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民主”体制为何更为“好战”——深度解读佩洛西的台湾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0 次 更新时间:2022-08-03 15: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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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一、引言

   现代社会基于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之所以能够赢得伟大的尊号,通常都是凭借战争、征服、革命和神圣的十字军而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固然,这些“英雄”人物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他们的行为往往严重损害了其他一些人的权利或利益,其“成果”或“贡献”往往以其他人的损失和付出为代价。所以,梁启超在《文明与英雄之比例》一文中就宣称:“英雄者,不祥之物也。”正因如此,随着个人权利和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的日益凸显,我们对历史舞台上的“英雄”行为就有了新的认识,乃至会寻求积极的措施来限制他们的行为。胡克就指出,“一个民主社会对于英雄人物必须永远加以提防。”[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57页。]事实上,针对那些政治舞台上的“英雄”,自由主义者的基本考虑就是:应该且能够控制他到什么程度?进而,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基本方案则是:建立和完善民主的监督体制,由此让公共决策体现更多人的意志,进而提防当政者对权力的滥用。

   一般认为,在民主共和体制下,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国家做出决定时通常都不是诉诸自身力量或各自法律裁决而只是依靠一个联合力量以及体现联合意志的法律;由此,就不仅可以获得自身安全和权利,而且还可以实现从人的和平、国家的和平发展到世界的和平。为此,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就指出,只有在民主共和体制下才会有永久和平的前景,理由是,“如果为了决定是否应该进行战争而需要由国家公民表示同意,那么最自然的事就莫过于他们必须对自己本身做出有关战争的全部艰难困苦的决定[其中有:自己得作战,得从自己的财富里面付出战费,得悲惨不堪地改善战争所遗留下来的荒芜;最后出了灾祸充斥而外还得自己担负起连和平也会忧烦的(由于新战争)不断临近而永远尝不清的国债重担],他们必须非常深思熟虑地区开始一场如此糟糕的游戏。相反地,在一种那儿的臣民并不是国家公民、因此那也就并不是共和制的体制之下,战争便是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了,因为领袖并不是国家的通报而是国家的所有者,他的筵席、狩猎、离宫别馆、宫廷饮宴以及诸如此类是一点也不会囿于战争而受到损失的。”[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10页。]

   同时,正是由于民主社会的决策通常体现了公众的集体意志,从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不易为短期的触发因素所影响;相应地,民主国家的行为也就更为理性,更倾向于维护和平。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历史学家伍德罗?威尔逊之所以主张以自治原则作为“一战”战后和解的基础,其依据就是,能够组织成自由民主国家的民族不大会热衷于秘密外交、建立不稳固的联盟和发动对邻国的战争。[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6页。]此外,按照时下流行的政治理论,民主国家以合理程序赋予了政府或政权的合法性:如果在任者没有做出满足人们期待的政绩,他们就会失去在职的合法性,进而在选举中失去权力;但是,在专制或威权体制中,因为缺乏合理程序促动统治者下台,那么,在任者的政绩平平不仅会瓦解其本人的合法性,而且还会瓦解其赖以生存的制度的合法性。正因如此,面对合法性危机,专制主义或威权主义领袖往往就会挑起外来冲突,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和巩固其合法性;[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146页。]与此不同,民主社会的当政者则主要诉诸国内经济发展来提升自己的威望,通过满足选民的需要来提升自己的合法性。

   显然,这些理论都指出,专制或威权国家比民主国家更容易采取偏激行动,更偏好发动对外战争。例如,张东荪就宣称,“发动战争总是由于专政的国家,乃是用对外拓殖的成绩夸耀于国内人民之前,以减少反对而增强信任便于固位。可见专政与战争是相连的。并且所谓帝国主义亦就是由此而出的。倘使彻底施行民主主义,则绝不会无端与人开衅,出了被压迫与侵略无可奈何为了生存而战以外。”[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64页。]同样,罗尔斯也说:“合宜等级制人民不会从事侵略性的战争;因此,他们的代表尊重其他人民的国内秩序和领土完整,并接受既要致力于保护人权及其所代表的人民的善,又要维护他们的安全和独立。代表关心贸易利益,也接受人民间在需要时相互援助的观点。”[罗尔斯:《万民法:公共理性观念新论》,张晓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果真如此吗?斯特兰奇就指出,“以为君主国比较好战,而共和国比较热爱和平,这是与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密切相关的一种误会。……(但是,)无论是拿破仑的竞选战略,还是美国对待土著印第安人‘国家’的政策,都无法证实这会看法的正确。”[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6页。]

   然而,纵观人类历史却可以发现大量证据表明,那些民主国家中同样充斥着偏激行为,同样呈现出显著的极端和好斗特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就写道:“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曾经从巴伐利亚酿酒商的利益出发,宣称德国是不可能实现军事化的。还有其他一些聪明人也证明过,西方社会不可能产生法西斯主义。这些聪明人之所以使得野蛮可以为所欲为,是因为他们是在是太愚蠢了。卓有远见的判断,以统计和经验为基础的预见,一开始就宣称‘对此问题,我肯定很清楚’的断言,所有这些都是有理有据、确实无疑的论述,然而也都是不真实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即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18页。]同样,在当今世界的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各党派和政治人物都偏好发表好战和排外的言论来取悦其选民,由此导致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也越来越封闭,美国是如此,印度也是如此,而时下的佩洛西台湾行则更是印证了这一点。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悖像呢?接下来就对此展开剖析。

   二、社会发展史的证据

   从现代民主的含义来看,近代欧洲显然要比东方国家更为民主;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殖民和侵入也正是这些“民主国家”发动的。所以,卢梭说:“没有别的政府是像民主的政府或者说人民的政府那样地易于发生内战和内乱的了;因为没有任何别的政府是那样强烈地而又那样不断地倾向于改变自己的形式的,也没有别的政府是需要以更大的警觉和勇气来维持自己的形式的。”[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9页。]由此,我们可以审视罗尔斯的宣言:(1)“历史上多数著名的战争,都不是发生在自由民主人民之间”;[罗尔斯:《万民法:公共理性观念新论》,张晓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2)“在主要的现行民主制之间不存在战争,与我们在社会关系方面了解的任何简明经验规律一样的凿凿有据”。[罗尔斯:《万民法:公共理性观念新论》,张晓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其实,基于更广泛的人类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战争往往是借着民主和集体的名义发动的。就此而言,我们简要地回顾历史。日耳曼公社制度与古希腊民主体制、古罗马共和政体一起,被视为是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三大渊源;但是,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强烈的征服性和掠夺性:古希腊城邦不断地对外殖民,罗马帝国征服了古希腊诸城邦,日耳曼人则灭了罗马帝国。事实上,正是日耳曼人对罗马发动的进攻促使了罗马帝国的解体和灭亡:日耳曼人的分支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窜犯不列颠,另一分支法兰克人则入侵高卢,其他分支如汪达尔人远征直达罗马帝国管辖下的非洲,西哥特人则冲向君士但丁堡。民主体系为何会导向非正义的战争呢?对此,辜鸿铭的解释是:“人民,也就是大部分人,特别是指国家人口中的大部分,一直就无法准确地判断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谎言,哪些是尊严,哪些是无耻,哪些是正义,哪些是邪恶——简言之,他们无法判断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反之,对于那些真理和谎言、尊严和无耻、正直和邪恶、文明和野蛮的问题,倘若这些严肃而重要的问题让人民,也就是国家中的大部分人来决断,那样的话,这样的决断将远远都是不对的,依照此种决断而发动的战争将会一直都是非正义的战争。”[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页。]

   同样,我们也可以审视下现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美国不仅是人类社会率先实行现代三权分立的国家,美国社会迄今都被视为民主制度的典范。事实上,尽管现代世界日趋多元化,个人主义色彩日益浓厚,但西方国家所暴露出来的侵略性和功利性却明显加重而非减轻,这突出体现在最大的民主社会——美国身上。美国著名政治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就指出,“在这个新时代里,诉诸军事手段和制造恐怖以展现武力这两种现象,发生在中美洲和海湾地区是再自然不过了。政治分析人员和政治顾问经常对‘我们需要’和‘我们想要’作出区分。中东是‘我们需要’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举世无双的能源。中美洲是‘我们想要’的地方,虽然那里不具有战略上或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但却是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乔姆斯基:《遏制民主》,汤大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页。]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何美国会积极干预拉美诸国的内部事务,为何美国会对中东地区采取极端措施,所有行动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有利于美国。举伊拉克为例:为了沟通对抗伊朗,华盛顿曾对萨达姆政权提供了诬陷的支持,不仅提供各种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帮助萨达姆消灭各种反对派,甚至能容忍诸如伊拉克空军飞机攻击美国军舰“斯达克”号并造成37名舰员丧生的事件。乔姆斯基写道:“后来萨达姆升级为‘巴格达的野兽’,并不是因为他犯下了无数的罪行,而是他偏离了美国人给他画好的路线,其情形和相比之下不过是小巫的诺列加一样,诺列加的罪行大多发生在他身为美国人仆从的时期。”[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

   当然,美国在一些场合也确实表现出某种尊重民主选举的倾向,进而积极支持海外的民主国家和民主运动。问题是,美国政府所有行为的背后都存在着这样的“无形”原则:符合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宣称:“民主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防止核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但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地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也就是说,尽管美国政府往往会表现出某种言行不一,但其背后却存在着“合理的一致性”:一切都是出于获取最大化的利益者以目标。进而,美国还把自身利益与人类利益等同起来,认为自己有一种教化全世界的使命感,有责任把自己的制度推广到全世界。正是基于这种思维逻辑,美国往往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选择盟国;同时,它对待盟国就像对待仆人一样,用的是赤裸裸的蔑视态度。正因如此,华盛顿在很多问题上我行我素,与国际社会背道而驰,比如美国单方面退出阻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终止与俄罗斯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反对建立国际刑事法庭和不顾联合国安理会的反对悍然出兵伊拉克等。当这些行为与他所标榜的那些价值观相悖时,就用“例外”和“不得已”来为其所作所为辩护,而这种“例外”就使得美国免除了自己遵守它要求别国所遵守的规则的义务。根本上说,这并不是双重标准,而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唯一标准:“人类统治者的邪恶准则:……只顾自己,不顾他人。”

有鉴于此,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列斯多维兹就把美国视为最大的无赖国家:美国人虽然反对强力占领别人的领地,自己却在全世界驻军,承担着全球军事使命;美国鼓吹自由贸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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