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施蛰存《梅雨之夕》——“第三种人”的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 次 更新时间:2021-12-06 11: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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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一 六次文艺论争

   “五四”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1927—1936),据李欧梵在《剑桥中国史》里的整理 [1] ,至少发生过六次文艺论争,需要极简回顾。

  

   第一次是太阳社和后期的创造社批判鲁迅“醉眼朦胧”与“阿Q已经死去了”,并问鲁迅站在什么阶级、什么立场上从事文学。其中最严重的指控,即郭沫若说鲁迅是“双重的反革命”与“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这些革命作家后来向鲁迅认错,鲁迅去世以后,郭沫若对鲁迅评价很高。

  

   第二次是鲁迅与梁实秋的笔战。翻译论争有点文人相轻,“阶级性”问题却是鲁迅与梁实秋及自由主义阵营的严重分歧。文学到底是必须写阶级性还是必然要写人性?恐怕至今仍是有争议的话题。当时鲁迅笔头辛辣,又有左翼阵营声援,似乎占了上风。

  

   第三次论争是30年代初,鲁迅、冯雪峰和“左联”对“民族主义文学”论战。国民党系统的文学派别“民族主义文学”,以王平陵、朱应鹏、黄震遐等为代表人物,核心观点是“九一八”后,文学应该放下阶级矛盾,共同提倡民族抗争。抽象看口号,“民族主义文学”和1936年的国防文学似乎接近。但“民族主义文学”强调的是黄种人对抗西方人,并不全是抗日的意思。没有几篇文章,论争就见胜负。国府除了检查制度或警察抓人外,正面参与文学运动,这是比较有名的一次,迅速失败。

  

   第四次论争发生在左翼阵营内部,茅盾和瞿秋白争论文艺如何大众化。瞿秋白认为“五四”文人的语言太欧化,不是大众文学,茅盾就为“五四”新文学辩护。讨论参加者不多,但影响深远——延安以后,文学如何大众化,仍是重要课题。

  

   二 “第三种人”施蛰存

   第五次论争的主角就是施蛰存(1905—2003)——他和冰心、巴金一样,见证了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施蛰存是杭州人,早年住苏州、松江,中学时在鸳鸯蝴蝶派刊物发表过作品,读过上海大学。因为30年代主编《现代》杂志,加上周围的一批作家刘呐鸥、穆时英、李金发、戴望舒都比较倾向于现代主义,所以被称为“现代派”。“现代派”要打引号,因为并不等于西方的现代主义。《现代》杂志上面其实什么派别的作品都有。主编施蛰存当时才二十七八岁。有两件事情使《现代》杂志卷入了文学论争。

  

   一是胡秋原、杜衡(苏汶)、施蛰存等人,在30年代左右文坛对阵时,希望自己能置身论争之外,做“第三种人”:“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 [2] 虽然他们自己的定义很小心,但常人理解就是想走“中间道路”,马上被“左联”批判了。阶级斗争非友即敌,怎能允许“第三种人”?“左联”名副其实,主张“文艺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 [3] 战斗意识强于统战策略。回到当时的文化斗争语境,批判“第三种人”的目的,恐怕并不只是打击胡秋原、施蛰存——胡秋原、施蛰存在社会上影响不是很大。批判第三种人的效果,也许是让一些其他“民主主义作家”(巴金、曹禺、老舍等),不要在左右中间走第三条路。实际上,曹禺、巴金的政治倾向都比较靠拢“左联”,靠拢革命,老舍后来也有了转变。

  

   除了文艺斗争大背景,还有一件小事也影响了“第三种人”的命运。施蛰存曾在报上写文章劝青年人多读《庄子》《文选》,说这样才能写好文章。鲁迅看了以后不喜。早在20年代鲁迅就看不惯胡适等提倡“整理国故”,现在施蛰存本人也就二十七八岁,还要装作很老成的样子向青年人推荐《庄子》《文选》,鲁迅认为这会引导青年脱离现实革命斗争,所以就套了一句杜牧的旧句讽刺施蛰存,将“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改成“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

  

   其实,私下鲁迅并没有轻视《庄子》《文选》的意思,他反而嫌施蛰存文章哪有一点《庄子》《文选》气?施蛰存抗战以后一直在大学教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等。在华东师范大学,他带的研究生,或魏碑考证,或唐诗研究,说明他的古典文学底子非常好。多年后我和李欧梵教授到施先生愚园路寓所拜访,谈起《梅雨之夕》走的是哪一条马路,虹口舞厅革命党人聚会等细节,十分清晰。90多岁获得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上台致辞,神清气爽:“你们终于想起我了……”全场掌声。

  

   施蛰存和《现代》杂志,令人反思:后来大半个20世纪,作家是否还可以选择做“第三种人”?

  

   三 魔幻历史小说《将军底头》

   在《梅雨之夕》之前,施蛰存还发表过《将军底头》(《小说月报》第21卷第10号)。中国小说原有历史演义、侠义公案、世俗风情及神幻魔怪四大传统,晚清社会谴责小说以世情官场为基础,夹一点历史(《孽海花》),讲一点侠义(《老残游记》),总之写实是主流,神幻魔怪十分罕见。鲁迅《故事新编》是个例外,施蛰存的《石秀》《将军底头》其实也是“故事新编”。《将军底头》写唐代“花惊定”将军,率骑兵去四川边境抵抗吐蕃,但花将军有吐蕃血统,看不起自己手下汉兵,期望打胜仗就能抢财富抢女人。出征途中花将军已在犹豫,到底该尽忠职守为大唐而战,还是索性反叛回去吐蕃?施蛰存早期小说的语言其实有点笨拙,比方说“秋季的一日,下着沉重的雨。在通达到国境上去的被称为蚕丛鸟道的巴蜀的乱山中的路上”,一句话里面用了四个“的”,“时代已经把对于他的我们底记忆洗荡掉了”等,文字干涩。 [4] 小说前半部分情节也十分老套,军队进驻小镇,骑兵企图强奸民女,被将军砍头挂在树上,将军自己却暗暗爱上这个民女,而且夜间梦见自己占有了民女,第二天,将军还找到机会向民女表白,貌似通俗连续剧情节。可是小说结尾,突然翻转——将军在战场上砍了一个吐蕃首领的头,自己的头也被同时砍下,但将军的身体却仍然能够骑马回来。身体看不见自己的脸,只听见在洗衣服的这个民女调侃的声音,说:“头都没了,还洗什么呢?”将军的头其实在远处,在死了的吐蕃的手中流着眼泪。之前将军向民女表达爱意的时候,说过一句“即使砍去了首级,也一定还要来缠扰着姑娘”,没想到一语成谶。这是早期施蛰存的代表作《将军底头》。这种写法,几十年后再次进口,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

  

   四 《梅雨之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写小说

   除了这种“伪历史小说”以外,施蛰存更有名的代表作是《梅雨之夕》。从20年代起,不少中国作家已经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鲁迅翻译过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定义文学是“压抑在无意识中的欲望通过艺术而宣泄”。(施蛰存有不少兴趣点无意间与鲁迅重合,关于弗洛伊德理论,关于魔幻历史小说,关于北四川路……)鲁迅短篇《肥皂》写一个乡绅看到女乞丐被人议论“咯支咯支”洗一洗就很好看,于是就买香皂给老婆,也是写主人公不知自己的性压抑。施蛰存的心理小说是摆明车马、开宗明义,说明这是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写小说。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或者说无意识是人自己不知道,但又影响着他行为和心理的东西。我不知道的东西在影响我。我怎么知道有影响呢?《梅雨之夕》通篇都在说:“我没知道……”

  

   还是刘呐鸥、穆时英喜欢的都市风景线,从公司下班撑伞走回家的男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雨中行。明的理由是坐电车周围都是雨衣,寓所离公司又很近,走路可以看风景,这些都是理性意识到的雨中乐趣,但是乐趣背后有什么?主人公“没知道”。为什么不急于回家呢?没有小孩焦急等他,太太可能已经做好饭菜,没有期待家中温暖?或者家庭太温暖了,需要在路上透透气?或者不想终日面对太太?甚至想都不敢想?自动压抑了“不想”,是否婚姻常态——这不代表他不爱他的太太,怎么可以不爱呢(这些是后来张爱玲《封锁》处理的问题)。都市人至少有三种身份,在家是丈夫,在公司(单位、体制)是职员,但是在路上,潜意识里是自由身份,或者说戴上了自由的面具。都市人和乡村的人,最大区别就是前者不止一个身份。村里人犯了个错(比如王二和李嫂有一腿),就得背负一辈子。而城里人改过(改变自己)的机会多(受骗上当的机会也多)。也许雨中漫步回家就是一种第三身份的享受——另一层意义上的“第三种人”?这时“我”不是职员,“我”也不是丈夫,“我”就是一个“自由人”,一个“男人”(无意识中追求自由,并模仿“男人”的欲望)、一个“绅士”(“绅士”和“自由”其实也可以是面具),自以为谁也不认识我,但谁也可以认识我。

  

   主人公有这么想吗?小说没有写。小说只写了他在雨中“且行且珍惜”。他觉得北四川路很朦胧,颇有诗意,这时有辆电车开来停住。“在车停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安心地对穿过去的,但我并不曾这样做。我在上海住得很久,我懂得走路的规则,我为什么不在这个可以穿过去的时候走到对街去呢,我没知道。” [5] “我没知道”是颇别扭的汉语过去式,说明作者是事后记述,其实是“我当时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马上回家,为什么还要在雨中欣赏街景,为什么还要在电车旁边停下。其实,读者都看得很清楚——这男人在无意识中盼望某种艳遇。可是他没有这么想,他也不敢这么想,这种“无意识中盼望”是他的“超我”不允许的,也是他的“自我”不知道的。“我数着从头等车里下来的乘客。为什么不数三等车里下来的呢?这里并没有故意的挑选,头等座在车的前部,下来的乘客刚在我面前,所以我可以很看得清楚。”注意头等车的乘客只是无意识的选择:即使是“第三种身份”,阶级意识也深入本我层次。

  

“第一个,穿着红皮雨衣的俄罗斯人,第二个是中年的日本妇人,她急急地下了车,撑开了手里提着的东洋粗柄雨伞,缩着头鼠窜似的绕过车前,转进文监师路去了。我认识她,她是一家果子店的女店主。第三,第四,是像宁波人似的我国商人,他们都穿着绿色的橡皮华式雨衣。第五个下来的乘客,也即是末一个了,是一位姑娘。她手里没有伞,身上也没有穿雨衣……”喂喂,你在干什么?又不是等人,为什么这么仔细地观察头等车下来的人?一个有伞的男人在注意一个无伞的姑娘。“她走下车来,缩着瘦削的,但并不露骨的双肩,窘迫地走上人行路的时候,我开始注意着她的美丽了。美丽有许多方面,容颜的姣好固然是一重要素,但风仪的温雅,肢体的停匀,甚至谈吐的不俗,至少是不惹厌,这些也有着份儿,而这个雨中的少女,我事后觉得她是全适合这几端的。”为什么事后才觉得?因为作者想强调雨伞男当时并无采花动机。女人找不到人力车只好躲雨。此时“我”明明可以过马路,“但我何以不即穿过去,走上了归家的路呢?为了对于这少女有什么依恋么?并不,绝没有这种依恋的意识。”没有依恋的意思不代表没有依恋的无意识,这正是这篇小说的核心。“但这也决不是为了我家里有着等候我回去在灯下一同吃晚饭的妻,当时是连我已有妻的思想都不曾有。”这男人此刻把“丈夫”暂时丢弃了,“第三种人”入戏太深。“我不自觉地移动了脚步站在她旁边了。”雨很大,有些淋着这美丽姑娘的衣角。女人是没办法,可这男的明明有伞怎么也不走呢?等了很久,小说写道:“我也完全忘记了时间的在这雨水中间流过。我取出时计来,七点三十四分。”“终归是我移近了这少女,将我的伞分一半荫蔽她……小姐,车子恐怕一时不会得有,假如不妨碍,让我来送一送罢。我有着伞。”各位读者,在你们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一个瞬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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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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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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