反对教条主义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予以强调，为党确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作风打下了坚实基础。
再次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的生成。党内围绕理论、路线、纲领、策略开展争论，厘清是非曲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和传统。自党创建时起党内就争论不断。如党的一大代表围绕革命方式、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党员能否到政府工作等问题展开了争论；二大代表围绕建党目标进行讨论；三大代表在国共合作方式问题上产生争执；四大代表对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国共合作前途认识不一；五大多数代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当然，这一阶段也出现了“家长制”式压服不同意见、因与领导人政见不合而自行退党、因多数同志不同意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负气脱党等现象。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后，共产国际、党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对革命性质、前途、纲领认识不一，引发党内重大争论。在三次“左”倾错误期间，党内采取的“惩办主义”带来的消极后果，以及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错误给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促使党内思考和探索化解党内矛盾的新途径。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党内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典范。“党在遵义会议上已经在全党内充分的发展了自我批评。党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没有丝毫的隐蔽。”此后，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渐成为党的一大作风。
延安整风运动是以上三大作风建设的重大实践。其一，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树立起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思想作风。“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其二，反对宗派主义，除了反对个人主义、闹独立性、干部之间不团结等党内宗派主义外，还要反对“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的党外宗派主义，倡导“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的作风。作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文风自然在被反对之列。其三，在对待偶尔犯错误的党内同志方面，不采用对待敌人斗争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而应该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依循这些要求，延安整风运动达到了预期目标。
最后是“两个务必”作风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向反对急躁冒进、骄傲自满、浮华不实的作风。中国古典政治文化一直强调“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君子人格的养成。从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反攻到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取得重大胜利期间，中国共产党对所处历史方位变化进行了多次预判，也对党执政之后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过深刻思考，留下了“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等历史佳话。在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警告：“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作出“两个务必”作风建设首先从党的领袖自身做起的决定。
“三大作风”、“两个务必”作风，守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建设理论的“正”，创的是“两个结合”的“新”。它们又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作风建设应守之“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开展的历次作风建设运动，突出了“三大作风”、“两个务必”作风建设的参照价值，并基本上继承了延安整风运动形式，增添了开门整风方式。改革开放新时期，作风建设开展的各项活动，继承的还是“三大作风”、“两个务必”作风精神，但在方式上更加注重体制改革和制度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的作风建设实践，除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借鉴有效方法外，更加注重“关键少数”、领导班子、基层组织的作风建设，更加突出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更加注重学习教育、批评惩戒和常态化制度化相统一，更加注重党的作风建设中“两个结合”的实践价值。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守正”的时代内涵。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面对的“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面临的“四大危险”是尖锐的、严峻的，“四风”问题又带有顽固性、长期性、复杂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但是，坚守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之“正”，是纠治变化多端的不正之风的根本所在、标准所在、力量所在。离开了“正”的基本要求，追求方法手段的所谓“新”，则会失其本真，南辕北辙。
六、坚持将反对官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风建设的重要任务
共产主义政党一旦成为执政党后，如何摆脱资产阶级政权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高度肯定了巴黎公社的普选制和限薪制。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了通过学习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让群众参加管理和监督、建立个人负责制、选任精明能干的干部、精简机构等方法来克服官僚主义。这些都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以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在局部地区执政时，就开始反对党内、政权内、军队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土地革命时期，在根据地建设中，官僚主义作风主要表现为不关心群众生活、不了解群众实际，强迫群众、搞命令主义，包办一切、代替群众，敷衍塞责、消极怠工，不切实际、机械教条等现象，并且催生了形式主义、贪污腐化、堕落变质等现象。党中央明确提出“不让半个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者留在苏维埃里面”，并惩处许多干部。全民族抗战时期，针对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机关主义、索取浪费等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党中央还提出了加强调查研究、实行精兵简政、发扬民主精神等克服官僚主义的方法。解放战争期间，在不断扩大的解放区和解放了的城市接管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继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斗争，并取得了实质效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方面，党将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予以强调。刘少奇指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他从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和调整央地行政权责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式。邓小平认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并会由此引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和骄傲自满的情绪。他认为，解决的方式“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此外，即便在党的思想路线发生偏差、政治路线出现差错的情况下，党依然强调干部要经常扫除官僚主义的灰尘，不要染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另一方面，在作风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以贯之的内容。1950年5月开展的整风运动、1951年12月开展的“三反”运动、1953年1月开展的“新三反”运动、1957年4月开展的整风运动、1963—1966年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一例外。
改革开放新时期，反对官僚主义一直是作风建设的重要任务。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为例，在论及过去数年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存在的问题时，无一不将官僚主义列入其中。这期间召开的以党建工作为专题内容的中央全会，也都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期间，党认为：官僚主义的存在不可能得到迅速根治，因为它有着深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土壤。因此，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作风建设的长期任务。它的危害性在于破坏了党群关系，削弱了党的领导和执政基础，危及了党的事业发展。解决的方法主要有：一是学习教育，使广大干部牢记党的宗旨，坚持三大作风，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二是体制改革，精简党政机构人员，实行党、政、企、社职能分开，完善责任制；三是加强监督工作，特别是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值得注意的是，党对官僚主义与其他不正之风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官僚主义的要害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官僚主义引发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本位’意识，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反对官僚主义一直贯穿于党的作风建设、党的建设工作之中，且是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都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取得的成就，并都对进一步反对官僚主义作了明确的工作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无不将反对官僚主义列为必须克服的对象。不但如此，党对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有了更新的认识。一是从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在党的一切工作中的地位出发说明其重要性。如在“四大危险”中，“脱离群众危险”是最大危险；这个危险又集中在“四风”上；而官僚主义又是“四风”的风源、风眼。二是揭示了官僚主义的实质和根源。“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三是刻画了一些官僚主义者的心理状态。“有些领导干部爱忆苦思甜，口头上说是穷苦家庭出身，是党和人民培养了自己，但言行不一，心里想的是自己当上官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要好好享受一下当官的尊荣，摆起官架子来比谁都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作风问题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这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尤为重要。官僚主义作风是损坏党群、干群关系的祸首。去除官本位思想以及特权意识、习惯和行为是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的基本方式，但这依赖社会的整体进步。就中国共产党而言，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也永远在路上。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原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