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范旭东精神在今天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43 次 更新时间:2023-12-19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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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东既是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伟大的科学家和实业家。他的一生都处在国家的内忧外患之中,都处在国人救亡图存的历史大潮之中。

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思潮兴起,仁人志士踊跃投入,范旭东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毛泽东赞扬范旭东、张之洞、张謇、卢作孚为民族工业做出的贡献。范旭东逝世,毛泽东为他题词:“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卢作孚先生说:中国的真正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

陶行知先生说:范旭东先生是一位最优秀的企业家。他是新兴工业之创造的天才。

侯德榜先生说:范先生乃工业斗士,建设导师,不仅公司之领导,实民族之英雄。

胡适先生说:范旭东先生是一位超越前人的“新圣贤”。

范旭东的丰功伟绩,逐渐广为人知。

他以忧国忧民的价值和情怀,开放的胸怀和科学务实的态度,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筚路蓝缕,不仅为中国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2月18日,我们在他的家乡湖南湘阴纪念他的诞辰一百四十年,是想进一步认识范旭东的精神,以及他的精神在今天的意义。我把范旭东精神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既坚守传统文化立场,又站在时代潮头,奋勇开拓前进,把传统与时代统一起来。

救亡图存、民族复兴是范旭东一生矢志不渝的目标,爱国主义、湖湘精神是范旭东精神的底色。

十九世纪末,维新运动兴起,湖南开风气之先,其兄范源廉是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的学生,参与维新活动。范旭东随兄来往于其间,亲身感受湖南人奋起变革的热烈氛围和维新失败后的绝望与悲愤。

1902年,范旭东在日本参与了黄兴、杨毓麟、陈天华、杨度等湖南留日学生创办的《游学译编》杂志,负责地理类栏目的编辑。湖湘文化和救亡风云,耳濡目染,使他逐渐脱离了读书做官的窠臼,立志做救国救民的大事业。

通过留学接受近代科学教育,加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认知,以及对列强侵华的反思,他认识到,要拯救中国于危亡,必须发展科技,加强工业建设。他毕生艰苦奋斗,把“实业”和“救国”有机、高度地统一起来,走出了他自己光辉的道路。

实业救国,就是想通过农业向工业的“经济转型”,带动社会和国家复兴。辛亥革命后,他认定了“实业救国”方向。辛亥革命爆发,他备受鼓舞,满怀报国之志回到中国。他先在北洋政府工作,因不满官场黑暗而辞职。

中国盐资源丰富,但中国人长期食用含有杂质的粗盐,且盐政腐败。范旭东原希望协助政府解决盐业问题,后对北洋政府失望,他决定自已办盐厂。从此,他离开了政治中心,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他说,“大时代不容任何人苟安,我等有负起担子的必要,力所能做,不可放松,要争气就靠这个时候办工业振兴我们的民族。”

二、既努力学习外国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又坚持独立办厂,不受外国资本和势力控制。

在处理好学习外国经验与坚持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尊统一的关系中,范旭东坚持民族独立立场,他认为要救国就要发展实业,就必须坚持独立。在实业竞争已成为世界各国力量竞争主力的二十世纪,如果工业被外人操控,爱国就是空谈。因此,他将独立自主作为办厂的信条和原则。

欧战时列强自中国市场退出,使中国完全依赖进口的酸、碱、颜料等来源断绝,尤其是被称为“化学工业之母”的碱,因垄断中国碱市的英国卜内门公司断供,价格陡涨,有行无市,诸多相关企业纷纷倒闭,甚至食用碱都发生恐慌。面对这种局面,范旭东决心利用国内丰富的海盐资源自办碱厂。

1917年,他和学化学出身的陈调甫经过考察和分析,将厂址择在塘沽,注册名为“永利”。碱厂初创时,鉴于当时最先进的“苏维尔”制碱技术无法得到,范旭东想请卜内门公司设计,但它条件苛刻,要求投资、合作和统销分销,范旭东断然拒绝。

1924年8月13日,“永利”依靠自己的技术生产出了第一批产品,但由于质量很次,红黑相间,一时股东们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冷嘲热讽。卜内门公司总行首脑尼可逊得知后,再次向范提出“合作”,愿以高于建厂资金一倍的代价接收永利碱厂。

范的回答是:“我搞不成碱,宁可去自杀!”据陈调甫回忆:“那时技术上、经济上困难重重,扶得东来,西又倒。人心是容易动摇的。但范旭东能坚决干下去。”

1925年3月,碱厂主要设备干燥锅烧坏被迫停产。尼可逊再次施压,范旭东以公司注册程序中规定其股东“只限于持有中华民国国籍之人,无可变通,否则牵动政府许我其他特权”为由,婉拒了英商希望以资本和技术同永利合作的要求。

1926年“永利”攻克了技术难关,生产出与英几乎一样的纯碱后,卜内门公司又挑起长达三年之久的价格战。范旭东采取“围魏救赵”方法,将产品打入日本市场,英国人被迫妥协。这场价格战,永利亏损高达140万元,损失沉重,但范旭东为了独立办厂始终不屈服。

他认为与卜内门公司的这场斗争决不仅是一场价格战,更是一种国格和人格的较量。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迫近,日本对范旭东威逼利诱,企图染指“永久黄”团体所属企业,但是范旭东团队坚决表态,“在任何情况下公司的主权都不能落入外国人手中”。虽然千难万险、损失巨大,他仍把企业迁至西南,继续生产,支持抗战。

三、既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利用公共资源,又拒绝官员无理干预和腐败行为,较好地处理了企业与市场、社会和政府的关系。

永利公司在制碱工业上取得突破性成功,范旭东深知酸碱乃工业之母,谋划创立南京硫酸铔厂。1929年,他向政府提出资助二千万元以建立“国立酸碱厂”的建议,并在国营工业设计委员会中做工作。

“硫酸铔”即现在所说的化肥硫酸铵。中国是个农业国,对化肥的需要量很大,因为国内造不出化肥,每年在进口化肥上要花去巨额外汇。范旭东还看到制造硫酸铵的工艺和造炸药仅一步之遥,国内如能生产硫酸铵将大大加强国力。因此当政府与外商交涉,久拖不决,受外商挟制的时候,范旭东毅然挺身而出,创办南京硫酸铔厂。

他一方面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另一方面多次拒绝宋子文、孔祥熙等官员插手企业,谢绝“官商合办”。他怕官场腐化习气传染企业,对企业产生不良影响。他认为“官营工业,历来没有好成绩,不一定是当事人不道德,总有一个使它失败的理由”。

洋务运动开始时,企业是官办,后来又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直至商家独办,经历了漫长艰难的历程。这是工商业从旧的专制制度下产生发展的最大难点,也是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最大难点之一。正确处理企业与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至今仍是现代企业面临的大问题,范旭东一百年前就认识和处理好这个问题,难能可贵。所以有学者认为,范旭东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现代企业。

四、既保持湖湘文化的价值与操守,显示出巨大的人格力量,又求贤若渴,培育人才,建设强有力团队,培育现代文化和企业精神,创立宝贵的“永久黄四条”。

在创办久大公司时,范旭东就为自己定了三个原则:不利用公司的钱财谋私利;不利用公司的地位图私益;不利用公司的时间办私事。

“我由于职位关系,不免经常站在我们团体视线的集中地,因而一举一动偶有疏略,就易被众目察看出来。为了事业的发展,首先我要做个样子”。范旭东家庭生活简朴,公私行为分明;薪俸所得,除必要生活开支,大多捐给了黄海化学研究社。

他“不染烟酒,不事赌博。至纳妾蓄婢,更所禁绝”。

他“当公司总经理三十余年,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全部精力集中于其事业,其艰苦卓绝,稍知其为人者,胥能道之”。

范旭东一生从不为一己“打算”“想办法”,因此,在他身边聚集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形成了极具战斗力的企业团队。

公司“上下清白到底,内外无丝毫苟且之事发生,而精诚团结与埋头苦干,又为全体一致的信条,脚跟既稳,纵外力有如何之阻挠,总能将一切难关,随时打破,能生存即能奋斗”“此其所以有成也”。

“我们同仁追随范先生十几年二三十年不等,说名无名,说利无利,而无论怎样不肯离开的道理,就因为范先生品格高尚,公正廉明,使大家感动,因而心悦诚服地同他共艰苦共患难,并不是跟着团体混碗饭吃”。

人生,除了挣钱吃饭以外,还有理想与责任。在那样的年代,作为“永久黄”团体的领导者,有此高风亮节,足见其人格高尚。职工苦干30个月,建成远东最先进的南京永利硫酸铔厂,堪称奇迹;抗战期间,辗转跋涉数千里,实现民族工业大迁徒,在华西重建化工基地,无一人离开团体逃生或另谋高就。

1936年,范旭东手订四大信条:

1.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

2.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

3.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4.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的光荣。

“四大信条”是范旭东先生携“永久黄”团体同仁在长期艰苦创业、矢志救国的实践中精心提炼而成,全面概括了“永久黄”团体的思想、观念、作风、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使“永久黄”团体有了共同的信念和是非标准,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凝聚力,激发了职员、工友们奋进向上的热情。

新中国成立前后,“永久黄”团体在海外进修、培训、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无一例外地回归祖国报效国家。这就是“四大信条”所唤起的企业凝聚力。

五、既强调家国情怀、道德理想,又尊重科学技术,是创新开拓、富有远见的企业家。

范旭东抱定“实业救国”的宗旨办实业,剩余价值不是其根本追求,兼济天下才是他的最终目的。因此,他能为中华民族谋取最大的利益,他是真正的企业家巨擘。

范旭东所创办的化工企业都是技术含量高的基础工业,他是近代中国正确而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代表性人物,“中国今日若不注重科学,中国工业有何希望”。相信科学、重视科研成为他创业的理念,并把它作为企业发展的信条之一。

创办久大、永利后,他认识到,如果不用科学方法提高效率,将会因成本过高、技术落后而被洋货淘汰。当年,他在久大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聘请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孙学悟任社长,全面加强化工科学技术的研究,这是我国近代第一家民营化工研究机构。

范旭东在《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缘起》中说道:“近世工业非学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探其蕴,是研究一事尤当为最先之要务也。”他十分重视这个科研机构,认为它是企业发展的神经中枢,并带头把久大、永利两公司每年发给创办人的酬金全部捐给黄海。黄海社广聘学者,不仅承担永利、久大技术难题的攻关任务,还搞其他专题研究,服务社会。

范旭东深知,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在他的周围集结了一批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这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自创办企业以来,凡是有志于献身酸碱工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他都设法物色到“永久黄”团体中来。侯德榜、李烛尘、陈调甫、孙学悟、傅冰芝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化工人才,先后被罗致到团体中来,成为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范旭东不仅广招贤才,而且积极培养人才。永利制碱厂投产后,为加强生产技术力量,特成立艺徒班,学制三年,专门招收一些职业学校和高级中学的毕业生加以培训,使之成为工厂的技术骨干。此外,他还坚持从永利、久大两公司拨出一定数额的经费,选派优秀人员出国深造,培养化学工业所需的高级人才。范旭东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风范,把“永久黄”团体变成了技术人才库,也为中国化工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近代以来,从经世致用的思想启蒙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从仿制兵船洋炮到变法维新,从辛亥革命到实业救国,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等,引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自强复兴的历程,毫无疑问,范旭东站在了这一历程的新的高度,成为湖湘文化转型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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