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王船山的人格特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22-03-25 07: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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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进入专栏)  

   来源:《求索》2014年第1期

  

   探讨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必须重视湖南地区的乡贤典范对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形成的影响。在湖湘文化史上,王船山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湖湘学人,他的精神气质更加具有湖湘地域文化的根基,特别能够激发湖湘人士的桑梓之情,故而王船山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上承屈原,下启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亦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1、《王船山与湖湘士人人格建构》之《王船山的人格特质》

  

   王船山作为屈原人格精神的诠释者,充分肯定了屈原人格精神的两个侧面:忠义的道德理性与刚直的气质血性,其实这正是中原儒家文化与南方楚蛮文化的融合。王船山在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诠释中,亦影响、塑造了自己的精神气质。所以,船山与屈原的精神气质有着十分鲜明的同构性。

  

   王船山有着与屈原同构的精神气质,首先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人格原型的先天条件。屈原、船山的人格原型形成时就有着相同的历史条件。他们都成长于南北文化交融的时代,屈原的人格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中原的道德理性与江南的楚蛮气质的渗透整合,产生了屈原独具一格的精神气质。同样,王船山的精神气质也充分体现出宋明以来南北文化融合的特点。一方面,王船山出身于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诗书之家,他从小受到礼乐之教的熏陶,并在被称为形成“潇湘洙泗”、“荆蛮邹鲁”文化格局的岳麓书院学习,故而形成了“人以载道,道因人生”的儒家人文信仰与道德理性,他成为两宋以来中原文化南移以来最有成就的儒家学者。显然,他的精神气质具有中原地区的“洙泗之风”、“邹鲁之学”。但另一方面,王船山又是一位出生、成长于湖湘之地的楚蛮狂士,“潇湘”、“荆蛮”之地的乡风民习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性格气质的形成。夫之先生的“船山”之号,即取其家乡湘西草堂对面一座状如覆船的石山即“船山”,他十分喜爱石船山那种顽强、孤独的品格,故而以“顽石”自喻而写成《船山记》,他在“记”中写道:“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而以之名。”“居今之日,抱独之情,奚为而不可也?”“船山者即吾山也,奚为而不可也!”[1]王船山这种“顽石”性格、“狂士”气质,其实正是湖湘之地楚风蛮习的体现。所以,王船山就有了与屈原同质的精神气质。一旦他们身处“破国亡家”的严重社会挫折与人生境遇时,他们精神气质中十分类似的“任性孤行”、顽强不屈特质就凸显出来,成为一种精神气质同构的奇特现象。

  

   其次,王船山之所以与屈原有着同构的精神气质,还与王船山通过对屈原作品的深刻理解、文化诠释等后天的文化影响有关。从屈原到王船山,时间已经跨越了一千九百多年,屈原的精神气质能够深入到王船山的心灵深处,还必须具有心灵沟通的渠道,这个渠道就是屈原的楚辞作品。屈原一生的心路历程、情感经历、思想世界,全部凝结在他的诗歌作品中间,屈原通过自己留下的大量楚辞作品,感染、影响、塑造着王船山的精神人格;而王船山则通过阅读、注释屈原的楚辞作品,在重塑屈原的精神人格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的人格精神。所以,我们在王船山的《楚辞通释》中读到他对屈原人格的种种阐发、辩解、赞扬,认为屈原“忠爱之性,植根深固,超然于生死之外”,“既达生死之理,则益不昧其忠孝之心”,“不屑与小人驰鹜争胜者,已之秉忠贞而对贤于国”,“故可任性孤行,无所疑惧也”等等,这既是船山针对汉宋以来出现的对屈原的诋毁、微辞,而努力重新评价、塑造一个士大夫道德典范,也是他对自己身处“君子之受摧残”的黑暗时代,却能够坚持“任性孤行,无所疑惧”、“超然于生死”,最终“秉忠贞而树贤于国”的表白。这一切,正表明船山先生在诠释屈原人格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的人格。

  

   王船山作为一位受到后世普遍敬仰的乡贤,更加深入地感染、激励、影响着湖湘士人群体,对湖湘士人的人格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王船山一生艰苦奋斗的人生历程中,在他所留下的数千万言的著述中,人们可以发现他本人同样体现出合道德理性与刚直血性的人格精神。所以,后世的湖湘士人通过考察他的人生轨迹、阅读他的诗文著述,逐步接受到他的文化影响。这一切,充分地反映出地域文化传统与精神气质的继承性与影响力。

  

   王船山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逝世时,尚未为士林所了解,故而默默无闻。因船山之子王敔入得湖广学政潘宗洛的慕府,潘得船山先生之书而读之,十分赞叹,故为船山先生作传,并允船山先生以“乡贤”入祠。因此,一段时期内,船山先生开始以“乡贤”为湖湘士林所关注。船山先生之所以成为湘人所推崇的“乡贤”,首先是由于他的人格精神受到人们的景仰。他的个人身世与诗文所体现出来的“忠义激烈”[2]的人格特质,一开始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一方面,王船山继承了儒家道德理性的人格精神,时时表现出关怀社会、心忧天下的人文志向。船山特别推崇张载的学问,对张载之学有深入的研究,曾著有《张子正蒙注》,他不仅在学问上继承张载之学,在人格践履上更是将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为指南,以天地、生民为己任。王船山平生遭遇之苦,为常人所不堪,却从未被命运压垮。在如此险象环生的环境里,他从容不迫地求道、传道,著述立说,坚韧不拔地维护自己的尊严,表达出对儒家道德人格的圣贤气象的不懈追求。

  

   但是,宋儒所倡的这种“内圣”型人格,既没有拯救宋代社会和国家的危亡,也没有拯救明朝的统治,更没有“为万世开太平”,在现实人生中,反而显出士大夫迂阔空疏的人格特征。至明代,这种向内追求得“圣贤气象”的风气广泛流传,至明中叶以后,人们对心性之学的谈论和热衷,远高于对治国方略的重视,以至于明亡后,许多学者将责任归咎于“程朱之学”或“阳明心学”。由于许多学人空谈心性,在国家危难时只能“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3],形成了碌碌无为的白面书生型的懦弱人格。深谙儒学的熊十力说:“孔子内圣外王的精神,庄子犹能识。至宋明诸师而外王之学遂废。自此,民族愈益式微,此非我辈今日之殷鉴耶?”[4]

  

   王船山根据明末社会的变迁,对“圣贤气象”作出了新的诠释,修正和发展了宋儒的“圣贤气象”。王船山有感于国家兴亡、民族孱弱时,“内圣”型的圣贤人格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挺立,于是对这种道德虚无之弊进行了反思和修正,遂倡导树立“经天纬地、建功立业”的豪杰精神,期望融豪杰精神与圣贤气象为一体,创立更加完善的理想人格。王船山提出:“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5]王船山提出“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其实也就是说,只有具有了豪杰精神的人才能成为圣贤,没有豪杰精神的人是不能称为圣贤的,豪杰能够卓然兴起,具有非凡的气慨和独立的人格,能够以天下为己任,“救人道于乱世”。他赞扬豪杰之士说:“介乎时之所不可僻,义有尤重,则情有尤挚,捐躯命,忘宗族,以趋其千金俄顷之几,而名之荣辱、世之褒讥举非其所恤,即所谓非常之人矣。事异时移,功不蕲成,而或操清议以纠其后,此流俗之论所为龌龊而不足道也。”[6]王船山自题其墓志铭首句即为:“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可见他始终用刘琨的豪杰精神激励鞭策自己,认为具有圣贤豪杰气象的人,一定要有“身任天下”的豪气,看到社会历史变革中的生死成败,是不可避免的,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所动摇,同时还要有高瞻远瞩的气魄,看到生死成败按一定的“时势”条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要能够沉的住气,处“生死当前而不变”,把握住时机。他强调:“既已身任天下,则死之与败,非意外之凶危;生之与成,抑固然之筹画。生而知其或死,则死而知其固可以生;败而知有可成,则成而抑思其且可以败。生死死生,成败败成,流转于时势,而皆有量以受之。”[7]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王船山的豪杰精神就包括了一种刚直的气质、血性意志在内,融入了南方楚蛮文化。王船山坚贞的民族气节,也是这种刚直的气质、血性意志的南方楚蛮精神的体现。时代的使命感和历史的责任感使王船山把个体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危难牢牢的联系在一起,从青年时期与友人组织匡社,“莫拟津难问,谁言枉可寻”[8],到中年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勇抗清;再到晚年誓不剃发、不易服、不出仕直至最后“全而归之”。船山立身之坚决,气节之刚烈,在晚明的遗民中也是不多见的。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儒者悲壮情怀,成就了自己明末大儒的高尚气节。正如有学人所说:“他是一位虽与灰俱寒而不灭其星星之火、虽与烟俱散而不荡其馥馥之馨的真豪杰。……其人格,其思想,皆如‘孤月之明,炳于长夜’,令今日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生无限敬仰之情。”[9]王船山人格精神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理性与气质血性,其实这正是中原儒家文化与南方楚蛮文化的融合。

  

   身处明末清初“天崩地解”之际的王船山,他反思“内圣”型的圣贤人格之后,将“经天纬地、建功立业”的豪杰精神融入到圣贤气象之中,从而塑造了豪杰和圣贤为一体的理想人格,并对晚清、近代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建构产生重大影响。

  

   注释

  

   [1]【明】王夫之:《船山记》,《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28-129页。

  

   [2]《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6页。

  

   [3]【清】颜元:《习斋四存编·学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4]熊十力:《十力要语》,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

  

   [5]【明】王夫之:《俟解》,《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79页

  

   [6]【明】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船山全书》第5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607页。

  

   [7]【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8,《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108页。

  

   [8]《船山公年谱》,《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94页。

  

   [9]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7-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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