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自由讲学:新文化运动后期书院的发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 次 更新时间:2022-12-02 22:17:27

进入专题: 自由讲学   新文化运动   书院  

罗志田 (进入专栏)  

  

   摘要: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胡适、吴宓等文化立场不同的趋新学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过去书院制的优点——自由讲学。他们都看到废科举以后的新教育出现了根本性问题,而书院这一“传统”体制中,却蕴含着走向现代的可能性。清季废书院的同时也剥蚀了民间固有的办学资源,使后来想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修改中国教育体制成为极其困难的事。然吸收“书院精神”的做法,当时已有所尝试,后来也在延续。在那个年代,他们已注意到人的物化问题,提出了从“物的教育”回归“人的教育”这样跨时代的根本主张。

  

   在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文化立场不同的趋新学人,因不满于当时的新教育体系,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传统书院制的优点。这些人多具游学背景,既有胡适和傅斯年这样的“正统”新文化人,也包括提倡另类新文化的梁启超及其追随者,还有被视为“保守”实际却在与新文化人争西学“正统”的吴宓。他们从书院制中看到的,竟然都是自由讲学或讲学中的“自由”,一个很少与中国传统挂钩的现代关键词。

   尽管那时反传统风气已不特别激烈,但尊西崇新的流风仍盛。在许多读书人心目中,中国文化传统还是以负面为主。也只有自身趋新和具有留学身份者,还敢于为书院说好话。即便如此,他们也不那么理直气壮,故第一并不主张完全恢复书院制,而仅提倡部分采纳书院制的优点;第二更以外来新因素为书院正名——有名曰“自由讲座”的创新型思考,也有援引美国的道尔顿制、英国的导师制来为书院制加持者。

   北伐前数年的政局以乱著称,在各种试图解决大局的努力中,这或许仅是一个小小的潜流,或所谓时代的“低音”,连梁启超所说的“思潮”也算不上。然而上述文化立场颇不相同的学人本在明争暗斗之中,居然如此异曲同鸣,是很难得的现象。尤其反传统的旗手胡适在这个问题上主张借鉴传统,让人颇觉意外。他们大致从原本对立的起点出发,经独立思考而达成共识,并进行了相似的努力,仿佛有某种内在理路在推着众人“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新文化运动后期由分至合的现象是过去学界所注意不够的,这一现象揭示出废科举以后的新教育已经出现根本性的大问题,让彼时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不能静默,而试图改变现状。

   一、不满现行新教育

   梁启超、胡适、吴宓等人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不满,主要针对的是教育变得官化、商化和程式化,机械式的教学使师生成为一种无感情的买卖关系,学生人格无从养成等弊端,而其背景,则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这一学制改革带来的大变化。

   1903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其中《学务纲要》依据“外国学堂教习皆系职官”,规定“此后京外各学堂教习均应列作职官,名为教员,受本学堂监督、堂长统辖节制”,并特别指出“不得援从前书院山长之例,以宾师自居,致多窒碍”。这一根本性的改变意味着教育者自身成为规训的对象,他们与教育行为的关系也从自主转向纪律化。民国时期,这一体制被进一步强化和固化。到1921年,蒋百里痛心疾首地说,自废科举以来之教育事业,“凡所以除旧也,而旧之弊无一而不承受,而良者悉去矣;凡所以布新也,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其罪恶之总根,乃在挟教育为国家事业之一之名,而将教育行政之权扩大,使教育之本体日日萎缩于行政之下。而学问二字,一方既见弃于国家,他方复见弃于社会”。那时名曰“政府提倡教育,其实乃将一切教育成为行政官吏化”,故“今日之教育状态,不能不为一种根本解决之运动”,首先就要“使教育事业脱离行政关系而独立”。

   教育行政化的根源,在于晚清放弃小政府模式,而输入“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的“政府万能”观念,于是仿照日本的文部省设立学部(民国时期改称教育部)。本来教育“全赖社会之自谋,国家仅任提倡检查之责”,无需“直接自办”,完全可以“不立专部”,只要“有研究学术之活力,则教育自兴”。若由“学部管理教育”,大至教科分配、教师资格和教授书籍,小到学生服装,“事事必就绳墨”。这样繁密的管理,“必碍学问之发达”。故杜亚泉大声疾呼,“今日之教育行政,正误在以官厅为学术之中心”,并提出若“事事依赖政府而为之”,还会导致“民间独立心之薄弱”,其影响之广远,就不仅限于教育了。

   教育行政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教育的商品化,即蔡元培所谓“使学术之授受,同于商贾之买卖”。梁启超也指出,当时学校里“学业之相授受,若以市道交”,师生“交易而退,不复相闻问”,且教学“大都注重在智识方面,却忽略了智识以外之事”,致使“学校只是一个贩卖智识的地方”。

   学校性质的转变,使教学方式变得程式化。教学如机械,是那时不少人的同感。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其实“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情”,不啻学校“日日驱社会上有能力地位之青年,变为不合用之机械”。

   学校商品化和教学机械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师生间感情淡漠。蔡元培观察到,“自科举废、学校兴,师弟之间之感情,遂一落千丈”。余家菊也回顾说,“在私塾时代,师生间的感情最浓”,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遗风。然而自实行班级教学以来,“师生都忙碌于形式的教学中,没有真正的切磋、自由的谈论”。即使偶有课外交往,也“多是一面的活动,鲜能为情意的沟通”。

   最严重的问题,则是学校忽视了对学生人格的培养。梁启超早在清末就指出,教育的宗旨,在“使其民备有人格(谓成为人之资格也,品行、智识、体力皆包于是),享有人权”。蔡元培后来也强调,“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然而民国的新教育,“中国原有的精神固已荡然,西洋的精神也未取得”,甚至“连智识也不能贩卖了”,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改造的方式,即蒋百里提出的“以人格的精神,易物质之授受”。

   正是在这样的趋向下,一些人“发现”了旧时书院的优点,大体与上述新教育的缺陷相对应,即书院为民办,教育重人格,师生能自主,学风颇自由。其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是蒋百里所说的“书院是我们几千年来自由研究、人格教育的民立的机关”。由此也有人尝试要把书院的形式和精神融入现代体制之中,如梁启超等拟依托南开大学创办文化书院,就说由于“现行学校制度有种种缺点”,新办机构的“讲习指导之方法及机关之组织,皆当特别”,将“采用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

   梁漱溟曾感叹说,“大概遇到中国事,加一‘半’字都颇适当”。此所谓学院,即学校和书院各取其半,而其“特别”也在于此。毕竟新教育体制在国家(state)的加持下已稳据“正统”,教育以官办为主是既成事实,民间办学的一大困难就是物质资源的匮乏。同时,时代精神风尚也是不得不“加一‘半’字”的因缘。在尊西崇新仍是主流的大背景下,即使因趋新和留学获得某种免疫力,要办书院式的讲学机构也难以立足。换言之,只有借助西与新,才能说不那么尊西崇新的话,做不那么尊西崇新的事。如胡适在1922年说,“懂得了欧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才“更能了解中国近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的性质与价值”。他那时这么说或许出于无意,但后来多数为书院正名的言与行,尽管表现的方式各有不同,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取向。

   二、设自由讲座以融汇新旧

   办学是游欧的梁启超等人拟定的重要方略,而张君劢早就主张利用其他资源而不重新办学。盖经费尚不说,仅人才就已不敷,实“无从办起”,所以他主张:“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何必负办学之责任?”这一方略后来发展成利用既存资源改办或部分改办的方式。如对可以实际控制的中国公学,就拟在接手后“改办大学。学科讲座不求泛备,惟务精纯”;而“图书仪器,广为购储,藉供学生自由研究”。又如对清华,也曾一度想让王庚入任校长,但发现阻力不小,所谓“目标太大之地位,诚不宜猛进”。梁启超转念一想,其实“何必要校长”,仅“清华中文主任一席”足矣,但终因“人才缺乏”,即此也“只可置为后图”。

   依循利用既存教育资源的大方向,蒋百里和张东荪为接办中国公学设计出一个以讲座带动其余的体制,梁启超觉得这一“讲座之说最妙”。这有些像后来的领导批示,其实他不知道,张东荪和蒋百里对此所见相当不同,具体有二:

   第一,蒋百里认为,“高等学院(Academic)方面第一要紧要把任公活泼的一个人格的研究精神做基本”,且“任公惟做讲师,才把他的活泼泼的人格精神一发痛快表现出来”;而张东荪明确表示“不赞成以任公一人之人格为中心”,在他看来,“办学事,非大家提起兴会,以助长任公之兴会不可”,故“应以‘一团人之人格为中心’”。

   第二,蒋百里主张“万不可用‘大学’二字”,盖“一挂大学招牌”,就给人以“贩卖货物,授人以学”的印象。若要选择仿效的典范,则日本的“早稻田、庆应都不足法”,中国的“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价值”;张东荪则认为,“近代学术与古代学术不同,故近代教育与古代Academic(讲学舍)不能尽同”,若“纯采讲学舍办法,在今日必不足号召,则学生来者稀矣”,所以他觉得讲座办法应“调和近世大学与古代讲学舍,而具其微”。

   两人关于以个人还是群体人格为中心的歧异,反映出对所谓讲座制本身的一个核心思考,即究竟是侧重单一的还是群体的“讲师”,前者个人的影响大,责任也大,后者则影响和责任都由大家共同分担。关于讲座更有一个微妙的差异,蒋百里说的是“高等学院(Academic)”,即拟议中的现代机构;而张东荪转而说成“古代Academic(讲学舍)”,把同一英文字从括号内转到括号外,现代的高等学院就变成古代的机构,且此“讲学舍”虽可能是指蒋百里所说的书院,也可能是指西方的古代机构(盖使用英文加译名来指书院,似有些无的放矢)。西方的古代讲学舍只能“调和”其“微”,而中国的书院生活连“调和”的资格也已被婉转地取消了。

   这个表述上的微妙差异其实涉及根本,盖一方强调“万不可用‘大学’二字”,一方以为讲学舍方式“在今日必不足号召”,皆与前述对新教育体制的不满直接相关。张东荪希望与新体制妥协,以适应那些有目的——获得文凭等资格——而来的学生。然若妥协是以放弃为基础,则意味着书院制与新学制的对立几乎是不可妥协的。所以蒋百里主张直接回归到的传统书院,彰明较著地对大学“说不”。缠夹于其间的自由讲座将怎样融汇新旧,会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任务。

两位创始人的争论似乎是个折中的结果,即讲座将是数人的而不是一人的,而书院被正式纳入仿效的对象(之一)。在1921年3月《改造》的3卷7号的教育栏里,蒋百里和梁启超各刊一文。蒋百里把“外国大学院(Academic)及中国书院制”都列为设立研究所应“参酌”的对象,并明言“设自由讲座”就是要“恢复从前讲学风气”。对今日讨论现代性者特别瞩目的标准化和人的物化两大问题,蒋百里和梁启超也都已论及。蒋百里指出:“今之教育界,教者且自以机械为天下率,而以养成机械为其无上之目标。教员与学生之关系,完全依物质的关系而成立,毫无人格的关系。……此所谓变人格为物格,而自动之精神乃消灭净尽。”梁启超也批评学校通行的那种“水平线式”的标准化教育为“国家主义之产物”——“国家若大匠然,需楹则斫材为楹,需桷则斫材为桷;楹桷大小若一,所斫就矣。而材之戕贼,亦已多矣。”不仅如此,更因师生“以市道交”,致学生视教师若路人,而“教师视学校如亭舍”。终“成为物的教育,失却人的教育”。这种教育就算办到最好,也不免“以社会吞灭个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罗志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由讲学   新文化运动   书院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8644.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