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北平:人性的改造——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及改造之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0 次 更新时间:2021-07-22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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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平  


中华民族人性的外在表现、文化基因和价值取向,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认识了这些特征,就认识了中华民族人性的大致貌面,有了感观上的印象。其中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决定着中华民族人性的价值取向,并与之共同影响着中华民族人性的外在表现。从前面的论证中可以知道,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有诸多方面可以肯定,也有诸多方面需要改造,如果完不成这些改造任务,中华民族的进步就会受到干扰和障碍,甚至会带来同一问题的重复出现,同一灾难的重复上演。那么,怎样才能完成这些改造任务呢?


社会认知的三大任务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首就是重家庭的观念,它从中华民族的黄河文化中走来,帮助中国人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也使中国的社会力量高度分散于千家万户;是中国人认祖归宗,保持几千来历史连续不断的基石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如一盘散沙,不到生死之交难以团结一致的根源所在。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意识形态不断更新的今天,破除这种重家庭的观念已经有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在这种基础之上完成社会认知的三大任务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1)、家庭社会化


在中国的家庭里,孩子从出生到独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孩子有了自己的孩子才开始独立,而此时孩子的家庭,又是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元。如果不包括多代同堂的情况,中国人只少生活在两个家庭之中,一个是自己的家庭,一个是父母的家庭,抚育孩子也就成了两代人的中心工作。中国人把孩子当成传宗接代的工具,孩子也就成了私有财产中最为宝贵的一部分。所谓“宝贝”的叫法一直贯穿孩子的童年和少年,人们也就忘记它的真实含义,宝贝是什么呢,就是财富,是财富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只要有条件,中国的家庭都有溺爱孩子的习惯,特别是富裕家庭更是如此,从小娇生惯养,百依百顺而缺乏良好的行为引导,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享福就成了他们的天然所得,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从幼儿时期就开始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是天壤之别。


中国传统家庭社会化程度不高,甚至把一个家庭当成一个社会来看待。孩子没有必要走得太远,坐井观天、围在小家庭的圈子里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甚至认为这是人伦之理,天伦之乐,四代同堂也就成为传统美德。就当代社会而言,孩子小的时候要陪读,参加工作以后父母跟着走,甚至就是操持家务的劳动力,早晨还要为孩子上班去站台排队,争取公共车位,这一切似乎都很天经地义。其实在这种天经地义的背后,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的社会认知问题: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上讲,就是一个家庭是在为社会进行人口再生产,还是在为家庭进行人口再生产;从生产力的角度上讲,就是一个家庭是在为社会输出劳动力,还是在为家庭输出劳动力;从人才的角度上讲,就是一个家庭是在为社会输出人才,还是在为家庭输出人才。


如果是在为社会进行人口再生产,那么孩子首先就应该是社会人,然后再是家庭人,人口再生产也就成一种社会必然。大家都是社会成员,生来平等,过度的家庭溺爱也就没有必要。如果是在为社会输出劳动力,那么这些孩子最终就要走向社会,经风历雨,接受磨炼,自我成长,家庭也就没有必要寄予厚望,光宗耀祖、望子成龙也就不其中,也是孩子难以承受之重。如果是在为社会培养人才,那么孩子就要为社会做出贡献,推动社会进步也就成为每一个人、每一家庭的终极目标,而不是把个人和家庭的兴衰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和家庭的利益看得太重系得太紧,一个腐败官员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个腐败的家庭就可以避免。


历史上,中国社会有一种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现象,根源上也是重家庭观念向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延伸。一个企业、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管理团队如果长期以家长自居,管理也就必然封闭。中国的道教被称之为本土之教,有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之说,如果不考虑社会的更大进步,也是国家治理的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总是在以邻为壑的他国倾轧中成为泡影,闭关锁国不是被坚炮利船所打破,就是被资本所席卷。


中国人只有从重家庭的观念转移到重社会的观念上来,才能真正实现家庭的社会化,才能摆脱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系统性问题,诸如矛盾多、内耗多、嫉妒性强等等。家庭生育是人类延续的必然,是人的一种自然本领,而某个孩子出生在某个具体的家庭又是社会必然中的偶然,这种偶然造成了孩子体力、性情和智商以及财富多寡、生存环境上的差异,如果都认为自己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那么对这个社会就是一种不公,一部分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就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一部分出生在贫苦家庭的孩子就有一种天生的屈辱感;一部分体力强、智商高、性情彪悍的孩子就会恣意妄为,一部分体力小、智商不及、性情嬴弱的孩子就会受到歧视,就会产生人在本体上的贵贱,而人类的理性是不需要这种贵贱的。


正常的认识应该是:人一生下来,就是社会人,就是社会的一分子,就堂堂正正地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当然首先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而成为“户口人”,然后才是家庭成员。有了这个大的概念,人的生存就有了社会意义,融入社会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一个家庭不管对孩子是爱是恨,都必须要遵守这种大的概念。在这种大的概念的引领下,家庭就有为社会输送人才的共识,就有把孩子推向社会的动力,就对所有的孩子是一种公平,是一种一视同仁。面对孩子在社会中经历的磨砺、得失包括功与罪就会坦然对待,孩子走向社会也就有了自信,家庭对孩子的依靠,包括孩子对家庭的依靠也就会转化成对社会的依靠,对自身劳动的依靠,对个人价值社会实现的依靠,共同办好社会就有了来自家庭的愿望和动力,中国人那种不关心公共事物的积习就会消失,当然社会的天空也就会被这种愿望所照亮。


从人的原始生物属性上讲,重家庭的观念是人的感情属性中亲情的反映,感情属性中的亲情为人与动物所共有,人在这一层次上没有完全摆脱动物范畴,只是比动物的层次更高一些,人如果长期停留在亲情上,人的进步就会始终处于一个初级阶段而缺失人文关怀,就不能实现人在感情属性上的质的飞跃而有别于动物的存在。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人从家庭走向社会是一种生存的必然,也是人的个体价值社会实现的必由之路,不管家庭的力量多么强大,都无法加以阻拦,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富裕家庭的孩子奔向延安就是很好的印证。


一个人的生存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在人的理性中具有社会正义的份量,也就远远大于亲情的份量,孩子长成以后,远离父母或者不能很好地照顾父母也就有了它的正当性,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就是很好的诠释,家长们如果不去理解它而心生抱怨,晚年的生活就不会快乐,甚至成为一种精神负担压在心中。这就警示中国人,不管主观愿望如何,重家庭的观念迟早都会被打破,只是到了那时候更为被动些。中国人到了晚年,为什么常常会感到孩子靠不住,就是这种被动的显现。


中国的开明家庭不多,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第二生命,看似“宝贝”,其实狭隘。如果一个家庭在孩子成长的时候给他以引导,在离开父母的时候给他以勇气,在挫折磨难的时候给他以安慰,在艰苦创业的时候给他以扶助,在是非决断的时候给他以坚定,那么,这样的孩子走向社会就会坚韧不拔,家庭在孩子的心中就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而是一面旗帜,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很多将军们有家而不恋家,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而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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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养公益化


中华民族重家庭的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丝毫动摇,相反得到了一代一代人的确认,客观上讲是在这种观念之上承担着两大繁重的任务,即对孩子的抚养和对老人的赡养。


家庭在为社会提供劳动力、创造财富的同时,代表着社会的国家又不能担当起新生人口的抚养和老年人口的赡养,家庭就成了它的全部载体,这不仅仅是社会生产力落后和财富不足造成的问题,而是古代中华民族压根儿就没有想过的事情,虽然这一问题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普遍地存在,但在中国有它的特殊逻辑,这种逻辑就是“养子防老,天经地义”。一养一防,抚养和赡养也就同时成立,上到皇亲国戚,下到一般民众都照此办理,理所当然,这后面支撑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亲情。


抚养对于皇亲国戚来说当然没有多少压力,他们本身也是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和支配者,甚至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进一步强化权力的世袭制度,但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财力负担,这种负担反过来又促使被供养的对象必须紧紧依靠家庭来解决。当国家不能对此有所作为时,人们就只能是对内而不能对外,家庭也就与老的和小的结成了一块生死与共的整体。孔子提出的仁、义、礼,忠、孝、悌,其中仁、义、礼、忠涉及的是社会关系的构成,孝、悌涉及的是家庭关系的构成。重家庭的民族必然重孝、悌,历代皇权都乐见其成,并成为维持社会自我运转的重要手段而常常树立起所谓的忠孝牌坊,它的潜在意义就在于强化家庭的责任。


孝是指对老人的赡养,悌是指兄弟姐妹之间的照料。两者都是家庭赡养和抚养的具体形式,在家庭组织关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黎鸣先生在《在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21世纪的中国人如何变得聪明起来》一书中,对孔子的仁、义、礼、忠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它不过是历代统治集团用于愚民的一块遮羞布,但对孝、悌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它是中华民族唯一值得发扬,并且具有规划未来,甚至是战胜西方宗教、构建全球文明的道德基石,其实这种认识是一种误区和误判。


孝、悌在人的生物属性上,是人的亲情的直接反映。亲情为人与动物所共有,在人的感情属性上虽然具有基础性地位,但它不是人的感情属性的特有成份,不代表人的感情发展方向,换句话说,人如果只有亲情,人与动物就没有多少区别,只是比动物的层次更高一些。人只有从亲情、友情过渡到爱情即人文关怀上来,人才有感情属性上的特有成份,才能成其为人,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固守亲情是中国人重家庭观念中的一块基石,这块基石如果搬不动,中国的诸多矛盾就破解不了,黎鸣先生没有看到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为什么如此复杂多变,以至于把它完全归罪于一般性传统文化的说教上。


亲情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负面影响,又因亲情的存在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血缘关系是亲情中一条剪不断的纽带,民主政治中的民选就会被血缘关系所拖累,民主进程也就有了它天然的屏障,这一点在现代村级选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村级班子成了家族势力的代表,以至于涉黑涉恶累见不鲜,最后又在民怨沸腾中轰然倒下。


家长是家庭的权力中心,又因亲情的存在向家族、宗族漫延,就有了权力的滥用,禹作敏式的人物就难以避免,基层管理包括家族式企业管理的累累伤痕也就由此铸成。亲情之下难以公心,一个人为了自己以后还要为了家庭,为了家族,一轮一轮地向外展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不可避免。当一个人的荣耀与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荣耀联系起来的时候,腐败就会没完没了地生长,自私就成为整个社会无法填平的深渊。一个人想违规办事,在讲原则人的面前通不过,在讲亲情私情人的面前又通过了,那个违规办事的人就会记恨讲原则的人,特别是当他的权力超越讲原则人的时候就会报复,讲原则的人吃了一次亏,也就不会再讲原则了,中国古代官场包括现代官场有所谓“你想干净就干净得了的”感叹也就在这里。


一个家庭如果父母人性本恶,年富力强时会把这种恶施加于外,子女们往往因此受益,一旦年迈与社会交往少起来,这种恶就会向内施加,家庭关系就会变得紧张不堪。子女之中如果人性本恶,他欺负不了外人就会欺负家人,对外软弱无能,对内索取无度,就有了纨绔弟子和“啃老族”之称。面对赡养,家庭之中也是有良心的就养,没有良心的就不养;儿子想养媳妇不想养,女儿想养男儿不想养。本恶的人会把亲情当着牟利的工具,本善的人会把亲情当着付出的担当,善恶就在亲情之中就扮演了“老实人吃亏”这种不光彩的角色。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反目成仇,在一个家庭之中都不是什么拍案惊奇的事,而是人性善恶的必然反映。从某种角度上讲,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也创造了苦难,其根源都与家庭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民间小事大请,筵席不断,从家庭、家族到宗族延展开来,有些人专门从中牟利,有些人总是付出担当。西方社会不主张赡养义务,不主张溺爱孩子,也是对亲情这种负面影响的认识,当然,这需要中国人花很长的时间去认识和理解。


家庭是亲情的领地,也是民风的发源地。中国民风起于家庭,兴于家族,立于宗族而适及社会,民风一滥官风必滥,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民风就有什么样的官风。官风是民风的集中反映,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民风,整顿起来也就难上加难,特别是在民风日下的情况中,官风更难逆转,或者整一下好一下,不整了又一样,如此反复就形成一种怪圈,整顿官员的机构也越来越庞大,最后整顿者也成了被整顿的对象。这就可以看出,整顿官风必然要整顿民风,民风的根子又在家风,面对千家万户,整顿起来又有多难。


抚养和赡养说穿了就是人在没有劳动能力时,人的生存保障问题。人的生存保障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应该由国家担当,也是国家能够存在而源于人性的理由,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国家与家庭在抚养和赡养问题上的关系应该是“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的关系,即国家要解决的是老人赡养、孩子抚养的基本生存保障问题,家庭要解决的是老人和孩子生活幸福美满的问题。有了国家的“雪中送炭”,即便是家庭出现不悌不孝的情况,包括遗弃和无力供养时,孩子和老人也不会出现生存危机。当然,对孩子的抚养,有条件的家庭可以承担主要任务,但国家绝对不能免责,如孩子的免疫保育、基础教育等系列社会服务问题,特别是国家政策内独生子女家庭中的父母要实现国家供养制,这不仅仅是理论认识问题,也是社会伦理和国家的担当。


孩子抚养、老人赡养实现公益化后,压在重家庭观念中的物质负担就得到了解决,很多国家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正在想方设法去解决,这既是国家意义和主权的进步,也是整个社会的进步,除了出现诸如战争这样的特别情况外,国家的财力都应当给予全力保障,在中国如果实现这种保障,将长期惠及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就会变得无比的坚强。


国家在抚养和赡养公益化问题上能否担当得起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国家抚养和赡养的财力,并不是现实劳动力创造财富的再分配。要知道,任何同时代的劳动力都是不能养活同时代的几代人的,这种财力主要来源于社会生产力的长期积累而体现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上,包括创造发明,产品换代、新材料开发和生产工具的革命等。譬如粮食杂交、蓄牧业改良就极大地提高了生产产量、丰富了食品供给,机械作业、电子程控就极大地节约了人工成本,交通网络、无线通讯就极大地推动了物流速度,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地替代着“老的”和“小的”创造着社会财富,只要这种财富不被人为地掏空、不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国家供养公益化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任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后人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没有前人打下的基础,任何当代人都不可能从零起步完成社会的现代化,而社会现代化出现的高性能生产力,服从并服务于人类本身的公益事业又是一种社会必然,人们所担心的那种一代人养不起几代人的问题,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要知道,钱是工厂里印刷出来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钱,缺的就是物质资料。物质资料短缺时,国家过多地发行货币会造成通货膨胀,物质资料丰富时则可以刺激物质资料的流通和居民需求的升级换代,否则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国家作为货币的管理和发行者,只要把物质资料搞上去了,多发行一些货币不是问题,也就是说钱的基本作用就是促进物资流通,这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潜在原理,但长期以来不被经济学家们所重视。美国政府几次大的停摆,连薪水都发不出了,一印货币多列赤字就渡过了危机,其原理也就在这里。国家在供养公益化的问题上,为老的和小的提供足量的资金支持也就不存在着财政紧张问题,因为这不纯粹是财政税收提供的资金,而是科技进步促进物质资料极大丰富提供的货币支持,是国家纯粹的钞票发放。


(3)、爱心大众化


人的原始生物属性中的感情属性包含了人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其中亲情、友情为人与动物所共有,两者之间只是高低程度和表现形式上的差异。爱情为人所特有,是人与动物的两大重要分水岭之一。亲情是一种血缘之情,是人的自爱;友情是一种交宜之情,是人的他爱;爱情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关爱,是一种人文关怀,西方社会称之为博爱、泛爱,中国社会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人的爱心,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人对外部事物的关爱有两层意义,一层是对陌生人的友好,一层是对大自然的关心。有了这两层意义,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就有了人文环境和社会和睦,就有了爱心大众化。


爱心在人的感情属性中处于最高层次。如果一个人偏重于亲情和友情,那么他的爱心就会受到抑制,人的感情属性就很难得到全面发展和升华。中国人重家庭观念的核心就是重亲情,亲情虽然在人的感情属性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但如果缺少爱心,缺少对外部事物的人文关怀,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自爱,如果大家只讲自爱,人的个体就会很孤独。中国人喜欢热闹,喜欢鞭炮喜庆,实际上也有排泄内心孤独的一种隐含。中国的老人最怕孤独,临终的时候只有亲情的想望,是中国老人普遍缺少社会关怀而过于依赖亲情的表现,特别是当一些社会因素在老人们面前呈现出负面印象甚至成为坑蒙拐骗对象的时候,他们就会失去对社会的信任而产生一种偏执心理,“越老越恶”的现象就会衍生出来,剩下的就只有对家庭的依靠,家庭成员也就生死相依牢牢地捆在一起。


中国人固守亲情,坐井观天,就会走向狭隘和自私:与人交往,我行我素,只要自己过得去,很少顾及他人感受;走到哪里,眉飞色舞,高声大讲,旁若无人;开着车子,不管有无行人越快越好,心怕自己落后吃了亏;邻里之间,一不顺心,就恶语相向,脏话连片;插队购物,拥挤不堪,随地吐痰,乱扔乱摆,文明之风也就难以自发形成;“路修一段,树砍一片”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也是一些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中国古代社会在爱心的理性倡导上也有一些好的观念。《论语·颜渊篇》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的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孟子·梁惠王上》中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说的是在赡养孝敬自己的长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在抚养教育自己的小孩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这与孔子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思想一脉相承。《孟子·离娄下》还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说出了爱心的相互关系。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教,倡导天人合一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出“上顺天时,下养万物”就是爱心的空间展示和向物的转移。但这些爱心的理性倡导在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倒是“忠孝礼义”得到了不断强化,这当然与中国人重家庭的文化基因分不开。


中国社会不乏至善之人,央视披露出来的道德模范就是代表。他们好事做到终身不休,帮人帮到自己一穷二白,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快乐留给他人,是人生观向至善方向的扭曲。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的论证中,即本善的群体约为40%,本恶的群体约为60%,而本善之中的至善群体又只有约15%,至善的行为主要集中在这些人的身上。由于数量上有限,也就始终不能影响中华民族的民风,而只能成为人们感动的榜样。社会对此如果不加以理性对待,甚至过高地倡导和推行,就会把至善的人推向了生存的极端,使他们乐意承受巨大的心身负担而导致很多人过早地离开人世。中国有“好人命不长”之说,指的多是这些群体。教人至善的结果,也是让人性本恶的人有不劳而获的机会。


爱心不是行善,是人的感情属性的理性表达。人的感情属性产生人性本善,这种善是人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超常生发的结果,人虽然不能避免这种结果,但经过世界观对人生观的改造进入到人的理性之中,善就不再是原有成份的表达而成为人的理性的组成部分,有了质的范围和量的界定,这在前面章节已有论证。通俗地说,爱心在人际关系就是你尊重我,我尊重你,你不尊重我,我可以选择沉默和远离,这就有了爱心与善的区别,有了理性的成份。


爱心大众化,并不是说不要亲情与友情,而是要把亲情与友情更多地引向陌生人与大自然。当人从他人那里获得更多地亲情与友情,获得大自然安慰的时候,人际关系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能更多地向大自然疏散,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爱心大众化需要一定的形式表现,包括语言规范和行为准则等,而这些表现形式往往又是道德的基本内容,道德也就成为爱心大众化的重要工具,成为中华民族特别需要落实在行为上的一件大事。


社会认知的三大任务,即家庭社会化、供养公益化、爱心大众化如果逐步实现,就能够帮助中华民族从重家庭的观念转移到重社会的观念上来,家庭为社会输送人才就能够形成共识,减少矛盾,凝聚人心,提高文明素质,中华民族的力量就能够从千家万户中更大地释放出来,就没有办不成的大事、做不好难事,就能够更加光彩夺而目雄踞于世界之林。


汉文字的逻辑改造


前面章节已经阐述,汉文字这种方块象形文字,是在形象思维基础上形成的文字,汉文字本身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也就有了形象思维的特征。人从开始接受知识时,首先接触的就是文字,就是识字,形象思维也就从这时候开始在中华民族的心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直到今天象形仍然作为汉文字释义的一种基础性方法和书法艺术造诣加以传承,当然,这对于汉文字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当。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人类的两种思维形式,任何人任何民族都具备这两种思维形式,但当其中一种思维形式得到强化时,另一种思维形式就会受到抑制,这是生物学此消彼涨的一个原理。形象思维是人的模仿能力的产物,逻辑思维是人的创造能力的产物。在人的智力属性中,人的模仿能力涉及事物的个性,是事物的具体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维形式就是形象思维;创造能力涉及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事物的抽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维形式就是逻辑思维,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与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形象思维的强化必然会导致逻辑思维的陷落,进而造成中华民族一般民众对科学技术兴趣的普遍不足,却又对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古代官员多诗文,当代民间多文创(特别是网络世界中的诗歌曲艺以及散文、小说、绘画,包括古典诗词的创作等)都与此有关,而要保持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平衡发展,就有必要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之一的汉文字进行逻辑改造,不能让中国人输在接受知识的启蒙线上。


(1)、汉文字改造的方向与使命


汉文字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汉文字的相对稳定性,包括汉文字形体本身和它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这就使得汉文字能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长期发挥它的作用;二是汉文字的相对稳定性与重家庭的观念一起在保持中华民族文明的连续性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这在前面部分已有论证)。汉文字为什么具有相对稳定性呢,这与它所包含的形象思维有关。前面已经阐述,形象思维是人的模仿能力的产物,而模仿能力在智力属性中为人与动物所共有,只是层次高低的不同,这种共有表明形象思维具有最生态的地位,生态越古老,它的惰性就越强,这种惰性就是形象思维相对稳定性的来源,进而也就有了汉文字的相对稳定性。


汉文字的贡献就是汉文字相对稳定性的贡献,这就确定了汉文字的逻辑改造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否定汉文字所包含的形象思维,或者说是不能去形象化,而是要以形象思维为基础,以逻辑思维为引导方向的改造,使汉文字这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一在兼具形象思维的同时,也凸现出逻辑思维的力量。一个国家的文字如果同时具备和平衡两种思维形式,就能够在既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又便于记忆和理解,那么这样的文字就是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最经久考验的文字,就能够担当起人类社会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这当然也是汉文字改造的使命所在。


汉文字的逻辑改造怎样进行呢?其实在汉文字长期演化的过程中已有它的萌生。可以这样认为,汉文字总体上能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象形文字。象形字本身自不必说,指事字、会意字是在联想基础上的造字,联想不是联系,是想象,仍然是形象思维的结果,也可以归入象形字之中。另一类是形声字,形声字是形旁和声部的组织,是字与字之间的联合,既没有脱离形象思维,又显示出一个字在形声上的逻辑构成,这一特征表明,在汉文字的内部已经具备了逻辑构成。可惜的是历代历朝,在汉文字规范改造的过程始终没有引起足够地重视,没有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加以运用,这就使得汉文字的演化长期处于为规范而规范、为书写方便而方便、为历史而历史、为约定俗成而俗成的层次上,结果改来改去,使很多汉文字既失去了原有象形文字的特征和寓意,也失去了字与字之间的联系,即缺少形象思维的稳定性,也缺少逻辑思维的推演性,说是“宽字读一边,长字认一节”,又不是宽字读一边,长字认一节,弄得一般民众、特别是外国朋友们无所适从而成为一些文字大师们嘲笑的把柄,实际上这种把柄是汉文字本身造成的逻辑混乱,文字大师们也常常因为自己多记得一些汉文字而觉得高人一等,其实他们应当知道,文字只是文化的启蒙工具,把启蒙工具本身搞得很复杂,很神秘,很难记忆,很变化莫测并不适应于知识的传播。如果在启蒙工具上花很大的力气去做,或者说是搞得很学究,还不如在学术的深度上去钻研。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文字越简洁易学,越容易把握,越有利用率,就越利于知识的传播,就越能为大众所接受。如果汉文字的改造能够达到这一目标肯定是件好事,但如果改来改去,总是不能让多数人满意,总是改得备受诟病,特别是海外华人华侨的诟病,就不可能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人们的认同而走向国际。


(2)、汉文字的改造方法与目标


汉文字是表意类文字,是音形义的统一。长期以来,汉文字的改造任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文字的形体简化,使之便于书写;一方面是汉文字的语音规范,使之符合于一定的读音标准。


资料显示,汉文字的简化最早可从秦时的大篆算起,经历了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的演化过程。楷书定型以后,又对楷字的正体、俗体、讹体进行了系统甄别,直到以白话文为代表的现代汉语的兴起,汉文字简化工作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20世纪初钱玄同、陆基、黎锦熙等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央政府成立了相应的文字改革研究机构,并于1956年公布《汉文字简化方案》,1964年编辑出版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重新发布了《简化字总表》,同时废止1977年发布的《第二次汉文字简化方案(草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汉文字简化工作,内容围绕减少汉文字笔画和精简字数进行,原则是“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也就是尽量采用已经在民间长期流行的简体字,只作收集整理和必要的修改,不擅自造字;方法以钱玄同在1922年提出的方法为基础进行,主要有:简化偏旁,同音代替,草书楷化,换用简单的符号,保留特征或轮廓等,使被简化汉文字字数达到2238个。


汉文字的语音规范经历了直音、切音、字母注音和拼音等过程,其中直音、切音和字母注音在汉文字读音方面先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颁布《汉语拼音方案》,至此现代汉语有了一套全新的法定拼音方案。方案采用拉丁字母,以声母、韵母、声调为拼写方式进行,与此同时,又明确了现代汉语普通话规范,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至此现代汉语的语音语法问题尘埃落定。


汉文字的简化和语音规范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与此同时,学术界、民间也对此争论不断。汉文字最全的历史版本有五万余字,较全的版本也有一到三万字,1965年国家有关部门公布《印刷通用汉文字字形表》收录常用汉文字5696个,《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不同时期的版本也在七千字以上,与此相比较,真正简化的字就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不是不想简化,而是简化不下来。语音上也一样,21个声母,35个韵母,除去不能拼合的,按《普通话声韵配合表》上的基本发音字就有419个,加上四个声调(不包括轻声)的区分和其中的音变,汉文字读音总量也在1400种以上。面对如此众多的读音,人们能够在日常用语的听觉中识别吗,显然不能,识别不了就自然成了同音字,这种同音字也就远远大于现代汉语规范中的同音字和近音字(如声调之间在有些字的读音上是很难区分的,有些鼻音与非鼻音声母的字也很难区别,等等)。事实上能够真正区别字音字义的不完全在读音上,它与具体的词组和语言环境相关,也就是说,同音字、近音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有它清晰的表音、表意成份,即便是在文章中写错了字,人们也能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看懂他的意思,知道他的错字。地方方言得以长期保留,普通话难以普及,与语言环境这一优势密切相关,而这一优势长期以来被研究者在文字改革中所忽视。


这里来分析一下,汉文字改革在简化方面的原则是“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语音语法方面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汉文字中包含的思维形式没有被触动,二是基本排除了其它方言的读音(北方话在古代也叫着官话),看上去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其实也是在背历史文化的包袱。近年来,一些专业和非专业人士也对汉文字的改造提出了一些想法,但缺少整体思路,是一种就汉文字改汉文字的作法,体现不出根本性效果。


汉文字的逻辑化改造,在方法上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形声造字的作用。形旁表意,声旁表音是汉文字的一种逻辑结构,形旁与声旁本身又是从像形中演化而来的,这样以来在一个汉文字中,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就得到了统一和平衡,有了汉文字的两全齐美,并且以此为方法,几乎可以改造所有的汉文字。这里做个假设:规范出100个形旁(现有部首189部),200个声部(现有基本声部419),那么它们相乘就是二万个汉文字,加之可以消除的字,整个汉文字可以保持在二万字以下,与现有最大的汉文字字库量五万字左右相比较就精简了很多,再在其中筛选出五千到七千个常用字,那么汉文字在日常用语书写中就非常地丰富了,并且可以避免因为常用汉文字过少而产生很多的歧义。


对这种改造提出几个重点参考:一是独体象形字变为形旁或声部,尽量减少独体字的使用;二是可以废除一部分差别极小的独体字,转入其他同音字序列,如己、已、巳;习、刁;自己的“己”和学习的“习”常用,可以保留,但已、巳、刁可以废除,其意义可以转入其他同音字序列运用,这种差别极小的独体字不但增加外民族学习的难度,也使一般中国老百姓莫名其妙;三是不符合方块字形体要求的字要方块化,这是汉文字与其他民族象形字的重要区别,如弋、丫;冇、乂等。弋、丫就像缺胳膊少腿一样,站都站不稳,冇、乂像是被掏空了内脏;四是五画及以下的字尽量废除,十二画以上的字只保留部分特征,再添加形旁或声部形成新的文字;整个汉文字的笔画除少量情况外,控制在六画到十二画之间,并且借鉴草书的特点,实现单字笔画的连写;五是一字多义的字可以用形旁加以标明,一字多音的字可以用声部加以标明,以形成新的文字来区分它的意义和读音;六是与形声毫无联系的字,要改加形旁或声部,以正音和正形,整个汉文字体系除少量的独体字外,必须符合形旁加声部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譬如有金旁就知道它是金属,有石旁的就是非金属,有气旁的就是气体等,而读音就是字的另一部分,非常便于人们记忆、认读与理解;七是在讲解汉文字原理时,即要讲汉文字的象形特征,又要讲它的逻辑联系。与此同时,为了减少汉文字因偏旁不多造成的呆板形式,可以增加形声偏旁在字体中的变体,这一点也出现在已有的汉文字中,如“火”也可以变成四点的样式,心也可写成竖心的样式等,并且确定左右、上下以及左中右、上中下四种文字结构中的读音与表意所在位置的规范,并把其编成序列,理出规律,便于人们把握。


汉文字的逻辑化改造,读音方面则集中在对语音作用的认识上。语音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发音的差别让人听出不同的声音,而且越明显越好,这是读音上的逻辑观。这种逻辑观贯彻到汉语语音的改造中,普通话的读音就会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民族性,汉文字字字清晰的效果就会增强,中华民族的各种方言在这方面就有很多可取的地方,古代汉语一部分入声字也一样,应当积极加以利用。同时中国传统语音构词特征也值得继承,如双声叠韵、平仄相间等,体现的是语音内部的逻辑联系,增强的是语音的音乐感,便于听清听懂。有了这种构词特征,中国古典诗词(或叫旧体诗)特别是律诗、词牌词这种中华民族的瑰宝就能发扬光大,而现代汉语构词则完全忽略了这一点,甚至没有构词规则可言。现代人写古典诗词,用的是传统词组,其中一部分字词所代表的事物是现代生活中没有或者少有的,一部分称谓和读音也发生了变化,当代作者有些格律诗虽然写得较好,但内容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读完这些作品,不知道作者是生活在现代还是在古代,这当然不能完全怪作者,而是现代汉语新构词组没有或者极少有古典诗词所能选取的双声叠韵、平仄相间的词,如“克隆、氧吧、给力”等是很难进入律诗的;古代汉语《平水韵》,特别是《中华通韵》是很好的声韵基础,有必要作为用韵标准加以改造,恢复其中的可取部分,去掉其中发生音变的部分,使其在古典诗词和现代歌词创作中,焕发出新的韵律光彩。现代汉语中的所谓十三辙十八韵过于宽泛,对于用韵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甚至是一种误导。


汉文字逻辑化改造以后,改造前的约五万字与改造后的不足二万字相比较,就有了一种质的不同,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一是前约五万字过于繁杂,所以真正能使用的只是其中极有限的一部分,民众常用识字大约为2400左右,大部分字就被凉在那里,久而久之也就只有少数与文字、文化打交道的专业人士认得;后不足二万字,特别是其中的五到七千常用字因音形义上的逻辑联系而变得简要起来,通用性也会增强,大大丰富了汉文字的运用,一个民族的文字运用越多,表达的意义就越精确,科学前景就越巨大。二是前约五万字在掌握了它的形旁和音部后,是不能直接认读出来的,因为它常常打破“宽字读一边,长字认一节”的规律;后不足二万字,特别是其中的五到七千在掌握了形旁和音部后,就很容易认读。认,即了解字意的大致范围,读,即读出它的大致声音,辅以具体的词组和语法环境,就知道它的实际含义和有效读音。三是前约五万字笔画多,形旁、音部多,记忆书写都不方便,古人们也就想出了个草书来,除了龙飞凤舞的艺术感之外,缺笔少画也能名正言顺,其实草体字如果不是爱好人士,多数人也只能顺势去猜,如果把有些草体字单独提出来,可能也没有几个人能认得;后不足二万字,减少了形旁和音部,加上没有了繁多的笔画,记忆和书写都方便了起来。特别是它有了结构上的规律可循,人们真正要认读的字并不多,其余的字都是这些字的组合。


汉文字的逻辑化改造,实现的是在掌握不多的偏旁和音部的基础上,看到任何一个生字都可以知道他的大致读音和意义范围,纳入具体的词组和语言环境就可以进一步精确,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宽字读一边,长字认一节”就不再是笑话,而是一种普遍运用的识字方法,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汉文字易识易读易写、具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双重内核的目标,中国的儿童,中国的成人就不会因为汉文字的问题而别扭一辈子,识字的光荣就不仅仅是国学大师们的荣耀,清华大学的教授们读错字、写错字也就不再是笑话。汉文字的逻辑化改造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人们在接受知识教育的启蒙阶段就具备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双重引擎,养成既善想又善做的良好习惯而对科学技术充满兴趣。(节选14325字)


(本文系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与延伸》一书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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