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历史政治学相遇中共党史研究:“党史政治学”刍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72 次 更新时间:2023-06-11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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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历史向来是破解神话之利器、提炼理论之富矿。近年来,政治学界的一批中国学者倡导“历史政治学”,意在推动政治学转向历史,通过研究历史尤其是悠久丰富的中国历史,发展政治学理论。历史政治学所研究的历史不限于古代历史。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共党史对于在中国发展政治学理论的价值都远高于古代历史。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精神和中国文明,“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也就是说,中共的丰富实践已经蕴涵了新的普遍性政治价值、组织、制度和政策,现在需要中国学界对其予以“概念化”、“命题化”、“结构化”。围绕这一任务,政治学科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结构性研究,但结构是历史地形成的,政治学也必须进入党的百年历史,对各种要素进行起源性和过程性研究。唯由如此二维研究所得之政治理论,才是令人信服的,故而历史政治学把中共党史视为最重要的历史性研究对象。

以历史政治学方法研究中共党史,就可以形成“党史政治学”。它以中共党史研究为主干,但把政治学的理论意识贯穿始终:既自觉运用理论,据此拓展研究议题;又立足历史性研究,自觉地进行概念、命题和经验性规律的总结与提炼。由此,党史研究不仅可以参与构建关于中共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个别理论,而且可以更进一步地自觉运用基于历史比较的类型学方法,参与一般性政党和国家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助力中国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形成。以理论为中介,党史政治学还可强化历史研究的政治实践品性。基于此,本文拟对党史政治学的必要性、方向、重要方法等略作讨论。

一、党史研究与政党学研究之间的脱节

在现有学科体系中,至少有三门学科以中共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一个是党建研究,主要研究当下的党,服务于党建实践;第二个是党史研究,主要研究历史上的党,旨在构建历史叙事;第三个是政党学,主要进行结构性分析,旨在发展政党理论。三者理应相互配合、共同发展,但非常遗憾的是,现实中并非如此,而是彼此间存在明显脱节。本文主要讨论后两者。

先看政党学。就学理逻辑而言,政党学对党史、党建研究具有一定的统摄和中介作用:它可以研究党的历史,并在比较的视野中发展政党理论,这些理论又可以作为党建研究的基础。但长期以来,政党学被外部因素所牵扯,在价值、方法上大幅度摇摆,未能发育成熟。

具体言之,以 20世纪 90年代初为界,政党学经历了一次巨大翻覆。前半段是国际共运史范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以政党为组织主体,国际共运史研究基本上就是共产主义政党史研究,当然也囊括同路人或对手即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政党等。这类研究依托马列主义理论进行,因此尽管是历史性研究,却有高度的政治理论意识,十分注意总结经验性规律。比如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典范,它构建了联共(布)的历史叙事,但每一章都有“简短的结论”,最后一章“结束语”从历史中总结出六条经验性规律,实际上就是苏式先锋队政党建设的六个规范性命题 。这样的国际共运史研究相当于运用历史方法的政党学研究,可以将其视为党史政治学的早期源头。

20世纪 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体系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复存在。反映在学术领域就是国际共运史学科衰微,政治学代之兴起,政党学是其组成部分。这样的学院政治学体系基本上移植自欧美,中国学界由此对西方政党的形态和演变历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获得了一整套研究政党的分析性概念、命题和理论。但这样的政党学也有严重偏失,把西方理论视为普遍性理论,不加反思地加以运用,从而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在规范维度上,西方理论是西方中心论的,断定非西方类型的政党缺乏政治正当性,要求其“转型”。受此影响,过去二三十年来,国内的政党学研究同样热衷于讨论“政党转型”。二是在学术维度上,西方政党学也存在西方中心论的偏颇,局限于西方事实,忽视西方以外广阔世界多样的政党形态与制度。国内政党学研究受此影响,同样热衷于研究欧美政党的现状和演变,反而很少研究中共本身及其相关问题。

再看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内在地具有政治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属性,但在相似的前后两个阶段,存在明显的畸轻畸重。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党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研究,研究者多有实践意识,聚焦于宏大政治议题,注意总结经验性规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这类研究的典范。此后兴起的学院党史研究则逐步淡化政治学属性,强化历史学属性,学术的价值中立意识替代了政治的实践意识,研究日趋实证化,弱化甚至放弃理论抱负;在研究对象上则“详远略近”,基本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紧跟史学的整体转向,趋于“社会史化”、“文化史化”,研究议题偏向微观化乃至碎片化,“新革命史”对此有所反思,却依然转向社会、文化领域。这样的党史研究确实揭示了中共历史上的诸多细节,但紧盯一草一木,难免迷失于森林之中,研究重点似乎是社会、文化而非作为能动主体的中共。但众所周知,中共是具有高度能动性的政治创生力量,缺乏必要理论意识而进行的碎片化历史研究,仍然不足以完全地呈现历史真相。

可以说,当下党史研究和政党学的学术水平与中共取得的政治绩效是极不相称的。理论、学术如何赶上实践的步伐?这既需要两者各自分别努力,也需要打破其间的隔阂,探索综合发展之路。两门学科分别关涉历史和理论,若能相互支持,必可各得其宜、共享其利。历史政治学具有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强调二者的均衡与交融,有助于党史研究和政党学研究的相向而行。对政治学的理论性研究,它呼吁“实事求是”,认真对待中国和非西方世界的多样历史,把理论奠基于广泛的比较性历史研究之上;反过来对历史性研究,它呼吁“理论的自觉”,将理论运用到历史性研究中,并通过历史性研究发展理论。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两门学科,历史政治学同时呼吁政党学的历史自觉与党史研究的理论自觉。果能如此,则二者实现充分的对话、会通和交融,或可形成学科交叉性的党史政治学。

与历史政治学一样,党史政治学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因而无意替代党史研究,只是为党史研究提供方法论武器,使其在现有历史文献整理与人物、思想、事件、制度等历史性和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上,就其中所涉及的基础性问题和重大问题,同时展开结构性、理论性研究,从而更好地与政党学相对接。笔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发现党史政治学至少可以在两种方法论维度上同时推进党史研究和政党学研究:一方面,基于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理论自觉,拓展历史性研究的范围;另一方面,从政治理论角度看,中共的组织及其构建现代国家、实现国家整合和发展的努力具有世界典型性,对其历史展开研究,并运用基于历史比较的类型学方法,可以构建出一种更为完善的一般性政党与国家理论。下文拟对这两点略作论述。

二、拓展历史性研究的范围:政治性、世界性、历史性

党史政治学以党史研究为主干,但基于理论意识和实践性目标,努力拓展历史性研究的范围,强化政治性、世界性和历史性等特质。

政治学是有实践指向的知识体系,因此有别于一般党史研究,党史政治学具有实践指向,而这恰恰是党史研究之所应然。党史研究虽冠以“史”字,但其研究对象——中国共产党,既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性存在,更是活在当下且有光辉未来的现实存在。党的过往与当下的联系是直接的、实践性的,过往是当下、未来的生成性力量。对这种事务的研究,古人一般不视为历史研究,比如宋代士大夫收集、整理、研究已故先皇之政治活动与其所创之法度,多冠以“圣政记”、“宝训”之类名目,而不用“史”字,因为此处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已经冻结的完全客观的历史,更是切身的、仍在生成中的过程。因而,这类研究的目的不是简单还原过去的史实,而是从中发现和确认“祖宗之法”、政治先例,它们构成政治的法则,在当下乃至未来都有效力。仿此,“中共党史研究”其实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研究”,与此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其实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研究”。笔者提出“党史政治学”的概念,正是为了突出党史的当下性以及党史研究的实践性。

依此原则,党史政治学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现有党史研究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1949年之前的党史上,1949年之后的党史基本上交给国史研究,党史研究缩短成为革命史研究。然而,党毕竟不同于国,国史研究不能替代党史研究:前者对国家各领域进行全面研究,基本上是一种结构性研究;党却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能动者,党史研究必然是一种能动性研究,重点研究中共组织的发展及其全面领导国家的方式、机制、策略等。从世界范围看,中共的自主性、能动性是非常突出的,也正是这一点,让当代中国初步实现了现代化。因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从党史角度进行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远大于从国史角度研究所产生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生产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的学术研究潜力更大,因为这有助于发展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构建、整合、发展和治理理论。

党史政治学以历史性研究为主干,但目的在于发展政治理论,那么何种历史有助于发展政治理论?当然是政治的历史。历史的过程是高度复杂的,各种力量混杂在一起,党史政治学选择研究其中的政治性创造和作用机制,这是由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逻辑决定的:研究一个事物,只有采用顺乎其性之方法,才有可能接近真相。中共是一个现代政治性党派,自我构建了政治性质的全面领导权,覆盖所有领域,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制度、机制。若缺乏方法论自觉,党史研究就有可能迷失学科的主体性,出现“社会史化”、“文化史化”。党史政治学可以把党史研究拉回来,其意在于以历史性研究发展政治理论,也就必然聚焦于中共作为政治能动者而进行的领导、组织、创制立法等政治性活动,正是这些政治性活动塑造了过去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与当代的国家结构。现代中国历史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中共使之达到最高水平。准此而论,党史研究享有一个天然的学术优势,即从“第一推动力”的视角洞悉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与国家结构的全部秘密,而党史研究的“社会史化”“文化史化”等于放弃了这一最大优势,党史政治学将推动其重归于政治的党史研究之本位。

就历史维度而言,党史政治学主张采用宏观历史研究方法,在空间上扩大范围,在时间上拉长视野,在更完整的因果关系网络中全面、深入地把握中共存在、发展政治逻辑和历史进程。宏观历史研究方法接近于毛泽东所说的“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中外法”是由中共的起源、思想和政治纲领所决定的。中共的直接思想和政治源头是列宁主义,它内含一个世界政治体系理论,体系分析方法是列宁主义谱系的所有政党进行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列宁创建共产国际,构建革命的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斗争,中共就成立于这一历史契机之中,因而是一个世界性事件。共产国际指导中共把反抗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作为革命的首要目标,中共也自觉地把本国革命纳入世界革命体系,据以制定目标、战略和策略。凡此种种要求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必须牢记其世界性。毛泽东据此对党史研究提出过如下要求:“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党史学界在研究中共早期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关系时,对中共的世界性特征是有方法论自觉的,对苏俄革命、共产国际与中共革命之间的关联有不少成果。不过,仍有大量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说:“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早源头——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联还甚少得到注意。诚然,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受苏俄及其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影响,但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这种理念毕竟来自欧洲,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毕竟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那么,哪些理念和组织形式是从德国那里经过苏俄传到中共这里来的,哪些理念和组织形式又是在欧洲不曾有过而由苏俄独创传到中共来的,还有哪些是欧洲与苏俄都不曾有过而由中共独创的?这些对于澄清中共政治文化的源流及演化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略加考察即可发现,曾在中共内部引发激烈斗争甚至被视为关乎党之生死存亡的诸多理论问题,唯有放在更为宏大的国际共运史脉络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比如,在无产阶级与先锋队政党两者之中,究竟何者更有革命性?领导权应归属哪一个?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何而来?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发挥何种作用?农民是否具有革命性?机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些问题是西欧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党共同面对并进行过激烈争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党史政治学非常有必要接续国际共运史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演变的宏观脉络中,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共的理论、组织、制度和行为逻辑。

中共的世界性还有另一面,亦即作为世界政治的主体性力量,参与塑造自身乃至整个世界的进步性变动。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就直接促成了周边民族、国家共产主义政党的建立和建设;中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启发了亚洲、非洲诸多国家的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中国也曾积极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民主革命。对于这一历史问题,学界的相关研究还很不够。然而,支持世界革命本来就是先锋队政党的基本纲领,中共的决策向来把国内行动与世界行动一体看待。若拉长视野看,中国当初领导世界革命的努力,也以各种方式惠及今日的中国和世界。党史研究应当尊重历史,对这方面多加研究,从中也可以总结出有益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第三世界共同发展的一些经验性规律。

毛泽东所论之“古今法”,主要就中共自身历史而言。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可扩展此“古”之范围,把中共及其历史置放于数千年中国政治和文明发展的演变脉络中进行考察。中共由共产国际协助建立,以外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政党组织形态也是全新的。但是,中国文明底蕴深厚,文明的“路径依赖”必然作用于中共。与此同时,从延安时期起,中共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全方位的,不只涉及理论——学界对此已有较多研究;但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党的组织、主体、党内生活形态、领导机制等各方面也都有中国化性质的努力,比如张闻天就曾明确提出“组织工作中国化”的命题。

对于这些方面的中国化过程,学界研究不多,但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笔者曾初步讨论过干部的中国化问题。共产国际直接任命的早期中共高层干部普遍是苏联式的,唯有山沟沟里的毛泽东是个显著例外。他在获得党内军事、政治领导权之后,立即大力推动干部的全面中国化,延安整风的重要目标就是塑造中国式干部群体,而这个焕然一新的干部实际上带有“复古”意味,在精神气质、行为逻辑上趋近于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能动主体的中国化带动了政治过程与结构的全面中国化,使得中共与苏共逐渐分道扬镳,其历史命运也就由此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贯通中共与士人政治传统,研究中共在各个方面的中国化进程,分析由此所形成的独特价值、结构,当为党史政治学的重点研究方向,从中可抽象出中国式政治价值、主体、组织、制度、机制、政策等,这是研究者借以构建类型学进而发展中国式政治理论乃至一般性政治理论的基础。

三、党史研究参与政治理论创造的方法和方向

政党是最为重要的现代政治组织机制。中共作为先锋队政党,更是全面创造了现代中国政治的进程和结构。第一推动力视角的优势赋予党史政治学以极大的理论创造潜力:以中共为尺度,运用基于历史比较的类型学,完全可以发展出更为普遍的新的政党与国家理论。

政治学的主要任务是对现代国家的结构与运转逻辑进行结构性分析,学术界又发展出“历史社会学”,为其补充了起源性、过程性研究的维度。过去几十年来,后者在学术界颇为繁荣,加深了人们对现代国家的理解,揭示了战争、征服、技术变革等因素在现代国家起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破解了政治学的很多神话。笔者倡导“历史政治学”,确实受其启发,但坚持以政治学为中心。这样做不只是为了学术自主,更是基于中西现代国家起源方式大不相同的史实。在西方,现代国家确实起源于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剧烈变动:宗教改革削弱了罗马教会权威,由此释放出来的世俗君王之间持续进行战争,促成常备军、国家财税、官僚制等现代制度的发育;西欧各国征服美洲,塑造了大西洋世界体系,现代资本主义在其中发育,工商资产阶级权力急剧扩张,透过封建制度的残余机制构建政治权力。这些新制度次第形成并结构化就形成了现代国家。但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是由中共通过长期军事、政治斗争缔造而成的。这样的现代国家构建模式不同于西方各国——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不同于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很弱小,领导人多数长期在国外活动,只是沙俄战败敞开了革命机会,才得以在短短几个月内夺取政权,但也正因如此,苏维埃国家不能不成建制地利用沙俄遗留下来的庞大官僚、军官和专家,沙俄统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形成一个新旧混合的国家——这是后来苏联共产党退化为特权官僚集团的历史根源。中共却在长期武装斗争中扫荡了旧制度,荡涤了旧社会,完全按照党的纲领建立了全新的现代国家,达到了政党在国家构建中所能发挥作用的极限,可以说,中共是中国现代国家的“造物者”。

上述事实就决定了政治学在中国的首要研究对象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国家理论在中国首先是关于党的理论,其次是关于党和国家的关系理论。过去二三十年,政治学走了很大弯路,忽视对中共的研究。近些年来,这种局面得到改观,尤其是杨光斌提出的政党中心主义制度变迁模式论,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这也是党史政治学的根基所在——当然也是信心所在:认真研究政治和国家的第一推动力,一定会结出理论硕果。

那么,党史研究如何生产理论?政治学是一门经验性科学,经验性科学的基础和核心是对事实进行分类。略加考察即可发现,西方政治学基本上就是政体类型学,当代政党学基本上就是政党类型学。党史政治学的基本方法亦即由党史发展理论的基本方法,也正是基于历史比较的类型学:把中共与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政党并置,比较其同、异,从“他者”的镜像中观察中共。不过,仅仅进行历史比较并不能产生理论,尚需再进一步,通过比较,构建类型学,提炼区别性概念,发现因果性命题,这就是理论。准此而论,党史政治学的学术价值就在于,以对中共的组织及其构建国家、实现国家整合和发展的历史研究为基点,发展更为普遍的新的政党和国家理论。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大多数地区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政治逻辑决定了这些民族、国家的代表性政党必然是以民族主义为底色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政党家族,占到世界政党的大多数。这些政党寻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进而追求国家发展的努力,显著地推动了世界政治的进步。从规模、完善程度和绩效等各个维度来看,中共是这类政党的典型。因此在比较的视野中研究中共创造政治、国家的历史,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握现代政党与国家的基本法则和规律。按照政党政治的逻辑,党史政治学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向上作出学术努力。

第一,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与政治行为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并与其他类型的政党进行比较,据以构建一个新的政党学理论框架。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组织机制,首先是一个内聚性组织。西方政党学在其起步阶段,是以研究政党组织为重点的,包括内外两个维度:一是政党的内部组织,二是对外组织动员群众的机制。但二战以后,欧美政党普遍退化为选举工具,组织化程度逐渐下降,政党研究也就转而以选举为中心。当西方今日面临政党衰败时,这样的政党理论完全束手无策。事实上,政党衰败也普遍出现于所谓“民主化第三波”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样的西方政党理论对于研究中共及其历史是毫无意义的。要解决上述世界性政治难题,从学术角度看,必须重振政党组织学研究,中共则是最优研究对象。

列宁创建的先锋队政党,最根本特征就是集中统一和组织纪律性,由此也就拥有了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中共循此原则组建,自始就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团体。对于这样的政党组织原则和政党形态,西方政党学多有误识,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也难以接受——如卢森堡就曾多次批评列宁的政党组织思想和实践。但历史已经证明,先锋队政党的组织形态是适合俄国和中国等国家的政治需要的,尤其是中共领导国家初步实现了现代化。对这种组织原则、主体、机制进行结构性和历史性的研究,完全可以发展出新的政党组织学理论。

实际上,在20世纪中期,出于冷战的政治目的,曾有美国学者对中共进行过颇为严肃的组织学研究;也有中国历史学者从组织角度比较研究共产党与国民党,为政党学发展理论提供了极好基础。因此,党史政治学可以扩展历史比较研究的范围,把中国共产党与布尔什维克——苏联共产党、西欧社会民主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党、西式分利型政党等加以并置和比较,由此建立起一个广泛覆盖的政党类型体系,从中发现、创造新的政党学理论。

第二,对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国家的历史进行全面研究,与政治学共同发展一般的现代国家构建理论。

这里涉及的问题,学界长期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研究。但是,革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从政治学角度看,中共自成立时起,就以建立现代国家为目标,即按照马列主义的蓝图,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这个事业就是政治学所说的“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革命只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又始终包括局部建国的努力。因此,应该在更为宏观的现代国家构建的框架中研究革命,而不是相反。即便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党史,也不应仅仅研究革命,还要更多地研究苏维埃共和国和各个时期的根据地建设,研究中共在经济、教育、文化、民族、宗教乃至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制度和政策创新——这些都是现代国家构建的组成部分。从理论上把新中国成立前的事业定性为现代国家构建,有助于贯通 1949年前后的党史,完整把握中共一以贯之的政治逻辑。

有政治学者分解出现代国家构建的三种主要路径:以英美为代表的社会中心主义路径,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路径,布尔什维克党、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政党中心主义路径。实际上,中国在短短150年中就走过了三种不同路径:晚清试图模仿德、日的国家中心主义国家构建路径,国民党转而采取弱政党中心主义路径,中共则选择了强政党中心主义路径。再从世界范围看,同为强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构建模式,俄、中的先锋队政党也有明显区别:两者都进行了推翻现政权的政治革命、打破私有制的社会革命,但中共首先进行了反帝民族解放革命;同样是通过民族解放进行国家构建,中共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党建国模式又有不同。党史政治学全面研究中共自成立以来构建现代国家的历史,并与如此多样的“他者”进行比较,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广泛覆盖的现代国家构建类型学,发展出一个新的、更为普遍的现代国家构建理论。这样的成果不仅在理论上有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大量第三世界国家仍面临国家构建的巨大难题。

第三,对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整合、组织工业化、治理国家的历史进行研究,发展更为普遍的国家发展与治理理论。

现代国家要维持秩序稳定,必须在两个方向上持续努力:推进国家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推进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中共在这个方向上都创造了成功的方案: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创造了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整合模式;在相对落后的大国实现了工业化,创造了政党中心的工业化模式亦即发展型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建立了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社会秩序比较良好。先锋队政党的性质决定了这些方案的成功:先锋队政党具有高度自主性,其权力实现了广泛覆盖、深入穿透,从而有力地推进国家整合;先锋队政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了国家发展的自主性,再依靠先锋队政党的组织动员能力,高效推进工业化。党史政治学在比较的视野中对中共领导国家整合、发展的制度、机制等进行历史性研究,有助于发展出一种新的更为普遍的国家整合与发展理论。

这样的理论不仅可以矫正西方政治理论的偏失,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亦即证成先锋队政党所建立、领导的国家形态的历史和世界正当性。先锋队政党建立、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发达的政治化育机制、高水平的国民组织化机制以及高效率的资源动员与集中使用机制,在西方国家理论中被视为异类。但卓越的历史绩效已足以让党史政治学运用历史比较的类型学方法,为先锋队政党与社会主义提供历史——世界必然性的论证。

总之,从世界体系视角看,中共在现代政党中具有很高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一方面,中共是先锋队政党,这是现代政党的一个重要类型;又以反帝的民族主义为底色,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党有很强的家族类似性,且这类政党数量众多。另一方面,中共的政党发育非常完善,在国家构建、整合、发展、治理等各维度上的绩效卓越,做到了一个现代政党在组织化、自主性和能力等方面所能达到的上限。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现代政党和政党国家的“理想型”,以之为尺度,通过全面的历史比较的类型学分析,发展出一个新的、更为普遍的政党和国家理论,这在当今世界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结语

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初步实现现代化的事实,要求学术界再度转向,直面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大问题。同时,中国的初步现代化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已呈现全面体系化斗争的大势。作为回应,中共加强了思想、政治、组织建设,强调伟大斗争精神。无疑,中国已经处在“再政治化”的时代,学术也不可能例外。

要准确地理解和解释这些成就、趋势、格局,必须进入中共的历史深处,把握其政治价值、组织形态和行动逻辑等。中共党史研究在这个时代具有十分重大的思想学术价值。反过来,为了有效地回应时代的大问题,党史研究必须强化其议题的政治性、宏大性,方法的世界性、历史性,目标的理论性、实践性。为此,党史研究要突破史学属性的自我限制,强化其内在固有的政治学属性。历史政治学的兴起,为党史研究进行这样的学术调整提供了可行的方向和方法,把历史政治学方法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即为党史政治学。“党史政治学”有助于推进党史学科与政党、政治学科相向而行,共同发掘中共这个最有代表性的现代政治第一能动主体的学术价值,助力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设。这样的知识体系必然具有重大的实践“资治”作用——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

来源:姚中秋,《历史政治学相遇中共党史研究:“党史政治学”刍议》,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年第2期。(本文略有改动,文献引用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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