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略谈中国的书院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 次 更新时间:2022-05-21 22: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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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 (进入专栏)  

  

  

【提要】通过追溯中国书院文化的起源与流变,揭示书院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孔子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书院开始于唐代,其功能一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二是作读书休闲之用。宋代书院伴随着理学的产生而兴盛,南宋朱熹所到之处,则以创建兴复书院为首务,他以白鹿洞书院所写的“揭示”即学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院的首要功能是教育(以儒学经典为文本的人文教育),其次,书院也是发展学术思想、开展学术交流、进行学术创造的重要园地,以及维系社会舆论的场所。书院制度还随着理学向东亚国家的传播而播迁到韩国和日本。

  

  

   中国的书院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私人讲学。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私人教师,开了私人办学之风。孔子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提倡“有教无类”,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又一说指六经)为教学内容,方法则灵活多样,尤以启发式为主。他自称“述而不作”,实际上是“以述为作”,创立了儒学。弟子有三千之多,其中大贤七十二人。孔子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并未建立书院制度,他是在自己家开门教学的。此外,他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到处游说,所到之处,都有学生跟随,随时都进行教学。战国时期,孟子等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教学的,其规模则越来越大。

  

   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是一个纪律性很强的团体,有他们的组织,但是,也还不能称之为书院。他们以墨子之说为经典,以实践活动实现其主张,主要参与社会活动,很少有专门的教学活动。

  

   秦朝统一全国之后,实行“焚书坑儒”,除了《周易》和专门的技术如种树之书,禁止儒家经典在民间流传。秦朝的教育,实行法家韩非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由各级官吏直接掌握教育,教育直接为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服务,教育失去了独立性,也放弃了文化学习。

  

   “汉承秦制”。政治体制沿袭了秦制,但是,儒学的命运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汉初推行的“黄老之术”和“休养生息”之后,汉武帝终于接受了儒学大师董仲舒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1],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儒学开始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为汉王朝的“大统一”服务。与此相应,又接受了董仲舒的“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2],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五经指易、春秋、诗、书、礼,博士是官职,不是学位,教授经典的是经师)。太学是官学,相当于国立大学,不同于私学。但是,在传授经典的过程中,形成以经师为首的“家学”,此“家”字是指专门之家即专家,不是家庭之“家”。他们有严格的师承关系,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太学生也能对政治发生影响。东汉末年,发生“党锢”,有些“清流”受到迫害,曾发生过太学生集体请愿之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魏晋时期,太学依然存在,但学术风气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玄学,“大畅玄风”,也就是“清谈”之风,道家学说(冯友兰先生称之为“新道家”)得到发展。很多“名士”聚集在一起,谈玄论道,以谈资清雅相标榜。但是,还不能称之为书院。

  

   书院开始于唐代。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改变了汉代的“征辟”、“乡举里选”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通过考试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书院也就应运而生。但唐朝的书院还是初创,在其发展演变中产生了两种功能。一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而唐朝的考试以词赋为主,即注重于文章诗词;二是一部分文人学士在山林之间筑起书屋,作读书休闲之用。这些地方经常是一家或少数人相聚,读书论道、修身养性,此即早期书院。比如后经朱子修复而成的白鹿洞书院,其前身就是唐朝李渤兄弟隐居读书之处,因养一白鹿而得名。

  

   书院兴盛于宋代,其规模、性质与功能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与理学即新儒学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北宋初,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涌现出一批儒家学者、思想家,他们以儒家经典教授于各地,随之便出现了很多书院。政治改革家范仲淹从政时,便设置学官,胡瑗等人则以“明经”、“政用”设科讲学。与此同时,“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石介,亦开科讲学。随着儒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讲学之风大兴。到北宋中期,理学正式形成,以地域为名称的学派也先后建立,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苏轼父子的“蜀学”,相互响应。与此相适应的书院也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些书院,以讲授儒家经典为宗旨,与佛教寺院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复兴儒学的重要阵地。

  

   到了南宋,朱子在福建建立了儒学体系,称为“闽学”。从二程“洛学”到朱子“闽学”,经历了四代传授过程,其间都有书院相随。而朱子所到之处,则以建书院为首要任务。著名的武夷精舍(建于1183年,明代改名武夷书院,清康熙题字“学达性天”)、沧州精舍(建于1192年,初名竹林精舍,后改名考亭书院,清康熙题“大儒世泽”匾额),就是朱子亲自所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1179年)和岳麓书院(1194年)则是由朱子重修而成。至于朱子读书、讲学或题字、题词的书院就更多了,仅武夷山,由于朱子生活、学习、讲学、著述的时间最长,据统计,宋明以降,书院遗址就有45处之多[3],被称为“道南理窟”。朱子不仅是“集大成”的思想家,而且是对书院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教育家。明代以后,书院继续发展,王阳明和朱子一样,非常重视书院的创建和建设,所到之处,都有书院相伴。清代以后,书院遍布全国各地,连最边远的地区如西北,只要有学子读书的地方,差不多都有书院。

  

   总之,宋明以后,是书院最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的教育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虽然,元代以后,特别是清代以后,书院以科举取士为目的,以四书五经,特别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试标准,但是,教育的普及程度有很大提高。有些书院,由于影响巨大,受到朝廷的重视,由皇帝加以“钦定”,并给予经费上的支持,但书院的建制和教学仍按自己的学规办事,因此,基本上仍属私立大学或学校。

  

  

   书院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推动中国古代的教育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宋代以后,书院已不是国家教育事业的辅助性机构,而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主流。书院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书院的首要功能是教育。书院不同于官学,它是由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主持的教育机构,相当于后来的私立大学。书院有一套教育理念和组织机构,有教育方针和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旁及各方面的文化知识,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书院不分科系,是一种通才教育,但以人文教育为根本理念。所谓人文教育,就是使人成为人,进而言之,是使人成为君子、贤人并以圣人为最高目的。说到底,是一种德性教育,即不是以获取具体知识为目的,而是以提高德性、实现理想人格为目的,以修身养性的实践教育为根本途径,其方法则自由灵活而又多样,如读书、问答、讲论、辩论等等都是主要方法,最后则归结为实践。这与后来的注入式教育和程式化的应试教育完全不同(清代出现的八股文,则变成了程式化教育,这是一种流变)。

  

   在众多书院中,朱子为白鹿洞书院所写的“揭示”即学规,具有代表性。它说明了书院的性质、宗旨和教学方针、方法及目的。此后,许多书院仿照此学规以为学规,就不是偶然的了。此“揭示”即学规设有“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此学规只有五条,短短几百个字,却将书院的性质、宗旨、方针、目的、内容、方法讲得十分清楚。其中,“五教之目”即“五伦”,是德性伦理,以人性为基础;“为学之要”是学习方法,归结到笃行;“修身之要”是自我修养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处事”与“接物”之要,则是儒学的核心价值仁与义的具体体现。朱子特别指出,书院的根本目的,是“讲明理义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4]。这就是说,书院是以培养教育人“理义养心”[5]、“成己成人”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以求取功名利禄为目的。这是书院的根本精神之所在,与“读书做官”、“读书求利”的工具教育有根本区别。为此,朱子对当时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朝廷以文词取士,而士人以干禄为目的,丧失了教育的功能。“国朝官材取士之法,进士而已,虽间设科目如所谓贤良方正、博学宏词者,特以疑文隐义固于所不知,……甚者至于不复读书也。进士之得人已疏阔矣。”[6] 结果是,既无可教之人,又无能教之者。

  

   古代有小学、大学之分,小学是启蒙或发蒙教育(又称蒙学),除了读书识字,主要是在“洒扫应对”的实际生活中培养德性。大学按朱子的说法,是讲“格物致知”之学,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即所谓“内圣外王”之学。书院就是担负这一使命的。用朱子的话说,书院教人,“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7]。用王阳明的话说,“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也”[8]。“圣人”与“大人”,是为人的最高标准,书院教育就是以此为培养目标。

  

   在古代西方,大学属于教会,以实现上帝的意志(奥古斯丁)为终极目的。古代西方的大学也重视知识理性(托马斯·阿奎那),但以论证上帝存在为根本任务。进入近代以后,西方的大学便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要手段,知识也就变成工具了。中国古代的书院,虽然也学习知识,包括天文、历法、历史、算学等各个方面,但是在认知理性方面终有欠缺,因而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但是,中国的书院在人文教育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并做出了贡献。圣人是人而不是神,是人人可以学、可以做到的,因为人人都有成圣的内在根据。上帝是神而不是人,故只能信仰、皈依,而不能使人成为上帝。一旦上帝的权威衰微之后,人如何挺立,就产生了很多问题。

  

   其实,早在朱子之前的北宋初期,有些书院就立有学规。如唐问在莆田所建上林义斋的学规是:“一曰修身谨行,二曰立志抗节,三曰潜心经术,四曰学通世务,五曰限日收工。”[9] 这与后来朱子所立的学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其中的“修身”与“经术”,可说是所有书院的共同要求。学规中特别提出“立志”,是立志成为圣人贤人,“抗节”则是培养独立人格,“通世务”是学以致用。“立志”之“志”也可以解释成孔子所说“志于道”之志,“道”就是“内圣外王”之道,从更深的意义上说,就是天人合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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