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历史政治学方法研究中国式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其两大形态特征：首先，中国式现代国家是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内通过反抗性革命建立起来的，在价值、形态、制度、机制等各方面截然不同于作为压迫、支配、垄断主体的西方式现代国家；其次，中国式现代国家有十分浓厚的传统性，与中国传统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历史连续性。基于这两大形态特征，可以提出超越西方既有理论、发展新的现代化和现代国家理论之若干基础性命题。
引言
今日中国已是一个成熟而完备的现代国家：就政治而言，国家权力对疆域内相互平等的国民实现了有效的直接治理；就经济而言，基本实现工业化；就社会形态而言，基本完成城市化，初步形成与之相应的治理机制、社会结构、生活形态。
因此，中国式现代国家已经定型。与其他现代国家相比，它至少有两个醒目特征：首先，在价值、结构、运转机制等各方面，与中国传统国家的形态高度相通，古代内在于现代之中；第二，与欧美各国的现代国家之间存在重大形态差异，事实上两者在政治上始终存在分歧、紧张甚至冲突，且随着中国式现代国家的形态日益成熟而趋于公开和激烈，中美关系之剧烈变化即是其表征。
长期以来，西方各界普遍拒绝承认当代中国国家形态之现代性质，要求其“转型（transformation）”，即转向西方的国家形态——这被西方视为现代国家形态之正统，不合此标准者则是前现代的，没有世界历史正当性。在很长时间内，这种认识、主张也一度为国内各界普遍接受，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研究取向受其支配，社会政治实践也一度受其深刻影响。直到新时代逐渐形成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之后，这种认识、主张才逐渐消退。
可见，是否承认当代中国已是成熟的现代国家，不只是一个关乎中国思想学术研究基本议程设置的根本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乎国家正当性（legitimacy）的重大政治问题。本文拟运用历史政治学方法，探讨中国式现代国家之形成机制，揭示其两个基本形态特征，即古今的连续性、与西方的结构性差异，据此阐明基于中国事实超越西方既有理论、发展新的现代化和现代国家理论之若干基础性命题。
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与中国式现代国家之革命性
中国式现代国家是在两百年来世界范围内现代国家构建浪潮中建立起来的，故须从世界层面上对其进行研究。但这个世界不是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二段已清楚指出中国式现代国家形成之历史与世界脉络：“一八四〇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中国式现代国家是通过反抗性革命建立起来的，在价值、形态、制度、机制等各方面必然不同于作为压迫主体的西方式现代国家。
1500年以后，在经济、宗教、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位于大西洋沿岸的西欧各国陆续派遣贸易远征队寻找海外财富，其最大收获是进入并征服了文明发展水平严重落后的美洲，建立“大西洋世界体系”。现代资本主义从中发育成长，西方式现代国家由此形成，这些因素又使得工业革命的条件在英国逐渐成熟。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生产方式的一次革命性突破，英国由此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军事、技术和产业优势，乃展开全球范围的征服和控制，建立了覆盖全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其他西方国家在英国的压力下陆续启动、完成工业化，加入支配者行列，尤其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取代英国成为支配性世界体系的霸主。
农业的中国败于工业化的英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接连败退清楚证明了儒家政教之全面失灵，士人群体为救亡图存，转向西方寻找出路。英国建立世界霸权之后，其知识界逐步生产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并以现代媒介向外传播，于是，严复系统地翻译介绍了英国自由主义的代表著作；美国在一战后逐渐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于是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中国精英又系统接受了美式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观念作用于现实，晚清、民国时期各领域的变革试图模仿西方，通过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富强。
最终这个希望落空了。西方构建的世界体系确把所有民族、国家纳入其中，但列宁准确地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是“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西方通过帝国主义机制进行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剥削，在国内维持光鲜亮丽的现代文明，自由主义就是这种特权性文明的观念反映，甚至是西方进行帝国主义支配的观念工具。殖民地民族、半殖民地国家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道路，只能加深被支配的困境。
工业革命也催生了另一种现代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从中发展出列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列宁在两个方面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创建先锋队政党，作为“组织的武器”；其次是提出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唤醒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自觉，为其指明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的道路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中国式现代国家也就有了如下构成性要素。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建立现代国家之能动主体，全面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国家的全部形态特征。儒家士人—士大夫群体于20世纪初开始解体，代之而兴起的思想政治主体却一盘散沙：军阀以武力谋私利，政客没有公共精神，土豪劣绅控制基层，全面接受外部知识的新兴知识分子与人民基本脱节，都不具备推进现代化、建立现代国家之意志和能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政党，即先进性—领导型政党。它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建立了集中统一的政治组织机制，从而满足了重新实现国家整合、集中一切力量推进现代化的历史需求。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先进性，即掌握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据此断然放弃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道路，走上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建国，进而通过社会主义推进现代化的道路。
第二，中国共产党通过双重革命建立现代国家，革命性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国家之中。晚清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实质是，西方列强把中国纳入绝对不平等的世界体系，通过控制关税、政治、金融、意识形态等领域，剥夺了中国实现自主发展的权利和能力。因此，帝国主义的控制、压迫是推进现代化、实现文明复兴的最大障碍。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这一点，首先进行了彻底的反帝民族革命。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归化”了国内各种权力主体：买办资产阶级享有特权，军阀分别依附于不同列强，在城地主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剥削的末梢，知识生产依附于美国，所以要推进自主的现代化，就必须摧毁或改造这些组织、力量和观念，因此，中国共产党同时进行了广泛的社会革命。双重革命并行，使得中国经历了世界现代史上最为彻底的革命，革命精神也就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国家之中，并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表现形态，新中国成立之后其转化为强烈的自主发展意志与实践，猛烈冲击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双方展开长期的斗争，中国式现代国家也就继续保持了自觉的革命性。
第三，中国以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国家是发展型社会主义国家。近代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丧失了发展自主权，并经历了“去工业化”，即高度发达的传统手工业体系崩溃，沦为西方的原料生产地与工业品倾销地；沿海口岸的局部现代化也主要服务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控制、剥削，这是典型的“外围化资本主义”形态，循此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脱钩”，从而构建了发展自主权；社会革命消灭了各种资源耗散环节，政党国家得以动员一切资源，普遍平等也有极大政治激励作用。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在世界社会主义谱系中，这是一种“发展型社会主义”。
第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国家有坚实物质基础。英国等西方列强是凭借其工业化力量打败中国的，然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却很少讨论西方兴起的这一关键环节。受其误导，晚清、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忙于推进民主化或进行观念启蒙。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据此，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立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化上，集中稀缺资源建立重工业体系，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政治独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大力发展其他工业部门，最终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式现代国家由此拥有了坚不可摧的物质基础。
很显然，在形成方式、价值、制度等各方面，中国式现代国家截然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国家：后者形成于对外征服、殖民过程之中；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又构建并竭力维护全球性支配体系，进行世界规模的剥削；由此获得的“横财”支撑了其所谓文明的、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包括竞争性民主。中国却被其置于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长期遭受压迫和剥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通过反抗这个体系建立了现代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有国家政治独立与发展自主权，持续抵制体系化的遏制或外围化压力。一方是压迫、剥削的政治逻辑，另一方是革命、自主的逻辑，必然造就两种完全不同的现代政治和国家形态：一个是帝国主义的现代国家，另一个是反抗者的现代国家，两者不仅大不相同，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是相反相对的，现实中也确实持续进行着全方位竞争、博弈甚至斗争，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有显、隐之别。当然，中国式现代国家也不同于日本、韩国等极少数非西方的现代国家，后者没有经历过全面的革命，在各方面都是西方的依附者，其国家形态也只是简单模仿西方模式而已。
进一步比较而言，中国式现代国家形成较晚，反而更为现代，仅从一个角度看：直接统治被视为现代国家的结构性特征，而中国在这个维度的水平最高，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双重革命消灭了各种居间性权力和组织。同时，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国家更为先进，因为其不是通过对外征服，而是通过反抗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建立的，在价值上更为先进；因为其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了国民高水平的平等，在政治上更为先进；因为其走社会主义道路，避免了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端，在经济上更为先进，等等。
可见，惟有通过世界体系理论，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国家的形成机理，并确认其世界历史正当性乃至优越性。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国家又有十分浓厚的传统性，其与中国传统国家（古代中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历史连续性。
历史的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国家与传统国家的连续性
中国式现代国家的第二个形态特征是，传统国家形态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国家之中。西方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国家理论普遍断定，古今之间，截然有别。在中国，古今国家形态之所以高度相容，并有明确的继承关系，乃是因为，秦汉以来的传统国家形态就有相当程度的现代性。
我们是基于西方现代国家理论作出这一判断的。“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如下：拥有一种可以通过立法进行变革的行政与法律秩序，行政班子的组织活动——同样受规范的制约——则以该秩序为取向。这个秩序不仅要求对国家的成员——公民，即由于出生于此而获得成员资格的绝大多数成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求对她管辖权所及区域内发生的一切行动行使具有约束力的权威。”在韦伯的论述中，现代国家的构成性要素是理性化官僚制。蒂利进一步阐明官僚制之结构前提：主权对人民的普遍直接统治。基于这样的定义，福山在其历史社会学研究中明确断定，秦朝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笔者对此也有系统论述。实际上，战国时代各国就已初步打破封建的多中心权力的间接统治格局，实现了王权通过科层化的郡、县官僚对国民之直接统治，秦朝将其普遍实施于超大规模疆域。参考经济史研究中的“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一词，可将这个时期的国家称为“原现代国家（proto-modern state）”。
细究起来，这个原现代国家还有进一步的发展：汉武帝以尊五经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文化、政治变革，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皇权士大夫郡县制国家形态。这一国家形态具有“超稳定性”，此后两千年间经历无数内外冲击而得以重建、扩展，盖因其有效满足了管理超大规模农业社会的需要。横向比较可见，这一国家形态的治理绩效优于同时期欧亚大陆中、西部迭次兴起之主要政治体，我们可以说，秦汉中国构建了一个“超级原现代国家”。
这个超级原现代国家具有相当强大的政治自主性和组织动员能力，因而到了近世，面对西方工业化帝国主义列强，清朝仍有一定的抗衡和应变能力。到20世纪初，传统政教体制固然瓦解了，但这个原现代国家历史地积累形成之疆域、制度、国民政治共识等要素，仍构成新兴政治力量赖以重建现代国家之基础与牵引性、规范性力量，中国共产党定型之现代国家也确实与之保持了明显的历史连续性，传统得以内在于现代。
对于此中机理，学界已有所讨论，孔飞力指认出若干历史地形成的“根本性议程”，精英群体循此对外部冲击作出反应，现代国家的形成也就具有内生性。我们还想补充一个更为重要的机制：中国是作为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历史性国家在世界体系中遭遇失败的，因而现代中国人最深层之共同意志是民族复兴、文明复兴，从精英到普通民众莫不如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苦难之根源，也就具有更为坚定的民族复兴意志，而抗日战争的契机使之得以完整呈现。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革命和建国事业置于中国文明历史脉络之中，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觉地接续传统——这一政治决断清楚体现在毛泽东同志1938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表述中。传统是具体的，其中的关键性因素以各种方式铺就了现代政治的“轨道”。比如，两千多年的直接统治和文教塑造了人民高水平的国家认同与“大一统”意识，于是在遭遇帝国主义入侵、国家日趋离散化之时，各阶层普遍而深沉的政治期待是重建强政府、恢复“大一统”。漫长的历史也塑造了人民对道德性政治、民本性政治的普遍期待。这就是“人心所向”。历史、文明塑造的人心构成现代政治演变之底层逻辑，凡是不能有效作出回应的思想和政治力量次第遭到无情淘汰。中国共产党顺乎人心而行，其革命、建国、建设的努力也就具有明显的“传统化”趋势，默认、认可、重构甚至强化了众多传统价值和制度，由此形成的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在几乎所有重要方面都有明显连续性，比较重要者有如下几个维度。
第一，就国家精神而言，人本主义贯穿古今。人本是与神本相对而言的。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颛顼、帝尧持续进行“绝地天通”努力，确立“敬天”为中国宗教之中心信念，形成人本主义的国家精神，其要义是：人的唯一关切是人间秩序，此即《中庸》所说的“道不远人”；人间形成和维护良好秩序的唯一主体是人，此即《中庸》所说的“为政在人”；塑造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唯一目的是人民普遍过上好日子，此即《尚书·大禹谟》所说的“政在养民”。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一切神灵的存在，全面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与生产性实践的历史中心地位。中国共产党结合两者，其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都是人本主义的，依靠人、组织人、为了人，此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政治观。因此，中国式现代国家没有任何宗教色彩，完全是此世的、人本的。这与美国政治过程的浓厚神教色彩形成强烈对比。
第二，就政治统治结构而言，从皇权郡县制到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大一统”的特质未变。夏商周三代行封建之制，国家呈现为多元权力中心的间接统治格局；秦朝在超大规模疆域上建立了直接统治的皇权官僚郡县制国家；汉武帝为之引入文教，“大一统”成为首要政治价值，维护国家在各方面一统之制度趋于完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士人在社会中、士大夫通过国家化的教化机制，共同塑造国民之国家认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尤其强调集中统一。中国共产党以此建立了集中统一的军队，进而建立集中统一的国家，并进行全面深入的国民理想与价值观塑造，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更为全面地重建了“大一统”国家结构，比如，延续了作为“大一统”根本政治机制的省县制，又以集中统一的党组织网络予以强化。
第三，就国家领导—治理主体而言，从士人—士大夫群体到党员—干部群体，同属先进性领导团体。秦朝文法吏是典型的韦伯式理性化官僚；汉武帝建立察举制，吸纳研习孔子文教的士人进入政府，形成士大夫。从其训练过程和行为模式看，士人—士大夫是道德、知识、政治上的先进分子，其所主导的政治带有强烈公共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组织的中国化，重视党员、干部先进性的培养和保持，党员—干部群体与士人—士大夫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相似性。
第四，就经济制度而言，从厚生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以养民、改善民众生活为国家中心任务。人本主义国家精神落实为“养民”的政府职责，大禹明确提出厚生主义政治原则：“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到战国时代，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育，商鞅在秦国果断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士人政府长期坚持这一政策，确保经济体系以生产为中心运转，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历史唯物主义把物质生产作为人类首要的、核心的实践，据此，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力推进工业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虽然吸纳了市场机制，但仍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厚生主义传统的创新性发展，而极大地不同于西方尤其是美式资本主义体制。
第五，就社会生活而言，从孔子文教体系发展为社会主义文教体系，致力于对国民施行人文道德教育与塑造。《尚书·舜典》已阐明古典教化之基本性质：“敬敷五教，在宽”。到轴心时代，中国以西各文明走向一神教，教人信神；孔子却建立“文教”，以五经之文，教人敬天、孝亲、忠君。汉武帝确立文教为国家制度，士人政府普遍施行教化于所有人，教其孝亲、忠君，成为好人和好公民。作为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党员和群众的宣传、教育；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为一套现代文教体系，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其道德文化水平，塑造其国家认同。
总之，历史地看，中国式现代国家形成的初始条件是不同于欧美的：中世纪的西欧只有社会而几乎没有国家，君主们近乎从头构建现代国家；19世纪末中国为了应变而创制立法，则是在悠久且成功的原现代国家历史基础上进行的，其内在精神、制度元素也就通过各种机制全面深刻地渗入新国家机体之中。这样，中国式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就不是发生在西方的“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而是国家重建或发展（state-rebuilding or state-development）。就此而言，历史政治学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国家之构成性方法，惟有通过溯源于历史，我们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其种种价值、制度、机制及至政策之形态和理由。
基于中国事实重建现代化与现代国家理论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把中国式现代国家界定为：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经由深刻全面的革命建立，由先进性—领导型政党全面领导，扎根于自身历史和文明，从而与传统国家保持明显连续性的“大一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这一事实为我们批判和超越西方主流国家理论、重建一种更为普遍的现代国家理论，提供了重大历史契机——由此理论，我们也可以证成中国式现代国家形态之世界历史正当性。
在西方政治理论高度发达且几乎支配全球思想学术界的今天，为什么必须重建国家理论？让我们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意识［dasSBewu?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bewu?te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很显然，西方的政治理论、现代化理论、现代国家理论只是其相应现实生活过程的观念反映，因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也就只是包含了一定普遍性的地方性知识，而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权地位进一步削弱了其普遍性，种种政治因素甚至使之缺乏科学性。比如，它遮蔽了西方现代国家形成进程中两个决定性因素——征服殖民与工业化，进而遮蔽了其国家形态之内在决定性维度——帝国主义。
主要凭借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主宰地位，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相关社会科学获得了世界的思想、学术霸权。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学界，除20世纪中期以外，基本上都在此理论笼罩之下，并以其作为尺度，衡量中国现代化与现代国家之价值、制度、结构、政策，结论当然是，中国是“反常”的，必须“转型”。
需要承认，在中国人刚刚开始理解现代性之时，这些理论确有一定启发作用。但随着中国式现代国家的形态逐渐定型，西方理论不再有这种作用，反而成为理解、认识的重大障碍。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上的成功在思想学术领域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让我们敢于批判、抛弃西方现代化和现代国家理论，进而基于中国事实重构理论。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及其所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国家的事实中，我们至少可以抽象出如下政治学命题，作为构建一种新的现代化与现代国家理论之出发点。
第一，高度组织化的先进性政治团体是现代国家构建和发展之有效能动主体。西欧现代国家是中世纪高度离散的宗教、经济、政治、社会等多元力量经过复杂互动形成的，作为其观念反映的西方政治理论也就具有明显的结构中心主义倾向。历史社会学认识到这一范式的不足，转向国家中心主义，把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政府作为政治能动者。然而，理性化官僚只是理性化行政权的人格化代表，不可能具有主体性、能动性。晚年韦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中发现了政党的力量，引入政治家作为能动政治主体。但进入20世纪后，西方政党在选举政治中逐渐衰败，丧失了政治能动性和组织能力，沦为形形色色民粹主义的“尾巴”。因而，福山虽痛心于国家衰败，却给不出有效药方，其强化行政能力的建议没有任何可行性。
《中庸》曰：“为政在人。”士人—士大夫群体是一个先进性政治团体，中国共产党与其拥有相通的精神气质，依托先锋队政党的组织形态，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先进性政治团体，具有全面领导人民追求先进政治目标的坚定意志和能力，构成革命、建设、改革之“第一推动力”。故此，中国式现代国家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而是一种持续发展的机制。这一事实决定了，研究中国式现代国家，应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更一般地说，在方法论上必须超越结构中心主义，转向能动者中心主义，自觉运用历史方法。
第二，领导权是国家最为重要的权力。古代国家的中心权力——君权，是一种本源性的、统摄性的领导权，能够确保国家的整体性与适应性。进入现代，君权弱化，政党发育，并获取国家的政治领导权，主要表现为建立政府并全面指导其运转。然而，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美式权力分立及制衡制度与学说，随着美国世界地位的上升而广泛流行，导致领导权在理论上隐匿、在实践中消散，其结果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国将不国”的离散化现象。
在古代中国国家结构中，皇权与士大夫共同拥有国家领导权——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知识和道德上。承袭这一传统，并凭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先锋队政党的组织形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国家中发挥全面领导作用。领导权是一种根本性、至高性、中心性政治权力，统领一切权力、组织、个体，确保了国家的整体性和强大集体行动能力。研究中国式现代国家，必须以领导权为方法，从领导权看待一切其他权力、组织和社会力量。
第三，现代国家的建立、建设是自觉的思想和政治选择过程。自由主义高度推崇“自发秩序”，其在现实中运转的结果就是所有民族、国家被纳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丧失发展自主权，成为西方的依附者。比如，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自发秩序中退化为外围资本主义；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民主化第三波的自发秩序瓦解了众多国家的自主发展意志和能力，使其沦为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依附者。然而，中国共产党依靠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与悠久深厚文明传统带来的政治底气、勇气，选择了一条反抗体系的道路，虽然多次遭遇挫折与体系化力量的冲击，但始终坚持不懈，从而建立和保持了国家的发展自主权，这才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形成中国式现代国家形态。研究中国式现代国家，必须重视思想、理论的作用，重视思想和政治的体系自主性问题。
第四，革命是建立现代国家之基本环节。欧美各国的古今之变无不经历了剧烈动荡，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却有意无意地遮蔽这一事实，构建形形色色的反对革命的政治、国家理论，例如，断言英美只发生了政治革命，由此建立了保障自由的宪政制度；宣称法国以及俄国、中国同时发生了“社会革命”，包括改变所有制归属、颠覆阶级结构、改造人们的价值和思想观念、塑造新的生活方式，等等，于是走向“极权主义”。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式现代化理论整体上也是反对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接受了现代化理论，也有“告别革命”之说的勃兴。这种反对革命的现代化理论忽略了英、美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同样发生过革命，还发生过大规模征服：英国征服北美、印度，北美殖民者征服印第安人，这是其原始积累的基本源泉。
中国有悠久的古典革命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通过革命改造世界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结合这两个传统，除了通过政治革命夺取政权，还进行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深入改造社会文化的社会革命，比较彻底地扫清了现代化的障碍。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宣称，建国意味着革命的终结，但中国式现代国家仍内涵革命性，这表现为持续进行社会改造、谋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领导团体的自我革命。考察现代世界历史可以发现，革命的彻底性与国家的现代性、现代化的成就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印度与中国的差距就在于此。这些事实要求我们，研究现代化和现代国家，必须肯定革命，全面研究其不同形态与历史作用。
第五，社会主义是可行的、更好的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打破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垄断性，世界各民族、国家可以在两条发展道路中进行选择。苏联、中国等不少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西方各国为了保障自己的垄断利益，竭力维护自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并积极运用各种机制，强迫或诱导后发国家转向这条道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比如韦伯的资本主义理论、美式现代化理论、发展经济学等，就是为此服务的。可以说，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是世界现代政治之基本内容。西方享有先发优势，资本主义道路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占据上风。但是，中国式现代国家的定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要成功，“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据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过去两百年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历史，重新审视现代思想学术史上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辨。
第六，现代社会的根本价值是平等，现代国家的根本职能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世纪欧洲贵族把相对于国王的自由权视为最高价值；早期现代欧洲政治哲学实现了一次转换，把平等确立为现代社会的根本价值；英国在完成工业化并以帝国主义方式进行世界性资本主义剥削后，则将价值取向再度转向自由——包括财产权，以此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把个体界定为权利主体，要求国家提供各种保障。由此，个体成为国家的消费者，国家退化为集团或个体进行“分利”的机制。但归根到底，这种自由是以世界性特权为前提的，仅能为世界的少数所享有。对现代世界的绝大多数民族和个体而言，平等才是根本价值，包括民族平等、个体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正是为了实现这种双重平等。相互平等的国民为了改善自身福利，必须共同努力，寻求国家发展。由此，每个人首先是国家的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国家就是相互平等的人民共同实现全面发展的机制。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西方主流政治哲学，重新思考自由与平等、分利与发展的关系。
第七，现代化的中心环节是工业化，大工业生产方式是现代国家的经济基础。关于现代国家理论的经济维度，西方主流理论普遍强调私人财产权、资本主义机制或再分配，而忽视工业化与生产力的长期发展。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当代的美国，这种理论助推了“去工业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大量后发国家受此理论误导，忽视工业化对于现代国家构建和发展之基础性作用。中国自身重视生产的厚生主义传统与历史唯物主义以生产为中心的理论，共同促使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时就把工业化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据此构建国家的价值、机构、组织、机制等。由此，中国式现代国家成为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组织机制，极大地扩展了现代国家的职能。反过来，高效率且持续发展的工业生产方式构成现代国家之经济基础，支持社会、政治之正常运转和发展。这一基础一旦遭到破坏，现代国家必然出现退化，“拉美陷阱”、欧美民粹主义泛滥之根源就在于此。因此，研究政治、国家问题，还是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问题作为塑造政治和国家的根本因素。
第八，现代国家是“大一统”国家。西欧的现代国家构建是针对中世纪权力高度离散的状态展开的，以集中权力、扩张权力、对人民实行普遍的直接统治为宗旨，主权、民族—国民（nation）等观念均体现了这一点，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论则是其意识形态反映；北美十三州独立建国，同样是由分走向合，《联邦党人文集》对此予以多方论证。可见，西方的现代国家构建实际上就是追求“大一统”，只不过受制于其历史条件，未能完全做到。这种不彻底性给后来的退化留出了后门：在完成工业化且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之后，欧美各国的直接统治机制遭到削弱，社会各领域再度封建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则将错就错，个人权利、三权分立、民主化、公民社会、人权高于主权、市场替代国家等等理论，无不致力于解构国家、怀疑政府、贬斥权力。只是由于外部横财持续输入，欧美各国才勉强维持了国家整合，但目前其已进入衰败通道之中，自由主义也在下坡路上猛踩油门。至于后发国家，按照这些理论进行的现代国家构建，普遍陷入严重的自相矛盾之中，常见的情形就是，竞争性民主制的名义保留，实际上固化了高度离散的前现代制度和社会结构而形成“封建民主制”。中国式现代国家则运用两大资源，即中国自身的“大一统”传统与先锋队政党的集中统一机制，建立了史无前例、世无其匹的“大一统”国家，从价值上、结构上、机制上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国家整合，从而有能力保持秩序的稳定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一事实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大一统”的普遍意义。
第九，现代国家负有普遍教育塑造国民之职责。西方在其早期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以宗派化神教、公立教育系统及各种政治符号教化国民，塑造其国家认同，其中不乏强制。自由主义国家理论则从主张宗教宽容逐渐滑向国家价值中立，再退化为文化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其结果是国家凝聚力的流失、国民的野蛮化与文明的明显返祖。美国保守主义者痛感其害，返身诉诸清教，则引发了种族、宗教间的剧烈冲突。中国式现代国家基于自身人文教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教育理念，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立为国家根本任务，通过各种机制对国民进行普遍的道德、人文教育与塑造，形成进步主义的共同体认同，并使全社会保持积极向上的精气神。
结语
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方法论的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长期占据上风，以西方既有理论衡量、裁判中国事实，得出诸多虚妄结论。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历史的反映论——这也是历史政治学的基本认识方法，直面已经定型之中国式现代国家，从世界和历史两个维度分析其形成和结构，呈现其形态。
我们发现，中国近世建立现代国家的事业，在时间上晚于西方各国，最后定型之国家形态的现代性反而更为充分、完备。这是因为，首先，秦汉时代，中国就已形成原现代国家，两千年历史让诸多现代性早已积淀为深厚的传统；其次，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国家。中国共产党统合两者，熔铸出更为现代的国家形态。同时，中国式现代国家是通过全面深刻的革命建立的，更加平等，并通过内部积累实现工业化，因而从世界范围看，具有明显的政治和道德先进性。
更为现代和先进的中国式现代国家形态是有普遍意义的。西方式现代国家的建立依靠某些特殊条件，如英国的对外征服、殖民，北美殖民者夺取印第安人土地、奴役黑人、没有外部强国窥伺等。这样的现代化道路是不可重复的，依赖外部暴敛之横财输入维系之现代国家形态也是缺乏普遍性的。相反，世界大多数民族、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处境与中国相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其可以学习的，这条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基于以上两点本文认为，立足于中国式现实化道路与现代国家形态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有理论上、实践上的普遍价值的。本文的论述过程也在在表明，重构现代化与现代国家理论，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经史之学，两者在认识论上、在历史观、社会观、政治观上高度相通相契，协同参与了中国式现代国家之构建，因而足以作为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之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