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北平:人性的文化基因探源

——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及改造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7 次 更新时间:2021-05-13 08: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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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平  

  

   文化是人的一种特有现象。哪里有人类活动,哪里就有文化的生成,相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反映的是这个民族独立生存的时空环境,影响的是这个民族人性的具体表现。尽管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甚至几经演绎而复杂纷呈,但总有其相对稳定的根性,这种根性就是它的文化基因,那么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呢?

  

   1、重家庭的母系氏族社会痕迹

  

   中华民族重家庭的观念相对其于他民族更为深厚,千百年来深深扎根于每个人的心底,并且从来就没有动摇过,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史连续性得以保持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一。

  

   人类社会从母系氏族社会转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家庭不但没有解体,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在中国的家庭中,父亲以外事为主,母亲以内事为主。母亲操持家务、管理细软、抚养后代,传统上叫着“相夫教子、传宗接代”。相对于父亲,这种无以替代的作用,决定了母亲在中国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在一代一代人的潜移默化中,母亲就逐步取代父亲成为家庭的真正核心,或者说,在中国的家庭,名义上父亲这个家庭的核心,实体上母亲才是这个家庭的核心。一个家庭办得好坏,甚至能否正常维系,母亲是它真正的因素,在古代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里,妻妾也能“抱团取暖”,维护着这个家庭的生存与兴旺。

  

   母系氏族社会的解体并不是外力诸如战争导致的结果,也不是女性自觉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而是人的两性特征和感情专属得到确认出现的社会分工,当然也是人的性别在气力上的自然选择。女性的担当在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由外部转向内部,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也就由明转暗在家庭中得到了传承,一个重家庭的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在历史的变迁中,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更不容易被抹去,甚至得到强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人重家庭的观念而使这一观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内在因素。

  

   中华民族为什么要重家庭呢?这要从中华文明的起源说起。现代研究者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其中黄河文明处于首要地位,黄河被中国人称为“母亲河”。

  

   资料显示,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的玛曲,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区;从地形上看,经过了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再次转入黄土高原进入华北平原,最后流入渤海,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约79.5万平方公里,二亿多人口生活在这里,是世界第五、中国第二的长河,形成的主要湖泊有扎陵湖、鄂陵湖、乌梁素海、东平湖。远古时期,黄河流域特别是黄土高原,虽然降水不如南方丰沛,但土层厚实肥沃,加之当时气候适宜,非常适合于动植物生长,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包括地处中原的河南分布着大片的原始森林。考古资料显示,180万年到30万年前,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西侯度猿人、蓝田猿人和大荔猿人;大约在7万年前山西襄汾丁村就有了早期的智人,3万年前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有了晚期智人,此后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新石器文化遗址、青铜器文化遗址以及铁器文化遗址相继在黄河流域发现,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先后在黄河边创造发明了人工取火技术、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仓颉造字,葵伦造纸以及火药术、指南针、唐诗、宋词、元曲都在这里诞生,黄河流域不但成了中华民族的起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心,自厦商时期国家诞生以来,洛阳、西安就是重要的古代都城,其中洛阳有中国“十三朝古都”之称。

  

   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促进了黄河流域人口的不断增长,加之北方游牧民族的兼并战争和人口迁入,在实现民族整合的同时,也使烧荒垦田,围牧造地,伐木扩城的情况进一步加剧,到了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植被已经遭到大规模的破坏,气候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黄河之水由清变浊,带走了黄土高原大量的泥土沙石,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黄河河床逐年抬升,成了世界上一条罕见的“悬河”。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黄河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平均三年有两次决口,百年有一次大的改道。公元11年王莽时期,黄河东决改道,河、淮之间水灾延续了60年之久;1938年黄河改道,河水淹没豫东、皖北和苏北大片土地,受灾人口1250万,死亡89万。黄河流域长时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到了东汉时期这一中心逐步南移。

  

   黄河灾害频繁世界罕见,黄河也就有了“中国忧患”之称。面对灾害,黄河流域的人民开始逃荒,一部分人在长江流域定居下来,黄河明文也就演化出了长江文明。但多数人不愿意舍弃家园,就在不断地逃荒、返乡和重建中煎熬。黄河两岸特别是灾后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地松疏肥沃、十分适宜人们耕种,平常年景,在这里生存并不是一件难事,撒把种子就有收获,与后来迁入南方山区的人们相比较,这里并无那种高强度的劳作艰辛,劳动之余的轻松也演绎出了这里粗犷奔放的秧鼓娱乐,这就使得人们有了一种难以分舍的土地依赖之情。但每每水灾降临,平原就是一遍汪洋,千家万户都受着同样的灾害,互相之间也就很难照应,家庭就成了他们最后支撑的力量。

  

   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生存要求简陋的情况下,家庭逃荒最为简便易行,家庭重建也最为快捷有效,几根木头支起来,一个家庭就可以生存。这样以来,人们在不断逃荒、重建中反复,家庭就成了他们最后的靠山和有效的自救模式,家庭观念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步形成,并且与人的生存紧紧相连而变得牢不可破,民间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俗语,说的就是人走了,但住地不能搬走的道理。重家庭的观念一旦落地,血缘关系就是一条生命线,从家庭、家族到宗族,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也就沿着这条生命线一轮一轮地向外展开,家庭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就是一种命运的共同体。

  

   一个重家庭的民族,母亲的影响非常巨大,母系社会的痕迹也就不可避免地在这样的民族身上打上抹不去的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又进一步强化了重家庭的观念,并使之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在中国的家庭,男性把家庭和家庭经济交给女性管理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女性掌管家务也就在所不辞,千百年来的中国经验证明,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家庭最为稳定。婚姻上,表面看来是女性嫁给了男性,实际是家庭需要一个主妇管理,中国民间有“男儿无妻家无主”之说,没有女性,男性就固定不下来。这种理念传承下去,在辈分关系上,就成为上一辈女性对下一辈女性的托负,也成为下一辈男儿对上一辈母亲功绩的认可。中国女性少有下嫁感,指腹为婚,也要讲个门当户对,即便是真的下嫁,也要克服万难,扶助丈夫,白手起家,自立门户,以期与大户人家对等起来,家庭的荣耀就是女性的荣耀,主妇的贤能就是家庭的贤能,传递到国家用人上就有了选贤任能之说。

  

   中国女性刚柔相济,以柔克刚的个性也就在家庭中潜移默化,又通过家庭、子女传递给整个社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内秀。中华民族忍辱负重、吃苦耐劳,能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挺过身来,与这种内秀有着直接的联系。自强不息来自中国女性的自修,也是其中优秀女性的通常表现,虽然不多,但也不乏其人,《聊斋》中的田七郎之母可谓中国女性的优秀代表,客家族的妇女也是其中的一个可贵群体。客家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大族,据资料考证,他们是汉民族的一个分支,几经演化而独立成族,包括华人华侨在内,有一亿人口左右,其中7400万生活在广东、江西、福建等十多个省份。美国作者罗伯·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对中国人的总体评价呈负面印象,但他在《中国的客家》中不得不承认:“在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的妇女,最值得赞赏的当推客家妇女了”;英国学者爱德尔在他所著的《客家人种志略》一书中称道“客家妇女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典型”。乾隆《大埔县志》记载客家妇女:“妇女妆束淡素,椎髻跣足。不尚针刺,樵汲灌溉,勤苦倍于男子,不论贫富皆然”。嘉庆《大埔县志》云:“埔女持家作苦,习为固然,尚有不幸,加以勤俭犹可自立,则胡为贬节事人哉,语云:健妇当男;又云:劳则忘谣,埔妇之节,埔俗有以成矣”。客家妇女不事貌美,而以能劳作为荣,在妇女裹足的封建社会,唯有客家妇女大脚而行,她们内理家务,外事农田,粗细之活全在一人之手;结婚以后不是把丈夫留在身边,而是把丈夫送出去,让他们去闯世界,奔前程,当地女性认为,把自己的丈夫捆在“裤带”上,是件最受人耻笑的事,而每每思念丈夫,又去迎面海风,凭礁寄望,遥想天涯,这是何等的耐力。当年赣南客家地区就是中共中央红军所在地,客家女子怀着穷人翻身当家的理想,把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子送到了红军队伍里,红军开始长征,无数客家妇女用歌声和泪水送子送夫远去,多数客家子弟再也没有回来,一名只结婚了十六天的新娘,就是在这样的思念中整整守望了六十年。客家的优秀人才遍布了历史的各个时期,抗战时期成就的将军就有二三百人之多。“客家三杰”吴汤兴、姜绍祖、徐骧以及何香凝、李贞、贺子珍、朱德、叶挺、叶剑英等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华人华侨同样突出,有李光耀、他信、英拉、钟阿瑟等政要名人。如果说俄罗斯女性是世界最优秀的女性之一,那么中国客家女性也就可以与之媲美。

  

   “自梳女”是中国古代女性的一种自立现象,至今还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流传。未婚客家女性,如果选择不再嫁人,自创家业,就会把头发像已婚妇女一样盘起来,以发明志而成为“自梳女”。在过去动荡苦难的岁月里,这一带的女性闯南洋的人很多,她们以柔弱而干练的身躯,在国外陌生而艰难的环境中求生存,搏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下南洋”向国外大规模迁徙的主力军。中国客家女性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地人格影响。

  

中国女性作为家庭中的核心,有她一系列的生活养成。与柴米油盐打交道,困难时期也就最知道它的珍贵,精打细算,斤斤计较在所不辞,演化下去就有了“小心眼”的积习;家庭中的主妇地位,使她们爱家护家,家中细软,人情往来,子女丈夫都在她们的拥有中,久而久之就有一种很强的占有感,自私也就开始积淀,传承下去就有了一种民族的心理;女性有爱美的天性,一旦富裕起来,首先打扮的就是脸面,脸蛋上光彩照人最让人羡慕,炫富的心态也就接踵而来,中国人的“面子观”也就有了源于母性的根基;处在家务事中,世面不广,坐井观天,患得患失,重眼前、轻长远就在自发中形成,也就有了“头发长,见识短”的民间谚语;女性感情丰富,想象浪漫也就隐含着移情多变的一面,扩展开来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女性处于力气的弱势地位,一旦失去就难以得到,争强好胜,小事大斗,大事乱斗,“十个女子九个弄”也就成为一种民间的评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丈夫的后面往往站着的就是一个妻子,说不清道不白也就只有“和稀泥”;女性处在家庭消费的支配地位,财力是她们的唯一保障,爱财不疏财,而且越多越好,甚至寄望偶然性的机会而一夜暴富,迷信、好赌、贪婪就在家庭中有了源于人性的诱因。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偏性表现,有很大一部分都可以从中国女性的气质中找到。历史上,中原地区有穿长袍短挂以致于似裙非裙的习性,看似斯文,其实是女性服饰的隐含;戏曲上男扮女妆胜过女性,名角名旦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赞赏,并且名扬四海;苏、沪、杭等地,人们举止上女性化倾向比较明显,民间也有“男像娘,福份强”的谚语流传,这些现象也引起了一些外国朋友的关注。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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