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湖湘文化的三重属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48 次 更新时间:2023-07-22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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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 (进入专栏)  

现在湖湘文化很热,说法也很多。从空间上讲,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讲,湖湘文化是历史文化;从内涵上讲,湖湘文化的核心是思想文化,我们从多维度认识湖湘文化,深刻理解湘人精神、湘人血性和湘人思想,这有利于更深入全面地把握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

“湖”是指洞庭湖,“湘”是指湘江,“湖湘文化”是指湖湘流域的文化。虽然湖南到清朝中期才成为单独的行省,但是湖湘流域的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已经生活了数千年,如果说湖湘文化像一条河,则在这块土地上流淌了千百年。马克思主义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是充分肯定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和社会文明的深刻持久的影响。湖湘文化从属于中华主流文化,并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反过来对主流文化作出重要贡献。

湖湘流域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湖湘文化农耕文明的基本属性。在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存中,发掘到一万二千年以上的农耕稻谷与陶器,在澧阳平原彭头山新文化遗址也发掘到八千至九千年前的早期农耕文化遗存。炎帝神农创立农耕文化的传说,舜帝南巡和大禹治水的传说,都表明湖湘地区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具有领先、成熟、深厚的优势;“鱼米之乡”“湖广熟,天下足”等口碑就是一种历史的认同。湖南农耕文化占优势的状况一直持续到近现代,湖湘文化也一直在这个基础上生存和发展。这个基本属性决定了湖湘文化本质和类型,决定了湖湘文化的价值观和思想方法,决定了湖湘文化与中国主体文化的同一性,决定了湖湘文化的先进性与历史局限性,也是对湖湘文化的“道南正脉”做了注脚。

湖湘地理深刻影响湘人的性格气质。湖南是一块美丽神奇的土地。湘、资、沅、澧四水由南向北,从群山中穿过,注入洞庭湖,留下星罗棋布的山水田园,如锦绣的画卷。一年四季,绿树常青,鲜花盛开,动物繁多,生机盎然,养育着三湘儿女。湖南多山多水,山多,使人坚强,水多,使人灵秀,湖南人能雅能俗、能文能武、能柔能刚、能狷能狂。湖南地形地貌特殊。险峻武陵,苍莽罗霄,逶迤五岭,三面环山,一面向北开口,面对着浩淼的洞庭湖和滚滚长江,形成一个巨大的马蹄形盆地。地势南高北低,冬天北风毫无遮拦地直贯三湘四水,气温骤降;夏季太平洋带来的雨水被阻隔在山外,炎热异常。洪水和干旱常常结伴而行,接踵而至,锻炼了湖南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少数民族的“霸蛮”和极端的气候造成了的湖南人的“血性”。

钱基博在《湖南近代百年学风》一书中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重山叠岭,滩河峻激,地质刚坚,民性倔强。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文明所沾被。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好一个“盖地理使之然也”!自古至今,湖湘文化有两个因子,即本土的习性与外来的义理,曾国藩说的“血诚”,“血”就是本土习性,“诚”就是儒家道德。他还说湘军将领必须做到“忠义血性”,教育孩子做人要“明强”,都是同一个意思,这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色。湘人举世公认的“霸蛮血性”“独立根性”、忧患担当、思变求新,都是“地理之使然也”。

湘人精神世界中的地域因素。曾国藩说,“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他和钱基博都用了一个词,叫作“群苗所萃”。楚人到沅湘流域之前之后很长时间,由于山水阻隔,众多土著部族,形成了多种多样多变的自然神崇拜。《汉书·地理志》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秦汉史料记载:巫傩活动为朝野所重,巫傩遍及了湖湘民间,屈原的《九歌》就是沅湘之间少数民族的祭歌。李泽厚先生在《己卯五说》一书中把沅湘苗蛮文化称作“巫文化”。“楚辞”就是巫文化信息的记载。只不过是屈原把民间粗俚词语升华为贵族的雅言。“巫文化”浸润着楚文化,楚文化孕育了道文化。老庄都是楚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军事上政治上秦赢了,但是文化上精神上楚文化成了赢家,道文化得到了传播,两汉、魏晋、隋唐,道文化都是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巫道文化基因渗透于三湘四水,影响着湘人的精神世界与思维模式。周敦颐用道家的无极太极思想资源创立理学恐非偶然,融会道佛的理学思想在湖南落地生根,也有其土壤气候的原因。

湖湘文化是历史文化

地域讲的是空间,历史讲的是时间。文化本身就是历史的记录、积淀和提炼。湖湘文化是历史文化,讲的是文化的历史属性。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大历史的发展,对湖湘文化的影响;二是湖南自身历史重大事件和人物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移动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曾经多次迁移。楚人南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对湖湘远古文明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秦汉建立统一的王朝,湖湘地区与中原一体化,加快了进程;但是在宋以前,湖南仍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从宋朝开始,特别是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湖湘文化繁荣发展,不仅出现了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而且出现了影响和贡献巨大的“湖湘学派”,出现了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一批湖湘书院。湘学从此产生,湖湘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支脉。元朝和明朝,政治中心北移,湖南发展放缓,文化进入低潮,直到明清之际出现王夫之,湖湘文化才为之一振。

近代历史上文化中心的格局。茅海建先生有个观点很有启发,他认为,中国文化在近代,大体可以形成三个区域,一是受满族文化影响的北方地区,其中心在北京。二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异的南方沿海地区,有广州和上海两个中心。三是继承了中国“正统的”文化传统的南方内陆地区,湖南是一个中心。湖南人要么不说话,湖南人一说话,全中国都在听。他说,他是将湖湘文化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来认识、思考、评价的。湖南在近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是从南宋理学产生被认为“道南正脉”开始,到曾国藩和湘军集团以传统文化救亡卫道,“同治中兴”时基本形成。从嘉道经世思潮到辛亥革命,湖南引领思想,人才辈出,成为近代历史鼎革的策源地。

战争和移民给湖南历史带来深刻影响。湖南处在南北东西的交通要道,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往今来饱受战火洗礼。楚人南征和秦汉统一战争不说,宋元明清,每一次改朝换代,湖南都成为厮杀的战场。近代太平军起义、湘军起兵、国民革命军北伐、红军北上抗日,湖南都作为发生地而引人注目;全面抗战八年,中日两军主力在湖南对峙七年,全国二十一场十万人以上的中日大会战,在湖南打了七次。“湘人尚武”“无湘不成军”的说法是有历史根据的。

战乱和灾荒是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基本原因。林增平先生阐述湖湘文化历史的时候,把移民作为湖湘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北向南,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期间,由东向西发生大规模移民;北宋、南宋到元朝建立,北方人迁移到江南,湖南因“四塞之国”,封闭安全,聚集大批人才,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明清之际,大规模农民战争和清军入关,历史重演,湖南收留了大批江西、广东等地的移民,人口结构得到很大改善,为晚清湖南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大规模移民,不仅促进了湖南的发展,而且促使湖湘文化具有主动学习的态度和极大的包容性。

流寓文化是湖湘文化形成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李萧聃先生专门著文《流寓学略》论述这一现象。唐宋以前,朝廷把荒僻的湖南当作流放之地,从屈原贾谊开始,一直到李白、杜甫、王昌龄、元结、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胡安国、朱熹、王阳明等数以百计的高官和文人来过湖南,有的是贬黜,有的是做官,有的是旅行,都给湖南留下了文字。有一本书,叫《历代名人咏长沙》,据记载,古代名人仅仅是咏长沙的诗词就有五百三十八首。他们留下足迹,留下诗文,留下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流寓文化不仅大大提高了湖南的文化品质,客观上大大加强了湖南与全国文化的交流,连通了华夏文明的血脉。

湖湘文化是思想文化

我们说湖湘文化是思想文化,并非忽视湖湘文化中的文学、史学、民俗等其他文化形式。重点讲思想文化,是因为思想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统帅和灵魂,是湖湘文化独具的特色和优势。什么是思想?思想的核心是价值观和基本哲学观点,思想有分散的碎片化的思想,也有系统的条理的思想,学术就是思想的整理,学者是思想的代言人,思想家是思想的创造者。湖湘文化在宋代形成了“湖湘学派”,之后“湘学”一脉相承,直到近现代。

屈原以思想和诗给湖湘文化打下了底色。屈原是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一是作为楚国贵族后裔,在他的诗篇中充满了自然崇拜和巫道文化气息,具有鲜明的道家思想;二是他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他在楚国任左徒的时候,和他在《离骚》和其他诗篇中,表达了典型的儒家施政理想。“昔三后之纯粹兮”,是讴歌古代圣王;“哀民生之多艰”,是关切民生;“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是忠君爱国;三是因为他处在改革的时代,多次出使中原,他又具有法家的思想。他主张任人唯贤,遵守法度,限制王族和贵族的权力。

他行吟十余年,足迹遍及沅湘,最终把生命留给了湖南。湘人视他为乡贤、师祖。曾国藩说屈原在湖南“为百代所祖”。我们自称“屈贾之乡”。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一是他那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心忧天下”是他的价值观,他勇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当他意识到无力救国的时候,便以身殉国殉道;二是他的人格高尚,廉洁纯粹,司马迁说,屈原正道直行,其志洁,其行廉,可与日月争光,大有圣贤气象;三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而不悔”;四是他那源于儒法道,又高于儒法道的政治理想。他文以载道,以美丽宏远的诗篇,把这些宝贵的思想传遍了三湘四水,传遍了中华九州。历代湘人学者对屈原、对《离骚》《楚辞》进行了不懈的传承、诠释、弘扬。

周敦颐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有两个层面。第一,他开创了“理学”,被公认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创立理学意义十分重大,他的“无极而太极”完成了道家没有完成的宇宙发生论,同时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创造了儒家宇宙本体论。儒家的伦理道德有了形而上的根据。他把儒家的“诚”作为道德本体,统一了天道与人道,统一了天人之道。无极而太极,太极而人极,圣贤可学可至,“希贤、希圣、希天”,君王和士大夫的人生和事业有了最终的归宿和安顿。周敦颐对湖湘文化的直接影响很大,除了因为他的理论之重要,还因为他是湖南乡贤;第二,他的思想在他的两位学生程颢和程颐那里得到了充实和放大,形成了理学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后经朱熹总结提升,传播开来。二程的学问由他的学生传播到湖南,形成了著名的“湖湘学派”,这就是所谓的“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湖湘学派、岳麓书院与朱张会讲。大学士胡安国及其子胡宏,于湘潭创立碧泉书院,并在衡山山麓创办文定书院,吸引了众多湖南才子来求学,如胡寅、胡宪、谭知礼和黎明等。他们创立了湖湘学派。后来朱熹和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主持讲学,使湖湘学派更加成熟。胡安国的《春秋传》和胡宏的《知言》成为代表性著作。张栻与当时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他先后主讲岳麓、城南两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时,提倡“经世济民”,培养实用人才,扩大了湖湘学派在全国的影响,长沙成为全国闻名的理学基地。有学者说“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湖南各地以岳麓书院为榜样,兴起了建立书院的热潮,多时竟有数以百计的书院分布于湖湘大地,故有“天下书院半湖湘”之说。元明之际湖湘文化似乎沉寂下来,但是以岳麓书院为首的书院教育,弦歌不绝,理学在湖南下沉,深耕细作,根深叶茂,维系湖湘文化的学统与文脉,积蓄着厚积薄发的历史能量。

王船山总结了宋明以来的中国学术,开辟了中国近代思想史新篇章。明清之际,天崩地裂,国破家亡。思想家力图找出宋明理学存在的问题。王船山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就是这个意思。他满怀孤愤,披肝沥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著述三十多年,从“六经”孔孟,到程朱陆王,反本开新,让儒学、儒家文化别开生面。如果说周敦颐解决了宇宙论、人生论、天道人道的问题,那么王船山解决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他在认识论方面,把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放在优先的地位,釜底抽薪地对朱熹和王阳明做出批判,这个批判让思想从空中回到了地面上,回到现实生活中,是真正的“别开生面”。在方法论上,他强调“变”,他几十年研读、解读《周易》,不断地对《周易》进行思考阐发;他看到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人在变,他提出“趋时更化”,不仅仅要与时俱进,而且“道随器变”,要与时代一起变化。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上,他强调了“经世致用”,认识论与方法论统一,理论与实际统一,人生与事功统一。他带有唯物和辩证倾向的思想,已经触到了现代哲学思想的真谛,他跟西方的那些思想家,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遥相呼应,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在此基础上他产生了民主、民权的思想,平等、均权的思想。最重要的是,王船山的民族气节和民族思想,给了转型应变的华夏民族以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个武器在近代历史转型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湖湘文化再一次与中华文化同频共振。

魏源与嘉道经世思潮。嘉庆道光年间,内忧外患集中呈现出来,中国开始了千年大变局。情形与明清之际十分相似。陶澍、贺长龄、魏源、汤鹏、邓显鹤等湘籍官员与学者,受王船山思想影响,以天下为己任,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为动力,以经世致用的思想为武器,掀起一波改变风气,影响政局,启迪后世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湖湘文化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齐思和先生评价魏源讲了四句话,“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汇众流于江河,为群望之所归,岂非一代之大儒,新学之蚕丛哉。”章开沅先生说:“对于魏源,前人评价已多,其中以齐思和先生之论析最为概括而又贴切。”嘉道经世派有几个标志性的成绩,第一就是陶澍的漕运、盐税和水利三大改革,第二是《皇朝经世文编》,第三是《海国图志》,最重要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陶澍等人对数年之后兴起的湘军集团核心成员,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和重大的影响,这是湖湘文化史的一段佳话。

曾国藩的经世理学。曾国藩和湘军,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开启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开始了中国工业化的征程。学术界对曾国藩有两个定论,一是说他事功本于学问,二是他的学问是传统文化。这实际上是说,他运用湖湘文化,实践湖湘文化,改造弘扬湖湘文化,让湖湘文化达到一个时代的高度和崭新的境界。曾国藩学问第一个特点,叫作“一宗宋儒,兼容汉学”,同时博览经史百家。第二个特点是倡导经济之学。经济之学实际上就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管理。包括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等十四个方面,经济之学也就是“经世之学”。第三个特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罗列这样一些湖湘思想史的重要节点,就是力图勾画出湖湘思想重点与脉络。中国近代史到了曾国藩时期,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谭嗣同的改良结束后,黄兴、蔡锷、宋教仁是旧民主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一个中国主体思想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虽然我们不能以湖湘文化的脉络再来概括这些思想和变革,但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湘人仍然站在时代的前列,仍然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直到今日,湖湘文化的基因一直在湖南和中国的思想文化中流淌,或多或少,时隐时现地发生着作用。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郑佳明)

来源:新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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