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现代中国书院的功能:以岳麓书院为例

——在韩国“世界青年儒林大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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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进入专栏)  


书院是传统中国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在中国古代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教育的典型代表,它在文化传承、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但是,传统书院如何在现代中国继续它的文化教育功能?今天的中华大地上,还留存大量书院遗址,应该如何使这些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书院在现代社会更好地发挥教育文化功能?同时,许多学者、教育工作者也在尝试创办了一些新的书院,这些新书院在现代社会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文化教育的作用?

这里,我想以岳麓书院为中心来讨论这一问题。岳麓书院创办于宋初,是中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历经宋、元、明、清延续办学,是中国传统书院的典范。以后,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大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启动了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所谓现代复兴,实质上就是对古老书院文化传统的承继、转换与创新。

到今天为止,岳麓书院已具有了双重涵义,一是已经成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岳麓书院,一是作为现代教育学术机构的岳麓书院。由传统岳麓书院发展为现代岳麓书院,它是在今天我们中华文化复兴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重要文化教育现象,也是现代中国书院复兴的初步试验。

(一)、岳麓书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建设

岳麓书院是中国著名的古典大学。岳麓书院创办于北宋开宝9年,初创时期,就受到地方政府、士绅以及朝廷的重视。公元1015年,书院创建四十年之际,由于办学卓有成效,北宋真宗皇帝赵恒召见书院山长周式,并亲题“岳麓书院”匾额,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遂成北宋“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尔后北宋湖南“潭州三学”最终确立岳麓书院的高等学府地位。据《岳麓书院志》记载:“宋潭士目居学读书为重,岳麓书院外,于湘江西岸复建湘西书院。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书院,又分高等,升岳麓书院生。潭人号为三学生。”由此可见,所谓“潭州三学”,即指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分成三等级,其中岳麓书院为三学中的最高学府。元、明两朝,潭州三学的体制虽不复存在,但岳麓书院自宋代以来所确立的湖南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却始终没有改变。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皇帝颁布上谕,明令各省城创立“省城书院”。岳麓书院又被列为省城书院,这进一步巩固了它作为湖南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

作为中国古老的高等学府,它成为了湖湘乃至整个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培养人才的摇篮。悬挂在岳麓书院大门的楹联“惟楚有材,於斯为盛”,是岳麓书院千百年来人才辈出的真实写照。早在南宋初期,书院形成了当时理学中最为兴盛的湖湘学派,出现了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人才群体。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也出身岳麓。晚清以后,这里涌现出了众多的人才群体,其中最著名的有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以陶澍、魏源为主体的政治改良派人才群体;咸丰、同治年间出现的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为主体的“中兴将相”人才群体;戊戌变法期间出现的以谭嗣同(时务学堂,后并入岳麓书院)、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人才群体;变法失败后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人才群体。1916至1919年间,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此后,大批岳麓师生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去,如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李达、谢觉哉、周小舟等等,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古老的高等学府,岳麓书院又是中国古代学术重镇,是理学及湖湘学的大本营。南宋时期岳麓书院在张栻的主持下,出现了学术兴盛的局面,成为理学及湖湘学的重要基地。张栻是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和朱熹、吕祖谦齐名,号称“东南三贤”。宋人陈亮称:“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作为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的大弟子,张栻不仅接受了胡宏开创的湖湘学统,还接受了其书院教学形式。从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开始,他主教岳麓书院达七年之久。在这段时期,他将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紧密相连,使岳麓书院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主要理学基地之一,吸引了一大批求学问道的士子,形成“道林(岳麓山附近的道林寺)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盛况。张栻主持的岳麓书院与当时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陆九渊主持象山精舍、吕祖谦主持丽泽书院并称全国四大学术中心。

岳麓书院发展到清代后期,由于清廷的控制日益严格以及科举取士和八股应试之风对书院的片面引导,加之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书院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下诏全国各地改书院为大、中、小学堂,岳麓书院也于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至此,延续近千年的岳麓书院,终于改变了其办学组织形式,由一所古代书院演变发展为一所近代高等学堂。此后,这里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堂(1912-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17-1926年)。1926年,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并以岳麓书院为校本部。

岳麓书院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战乱、动荡的年代受到严重损害,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1979年湖南大学向湖南省政府建议,力主全面修复岳麓书院,同年获得批准。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今天,岳麓书院基本上恢复了历史上办学最盛时期的建筑规制。首先,书院讲学、藏书和祭祀三位一体的基本格局已经完整恢复。其讲学部分包括讲堂(忠孝廉节堂)、湘水校经堂和文庙明伦堂。书院藏书的建筑御书楼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修复,并继续藏有古籍图书;书院的祭祀是崇祀先贤、尊师重道、砥砺后学的重要场所,已经恢复了书院大成殿、六个专祠及岳麓书院屈子祠的历史原貌。在恢复原状陈列的同时,增设了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历史演变陈列馆和岳麓书院及湖南大学人才馆。与此同时,由于书院是儒家士人的精神家园,我们恢复了书院清代的园林与书院八景,使书院既有“整齐严肃”的严谨,又有“鸢飞鱼跃”的活泼,充分体现了儒家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追求。今天,当人们踏入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座典雅而质朴、庄重而幽深的庭院后,都会被这种厚重深沉的文化氛围所感染,都会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这就是我们修复古老书院的初衷,也是书院得到普遍肯定的重要原因。

为了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书院的历史全貌,我们进一步启动了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建设。在修复岳麓书院时,我们就开始广泛搜集、整理书院创造的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并在连续三次对全国书院进行普查工作的基础上,搜集历代书院遗留下来的碑、匾、古籍、书院生徒课卷、书院往来文书、书院名人手迹等等反映书院历史的文物,并逐渐成为全国书院文物的研究中心、展示中心和交流中心。我们向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申请,并于2002年获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书院博物馆。中国书院博物馆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座展示中国书院史和文化教育史的专题博物馆。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书院博物馆于2012年6月14日在湖南长沙开馆。中国书院博物馆位于中国规模最大、修复最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书院——岳麓书院之内。中国书院博物馆和岳麓书院相辅相成,岳麓书院是中国传统书院的典型个案;中国书院博物馆则通过现代化陈列手段,展现丰富多彩的书院文化。该博物馆建筑总面积4768平方米,陈列总面积3180平方米。博物馆体现了古代书院曲径回环的风格。馆内分为展示中国古代书院千年发展历史的弦歌千年展厅、陈列学习用品和教学方法的书院教育展厅、介绍“名院”和代表人物的书院学术展厅,以及书院祭祀、藏书、刻书展厅等。馆内展品也极为丰富,除古代应试教材、各类匾额和教条、珍贵古籍、文房四宝外,还有北宋真宗亲笔题写的“岳麓书院”石碑,代表性书院白鹿洞书院明伦堂、东林书院丽泽堂、清代学海堂,以及韩国陶山书院典教堂的复原场景。

(二)、千年学脉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对岳麓书院这一积蕴深厚的辉煌文化遗迹的保护和恢复,并不仅停留于修复原有建筑规制,为世人提供一个缅怀、凭吊历史的文化遗迹;更具深远意义的工作在于复兴古老书院自身涌动的积淀千年文化底蕴的教书育人优良传统。这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工程,近言之,它是一座架通古今教育的桥梁,对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有积极启发、借鉴和推动作用;迩言之,这也是一个关系文化传统承继与创新的跨世纪工程。我们在努力发掘书院优良教育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的现代教育资源,已经开始了书院的复兴。

首先,逐步恢复古老书院的教育功能,将其纳入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之中。湖南大学于八十年代初开始主持修复岳麓书院,于1984年成立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组成了一支将高等教育、学术研究与文物保护为一体的机构。1986年,岳麓书院正式招收、培养历史专业的大学生。1990年,岳麓书院开始招收专门史硕士研究生,以后逐步获得其他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点并开始招生。2004年开始,完全恢复了岳麓书院的原有建制,这在岳麓书院的发展史上是个重要的里程碑,表明古老的书院已经重获生命,并初步实现了现代化的转换。

岳麓书院教育功能的恢复,是建立在现代高等教育的体制及学科建设基础之上的。我们选择的学科方向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专业,尤其是将历史学及哲学作为学科的重点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古代书院教育的复兴,我们也有一种传承书院学脉的强烈愿望。所以,岳麓书院学科建设的方向,总是和岳麓书院有着密切的关联。譬如,与岳麓书院相关的理学史、经学史、书院史、湖湘文化史成为这里的特色。随着书院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有关学科建设的方向得到进一步拓展,扩充发展了相关学科的建设,构成了一个既能够体现书院特色、具有书院研究优势且能相互支撑的学科群。

岳麓书院在历史上就是研究型教育机构,教育家杨昌济称书院教育相当于现代大学的研究生培养。根据书院教育的这一特点,近年来我们把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重点放在硕士、博士的层次。我们将书院的国学人才培养与现代人文学科的学位体系、学科建设结合起来。书院在整合相关学科学术资源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条件,这契合了书院作为古代高等学府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特点。近年来,岳麓书院陆续取得了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史一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获得了中国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以及历史学的硕士学位和学学士授予权、中国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每年培养国学方面专业人才。

除了研究生教育之外,我们还积极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和社会教育活动。文化素质教育以湖南大学本科生为主,开设了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课程。在社会教育方面,古老书院的现代复兴正面临一个如何传播其优秀文化精神,如何拓展知识视野、增强学术活力,如何强化其教学效果与社会影响的问题。书院有一种重要的教学形式,就是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历史上称之为会讲。岳麓书院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举行了一次由著名学者朱熹和张栻的会讲,二人的学识涵养、人格风范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学者前来听讲,可谓盛况空前。我们吸取古老书院的会讲传统,邀请国内外在各个领域的名师来书院讲学,并利用现代传媒工具,深入宣传古老书院的辉煌历史,广泛传播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影响遍及国内外,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与此同时,我们为广大青少年开辟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通过陈列展示、出版图书、学术报告、影像资料和网站开发等多种形式为他们服务。也积极开展文化旅游事业,向越来越多的游客讲解书院的历史与书院的现代价值。

岳麓书院在一千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一直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镇。宋以后的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均以它为学术基地,如宋代理学派、事功学派、明代心学派、东林学派、清代乾嘉学派等等,许多学术大师如朱熹、张栻、陈傅良、王阳明、王文清、王先谦在这里传道授业,又培养了诸如王夫之、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等著名学者。在晚清西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岳麓书院先后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高师与湖南大学,后来虽有皮锡瑞、杨树达等一批国学大师在此任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湖南大学开始主持修复作为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的岳麓书院,在修复、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恢复其国学的研究功能。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文化的类型。作为一种具有民族主体性的学术文化,国学确实不同于西学,因为它有不同于西学的文化土壤与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国学与书院共生的独特历史背景。从八十年代中期成立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所,到本世纪全面恢复合国学研究、人才培养、文物保护为一体的书院建制,那个象历史上能够承担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岳麓书院恢复起来。

我们一直企盼:经过一些时间的努力,岳麓书院应该象它在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学术地位一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振兴国学的重镇,从而使得中华文化生态中的国学与书院得到双重的复兴。

(三)、两个问题的思考

在这条架通传统与现代的复兴之路上,既历经艰辛,又收获成果,其中有不少值得思考的话题。我们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总结:一是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问题;一是现代岳麓书院多功能的互动性问题。

1、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问题

有关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问题,是一个老而常新的问题,可以说,从中国步入近代化的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到现在,它都是一个激荡人心而又极具争议的问题。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没有中断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民族,然而在近代自我更新的进程中,它受到了西方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加上腐朽的清朝廷已经失去了包容外来文化的大气和从容,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严重践踏和遗弃。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曾用“博物馆化”这个词来形容中国传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是现代中国人满足情感需要却没有实用价值的古董。

传统文化在社会近代化中的尴尬遭遇同样体现在古代书院身上。戊戌变法以后,书院制度逐渐被强行废止,并采用西方教育模式进行了改革。从历史角度讲,书院改学堂对中国教育以及学术文化思想的近代化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因为它顺应了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趋势,同时满足了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及高数量人才的需求。但是这一改革过程忽略了书院自身的传统,从而导致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割裂,而新的“大学”了无本土文化的根源,致使大部分历史上成绩卓著的书院都成了文化遗迹。近代大学的这一弊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被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毛泽东在1920年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指出“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并主张“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胡适则从书院的文化精神的角度阐发了书院的现实意义,他在《书院的历史与精神》中论述了书院的三种精神: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并期望用书院“刻苦与自由思索”精神重振学风。这些观点不仅从理论上对书院的历史价值做了重要的总结,而且开启了从实践的角度复兴书院的工作。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清华大学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认为国学研究院其研究精神与古代书院是一脉相通的,它无书院之名,而有书院之实;三十年代末,著名国学家马一浮在四川创建复性书院,五十年代初,国学大师钱穆又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致力于国学传统的研究与传播。所有这些努力,都显示了书院与国学的内在联系。我们在复兴岳麓书院过程中,也在复兴国学的研究与教学。我们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中华文化现代重建之时,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前辈们倡建书院的历史经验,做好书院传统的转换、创新工作。

首先,我们是在修复岳麓书院的同时也恢复了其中的传统国学的研究与教学。岳麓书院的御书楼仍是我们的古籍图书馆,古代斋舍是我们的研究室,古人讲学的明伦堂仍是我们给研究生授课的场所;我们还经常在朱熹、张栻“会讲”的地方邀请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作学术论坛。这样,作为历史遗迹、教育博物馆的岳麓书院都被现代学者教授们激活了,成为当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基地,被人们赞誉这这是一个“活的博物馆”。而另一方面,岳麓书院师生每天在如此厚重历史文化的环境里从事国学研究,沐浴着千年来积淀的学风,自然会受到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教育传统的深刻影响。这体现在学科建设的研究方向上,那些原来是古代岳麓书院学术传统的内核,均成为岳麓书院的专家教授们培养人才、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同时也体现在对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教学方法的吸收上。岳麓书院千年办学传统而不辍,留给我们极其丰富的教育传统与教学方法,为现代岳麓书院的教书育人提供了理论指导。譬如,书院长期以来形成的诸如名师主讲、不同学派或学术观点的学者会讲、师生课内课外的问难论辨、注重学生的自学领悟、教师指导学生如何读书等等教学方法为书院师生提供了一个灵活宽松的教学环境,对今天岳麓书院教授们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创造型研究人才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当然,今天岳麓书院在许多方面有其不同于古代书院的地方。最突出的,首先是今天岳麓书院的教育活动被纳入到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中来,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今天,岳麓书院已经获得历史学、哲学的本科、硕士、博士三级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权和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在现代化发展背景下,岳麓书院在不断整合多学科优势,开展系统的国学研究,探讨中华传统学术的现代重建。

(二)现代岳麓书院多功能互动

现代岳麓书院作为一个“活的文物”,它有别于单纯的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旅游景点,也有别于其他普通的教学科研机构,它是古代书院向现代书院转换的一个典型代表。由于它集文物保护、旅游参观、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四项功能于一身,并形成了互动发展的格局,从而促进了古代岳麓书院的现代发展。

首先看文物保护工作。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作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二十多年以来,我们一方面注重书院古建遗存的修复、维护工作,使书院成为全国迄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修复最好的古代书院。我们还广泛搜集、整理书院创造的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物,搜集历代书院遗留下来的碑、匾、古籍、书院生徒课卷、书院往来文书、书院名人手迹等等反映书院历史的文物,逐渐成为全国书院文物的研究中心、展示中心和交流中心。卓有成效的文物保护工作为书院的旅游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书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为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研习环境。

其次看旅游参观工作。旅游参观是岳麓书院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能为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经济支持。书院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结合书院历史研究成果,以岳麓书院文化遗址的原状陈列为开放主题,同时利用各种手段开发、丰富参观学习的内容,如在深入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开设陈列馆以突出岳麓书院的辉煌历史和人才辈出的特点,开设反映现代书院发展的当代岳麓书院展览,建立中国书院博物馆,出版众多书院普及读物等等。书院坚持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保持书院那种儒家士人典雅的风格,以恢复书院的历史原貌为本,获得了中外来访者的一致好评,成为寻访中华文化的标志性景点,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参观人次每年不断增加。

其三是教育功能。人才培养是古老书院现代复兴的标志性工作。岳麓书院是全国迄今为止唯一恢复办学功能的书院,是国内一处重要的国学人才培养基地,具备了培养学士、硕士、博士等高层次创新研究型人才的条件,它将为文物保护、旅游管理及科学研究储备人才。近年来岳麓书院不断举办各种类型的、高层次的学术论坛、文化讲座、国学研习班等等,并通过电视、网络向外传播,在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影响。教育功能的恢复也使岳麓书院获得了更大的声誉,故而也促进了书院的学术研究、文物保护、文化旅游方面功能的发展。

其四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是对古老书院学术研究功能的承继。岳麓书院在学术领域里各项指标成绩显著,表明书院在吸取、消化古老学府的学术思想、学术精神和科研能力的同时,具有对现代学术前沿的敏锐性及科研功能的良好驾驭能力。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又会扩大书院的国内外影响,增进人才培养的广度,加强文物保护的力度。

当然,我们的复兴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完,所谓任重道远,但我们始终相信,书院定会在现代化的复兴过程中重新步入历史的辉煌。


(本文是作者于2012年9月8日为韩国第二届“世界靑年儒林大會”演讲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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