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强: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当代重构及其效应评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 次 更新时间:2021-08-07 15: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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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乐强  

   作者简介:孙乐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 210023)。

  

   原发信息:《探索与争鸣》20211期

  

   内容提要: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从活劳动的主体维度重新激活了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作为社会总体智力的“一般智力”被诠释为公众具有的普遍潜能,即“智力一般”。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现实抽象”“固定资本”“大众智能”等的全新理解,建构了富有特色的自治主义批判理论和“认知资本主义”范式,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不过,他们的当代建构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过度泛化了“一般智力”和“固定资本”的科学内涵,混淆了“一般智力”与“一般智力的作用形式”,带有鲜明的一般智力决定论倾向,由此解构了阶级逻辑,在斗争策略上陷入后现代主义的窠臼之中。

  

   关键词:一般智力/认知资本主义/现实抽象/固定资本/大众智能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当代西方左派对马克思‘机器论片断’的理论重构与社会批判范式的当代转型研究”(17BZX031);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资助项目“新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和重大问题研究”

  

  

  

   创新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一项共同使命。有些西方左翼学者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形态,围绕马克思当年涉及但并未系统阐述的相关范畴和思想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在新的语境中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有力展现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和强大生命力。其中,“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也翻译为“普遍智能”)就是他们重点挖掘的范畴之一。那么,什么是马克思语境中的“一般智力”?当代西方左翼又如何理解这一范畴的?借助这一范畴,他们建构了什么样的理论体系?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他们的理论建构?解答这些问题,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从“一般智力”到“智力一般”:当代西方左翼话语的逻辑转换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代西方左翼称为“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①这就是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出场语境。结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当代西方左翼通过对这段话的批判性解读,在新的语境中实现了对“一般智力”范畴的再发现和当代重构,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理论空间。

  

   首先,什么是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理解的“一般智力”?维尔诺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提供了两个认识维度。一是显性的物质劳动维度。维尔诺指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必然迫使工人与一般智力分离开来,使前者降低为生产过程的次要环节,沦为单纯的体力劳动者;同时,也必然会大力吸纳和占有一般智力,将其转化为固定资本。二是隐性的非物质劳动维度。维尔诺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实际上还隐藏着另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即非物质劳动领域中的“一般智力”问题。他指出,马克思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非物质劳动:一是产品可以脱离劳动行为的非物质劳动,如作家、画家的劳动等;二是产品无法与劳动行为分离的劳动,如钢琴家、舞蹈家、教师、演说家、医生的劳动等。②维尔诺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这两条线索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虽然马克思看到了非物质劳动问题,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限,他并没有将这一维度上升为分析“一般智力”的主导尺度,而是认为它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完全可以置之不理”③。于是,马克思只是基于物质劳动来理解一般智力范畴,进而把后者理解为对象化在机器体系和固定资本中的科学知识,错失了一般智力的丰富内涵。然而,到了后福特制时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非物质劳动已经取代物质劳动成为资本主义劳动的主导形态。因此,维尔诺认为,必须颠覆马克思当年的分析逻辑,将非物质劳动当作理解一般智力的主导尺度,将其与活劳动联系起来,重新界定一般智力的科学内涵。

  

   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就产生了:既然非物质劳动分为两种类型,那么,哪种类型的非物质劳动才是理解一般智力的主导尺度呢?在维尔诺看来,第一种非物质劳动属于对象化的劳动,它提供一种外在的终端产品,如一本书、一幅画、一个数学公式等。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智力仍像物质劳动领域一样,表现为一种客观化的资产形态。区别只在于,在物质劳动领域,一般智力对象化为固定资本;而在非物质劳动领域,一般智力对象化为客观的知识和思想。因此,这种非物质劳动还不足以体现一般智力的根本属性。因此,维尔诺认为,只有基于第二种非物质劳动,才能彻底把握一般智力的根本特质,因为与第一种非物质劳动不同,这种非物质劳动不提供任何外在的客观产品。在这里,一般智力不再凝结为某种“固定资产,而是以认知范式、对话演绎、语言竞争的名义在交流互动中展开”,“体现着活生生的主体的交往、抽象思考和自我反思”能力。④换句话说,在这种劳动中,一般智力既不表现为浇筑在固定资本中的科学知识,也不表现为“人类已获得的知识的总和”,而是表现为主体自身的潜能本身。⑤基于此,维尔诺指出,必须超越客体逻辑,将一般智力理解为主体自身的能力。同时,也必须超越原来的小众逻辑,即不能再将一般智力理解为少数人的专利,而是理解为所有公众具有的普遍能力,由此完成了从马克思的“一般智力”到“智力一般”(intellect in general)⑥、从少数人的智力到大众智能的逻辑转变。以此来看,维尔诺所理解的一般智力不仅包括对象化在机器体系中的科学力量,以及对象化在各种终端产品中的客观知识和思想,还包括主体自身蕴含的各种潜能和能力本身,后者才是维尔诺对一般智力范畴的本质界定。

  

   其次,一般智力与劳动价值论、现实抽象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学派指出,马克思虽然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非物质劳动,但他却始终认为,后者并不创造剩余价值,属于非生产劳动,“在那里没有自主的制成品,在极大程度上就不能说生产性(剩余价值)劳动。马克思实际上接受了这样一个等式:没有终端产品的劳动=个人私人服务”⑦。因此,他们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价值论主要是指物质劳动创造价值,非物质劳动则被排斥在生产性劳动之外。但在后福特制时代,随着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和文化工业的蓬勃发展,非物质劳动代替物质劳动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主导形式;而一般智力也取代了过去的体力,成为“雇佣劳动、等级制度、生产剩余价值的一个支柱”⑧。在这里,“后福特制的全部劳动都是生产性的(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⑨。这一断言不仅是维尔诺的结论,也是拉扎拉托、奈格里、哈特和认知资本主义流派的共同观点。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后福特制时代的“现实抽象”?自索恩-雷特尔、齐泽克等人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现实抽象”之后,一些左翼学者也试图在新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出新的诠释。维尔诺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现实抽象”不过是一种事后的“经验事实”⑩,比如,货币不过是“等价理念”在现实中的经验化身,反映了人类对已经完成的物质劳动成果的总结和抽象,它只指涉“劳动的过去时”。而在后福特制时代,没有终端产品的非物质劳动已经成为剩余价值创造的主导形式,因此“现实抽象”不再体现在劳动的结果中,而是表现为活动本身;它不再指涉“劳动的过去时”,而是表现为“劳动的现在时”。因此,与货币抽象相比,一般智力“是更加绝对的真正抽象的概念”,“是精神的抽象直接在它们本身的真实的抽象阶段”(11)。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是物质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在后福特制时代,则是一般智力创造价值;如果在马克思那里,价值抽象表现为物质劳动的社会转化及其产物,那么在后福特制时代,“现实抽象”则直接表现为一般智力的精神抽象;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一般智力是与劳动分离的,那么,在后福特制时代,一般智力已经与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基于此,维尔诺指出,马克思曾预言大众智能只可能出现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表明,大众智能在后福特制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再次,一般智力与固定资本的关系出现了何种变化?在马克思那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是依据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作出的本质划分,而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则是依据资本的流通形式作出的外在划分。(12)不过,在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中,却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力图激活固定资本范畴来重构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如果说哈维通过空间转向,重新诠释了固定资本的当代价值,那么奈格里等人则通过一般智力的中介重新赋予固定资本以新的内涵。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过程主要是指物质生产过程,而固定资本主要是指看得见的机器体系,它是科学知识对象化的产物,而科学知识则是由作为主体的人创造出来的。因此,固定资本的发展程度,最终取决于人自身的发展程度。基于此,马克思给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13)自由时间的增加意味着个人有更多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充分占有一般智力,这反过来又推动了一般智力和科学知识的发展,从而促进固定资本的发展。因此,当马克思说“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时,主要是指固定资本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本身的发展,而不是说人本身已经成了固定资本。

  

到了后福特制时代,这一命题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奈格里指出:“当马克思断言在《资本论》中通常被理解为作为机器网络的固定资本,已经变成了‘人本身’时,他预言了资本在我们时代中的发展。”(14)随着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形成了以知识生产等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对于大公司、大企业而言,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工厂中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已沦为价值链的最低端,它们要维持自身的竞争优势,重要的不再是有形物品的生产,而是价值链的高端产品,如知识、信息和一般智力的研发创新。而要生产这种无形产品,单纯的机器体系已无法完成,必须依靠拥有一般智力的高素质劳动者。基于此,奈格里指出,就无形产品的生产来说,固定资本已经不再表现为机器体系,而是表现为一般智力和人本身,“固定资本现在看起来是在身体之内,印在他们身上,同时也服从他们——当我们考虑诸如研究和软件开发等活动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工作不是与工人相分离的物质产品的凝结,而是仍然被纳入大脑、不能脱离人而存在”(1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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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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