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文:朱汉民教授的书院事业与学术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9 次 更新时间:2022-04-20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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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文  


岳麓书院创办于公元976年,已经延续办学一千多年。在岳麓书院漫长的办学历史上留下了几十位山长的名字,但是其中掌教岳麓书院二十年以上的只有四位,即清代的罗典、欧阳厚均、丁善庆和当代的朱汉民。

朱汉民先生掌教岳麓书院的二十多年,恰恰是岳麓书院经数十年的沧桑而复兴的二十多年。朱汉民先生的教育、学术事业是与岳麓书院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二十多年来,他全面主持岳麓书院学术、教学、文物及院务管理期间,致力推动和完成了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使古老的书院重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和当代中国国学发展的重镇。

我们简要介绍朱汉民教授的书院事业与学术研究。

一、主持、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

创建于北宋开宝九年的岳麓书院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学术和人文精神的典型代表,在文化传承、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自二十世纪初,岳麓书院先后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大学。“文化大革命”之后,岳麓书院只剩残垣断壁,几成废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湖南大学开始修复岳麓书院。刚刚毕业工作的朱汉民先生,积极参与这个古老学府的现代复兴工作。最初,他主要是从事有关岳麓书院历史及其相关学术资料的收集和研究。1992年他担任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开始,他全面主持岳麓书院院务至今,2004年聘为院长,是晚清改学制以后的首位岳麓书院院长。他一直致力于岳麓书院的复兴事业,使古老书院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朱汉民教授主持院务后,使岳麓书院完成了几个重要发展。

(1)岳麓书院历史遗迹的全面修复和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建设。岳麓书院在八十年代初开始修复,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修复,至2006年才全面完成。现在的岳麓书院基本上恢复了历史上办学最盛时期的建筑规制,书院讲学、藏书和祭祀三位一体的基本格局已获重现。其讲学部分包括讲堂、湘水校经堂和明伦堂,讲堂、湘水校经堂采用原状恢复的形式,明伦堂现在用于研究生教学;御书楼现继续藏有古籍图书,作书院师生教学、研究用;书院的祭祀是崇祀先贤、尊师重道、砥砺后学的重要场所,已经恢复了书院文庙、文昌阁、七个专祠的历史原貌;另外,还恢复了清代书院的园林与八景。岳麓书院成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修复最好的古代书院。

为了全面展示中国书院文化,朱汉民教授带领书院同仁,积极向国务院、教育部、文物局申报,在岳麓书院建设中国书院博物馆。经过筹措资金、组织建设,现在中国书院博物馆陈列馆建设工程已经完成。中国书院博物馆是国内第一家书院文化专题博物馆,它的建设将有力推动儒家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

(2) 全面恢复岳麓书院的教学功能,将岳麓书院的教学纳入到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之中。多年来,朱汉民教授主持申报岳麓书院的本科、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及其博士后流动站,使岳麓书院获得了历史学的博士后流动站,获得了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获得了哲学门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获得了历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以及历史学学士学位授予权,从而完成了岳麓书院的现代学科体系建设。

除此之外,朱汉民教授还积极推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和社会教育活动,一方面为湖南大学本科生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课程,另一方面他广泛邀请国内外在各个领域的名师来书院讲学,并利用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工具作社会文化、教育交流活动,在海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在他的努力下,古老的岳麓书院全面恢复其教学功能。

(3)恢复岳麓书院的学术研究功能。上世纪九十年代岳麓书院已经恢复其国学研究功能,在学术界声望也逐步提高。到今天为止,岳麓书院主要有中国思想学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中国经学、书院文化、简帛文献、湖湘文化等学术研究方向,并且成立了相应的国家级的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另外,朱汉民教授采取院内、院外相结合的方式,已经在海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延请一些学术声誉佳的学者担任兼职教授,使书院的学术研究稳步推进。

(4)将岳麓书院打造为面向国内外的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交流的公共平台。为了进一步推动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学,他在岳麓书院成立了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国学研究院。国学中心、国学研究院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共学术文化平台,面向国内外开展国学讲座、课题招标、成果评奖等。2014年岳麓书院和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举办“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这样一个大型活动。活动迅速吸引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学术界、文化界反响之大,参与热情之高,远超联合主办方岳麓书院与凤凰卫视、凤凰网的预期。

朱汉民教授主持的岳麓书院复兴,是一个关系到文化传继与创新的重大工程,受到文化界、教育界及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岳麓书院的复兴不仅架通了古今教育的桥梁,同时也对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有积极启发、借鉴和推动作用。近代书院改学堂是为了顺应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要求,但是这一改革过程割裂了书院的传统。朱汉民教授主持的书院重振事业,实现了传统书院与现代大学的有机融合,为中国传统书院的发展树立了一个典范。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中华文化现代重建之时,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朱汉民教授在主持岳麓书院院务的同时,从事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已经在诸多学术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绩。

二、人才培养

作为学科带头人,朱汉民一直领衔申报并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的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科学位授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同时,又领衔申报并获得中国哲学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权。是岳麓书院的历史学、哲学两个门类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的创点人。

从1992年开始培养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专业硕士研究生,2000年开始培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3年开始招生培养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专业博士生,2008年开始招生培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共培养硕士研究生二十多届,博士生十多届,毕业生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湖南省优秀博士论文、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共7篇。

朱汉民教授积极为湖南大学大学生开设文化素质教育系列课程,通过必修课、选修课的方式为大学生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他本人主编了全国统编教材《中国传统文化导论》,并获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

三、湘学与湖湘文化研究

首先,朱汉民教授多年来一直关注湘学与湖湘文化的研究,曾经出版《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湘学原道录》,主编了《湖湘文化名著读本》系列丛书、《湖湘文化大观》,担任《湖湘文库》编委会副主任。发表了湖湘文化的学术论文数十篇,《新华文摘》多次全文转载。。2010年,他又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课题“湖湘文化通书”,表明他的湖湘文化研究已经进入到国家社科研究规划的最高层次。2015年“湖湘文化通书”结题,受到盲审专家的高度评价。

“湖湘文化通书”课题的成果有三项:其一,《湖湘文化通史》5卷3百万字,该书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由岳麓书社2015年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对湖湘文化从萌芽、形成到发展、壮大的过程最全面也是最权威的分析总结和评述。它的面世不仅可以填补当前湖湘文化研究的空白,更将以它独立的学术思维和史学逻辑影响未来学者对中华地域文化的研究探索。其二,《湘学通论》30万字,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列为国家外译重点图书,正在译成英文,由国际上的权威出版社出版。这是湖南首部列入国家外译重点图书的社科著作。其三,《湖湘文化通论》50万字,是由“湖湘文化历史建构论”、“湘学学术旨趣论” 、“湖湘士人精神气质论”三篇组成,分别从不同侧面,通论了湖湘文化的建构过程及其主要特色。《湖湘文化通论》正拟出版。

这些研究成果对湖湘文化作了“通”的研究,不仅是对湖湘地域文化的漫长历史作一贯通性的研究,将系统地清理湖湘文化的历史源流,对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不同阶段的湖湘文化历史作贯通性的研究,同时打通了湖湘文化的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等不同要素和层面,打通了不同的学科视域,以完整地研究、展现丰富多彩的湖湘文化。同时,这些研究成果将湖湘文化历史纳入到中华文化发展史的大背景下作宏观的思考,既强调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它的渊源、形成、演变、发展均是在与中华文化的其他区域文化交流、融汇过程中发生的;有充分肯定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类型,其演变发展有着明显的继承性,表现出湖湘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与此同时,这些成果对湖湘文化作出具有现代意义的诠释,将湖湘文化传统的挖掘与湖湘文化的现代建设结合起来,努力从中国文化的核心处挖掘出了湖湘文化的重大贡献。

四、理学及《四书》学研究

朱汉民教授长期从事宋明理学研究,近年又关注理学的经典——《四书》。他出版了《宋明理学通论》、《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等著作。

他的理学研究是从分析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开始的。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包括经验——技艺、理性——知识、超越——信仰三个层面,在儒家文化这里可以分别表述为儒术、儒学、儒道。他将宋明理学解构为宋明儒者对人文信仰(道)的重建、经学知识(学)的开拓、生活实践(治术与心术)的回归三个层面。他努力用这一新的学术理念去解读宋明理学,将宋明理学史的演变发展与道、学、术的思想结构联系起来。

朱汉民教授还从经学史角度研究理学,以《四书》学作为切入点来研究理学,探讨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与经学之间的关系。他努力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角度,探讨了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学术成就与思想贡献。他认为朱熹的《四书》学诠释方法是“语言—文献”与“体验—实践”两个方面的统一,从方法上肯定了朱熹既是经学家又是道学家。另外,他仍然以道、学、术的层面分析朱子的《四书》学,主要从儒家的人文信仰、实践工夫的角度探讨了朱熹对《四书》的诠释。他认为朱子的《四书》学首先表达的是宋儒在经学领域的开拓,但是,这种“学”的开拓实即基于人文信仰(道)的重建、生活实践功夫(术)的回归。这首先体现在他对儒家人文信仰的建构完成上,朱熹通过对《四书》的系统诠释,使儒家人文信仰趋于成熟与完善。其次,朱熹的理学与《四书》学的结合又体现在儒家修己治人的工夫论上,朱熹所重新诠释的《四书》学就是要恢复、发明、创新原始儒家所建立的修己治人的实践工夫。朱汉民教授通过对朱熹理学与《四书》学的上述分析,从而进一步探讨了儒学知识形态的历史特质与文化特色。

五、玄学与理学的内在理路研究

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两大思潮,对于玄学与理学内在关联的研究,学术界还较少涉及。朱汉民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玄学、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运用内在理路、谱系学、比较哲学的方法,一方面从“人格理想-身心之学-性理之学”的架构,肯定了玄学与理学之间的思想理路;另一方面,又从经典诠释学的角度,通过玄学与理学对《论语》、《周易》的诠释,分析与证实玄学与理学之间的学术脉络。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玄学、理学在精神境界与人格理想的思想理路。魏晋玄学家重视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重视人的内在精神境界的提升,追求一种潇洒飘逸、优游自得、超然脱俗的名士风度。宋明理学家热衷于探讨“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追求一种自由自在、恬淡自适的圣人气象,这显然是受魏晋风度的影响。但魏晋名士往往是与不拘礼法、率性纵情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宋儒的圣贤气象则总是体现出一种恪守礼教、兼济天下的人生追求。宋儒的圣贤气象是对魏晋风度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身心之学的思想理路。朱汉民教授认为,身心之学是关于个体存在的学说,魏晋名士在建构个体生存哲学时,强调人的身与心、形与神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宋儒的身心之学包括个体存在与道德修身双重涵义,魏晋名士的身心观念影响了宋儒的身心之学,为宋儒解决个体人生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玄学、理学的身心之学存在一脉相承、前后发展的内在理路。

第三、性理之学的思想理路。“性理之学”则是一种将人的内在本质与宇宙的普遍法则统一起来的哲学思想,表达的正是中国传统由人道而及天道的“究天人之际”的理论与学说。玄学家们对先秦诸子讨论的性、理概念作出了哲学上的提升,初步奠定了“性理之学”的思想框架和思维模式。两宋的儒家学者不仅是正式使用了“性理之学”的名称来概括、表述自己重新建立的学术思想体系,而且他们在思想的深刻性、学术的系统性、理论的完整性方面完善了性理之学。朱汉民教授从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视角揭示了玄学与理学的“性理之学”的建构过程与思想理路。

第四、儒家经学义理建构的学术理路。朱汉民教授将王弼《周易注》与程颐《伊川易传》作一对比考察,发现这两大家的义理《易》学之间学脉相承。从《周易》义理学的建构过程和思想特色的角度,厘清了宋儒的义理《易》学与玄学的义理《易》学之间的传承、发展关系。朱汉民教授还从经学史的背景上考察玄学、理学的《论语》学,发现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点,如二者均是经学中的义理派,均把重点放在对中国传统内圣之道的拓展与建构上,均认为自己诠释《论语》的使命就是要将《论语》中孔子不讲的“性与天道”的形上的意义发掘出来。

玄学与理学具有的“内在理路”,体现出中国思想文化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朱汉民教授通过对玄学与理学的内在理路的研究,最终指向对“中华文化如何得以形成一个没有中断、源远流长的独特系统”的理解和解释。朱汉民教授完成的《玄学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著作被选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1年),这是湖南首部列入该《文库》的社科著作。

六、中国书院与儒家教育研究

朱汉民教授多年从事书院文化与儒家教育研究,曾经著有《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岳麓书院史》(合著)、《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长江流域的书院》(合著)、《中国德育思想研究》(合著)、《中华文化通志·智育志》、《儒家人文教育的审视》、《中国书院文化简史》等专著,主编丛刊《中国书院》,目前正在主编《中国书院通史》(4卷本)。

在有关书院文化的论著中,他坚持从士人文化来理解书院精神:一方面,儒家士人总是把书院看成是独立研究学问的安身立命之所,书院从萌芽之日起,就和士人“独善其身”的生活道路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士人们又在书院中表达出强烈的关切社会、建功立业的愿望,总是将书院与“兼善天下”的治平之路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认为书院成为儒家士人文化的标志,是儒家人文精神的象征。无论是书院的外在环境、建筑形式,还是其内在宗旨、教育目标,均鲜明地体现了儒家士人的价值观念、人生理想与生活情趣。

他特别强调理学与书院的一体化对理学史与书院史发展的意义。他认为理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需要有一种能够从事学术创新的研究基地;理学家们有一套独特的教育理念,更要借助于书院实施。新儒家学者于官学之外别建书院,标榜新的教育宗旨,以补充官学教育的不足。

他对儒家人文教育有独到的研究。他通过“儒”的起源作历史学追溯,通过对“儒”的职能作社会学分析,揭示了儒家学派为什么会以教育为中心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文化为什么会以教育作为了立国、救世的根本。他对中国传统智育也有独到的研究。他通过探讨儒家教育中“道”、“学”、“术”三者各自的特点与三者的关系,使人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儒家人文教育和智育的特色。

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朱汉民还从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并有创获。他所撰的《圣王理想的幻灭》、《忠孝道德与臣民文化》,均是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专著。在这些书中,他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概括为社会本位的价值系统、义务本位的规范系统、身份本位的人格系统;将内圣外王之道视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并进一步将其分解为儒法互补的外王之道与儒道互补的内圣之道;他还从忠孝一体的传统道德,说明中国传统臣民文化的特征。他的许多观点均有其独到见解,在学术界、文化界引起较大关注。


(原载台湾《国文天地》第26卷第7期,总307期,2010年12月出版,略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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