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动员构建起民众政治认同，是党建立和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领导敌后抗战的重要路径。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在华北一线军事溃散、统治失序，民众对抗战态度冷漠，晋察冀呈现政治认同“真空”。中国共产党积极决策部署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并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中社会阶级和阶层分析，将贫农、雇农和中农作为构建政治认同的核心力量。通过组织动员将边区民众纳入群众团体，思想动员提升农民政治文化素养，经济动员保障民众物质生活，政治动员激发民众参与边区政权建设。动员实践伴随着对地主和富农的复杂博弈与巧妙平衡，映射出中共以组织认同为起点，价值认同为文化之源，利益认同为根本保障，制度认同为维持机制的政治认同塑造逻辑。充分彰显中共在根据地执政的政治智慧，对各个时期密切党群关系、巩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政治认同；政治动员
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的塑造与强化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学界认为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一定政治体系，政治运作的同向性（或一致性、肯定性）的情感，态度和相应的政治行为的总和”。据此，政党政治认同是民众或其他社会组织对政党的赞同性态度和心理归属感及其外在化的支持行为，是政党实现政治目标、巩固政权的必要条件。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何以赢得乡村民众的支持并开辟了敌后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北方分局书记彭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亦可管窥因由：“党在晋察冀边区所采取之各种政策……其主要目的在于争取广大人民……获得大多数人民之同情与拥护，巩固该党在人民中之基础。”该报告揭示了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重要路径，即中共密切关注抗日根据地民众的心理变化及其对党的态度，经过层层深入的政治动员，最终构建起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
近年来，学界充分关注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对中共的政治认同问题。学者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的阐释中，颇具启示意义。然而，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敌后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晋察冀边区民众的政治认同具有特殊性。晋察冀边区“不同于那些顽固军队占优势的区域，也不同于已经过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也不同于华东还没有认真动员组织起来（群众）的区域”，晋察冀边区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基础较为薄弱，其优势在于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占据着统治地位，能够正常行使职权并彻底正确执行中共中央的政策，这使得中共在晋察冀边区塑造民众政治认同的历史过程极具典型性。有鉴于此，笔者在爬梳相关史实的基础上，考察晋察冀边区中共构建民众政治认同的历史过程，厘清晋察冀边区民众（政治认同主体），通过什么方式（认同资源），实现了对中共（政治认同客体）哪些层面的认同（认同什么），以期丰富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构建政治认同并领导敌后抗战的认识。
一、抗战初期晋察冀地区政治认同的缺失与塑造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民族抗战的格局成为战时之需。唯有民众对政党形成高度政治认同，方能促进党政军民团结一心，形成持久的抗战合力。但是处于抗战前线的晋察冀地区呈现出国民党统治失序和政治认同缺失的状况。在民族危难关头，中共及时决策部署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通过积极的抗战动员塑造民众政治认同，担负起领导敌后抗战重任。
（一）晋察冀地区国民党统治失序形成政治认同“真空”
随着日军入侵华北，国民党在晋察冀地区的统治受到重创，社会统治失序，陷入无政府状态。一是晋察冀一带大多数地区的国民政府行政系统迅速崩溃。当时的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和察哈尔省政府完全撤离省境，在晋察冀边区范围内，除了五台县县长宋劭文和盂县县长胡仁奎（二人均系共产党员）外，其余的山西各县政府全部溃散。二是社会秩序异常混乱，晋察冀一带国民党声名狼藉。国民党前线军队一路向南逃窜一路洗劫民众，“一批又一批的溃兵，用步枪挑着子弹、手榴弹和抢来的包裹、母鸡等东西，像潮水般地涌下来。”同时，土匪、地主、会道门武装以及各种名目的地方武装各据一方作乱。在晋察冀的广大地区，“简直找不到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汉奸到处欺骗造谣，人民情绪惶恐不安。”流离失所的民众深受其害，加剧了对国民党的不信任心理。
此时，作为地方实力派的军阀亦没有肩负起动员民众、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责任。虽然国民政府统治退出了华北敌后，但是地方军阀仍有一定影响力。部分国民党政客和地方军阀中的许多人对民众运动心存忌惮，认为“民众运动是民众自身做的事，与政府不发生关系，民众自民众，政府自政府，各不相关。有的甚至认为是达到政治上某种企图的手段，因此形成民众与政府对立的现象，”也有的认为“民众运动是和当前的政局为难的，总是使执政者多麻烦的。”在这种背景下，地方军阀对民众运动采取了压制做法，这就使得民众对国民党政治认同成为稀缺资源。政治认同的生成根基仰赖于“制度的公正性”“政绩的显著性”和“意识形态的粘附性”。显然“七七事变”后晋察冀地区的国民党社会制度基础迅速崩塌，未能在一线组织有效抗战，没有对民众进行思想动员反而采取了压制民众运动的做法，这些行径导致晋察冀敌后广大农村出现了政治认同“真空”。
（二）晋察冀地区民众对国民党及其抗战缺乏认同意识
现代政治认同理论认为，“民众的自我觉醒是政治认同的必要条件”。唯有提升民众思想文化素养，使得民众对政党及其领导的抗战存有理性认知，方能构建起政治认同。彼时晋察冀地区流离失所的民众心态颇为复杂，对国民党领导的抗战态度极为冷漠。一是晋察冀地区广大农民受教育程度极低，缺乏民族国家观念，很难团结在旧的行政系统下形成抗战共识。虽然国民党也提出了抗战口号，但是并未深入民心，民众对于在民族主义情绪激励下自发地起来保卫国家并不感兴趣，特别是在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民众深受封建军阀统治压迫，政治意识极为淡薄。“民众对于抵抗日本人的不自觉性，表明了他们对原地方统治人物及其行政机构，以及对于国民党政府是何等的疏远。”二是在巨大的战争灾难面前，普通民众关注私人领域多于关注政党和国家层面。面对战乱，民众呈现出“集体恐慌心态”，关心最为迫切的是个人和家庭成员的生存问题，“自私、恐惧、懦弱、无助、无奈”是“战区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民众“当面对实力明显不对称的侵略者时，个体的反抗是徒劳的。”三是国民党军纪混乱给民众抗战心理带来极大消极影响，不利于激发民众抗战的积极性。“重庆军队的粗野和专横的表现及其灾难性的敲诈使民众对参加抗战感到失望。这在十里铺得到了证明。”加之部分民众对日本侵略的野心及凶残程度缺乏理性认知，认为日军不会再进一步加剧其生存困境，除面临生命威胁外，自身处境已无进一步恶化的空间。上述因素导致晋察冀地区的民众对抗战存在着观望、自保、苟活的心理，对于国民党倡导的抗战缺乏共识，进一步增加了晋察冀民众对国民党的政治疏离感。
（三）中共深入晋察冀敌后积极塑造民众政治认同
1937年8月，中共在洛川会议上强调，应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鉴于晋察冀地区处于华北抗战前哨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日伪军在铁路干线和城市据点以外的广大农村尚未建立统治秩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决策和部署。中共把塑造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作为领导敌后抗战的紧迫任务。毛泽东指出，应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特别是“动员社会的下层民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我们共产党员若不抓紧这个紧急情势，独立自主地利用与运用合法关系领导民众运动，将不能实现我们的巨大领导作用。”平型关大捷后，聂荣臻奉中共中央以五台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指示，于1937年10月在五台山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也把塑造民众政治认同作为根据地立足的决定性因素，强调“创建根据地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民群众支持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一路溃逃华北的同时，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奋战穿插于晋察冀敌后，在广大农村民众中进行抗战动员，不断塑造着民众对中共的政治认同。
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中，分析了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态度，为确定政治认同主体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左翼集团” “中间集团”“右翼集团”三个部分组成的公式。他指出，由“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民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构成的“左翼集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条件，应该用一切努力去扩大和巩固；由“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中间集团”是应当“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构成的“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存在着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危险。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最坚定的左翼集团，即中共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民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现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的革命的动力”，亦是中共构建政治认同的核心力量。
敌后广大的农村各种力量亦十分复杂，如何针对不同群体塑造政治认同是一个突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农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中，“民众的内部是在激烈地分化的过程中。”具体而言，富农“约占农村人口5%左右（连地主一起共约占农村人口10%左右），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但是“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中农“一般地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没有政治权利”，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和“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70%，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和革命的主力军。”因此，贫农、雇农和中农相当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翼集团”，是最巩固的同盟军，亦是中共构建政治认同的核心力量。同时，地主、富农和绅士是“中间集团”，是中共构建政治认同必须争取的部分，而做了汉奸的地主富农是“右翼集团”，是必须打击的对象。据此可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体系中，中共把贫农、雇农和中农作为晋察冀边区塑造政治认同的核心力量，同时需在与地主和富农的复杂关系中进行博弈和巧妙平衡，以实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二、晋察冀边区中共塑造政治认同的现实资源
政治认同的资源指的是“政权体系获得认同可依赖的资源，也即政权体系‘凭什么’拥有公民的政治认同。”晋察冀边区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并非自发形成，而是源于中国共产党深入的抗战动员。中共对晋察冀边区民众进行的组织动员、思想动员、经济动员和政治动员实践，成为塑造政治认同的现实资源。
（一）启动组织动员，创建抗日群众团体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创建群众团体是中共动员民众、构建政治认同的特殊形式。在中共倡导和推动下，由八路军和阎锡山分别派出代表，并由有关各界人士参加，在太原组建了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后期，动委会缩减编制，并从中分离出民众救国会、妇女救国会、人民自卫会、抗日儿童团等群众团体。
群众团体承担了一切应由政权负担的抗日紧急任务，使民众对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具体工作有了初步了解，这为中共构建民众认同打开了一扇窗口。比如，民众救国会的宗旨是“动员民众参加抗日一切工作，号召民众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改善民众生活为民众谋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解放。”在具体工作中，中共加强了对民众救国会的领导，使之成为广泛群众运动的中心，民众将其作为“他们自己的、有力的组织”。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宣告成立，具有半群众半政权性质的动委会、救国会等群众团体逐步结束，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群众运动决议案》，明确规定了政府对待群众运动的原则及政府与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并开始成立边区各界统一的群众组织，实现了边区政策法令统一，为动员民众、塑造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开展思想动员，启发民众政治觉悟
民众具备一定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是参与经济斗争、开展民主政治实践、塑造政治认同的基本条件。为了激发民众抗日救国情感，提高文化素养，中共开展了深刻广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扫除文盲的教育运动。
中共将培养民众的家国意识、担当抗日救亡责任作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为塑造政治认同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和行为导向。中共通过启发谈话法，启发教育民众从政治上认识到抗战救亡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当时民众生活极端痛苦，导致民众的爱国情绪和斗争积极性很低。农民救国会（以下简称农救会）在开展工作时经常会遇到类似问题，群众会说“肚子还不得饱，怎样救国？”实际上，确有部分人因没有饭吃而亟待“设法救治”，但一般而言，说这些话的人“不一定没有饭吃，而是因为苦的缘故。”因此，需要对民众耐心劝说，帮助他们从政治上认识到苦的根源在于日军的侵略。比如“粮价高贵”，就要从粮食的涨价上引起民众的谈话兴趣。民众认为不下雨是粮价高的一个方面，而我们要把“日本人居心捣乱我国民食，在各地大批购粮，作更进一步侵略我们的准备的事情告给他”，进而提升群众的民族觉悟，“劝他们参加救国……人民大众的幸福生活，只有把我们最大的敌人赶出去，才能完全得到。”进而告知：“救国就是保护你们的财产呀！”通过这样的对谈以启发教育民众认识到“救国是自己的事”，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具有一致性，抗日救国就是为了民众早日获得解放。
中共发动广泛深入的扫除文盲教育运动，提升民众文化素养，为树立政治认同奠定了文化基础。1938年10月，边区大会通过《文化教育决议案》就明确地将“发挥高度的民族精神，加强抗战力量”“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并增进他们的健康”列为文化教育的基本准则。晋察冀边区通过开展冬学运动、识字周运动、街头诗运动、公民誓约运动、健全群众剧团、读报组、屋顶广播等方式，使得识字和文化普及积极配合边区政府各阶段的中心工作，充分联系群众生活，民众在思想上、精神上、组织上获得了深刻的战斗教育。表现在民众的识字水平大幅提升。在1939年10月至1940年10月的一年中，边区40万民众学校的学生里，每个人平均能认识157个字，其中青年及富农人数多至150——250个。通过背诵讲解国民公约、学习《政治常识》等内容，民众政治意识也不断提高，对抗战形势、民主政治和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等重大问题，都有一般的了解。而且，识字运动成为争取进步的象征，“在边区人民的心里，假如说它是文盲那就好像他‘抗日不积极’一样。”民众的政治意识空前高涨，这对理解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从事民主选举奠定了文化基础和政治素养。
（三）进行经济动员，保障和改善民众物质生活
塑造边区民众对中共的政治认同，务必保障和改善民众的生活。彭真指出，“抗战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由民众供给。”但是，广大农村劳苦民众的生活极端困苦，“他们是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能支持的。”因此，“唤醒民众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改善人民生活，只要他们的生活能够改善，那我们的救亡队伍，就可以立刻增加一支拥有无限力量广大强壮的生力军。”敌后根据地保障和改善民众的生活，最主要的是通过地主减租减息来减轻民众负担，并设法组织农业生产，不断提高民众物质生活水平。
一是中共转变工作方式，组织群众自主自觉地发动减租减息。减轻民众所受地主封建压迫剥削是改善民众生活的基本前提。如果民众“经济上受高利贷和封建地租以及各种苛捐杂税压迫”“绝不能把他们动员起来做一个积极的抗敌战士。”最初，边区政府及群众团体领导机关，用行政方式发动减租减息，这时地主阳奉阴违，而民众则是畏首畏尾，出现了地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地方工作负责人指出，“我们必须彻底纠正过去的工作路线与工作方式，普遍地开展群众运动，大胆地领导群众，进行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并且只有在改善民众生活的斗争中，才能将民众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由此，中共开始重视农救会，倡导并组织其开展工作，推动民众进行合理和平的减租减息斗争。在李村的减租减息斗争中，民众被发动起来，“在斗争之先，他们首先组织了佃农联合会，然后召开全体大会，由大会选举代表数人，会同牺盟会同志，共同和地主和平谈判。地主完全答复，只地租一项减四分之一，在这样答复之后，一面由牺盟会，县政府给地主以奖励，一面在李村召开大会，地主当大众宣布，结果地主佃农尽欢而散”。在群众减租减息斗争过程中，农救会发挥了主导作用，“一方面要避免代替群众，一方面要避免代替政权，而应推动群众去作为，”“以说合人的态度去帮助群众，说服地主和高利贷者允纳群众的要求，如和平谈判不成时，然后再发动群众向政府请愿等方式由群众力量压迫政府”解决。这样的方式既减轻了民众生活负担，又团结了地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下，为塑造民众政治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中共组织农业生产以提高民众物质生活水平。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农业产出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关系着根据地军民的持久抗战。随着减租减息工作的推进，发展农业生产被提上重要议程，“必须转移改善民众生活的重心，发展地方生产才利于抗战团结和根据地的坚持。”事实上，春耕运动是根据地每年都严肃对待的重要任务。中共全力领导春耕运动，对于巩固根据地，解决军民粮食问题，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具有决定性意义。特别是1940年许多根据地陷入严重困难境地，出现了“农村枯竭，民生凋敝，耕地缩减，物价暴涨，千百万群众的啼饥号寒，求生无路”的悲惨局面，晋冀豫区党委提出，“党是根据地的实际领导者”，“对根据地群众的生活痛苦、饥饿死亡应该是负实际责任的”，必须“以增加农村生产为关键”，“全力进行春耕”。具体而言：晋察冀边区政府采取了增加耕地面积、动员号召所有民众都参加耕种活动、调整作物的种植等方式，在一些不适宜种植粮食的地带（如山地沙地等）种植容易结果的瓜木。提倡集体的协作劳动与技术改良，通过组织生产合作、组织代耕等方式帮助民众耕作。特别是1941年以后，随着日军在晋察冀全面“扫荡”，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根据中共提出“劳力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方针，中共组织民众一手拿锄，一手拿枪，敌来则打，敌退则耕。不论在北岳区的巩固区、游击区、山区还是平原，自1942年以后，边区农业生产处于紧张的劳武结合状态中。中共领导的农业生产工作，为改善民众生活、坚持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四）实行政治动员，开展民主政治实践
持久深入的抗战动员工作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我们抗日动员的核心，主要建立在政府领导大众，大众拥护政府”的“上下一致统一的坚固阵线上面”，“所以总动员的意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民主或民权式的物力与人力的积极运动。”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时，中共已将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作为动员民众抗战的目标。黄敬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把边区政府“造成为民主共和的模范政府”“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最大限度的力量。”边区政府完善了各级政权建设，开展了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促使广大民众积极参与民主政治生活。
一是改造村政权，将民众纳入基层政权组织。在根据地初步创立阶段，边区通过改选旧村长的方式来改革旧政权，“往往新选者仍为土劣”或“许多当选的贫农雇农不久又被地主豪绅收买”“村长事务过于繁重，”“民众对于政权的淡漠态度至今还没有彻底的改变。”村政权的脆弱无力暴露得最为明显。为改变旧势力对村政权侵夺，边区政府决定打碎旧的村长制，增加民意机构的管理和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1939年的村政权改选，使得民众在政治上翻了身，这一“使‘自己负责，不容人不负责’的一套下层机构，大多数的民众敢于‘主张公道’，敢于‘踢破经常范围’加紧动员到抗战中来。”
二是中共设立边区或县行政会议，作为边区政府与县政府和群众联系的民意机关。为使得政令到村，1939年9月边区行政委员会作出健全区政治会议的指示，提出“民主的实行，不是只停留在村级政权上，它是要向前发展的，要发展在区政权上，要发展在县政权上。”中共直接通过行政会议并间接通过群众团体的组织系统，动员、领导广大群众来支持实现自己的各种政策，反映并吸收各界民众对于行政上的意见，畅通了群众政见表达通道，县区政权成为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的地方政权，对于汇聚民心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村级政权中贯彻“三三制”原则，基本群众（贫农、雇农和中农）在政治上翻身，逐渐有了话语权。1941年北岳区的村选中，在坚决执行“三三制”的条件下，村代表会及各委员会应尽量争取和保证党员只占1/3，基本群众、开明士绅大地主、抗日各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2/3。村政权改造贯彻“三三制”原则，使得基本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参与选举的热情空前高涨。1940年的大选，参选公民一般在80%以上，有的达到90%——100%。冀晋地区大部分巩固区和游击根据地村庄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基本群众取得了优势。冀中七县的选举结果表明，贫农、雇农、中农在各级代表会中，已把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边区人民获得了真正的民主自由与民主权利，参政积极性显著提高，真诚拥护边区政府。而边区政府作为中共执政形象的代表，也由此赢得了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
三、晋察冀边区中共政治认同的生成机理
全面抗战爆发时，在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广大农村，塑造民众的政治认同需要找到突破口。将一盘散沙的民众纳入群众团体，增强其对组织的信任与归属感，组织认同由此成为塑造政治认同的特殊形式；在此基础上通过思想文化启蒙提升民众的政治素养，价值认同推动了抗战思想凝聚，成为政治认同的文化之源；在具体生产生活中保障并维护民众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益，利益认同则构成政治认同的根本保障；最终建立稳定的制度体系，制度认同为维护民众利益和构建政治认同提供了持久保障机制。从外在组织管理到内在文化引导，再到利益维护的根本举措和稳定的制度保障，中共塑造晋察冀民众政治认同形成完整链条。
（一）组织认同是塑造党的政治认同的特殊形式
塑造乡村民众对中共的政治认同，必须借助一定的组织形式，才能确保党的政策法令抵达并作用于民众。抗战爆发时晋察冀一带的中国民众普遍缺乏组织性，如马克思在考察法国农民时指出：农民如同“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一个个马铃薯”，彼此之间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政治组织。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民身上，特别是乡村民众思想意识中的散漫性和保守性，并未随着民国以来的政治发展有根本转变，民众“几千年来的生活习惯是散漫的，不惯集体生活的，而几十年来的教育和政治，却没有积极地来指导民众、组织民众。”对此，毛泽东无不感慨地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把敌后的广大民众组织起来成为抗战之需。当时中共倡导并推动成立了“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由于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较易为当地军阀阎锡山接受，帮助县区村建立起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动委会”为改造国民党旧政权和创建边区统一战线新政权架设了必要桥梁，中共起到了主导作用。边区成立的各种救国会群众团体，把边区民众按性别、年龄、知识和能力分层次、有重点地纳入相应的组织体系，在中共及其边区政权领导之下，群众团体得到有效运行，不仅解决了抗战所需的物资，更使民众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边区民众获得了组织归属感。
（二）价值认同是塑造党的政治认同的文化之源
价值是文化的内核，价值认同是政治认同最核心最深层次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取向。中共在晋察冀边区的思想动员、经济动员和政治动员中，向边区民众传递了中共提倡平等、抗战救国、为民做主的政治文化理念。旧式农民在面对生死、贫苦等实际问题时表现出“命该如此”的宿命感，缺乏自我意识和斗争精神，中共在宣传启发人人平等敢于斗争理念后，推动了农民转变思想，激活了个人自主意识，即便是深受封建压迫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妇女，也都树立了新的人生观——“战斗的、解放的、大众的人生观”。边区民众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的觉醒，为其向地主和日伪军斗争、争取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参与民主政治提供了原初动力。中共通过取得平型关大捷，向民众传递了中国必胜和抗战救国的理念，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促使“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极快地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着。”此外，中共基层干部与广大贫雇农在感情上打成一片，积极向他们宣传为民做主理念，重建了民众对“官”的印象。以前民众认为“人一做了官，就要害人的”，民众眼里“穿得比较阔的，差不多就是官。”但是，晋察冀边区政府革除了衙门、贪污腐化的作风，代之以“吃窝头小米，背行李跑路，穿老百姓衣服到敌区工作的吃苦耐劳的作风”，打破了民众对政权的固有认知，拉近了中共与民众的距离，进而构建起民众对中共的信仰。边区民众深刻认识到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边区政府是人民的“救星”，中共对民众以合乎正义的人民秩序代替地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苛政，“赋予民众斗争以正义感和功效感”，塑造了民众对于中共所代表的民主平等、社会正义与社会善治的价值认同。
（三）利益认同是塑造党的政治认同的根本保障
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是驱动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决定性力量。解决好乡村民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是塑造党的政治认同的核心和根本。晋察冀边区民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是生存问题。要保障和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就务必解决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减轻地主压迫、促进民众农业生产、提升对日伪斗争成效。一是善于巧妙地与地主进行周旋。中共通过农救会等组织启发农民自觉性，切实在减租减息工作中维护好农民利益。二是善于与恶劣自然条件进行斗争。中共在组织农耕运动中，通过协调人力、物力，帮助有困难的民众进行农业生产。三是敢于与日伪军作斗争。随着抗战进入犬牙交错和拉锯状态，根据地农民患上了“恐日病”，不敢到沟墙之外去耕种。中共不仅以劳武结合抢种抢收，更表现在中共领导敌后民众有效进行反“扫荡”斗争。中共不仅维护了农民的经济利益，还以深刻的民主政治实践，维护了农民的政治利益。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生态中，农民处于政治生活的不利位置。地主和富农凭借自己的经济优势地位混入村政权，借机变相压榨民众。如作为游击区的冀热辽区在“1943年以后普遍形成增租夺佃现象。”但是，贫农和雇佣农生产积极性提高后，根据地呈现出中农化趋势。已经觉悟的中农阶层不断扩大，其经济利益的维护需要来自政权的某种支持。“不着重建立乡村内部的组织以贯彻改革，变革就会流于形式而没有实际作用。”改革政治机构被提上日程，村政权的建立和完善，使得民众能够接近和运用政治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共领导边区民众在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中维护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在与日伪的扫荡中维护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与中共抗战救国的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获得了民众基于生存利益对中共的强烈认同。
（四）制度认同是塑造党的政治认同的维持机制
健全的政治制度是政权的基本组织形态，也是中共在敌后根据地领导民众抗战、塑造政治认同的一套稳定的维持机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民众政治动员的深入，离不开基层政权对于基本群众政治权利的保障。一方面，村政权逐步走向健全，使得基本群众不断接近乡村权力的中心。贫农、雇农与新中农阶层不断扩大，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日益突破经济范畴。可以看到，在冀中区的选举中，各阶层人民竞选异常激烈。“工人贫农积极性很高，他们在政治经济生活改善后，非常关心政权，不使落入封建地主手中。”在推行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斗争中，贫农和中农的政治觉悟随之提高，参与民主政治实践的意愿增强。在村选中，基本群众增强了对中共的政治认同，都认可“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共产党是为穷人”工作的。另一方面，边区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治，有利于团结地主和富农，维护敌后团结稳定的抗战局面。虽然在直接的民主普选中完全实现“三三制”极其困难，但“三三制”的规定本身亦具有重要意义，“它使党在普选中有明确方向，便于争取非党人士与我们合作，”这对于消除地主阶级恐慌心理和变得“开明”产生了极大效果。晋察冀边区“三三制”政权实行后，“许多原来反对我们的地主转变了态度，说这亦有我们的世界了，我们有点活头了。”边区政府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路线和方针，在与地主和富农的复杂博弈中巧妙平衡，一方面维护了贫农、雇农、中农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团结了开明地主和富农，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实现了敌后根据地民众对党的政治制度认同。
四、结语
政治动员与政治认同作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史上的重要话语及理论，亦是中共建立敌后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的两条线索。政治动员为显线，表征中共在敌后工作的具体动向与策略；政治认同为隐线，是政治动员最终所达及的深层目标，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的行为实践反映着政治动员的效果。
晋察冀边区中共政治动员与塑造政治认同始终遵循并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方针，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形成全民族抗战。在民众阶层不断分化的广大敌后乡村，中共始终以贫农、雇农和经过减租减息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中农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翼集团”，并将其作为构建政治认同的核心力量，同时兼顾“中间集团”和“右翼集团”的团结与斗争。在维护贫农、雇农、中农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与富农和地主的进行博弈和巧妙平衡，以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的目的。中共通过组织动员、思想动员、经济动员、政治动员，实现了民众对党的组织认同、价值认同、利益认同和制度认同。其中，组织认同是边区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的特殊组织形式，价值认同是边区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的深层次情感和价值导向，利益认同是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的核心和根本，制度认同是民众在边区民主政治实践中形成的稳定的政治认同维持机制。
在“人心就是政治”的宝贵历史经验和执政理念下，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塑造了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是中共领导全民族抗战并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也为解放战争时期赢得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和认同奠定了历史基础和宝贵经验。以史鉴今，增强组织认同，健全基层党建，确保群众对党的组织管理方式认同；铸牢价值认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夯实政治认同的文化基础；强化利益认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筑牢中共政治认同的绩效根基；提升制度认同，健全民主政治制度，形塑民众政治素养和参与能力，依然是新时代巩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的有效路径。
张宗兰，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梁大伟，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党政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