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北平:人性的外在表现梳理

————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及改造之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25 次 更新时间:2021-04-25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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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平  


外国朋友就中华民族的气质、性格等方面有过很多的评价,外国人看中国人也许更为客观一些,如同中国人看外国人一样。中国有句古话叫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尼克松先生作为中美关系的破冰之人有过这样一段评价,他说“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尼克松的这段话虽然说得有些刻薄,但也不完全失实。其中他前面的几句其实并不是他的原创,而是引用了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的话。亚瑟·史密斯19世纪曾在中国居留五十余年,1890年起他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中国北方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人的文章并引起轰动,后于1894年整理出版了《中国人气质》一书,被公认为近现代研究中华民族性最详尽、最切实的著作,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多次推荐,网上有人把这本书疏理出27个观点在国内进行问卷,其中死要面子、诚信缺失、隐晦曲折、信仰含混、冷眼旁观、生性多疑等6项超过60%的认同,而“死要面子、诚信缺失”两项分别达到86%和78%。

一位外国人百年之前对中国人的评价应该不存在着当代人的偏见,而且这位传教师来到中国,从地位上讲应该多与旧中国当时的上流社会打交道,结交的多为体面的人群,文化程度也就远远高于平民百姓,其体验也就更具前驱性而无意于褒贬之嫌。多年生活在国外的一位学者高远就当代外国朋友评价中国人的很多言论,从正、中、反三个类型作了十七个方面的梳理,其中正面的五个方面,中性的七个方面,反面的五个方面,读了之后也觉得没有多少冤枉中国人的,其实这些评价与国内的一些学者相比较,并无过之而不及,譬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李宗吾的《厚黑学》、黎鸣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21世纪中国人应当怎样变得聪明起来》(2003年华龄出版社)等等,包括鲁迅作品中的阿Q、祥林嫂、孔乙已等系列人物形象,展现出的都是中国人的人性表现。当然外国的有些评价如兰德公司的评价则有立场之嫌,不能十分信人而充满了偏见。

这里就中国人在人性方面的外在表现,从历史和社会观察的角度上再做些梳理。


1、吃苦耐劳中的炫富心态


中国人最能吃苦耐劳为世界所公认,十九世纪中叶在美国的西部铁路建设、矿产开发和大规模的垦荒中,最苦最累的活都是中国人做成的,犹太人与中国人共事,也最钦佩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只要有活干能糊口,没有中国人不愿意去的地方,也没有中国人不愿做而做不成的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说是湖南人的品格,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品格。上世纪初叶,华人华侨就开始有规模地走遍世界各地,不是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的输出,而是吃苦耐劳精神的输出。古代丝绸之路遥远而艰险,中国人用双脚把它开辟了出来,除了航海就是陆地,考验的都是中国人无穷无尽的耐力。中国人带去的是丝绸,带回的是财富,他们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之中,在大漠、戈壁和山脉之间穿行,一代一代人就生死在那里。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就把打火机、纽扣、服装做遍全球,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凝结的是中国人的体力和精力不分昼夜地双重付出,特别是在高温下的工程工地,中国的农民工就像一尊尊古铜色的雕塑耸立在那里,把一栋栋建筑向上托起,任何一个民族与此相比都会相形逊色。

在吃苦耐劳中,中国人养成了精打细算和省吃俭用的传统。中国的家庭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在没有做成以前,精打细算和省吃俭用是妇女们操持家务的主要办法。中国的传统妇女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家庭好她们就好,家庭不好她们就一辈子受苦受累。三从四德,相夫教子,赡养父母,她们的一生都在家庭中煎熬,直到耗尽她们生命的全部能量。中国邵阳的传统工匠在外谋生,有一个盐蛋吃三月的美谈,上一代人艰苦创业可以苦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便是死,也要死在吃苦耐劳、创家立业的路上,也要让家庭脱离苦海。

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使中国人能在极度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抱成一团,中华民族每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就会成为社会的一种自发号召,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使这个民族临危不倒,生生不息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悲歌前行;遇到大灾大难,中国人能够不计前嫌,相互帮助、相互搀扶,共度难关,包括民间的红白喜事,只要有人手需要,哪怕平时积怨再多、仇恨再深也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8·13文川大地震,全民捐助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包括残疾人、孤寡老人的捐款,这让很多外国人难以理解,很是震惊,甚至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中国人一旦脱离苦难的日子就会发生变化,“人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吃饱喝足,出人头地”,这种意识会像孢子粉一样在空气中散发开来,适合于任何土壤的生长而发酵成为民间谚语和信条,炫富也就成为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种心态,成为他们苦难以后的满足、放松和放纵。

中国人炫富与吃苦耐劳一样,可以到达无以复加的程度,南宋《世说新语》有个《石崇斗富》的记载,石崇与皇舅斗富,竟然当着皇舅的面敲碎皇室贡品;请人吃饭,斗富斗到可以杀婢取乐的程度,后来虽被朝廷诛杀,但丝毫没有让中国人的炫富有所收敛。中国人炫富可以一掷千金,可以倾家荡产。中国的一些暴发户,买了豪车,好好珍惜,好好享受也无可厚非,但非要在大路上狂奔,“碾伤不如碾死”不仅仅是一种传言,而是一种心态,一种选择:买足保险,碾死了有保险理赔,一次清算,不留后遗症,比起应付伤残后的麻烦要轻松得多。就连为富人各级官员开车的司机们也会变得高大起来,说话做事有一股狂气。中国的富人养名犬恶犬的不少,恶犬伤人,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赔点钱了事,当然罪不可赦也没有办法,坐几年牢出来还是富人,还是可以享受。

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都是底层社会的富人,乡里乡亲,算起来可能都有亲戚辈份关系,但对待乡里乡亲,行仁者有,但作恶者不乏其人,而且剥削和压迫不择手段,弄得民怨沸腾,也就有了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的感叹。这些不争的事实往往又不为后人所记取,甚至强词夺理去以偏概全加以美化,说是没有地主和乡绅就没有社会文明的进步,也不知道是哪门子逻辑。

中国人的财富感特别强烈。一旦富了,除了满足高消费之外,最热衷于各类把玩,特别是收藏。收藏不是为了纪念和研究,而是为了财富增值,于是炒作也就随之而来。一件文物、一块石头,吃又吃不得,用又用不得,几经炒作,价值连城。说是文物、石头值钱,还不如说是有钱人在寻找一种凝结财富的工具:一堆钱放在那里不好收藏,一幅画也就方便多了。中国的一些富人藏富手段无奇不有,敛财也就花样翻新,上至何珅之流,下至沈万三之类,近至赖小民之尔,都是些富可敌国的人物。其实随着文化艺术的普及,现代人的艺术成就并不逊色于古人,加之高仿精科技的出现,什么古董都可以再生,收藏那些字画无非就是一张纸和对一个人的纪念,没有更多的财富价值,天价收藏意义何在?如果有钱人要想财富更有意义,还不如去保护一方水源,修造一方林木。一方水源,一方林木能够留存上千年,惠及几代人,你的生命意义也就在千年时光里留存,财富也就有了它的价值,又何必去做那些炒作呢。当然炒作的目的免不了炫富,某人上千万购得一幅画,某幅画从几千元变成上百万元,收藏的人也是很有面子的事。

炫富如果只是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那也无伤大雅,但问题就出在民间,大富大斗、小富小斗,不富也斗。如果你骑个自行车跑在路上,瞧不起你的可能不是富人,而是平民,就连放个鞭炮这种平常事,也要明里暗里较个劲:你放得多,我比你放得更多。有些人一生不养父母,死的时候也要拼个热闹,讲个排场。炫富从一些小事中漫延开来,生成的就是面子观,面子观又进一步催生炫富的大众化。再穷不能穷面子,“在家扒辣子,出门摆架子”也就成为中国民间的一种传统生活方式,“骑马没有撞亲家,骑牛撞亲家”在中国古人面前是件很丢脸的事,但在国外可能是件很有创意的事。有面子在,什么话都好说,什么事都好办,一旦撕破面子,情况马上逆转,就有了中国邻里恶语相向、粗鄙漫骂的场景出现。

康熙年间有一则故事,说的是当朝宰相张英家人要盖房子,地基与相邻的叶秀才墙体相连,张家挨墙开建,但叶秀才非要张家留下一条通道,官司打到衙门,张家写信给张英,请他通过衙门从中疏通,张英在回信中写了四句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结果张家让出了三尺地基,叶秀才也主动让出了三尺地基,并且重修了围墙,有了一条新的通道。“六尺巷道”的典故也就成为千百年来家喻户晓的美谈。这件事表面看来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和叶秀才的礼让在起作用,其实仔细想一下仍然是面子在起作用:你宰相给我叶秀才一个面子,我叶秀才也给你宰相一个面子。还应该进一步看到,“宰相肚里能撑船”在中国也是民间一种很光彩的面子。其实在这件事上,正常的处理办法应该是仔细评估一下这三尺地是否该让,如果让得合理当然要让,让得不合理也要让的话,这可能涉及到公共利益,即大家都需要在这里有一条通道。理说通了,有了共识,双方就会心平气和地加以解决,也为民间办了一件实事好事,树立一种说理办事的榜样,但张家、叶秀才、衙门都没有这么做,而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了事。

社会风气好时,面子能够化解一些问题,不好的时往往又会重新翻出来,把问题做大做强,所以“六尺巷”的故事始终不能成为中国民间建筑的规矩。中国历代民间集镇的房子建得很密,你挤我、我挤你,无非就是挤点地盘,争点利益,其实人挤在一起,口角杂、是非多、爆发力强。中国人不太愿意打官司,除了打官司很难以外,也觉得那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但一旦撕破了面子,中国人又很能打官司,一直可以打到倾家荡产。

中国人请客送礼成风,结婚升学,建房开业,生子生日等等,涵盖了人的生老病死的全过程。本来这些事都是个人的私事,有钱就办,无钱就不办,但为了面子大家都想办。办来办去,有的人总是吃亏,有的人借此渔利,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就是不好意思讲出来。当然从中渔利的人从来都不觉得不好意思,找个理由三番五次的又来办,“面子”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块遮羞布。

中国人能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抱成一团,并不是一种自觉行为,而是巨大的生存压力形成的结果。这时候,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都能不计前嫌,共渡难关,这就养成了中华民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民族心理,就有了国难当头强盗土匪参与抗击外来侵略的事实。但如果把这种心理反过来看,就是不到最困难的时候大家团不到一起来,就是一盘散沙。“置之死地而后生”语出《孙子·九地》:“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孙子又说:“吾将示之以不活”,以激发起士兵的斗志,速战速决,才有可能生存下去。鬼谷子创立的纵横术,诸葛亮推行的联魏抗曹,韩信策划的“背水一战”都是对这种民族心理的成功运用。


2、重情重义中的善恶不分


重情重义在中国民间有着深厚的根底,几千年以来,都是家庭传统道德教育和村规民约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一块埋在心里的口碑。现代社会,城市人虽然口头上不太讲重情重义,但个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看重情义,人情圈,义气圈,同乡圈,不但流行民间,而且也在学界、商界、政界之间盛行,包括很多青少年犯罪都与一个“义”字联系在一起。从思想根源上讲,重情重义来自于孔孟之道的仁义礼孝,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皆,舍生而取义者也”。司马迁也称赞:“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亡也哉”。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尚好的成语,说的是情与义之间的联系,即恩小但回报要大,才能体现出义的高大。进入民间后,重情重义就逐步通俗化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般民俗,这种民俗在中国社会历代中发挥了互相接济,相依为命和抵御外凌的作用,“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句大白话唱遍大中国,足见其广泛的民意支持度。

从深度上观察,“重情重义”在民间更趋于一种人际关系,有礼尚往来之意思。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敬我一尺我就让你一丈,这是重情;知恩图报,互相了难,这是重义。中国的“义”

与“气”始终联系在一起,也就有了义气之称,中国人说义就是义气。“人活为口气,砍了脑壳碗大的疤”,朋友遇到不平的事,你为他出口气,就是义兄义弟,义兄义弟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特产。欠人一份人情,还人一份义,不管做的事是对是错,是善是恶,就算扯平了,重情重义也就有了善恶不分的一面,中国古装武打片往往表现出主人公这类不得已而为之的情怀,其实也是重情重义中善恶不分的反映。在中国的人际关系中,善恶常常交织在一起,使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搞得谁也说不清楚,谁也不愿意说清楚,其实也是重情重义中善恶不分的参合。

重情重义在人际关系中是一种对等交换,如果万一有一方不履行这种交换,就会留下骂名,说那人无情无义,甚至反目成仇,大打出手。重情重义中的“情”与人的感情属性上的亲情、友情、爱情不同,它包含了人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需求,是一种很复杂的成份,这种“情”不能生成善,体现的只是人在行为上的善恶随机性;“义”与人的理性上的正义也不同,是一种义气,更多地体现为知恩图报的行为,而这种“报”往往也超出了人的理性范围。

“大恩不言谢”其背后的意思就是以死相报,故事出自《聊斋》中的《田七郎》,说的是古代辽阳富户武承休,平时喜欢交朋结友,一日得梦,要他去交结田七郎,可与他共度患难。田七郎是东村的一个猎人,家徒四壁,终年以打猎为身,赡老养小。武氏寻得七郎,多次拜访,授以钱财,但田母坚称不收,告诉儿子:“我刚才看见公子,脸上带有晦气纹理,必定要遭奇祸。要知道,受人知遇的要分人忧,受人恩惠的要急人难。富人报答人用财,贫人报答人用义。无故得到别人厚赠,不吉利,恐怕是要让你以死相报啊”。武氏从下人口中得知田母的这些话,深深赞叹田母的贤能,越加倾慕七郎,此后武氏常恩惠予七郎,但七郎尽力回报,以期互不相欠,直到七郎与人争抢猎物出了人命,武氏倾力相助而使他免去了牢狱之灾、杀身之祸,田母才感慨地对七郎说:“你的生命是武公子给的了,再不是我所能吝惜得了的。但愿公子能一生平平安安,不遇上灾难,就是儿的福气”。七郎要去感谢武承休,田母说:“去就去罢,见了武公子不要感谢他。要知道小恩可谢,而大恩不可谢。”后来武氏家族遇难,七郎为其复仇,杀了奸人林儿、作恶多端的御史弟弟和贪赃枉法的县令,七郎也当场自刎而死。这个故事意味深长,就武氏救七郎、七郎为武氏复仇的情节而言,按现代的说法就是合情不合法,但在情义面前就成为中国民间的一种重情重义之举,一种永远不朽的赞美。

《水浒传》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如果说《经楼梦》体现的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三国演义》塑造的是中国式的智慧人物、《西游记》讲述的是正邪之争、人妖之斗的话,那么《水浒传》表现的就是人的情义之气。中国的农民革命战争,其领导集团的构成往往与个人情义有着非常巨大的联系。《水浒传》有水泊梁山聚义之称,聚义厅也就成为他们起事的主要象征,所谓替天行道中的“天”就是天子,“道”就是皇道,在中国古代社会这是最大的义气。有人说宋江是投降派,有人说宋江是中国古代底层知识分子寻找自身出路、报效国家的典型代表,有人说梁山好汉目无王法,是中国法制落后的根源所在,等等,都有道理但都没有这么复杂,《水浒传》就是一群三教九流的人物在一个“义”字的感召下,对社会不平的反抗,其领导集团中的108将在聚义前都有着深仇大恨而又处在生死攸关的节点上,他们相互拯救而结下生死之交,林冲、卢峻义、鲁智深、宋江等无一不在其中。重情重义也就成了他们个人之间一条永远剪不断理不清的纽带,这条纽带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坚实可靠的人身依附,当个人之义上升为“替天行道”之时,他们就有了一面团结的旗帜,就成了为国家出力的理由。

情义之下无善恶,举事者皆为同道,结果造就了梁山英雄好汉们打了贪官又去打自己的农民兄弟方腊。兔死狗烹,皇帝要宋江们喝下毒酒,宋江喝下了,兄弟们也喝下了,他们明知是死也要死在“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结义上。梁山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客观上是官逼民反的结果,主观上是重情重义善恶不分的结果,而且也是很多农民运动失败的根源所在。

至于宋江个人除了重情重义之外,还在他身上体现出一定的政治才能,可以说他是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半个政治家。他的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用尽手段包括善的与恶的手段,网络军事谋略和军事武略人才,使梁山成为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军事集团;另一件是确立了进入皇权集团的政治目标,这就有了接受招安的必然结局,这种结局也是中国古代多数有识之士的正统价值观。在宋江的队伍中,他不会允许出现第二个政治人物,以弥补他作为半个政治家的另一半,晁盖退出历史舞台也就不可避免。假如不是这样,那么梁山就很有可能与方腊联合起来而成为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成功典范。

重情重义中的善恶不分,使中国的很多事情,特别是民间的很多事情,成也义气,败也义气。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善恶不分那是非常危险的,从善恶不分发展到是非不明那就更加危险,小到个人犯罪,大到古代兼并战争和屠城事件都在其中,重情重义在中国民间也就有了它潜在的悖论和天生的危机。


3、相识容易相处难


中国人在一起,不管来自那里,说了三句话就会成为老熟人,不是认祖数典就是老乡老庚,特别是在旅途之中,这种场面更是有些热闹。中国人有好客之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写照,把客人称之为贵客,不一定是客人之贵,而是主人脸上的一种光彩。杀鸡宰鸭、设席款待自成礼数,直到现代社会这种情况一点也不逊色,特别是有了公款消费,这种情况更是盛况空前,慷国家之慨,亮个人脸面,一举两得,当然是热情一点好。但相识之后如果长期相处,中国人交往之难“难于上青天”。对于这一现象,中国人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意提及而已,大家觉得生活在一起,能和则和,不能和就凑合,甚至认为凑合也是一种技巧,一种缘分。有了这种认识,大家也就安于现状。

作为人的个体,一方面是这种“相处难”的受害者,另一方面的又是这种“相处难”的制造者。如果非要问个究竟,那么这个人一生都会很难过,都会很难受,所以也就不如不问,随遇而安也就成为中国人最经济、最轻松、最少精神负担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不计小节、大人大量的美谈。生活质量差一点不要紧,只要精神愉快就行,中国有句自我安慰的传统话,叫着“穷快活”。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条虫,这不仅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感观,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默认。中国人在外求生,成家立业、独立他行,坚忍不拔,世界少有,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日子,生人熟人都能相互搀扶,相互帮助,也就有了患难之交、生死与共的说法。一旦脱离苦海进入事业的上升期,情况就会发生根本性逆转,相互倾轧,各自为战,竞争就会变成了竞斗。才能在脾气上摊牌,情商在利己上打转,“窝里斗”也就成为中国人展示在世人面前的一种标签。

就中国的家庭而言,创业时期累死累活在所不辞,一旦家庭中分离出家庭,事业中分离出事业,相互之间就不再是帮手而是对手。中国人在商场和官场上的竞争往往超越事业创建所需要的能力而进入到无休无止的纠纷之中,直到斗得你死我活,所谓共赢从来就不是共事的过程,而是共事的一种偶然性结果,这就有了中国人的内耗。现代中国特别强调共赢,既是对本民族的一种反思,也是本民族对自身弱点的一种悟道,它表明共赢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华民族的高度重视而在国家层面上积极倡导。

共赢隐含着团队精神,团队精神的核心是集体主义,这就能够理解新中国为什么要倡导集体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的最好载体是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包括其他大型企业集团,就能够大手笔地惠及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而创造出共赢的局面。如果把这种精神推及到全球,全球就是一个团队,一个集体。在一个集体内,多了共赢就少了内耗,多了合作就少了分歧,世界就会有一种最佳的发展状态,这应该是中国对世界的一种精神付出和贡献。

从外部看,中国人的生活并非不和谐,亲朋好友,出手阔卓,相互往来,热闹非凡,与人招呼,生怕聚少离多,但一旦融入其中,就会困难重重。大家生活在一起,脏、乱、差,只要影响的不是他一个人,他就不会去做,你等我,我等你,等到最后一个十在看不下去的人去做了,大家也觉得心安理得。久而久之,反倒认为那事该他做,甚至打起官腔来,说“你做在的为什么不做了”,结果是谁做谁倒霉。官腔在中国的民间不受欢迎,但往往又是人人向往的一种姿态,外国人说中国人是官迷,其实也是一种民风,本善的人做官是想可以不被别人欺负,或者过得体面一些;本恶的人做官是想可以欺负别人,或者抖抖威风。

中国的一些人对公共事物不太关心,但对个人事物又过分关心,家里可以井井有条,金碧辉煌,家外可以垃圾成堆,痰湿满地,也就有了“进门像欧洲,出门像非洲”的感叹。特别是其中有些人,只要触及的不是他一个人的利益,他都会避而远之,一旦触及的是他个人利益,不管是对是错,都会像狼一样与你拼命。一些人做错了事,死不认错的有之,我行我素的有之,莫名其妙的有之,即便是有了认识,一般也不愿意正面道谦,通常采用一些委婉间接的方式表示一下,这种方式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妥,甚至有点艺术而得到默许和赞扬,其实弊端很多,至少为做错事的人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使他能够拿出种种理由来安慰自己,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其实做错事的人心里也很明白,有的甚至是明知故犯,由于没有得到正面的清算,下一次的他又可能又会犯同样的错。

中国人缺少宗教信仰,从科学的角度上讲是件大好事,这一点也体现在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里。雷公作乱,有大禹治水;龙王溺人,有精卫填海;山神挡道,有愚公移山;太阳神太多,有后羿射日,这种不信天不信地不信神的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一条不屈的根,正是这条不屈的根成就了中华民族让世界瞩目的超级工程。但在日常生活中,这条根往往又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使一些中国人变得很迷信,去宗教场所,求财脱祸、求福生子、求官谋位,有了这样的目的,也就不管是什么教了,只要灵就行,就是神。天地山石、林木禽兽,历史人物都有了宗教的影子,这种宗教当然不是通常意义的宗教,宗教场所也就由反省思过演化成了有事相托。一些“专业人士”在这种场合中大势敛财,而且越到边远落后的地区越是严重,以致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结婚择日,修房看地,开业择时都要请风水先生,丧葬之事更是“导师”先行,挽娘代哭,傩戏连夜,以致于把场面搞得神秘莫测、阴森恐怖而盘剥到更多的钱财,甚至成了某些地方黑恶势力的垄断行业。

中国历代民众很崇拜名人奇事,一部关公戏流唱上千年,一本《聊斋志异》让狐妹蛇姐们感动万民,一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就了多少书呆子。这种对名人奇事的崇拜,客观上是过去几千年文化不能普及的积淀,使名人在他们的眼里有了一种高不可测的感觉,主观上也是希望通过名人寻找到摆脱困境的方法或者获得精神上的寄托,甚至想借助某种神秘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当真正的名人产生在他们身边时候,事情又有了另外一种情形,这就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中国民间迷信和崇拜的双重效应,产生的是信仰上的功利化,这一点外国人很难理解,也就很难认同,他们只知道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或者说没有守恒的信仰,并把中国的很多问题归咎于这一点,其实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前面已经说过,从科学发展的角度上讲,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恰好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优点,隐含着中国人能够走向世界科学前沿的无畏精神,但由于有了信仰上的功利化,这种精神就大打折扣,就有了国家对科学技术的普及来自人性的障碍。

中国人有忍让包容的一面,也有排除异己的一面。在强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只要你不把这个民族逼上绝路,他都能够最大限度地给予接纳。历史上外族入侵中原,又很乐意把自己的国土并入其中,就是这种忍让与包容的硕果。《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深沉地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忍让包容的极限,这种极限一旦被突破,就必然会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这也是中华民族抗战时期能够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获得最有效的民族团结源于人性的原因。中国人排除异己,源于人人都有想法,人人都有梦寐以求的愿望,都有各自要表达的目的,一旦遇到阻力或者不服,飞过来的不是明枪就是暗箭,官场如此,民间也是如此。各为其家,各为其利,各为其政,共同意志也就很难形成,“一盘散沙”也就难以弥合。当代中国强调团结意识、大局意识,强调集中统一也就成为必然,并且成为国家层面不得不做的大事。

中国商业繁荣历代经久不衰,商界人才誉满全球,但参差不齐的现象也很突出。成功者有之,失败者有之,本来都很正常,但总有那么一些商人能赢不能亏,赚钱时一掷千金,拼命扩张,一旦出现亏损,不是去吸取经验教训,重振旗鼓,从失败中再来,而是决不赔钱以期就地挽回损失,以次充好,以旧冒新,真真假假,甩卖甩到没有尽头。一些商家欺生成瘾,看到外地人不坑一把,横一手就是自己没本事,吹牛打诳,无中生有,广告无边,不是把践塌法律红线看成一种耻辱,而是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买卖上也就不管什么钱都敢赚,什么事都敢做,坑老人,坑孩子,坑病人,坑灾区,手段无奇不有,双鹿奶粉事件和“黑心棉”也就成了惊天大案,“童叟无欺,亲疏一致”的基本商业道德也就荡然无存。

一些商家总想突破规则,就去行有官员为其大开方便之门,官商勾结也就成为一种时尚,搞得与商人打交道的某些官员都有一本受贿经。其实这种受贿经从官员自身的角度上讲,也是在寻找机会变公有资源为自身资源的过程,譬如一块土地官员想直接占有它肯定不行,这就需要一个中介使之合法化,于是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廉价批给某些商人,某些商人有了超额利润就会拿出一部分给予回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又使之更加胆大妄为起来。官员们一旦失去了惧怕,什么事都敢做,也就总能做成几件事而被说成是有魄力,“腐败是发展的润滑剂”、“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也就在某个时期堂而皇之的敢于拿到桌面上讲,即便使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也会得到一些人的同情,而参与其中的商人又总有“第一桶金”的原罪感。商场无善类,话虽有些过头,但也是一种实际存在,即便是本善的人进入商场也会在不好的营商环境中学得不俭点,你赚我也赚,就看谁赚得更多,赚钱也就成为他们的唯一目的,社会道德和责任也就无从谈起。

西方上流社会有这样一种说法,第一代人做强盗,第二代人做富贾,第三代人做政客,这些人败落了,过几代又有可能兴起,并被认为这些人有家族基因上的能干。但如果社会总是在这种规则下运行,那么世界就会永远停留在赢者通吃的进程中,它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灾难的不断重演,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就无法建立起来。

营销活动不是从简从易,让消费者明白满意,而是搞得异常复杂,五花八门的套餐、送礼、抽奖,无奇不有,无处不在。本来产品成本下来了,降低价格,扩大销路,理所当然,但就是降不下来,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把复杂的事情搞简单,目的就是一个:从中套利。你购卖他的产品,他还要利用产品继续赚钱,这就有了手机、电视机无穷无尽的广告植入和投放,有赚取流量的频繁升级。智能操作程序各自一套,把最实用的藏在最内层,一大叠说明书强化你对他产品的依赖,使你想更换其他品牌时有一种艰难感。除了这些高科技玩意,就连食品营养、药品效果也被商家们玩得飞转,一套比一套说法玄乎,人们的常识就在这些琐事里打转转,国家标准也不知道该由谁去制定,说是市场行为由市场去主导,一句话把管理者该履行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一些地方的厂商使用廉价材料,注重表面类似又不断更换名称或冒用品牌,把出厂价定得很低,把市场价定得很高,以高利笼络超市和零售商占据市场,并且形成一种传统的经营模式,你说他不对吗,他说这是商业秘密和营销手段,一旦开始滞销,又来大幅削价,能赚的都成倍地赚走了,剩下的买一个算一个,都是零成本,严重冲击其他厂商产品的销售。由于对地方经济有点好处,当地管理部门也是明里暗里地放纵。如果不区分国内国外,这种不正当的竞争就会引起国际公愤而产生对一个民族商业道德的巨大阴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外做了再多的好事善事,都会在这些人的面前归零,甚至变成负数。

所谓富豪排行榜,其实他们并非没有那么富,多数都是银行的贷款和社会集合,包括股市溢价。由于他们拥有对全部财富的控制权,也就存在着可以随时把这些财富带走,或变通带走和运作,这就有了富豪们的座次。懂得这一点就可以懂得:一、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富豪,二、富豪又是现实的存在。某些精英们有这样一种认识,就是社会进步只要平民跟着富人走就可以了,其实这种想法很幼雅很可笑。要知道,富人不是政治家,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富人,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没有做到。

医患关系本应相生相依,但在中国总是各奔东西。病不是我要你生的,药不是我生产,检查结果是仪器诊断的,整得好就整,整不好我也没办法,责任意识,钻研意识,知识更新意识也就难以形成。有些独生子女在家受到父母溺爱,行医后又缺少职业道德培训,本事小,尊严大,面对患者也就没有几句贴心话。有些医生很看重自己的权威,说话办事很负气,多问半句脸就沉,似乎医界从来就不是第三产业即服务行业,而是一种高贵得不得了职业,以至于医界成了“只有人求他没有他求人”的岗位,遇到病危需要亲属签字,条款上的风险天大,几乎全由病人一方承担。有些公立医院的资源成了某些人的寄生场所,滥检查、滥开药,滥收费,边整边犯无奇不有,说是医生付出不能与收入相匹配,整也没有用,须不知国外行医那是高收入与高风险相对应,一赔就是几百万上千万,内地医疗事故又赔多少。一些医保管理机构与当地药店联起手来,实行医保卡地方封锁,弄得当地药店如饭店遍地开花,药价畸高,暴利养人也贿官。你说要开放医保卡实行异地购药通用吗,他说要保护地方经济和就业,防止患者和医保资金流失,支持落后地区,甚至可还以拿出更多的理由来加以搪塞,似乎条条都有道理,须不知医保卡上的货币是个人财产,个人有自由使用的权力,如果连这一点自由都没有还谈什么自由,并且这种封锁相对于人民币来说也是一种货币流通限制,这与法不合,剩下的就只有地方恶性垄断了。

中国人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吃不得的要去吃,做不得的要去做,玩不得的要去玩,享受不得的要去享受,生了病就只想着医院来救他,有了医疗保险,医院就人满为患,卖方市场也就形成,有权有势有钱的为了得到特别地照顾就向医生行贿,无权无势无钱的一暴燥就大打出手。要求医院拿医疗费用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本无可非议,但如果变成医院拿医疗费用必须要治好病就有些为难了医院和医生,医患关系也就成了中国的难解之迷。

中国有师道尊严的古训,又有现代教师节,但老师与学生又是大人与小孩的关系,如果师德不严,大人欺负小孩也就在所难免,捐款、赞助、付加,明里暗里让免费教育成了商品服务。上课时不讲正课,补课时才讲正课,补课也就成为学生与家长们不得不去做的难言之隐,老师们也就有了一条生财的刚性渠道。家长们望子成龙,好高骛远,也就不管孩子能耐如何总是去高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就暗然成风,一旦引起社会公愤又去纠风,纠来纠去,最后又回到原地。如果一个地方的师德和医德都滥了,那么这个地方的风气就滥到了头,这是一条历史的经验,也是一条触碰不起的底线。

中国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巨大创新贡献的大有人在,但也为数不多,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缺少创新精神,而是创新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太大,一个人的一生,甚至一代人都可能无法完成,也就少有人去做。中国古代能工巧匠社会等级很低,为了技术保密,采取“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措施以加以保护;徒弟跟师傅学艺,有学三年帮三年的民间习俗,看来是一种剥削,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知识产权”的额外补偿,但这种补偿长远来看并不具备合理性,反倒成了技术进步的绊脚石,这当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某个历史时期的隐痛。

“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是一些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不仅仅是一种官场现象,也是一种民间陋习。有些人在利益需要维护时,很希望有人为他出头露面,为他说话,一旦达到目标,又去讨好另一方,以求两面都不得罪,甚者会去出卖为他出头露面的人。有些人得了好处又总想得到更多的好处,一旦得不到就会怨恨,吃了别人的九个饼,第十个饼吃不到,记恨的就是这个饼,似乎前面的九个饼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中国民间有股暗流,就是不与那些喜欢较真的人打交道,把事情搞得清清楚楚,道理说得明明白白能当饭吃么?大家能则和,不能和就走。对此谁也没有办法去纠正,如果你想多了,那么你就独自苦闷吧。

成则王败则寇是中国民间一些人认识事物的方法,这种方法只讲结果不论手段,花样上翻新,手段上跟风也就成为必然。某些地方的骗子层出不穷,“庞氏诈骗”几乎没有禁区,包括金融界、证券界这些直接与金钱打交道的领域。骗子能够得手,客观上源于人的贪念和每一个人都有知识的盲区,但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多数人愿做事而不愿想事,越简单越好,加之人口众多,千里骗一,骗子就会富得流油,也就不需要多少技巧,像庞氏骗局这种具有一定智力手段的骗局就更容易得手。“水氢能源神话”就在一些地方、银行骗取了几十亿元资金,来得快也就花得快,亏了也就亏了。债权人怕亏,但更怕亏了又没有了主,有主就有一个推脱责任的地方,就有一个人在作名义上的担当,债务人也就亏得越多越安全,并且成中国一种不可战胜的神话。

一些地方的“老赖们”层出不穷,十分出色,借钱借物时总是好话说尽,毒誓发全,一旦要他归还则是能拖则拖,能躲则躲,甚至反咬一口倒打一把。别人在他困难的时候帮助他,本应有种感恩负重心理,一旦渡过危机,首先想到的就是归还,但“老赖们”特别能想:“我借到钱是我的本事,凭本事吃饭,为什么要还?不服,你去告吧”。 日常生活中,哪里有“扯棚”,哪里就有人围过去,不是去看热闹就是想捡便宜,结果总是受骗,受了骗不是去吸取教训,想清道理,而是又去骗人以挽回损失,人与人之间的信赖也就被打得粉碎,促成的是中国人心性多疑的心理缺陷。

中华民族抵御外族入侵很英勇,舍身赴死的民族英雄层出不穷,让人赞叹,但“汉奸”之多现象也是一道奇观,而且成为一种永远抹不去的民族伤痛,但一旦历史重演,同样的现象又会出现。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生存欲望很强的人会淡化荣辱界线,利益至上的人会不论是非长短,荣华富贵的人会委曲求全,有权有势的人会附庸前行,能伸能屈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吃亏,这些现象仅从人的一维性本质上讲并不离奇,或者说是人的个体本质的自发表达,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自然反映。所谓民族败类的说法,只是人们一种愤怒情绪的表达,相对于他本人来说并非有意为之,甚至可以有很多理由加以解释,也就是说谁想去做民族败类呢?但在民族气节上就有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和对立,就有了民族危机时期的黑白分明。

中国人相识容易相处难,难就难在这里。


4、传宗接代的惰性生存方式


传宗接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甚至成为一些人活下去的理由,再苦再累,砸锅卖铁都要保证他这一代人不断“香火”,“超生游击队”也就成为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的特殊现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本来是子女对父母的顺从和赡养,在民间却演化出了“无后为大”的意义,无后就是无子女后代,不能生育孩子的媳妇不管他怎么孝顺,都是最大的不孝,这就可以看出,传宗接代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已经到了没有理由可言的程度,已经成为下一代人如果不能完成也要完成的大事。完成了就是大孝,完不成就是不孝,女性的很多悲剧也由此而来。

历史上中国人传宗接代,讲的是血脉延续,家庭兴旺。从皇室到百姓像是着了魔似的,要孩子,要后代,越多越好,只要有可能都想多生超生,没了“香火”再好的人家也要受人欺落,遭人菲薄。皇室的孩子可以封王封候,平民的孩子干什么呢?当然是少了不行,多了总会有一个有出息的吧,没有出息拼个家势,多个劳力也行。在中国人传宗接代的背后,实际上也是上一代人把希望向下一代人托赋的过程。历史上除了战争、饥荒、瘟疫,一般年景人口总是在迅速的膨胀,像计划生育这样世界第一难做的事在中国也就不得不做,必须去做,但做过头了调回来的时候,有些学者马上就说:人是最大的财富,过去做错了现在要纠正,似乎过去批马演初不对,现在又要批马演初了。其实,人口过多了不行,过少了也不行,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优生优育,但在中国人的眼里总是往两个极端上想:要么人是累赘,要么人是财富,作法上也就有了两个极端。其实按资源平均计算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中国有四到五亿人就是一种合理的安排,加之中国人有吃苦耐劳的品德和以谷物为主的饮食习惯,消费要求不高,饱和人口在六到七亿之间亦可。

如果一个民族因人口过多而长期处于生存的边沿去争资源,包括住宅、道路、园林等生存空间,那么就会疲于奔命而气粗心妄,社会就很难心平气和,人的文明进步就非常缓慢。中国底层社会民众心气浮燥、言语粗俗与此无不密切相关,这与欧美国家相比较有着明显地差别。欧美国家一个明显地地理特征就是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人的生存压力相对较小,人际交流也就相对平和,文明用语就在自然中形成。如果一个民族的人走到那里都气粗心妄,争食吐物,野语连遍,就会引起他民族的本领反感,就很难被他民族所接受而自然融入当地社会,甚至会产生一种天然地人际交流障碍,别人也就不喜欢与他打交道。

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家庭延伸下去就是家族,家族通过与外族的通婚扩展开来就是宗族,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宗族社会之中,宗祠直到现代社会也是民俗中的一大景观,现代人还要去不断的发掘整理,弄大弄奇,以期发扬光大。国外有联邦制,邦联制,中国古代社会最开明的时期就是分封制,封侯封王从家族开始向宗族延续,整个封建社会就这样一级一级逐步垒成,宗族也就成为社会牢不可破的支柱,宗族的核心是家族,家族的核心是家庭,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就有了主流,直到现代社会仍有认宗归祖、“多子多福”的情结,这种情结使得中华民族过去上千年来长期摆脱不了家庭人口的重负和拖累,特别是平民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大多数的家庭都在无休无止的苦难里煎熬,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像怪圈一样不断地循环,贫穷的山区则更为突出,生活质量每况愈下,直到仅能维持生存的状态,“好死不如烂活着”也就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邋遢、随意、不卫生、积陋成习变成一种民族的符号。

人口众多,面对陋习,你不传承,他要传承,也就难以改变,并且总会有一些人在陋习中获得轻松和利益。这样以来,人们精神生活极度贫乏,努力进取只能成为少数人的选择,宗教演化成迷信,算命诠释着未来,自信也就荡然无存。中国民间的戏曲很多,地方剧种浩如烟海,自成派系,这些戏剧自古以来就是民间大众文化的主要享受。包括京剧在内,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拉腔、亢奋,悲鸣,激昂,其实很难听懂其中到底唱些什么。在识字人很少的古代社会,除了演唱者本身以外,底层民众大致也只能从“咚咚锵”中蒙出个大意,或者跟着它轰几声,闹一番,得到情绪上的释放,想一想英雄气概如何了得,仔细琢磨一下也是大众文化的一种酸楚。前些年歌坛掀起了一股“原生态”热,“原生态”作为曲艺创作的生活源泉是值得肯定的,但直接搬上舞台就显得有些粗糙,诸如傩戏之类,热衷者如果不去实事求是地研究它,而是盲目地去捧吹“原生态”,那么曲艺就会走向原始和复古,交响乐、电子琴,通俗曲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艺术进步就会在“咚咚锵”上打转转,这也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包括每年的春节晚会总在“咚咚锵”上热闹一番,你说他是闹剧吗,他说这是民间喜爱,难道中国人就真的喜欢闹一番吗。

在传宗接代观念的重压下,惰性的生存方式在中国民间逐步形成,贯了穿整个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尼克松先生所说的“他们中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虽然说得刻薄,但也有事实存在,只是在这事实背后的因素他并不懂得,也就很难为一般中国民众所接受。中国多数人不太关心社会公共事物,包括社会民主和法治,都与这种惰性的生存方式有关。中国社会的历次政治运动,主观上都有改变这种现状的愿望,以至于希望人们关心国家大事,推动社会进步,但运动过后又恢复原状、归于平静,又在生存和物欲横流中盲从。

传宗接代从人的生物属性上讲,是人的体质属性的要求。人的体质属性产生人的食欲、眠欲和性欲,这三种欲望为人与动物所共有,体现的是人的动物本能,虽然在人的生物属性上具备人的基础性意义,但不具备人的特有意义,人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之上,实现的只是人的一种低端即动物性需求,人也就不能超俗脱群,而只能成其为动物的同类,只是比动物的层次更高一点,特别是从人的性欲衍生出来的生育活动,如果不能自觉地加以优化,人与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任何民族都不能忽视这一点,都要认真地中加以对待而理性地加以取舍,使之符合人类生存的要求,而不是符合动物类的生存要求。从社会发展的远景看,人是宝贵的财富,但不是越多越宝贵,人类社会到底需要多少人,是一种真理探索,不能由自然观来主导,更不能让“有钱人多生,无钱人少生”成为一种时尚。人类对此的认识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要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严谨性联系起来而使之处于同等地位,这也是人对世界的研究的最终归宿之一。


5、优秀人才与民族之痛


现代概念中的人才是指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这里有三层含义: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是人才的素质;创造性劳动是人才的特征;社会贡献是人才的实现。一个人在具备前两层含义的条件下还不是人才,或者说只是潜在人才、预备人才,只有在具备第三层含义的条件下才是现实人才。这一点与前面章节涉及对人才的认识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人才认定标准,并且往往与人的能力、知识、智慧混为一谈,有能力、有知识、有智慧,能为我所用就是人才,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在人才的使用上非常复杂。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只要为社会做出了超出常人的贡献或者说是突出贡献,就应当被认定为人才,不管他的知识深浅和智慧高低以及能不能为我所用。这个标准看来不高,其实很苛求。贡献是什么呢,从人的个体角度上讲,就是自身价值的社会实现,没有这种社会实现,人才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也就不是人才。

各民族优秀人才在人群中的比例,世界上没有人做过统计。中华民族的人口基数很大,人才的比例不会很高,但绝对值不会小。华人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里,有成就的遍及世界各地,有巨大贡献的科学家、理论家、文学艺术家也不少。特别是文学艺术,一卷古典诗词,一幅山水长轴,一部曲艺杂技就足以让世人永久地翻读,这些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民族人才的地平线,望着它就会想起这个民族的苦难和光荣。

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一般都会把心思用在事业上,事外之事往往也就难以顾全;人在探索真理或者创新事物的过程中,所耗费的精力非常巨大,往往也有避世求清之感。这在中国多数人眼里就成为一种毛病,清高孤傲,不谙世事就会成为他们的标签。中国的人才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美誉,但在十年寒窗期间,冷眼看人低的事常常出现,这对人才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成名之后,嫉妒的人、阿谀奉承的人、挖空心思的人又会接踵而来,有的想从中粘一点光;有的想借此抬高一下自己,弄得“伯乐”满天飞,仿佛没有他们就没有人才;一些掌握权势的人在得不到人才青睐的时候就会制造事端,给他们“穿小鞋”,甚至伤害他们,特别是当他们的事业与某些人的权威或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才就会被他们弄成蠢才,生活上不便、工作上不顺就会接踵而来,但这还不是中国人才遇到的一般性社会问题。

中国人才遇到的一般性社会问题是受人际关系的制约。人际关系的正常运动方式是以人的个体为中心,在法律与道德中介轮的作用下,沿顺时针方向的运动,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中国的法律和道德在历代皇权官僚的干预下显得十分脆弱,人际关系中的“成者王、败者寇”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这种人际关系中人才的生存环境非常艰难险恶:你的事做得好,他的关系搞得好,他就始终走在你的前面,挡着你,看你怎么办,如果说难爱,你就难受去吧;你很有成就,他很有关系,他在暗中伸出一只脚来,左拦一下,右挡一下,摔都要摔死你;你一个人奋斗,他一群人围你,成果上分一杯羹也就顺理成章。人才流落民间,切记不要认为你会得到很多人的尊重,你会马上感觉到在你的身边有很多人暗中与你较劲,不管你比他优秀多少,在气势上,他就是要压倒你,让你处处受阻,抬不起头来,或者说出你的某些弱点,把你贬得一无是处,你说他可痞吗,其实也不尽然,无非就是怕你抢了他的饭碗,争了他的前程。中国有句古话,叫着“自古高手在民间”,但是要知道,这些高手并不是愿意与

“群众打成一片”,而是他们看破红尘,“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而已,他们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偶尔表现一下也只是增加民间的一些佳话而已,证实一下“自古高手在民间”的存在。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家庭血缘为结构的社会,人才往往涉及到了家庭甚至家族、宗族的荣辱。你家有人才,我家也有人才,但相互搀扶的少,有意抵毁的多,家庭之争常常演变成人才之争,人才一旦介入争斗,“贡献”也就只能在争斗上了。中国人才的内耗很重,官场就十分突出,官场上的内耗往往就是家庭之间内耗的变种,负荆请罪成语中的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就可窥一斑而见全豹。中国的很多人才,成也家庭,败也家庭,在吃苦耐劳中成长起来的人才,往往又以贪赃枉法而身败名裂,这背后往往拖带着的就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甚至宗族的荣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仅是一个人想做的事,而是整个家庭、家族乃至宗族想做的事,人才本身很难脱臼,人才的悲剧反过来又成为整个家庭甚至家族、宗族的悲剧,中国古代有株连九族的作法,就是这种悲剧的印证。现代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其实并非少数民族,而是某些犯了事的官员,不管是贪赃枉法,还是受人陷害株连到族人的结果。他们为了躲避朝廷追杀,逃进深山老林,经过改名易姓,辟荒造田存活了下来,湖南辰溪的七姓瑶族就是如此,并且很有传奇色彩。其中的一个说法,就是宗族中的一位朝廷重臣犯了事,要株连九族,宗族中的七个兄弟为避祸,带领族人逃进深山老林,在一个地方打碎一片青瓦,各拿一份,各立一姓,然后散去,没有此瓦为证,不得相认,聚会的时候也是碎瓦相合的时候,这样以防朝廷密探破袭。当然,少数民族中有些也纯粹是为了躲避乱世而为之的形成,与《桃花园记》中记录的情形大体相同,其实很多少数民族都是一个民族。一些学者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民族大融合是大的趋势,何必还要去不断地分出一些新的民族来呢?

官场中的人才在中国特别值得一提,这种人才在人性善恶的夹缝里生存。正直有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往往也是善始者众,善终者寡。范蠡帮助勾践复国,诸葛亮鼎力刘备抗曹,张良辅佐刘邦立政,他们的贡献与这三个朝代的建立息息相关,也是后人称道为数极少的善始善终的政治军事人物。但仔细想来,也同样充满了悲剧色彩。范蠡在勾践大成之时弃官从商而去,张良谨守不与权贵宠臣交锋而免去杀身之祸,诸葛亮每在胜败的关键时候总是受到谗言,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虽然是他们的明智之举,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张居正,宋廉、岳飞等人的悲剧就在所难免。

中国漫长的皇权社会是家族世袭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家族的长期统治地位也就成为社会进程中的一种必然选择,任何动摇这一基础的人都会站在皇权的对立面,明智的人都懂得这一点,特别是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们一般不去触碰这种底线,甚至会成为这种底线的最大维护者,譬如海瑞被皇帝打入死牢,历尽生死劫难,但得知皇帝驾崩后,仍要大哭一场,看是愚忠其实不然。

一般来说,政治军事人才不能善终,与皇帝的统治角色有着重大关系,皇帝对国家的统治是通过对人的统治实现的,对人的统治本质上就是对人性善恶的运用,在人的理性认识即社会道德和法律水准不高的情况下,皇帝的个人意志也就成为社会统治的象征,皇帝也就会在人性善恶中寻找支撑点。人性善恶在人口总量中的群体比重,本恶的群体要大于本善的群体,这是一种自然力量的对比,这在本文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及延伸》一书中已有论证。如果不是一位特别理性的皇帝,在议事办事的过程中往往会选择从易不从难,从众不从寡,这一方法产生的多数结果就会向“恶”的一方倾斜,这就注定了正直有为的政治军事家们的悲剧。中国古代社会,为了维护家族统治,皇帝们还有一种心理,就是通过左右善恶来制造事端,牵制多方力量而达到稳固家族政权的目的。在用人上,一些皇帝用正直有为的人来治理国家,用阿谀奉迎的人来满足个人欲望,用谋略武略超群的人来抵御外侵,用奸诈邪恶的人来防止功高盖主,等等,明朝的熹宗皇帝滥用魏贤忠就是其中之一。

人才标准现实上是一种“贡献”标准,也就并没有界定人性善恶,事实上也不能界定,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才标准,实际上就是用人标准,这就造成了人才队伍本身善恶兼容的最大空间,这种善恶兼容使得人才中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会走向他们从政的反面,善者不善,恶者愈恶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社会中还有一些所谓的“人才”在生活中表现得如鱼得水:性格强悍又有一定能力的人,总能在人群中占尽上风;行事灵活在人际关系中左右逢原的人,总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能说会道(包括假话、大话、空话)又有一定鼓惑力的人,总能得到较多的人气。从人才标准上讲,这些人都不是人才,但总会得到一些人、一些群体的认同而形成社会人才观的模糊地带,使人才有了滥用、冒用的称谓。如果一个人愿意深入民间,用他的才能和胆识去团结和带领人民,为实现社会进步的一定目标而努力,那么这类人才就是政治人才,就是社会的领导者,虽然为数不多,但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也不乏其人,他们过着伟大而艰苦的一生,这种人才当然有别于“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人才,他们是自觉“与群众打成一片”,值得社会的普遍爱戴。

人才存在于各行各业之中,但各行各业的人才不可能太多,这是由它个人价值的社会实现所决定的,多数只是人才队伍中的同行,一部分则是人才队伍中的混混。比如教授队伍,真正有本事就是那么一些,靠机遇和人际关系获得升迁,在高速扩张升级的院校特别突出,并有它的特别逻辑,就是一个学校要撑门面,必然要些教授头衔,而且越多越亮丽,学校也就想方设法为个人开绿灯,搞投入。科学技术界也不例外,院士中的造假新闻时有披露,有些人搞科研不行,搞人际关系飞天,就有了为获得院士头衔,围着某些处长转悠的新闻,使一些真正的人才感慨万千,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的遭遇就让他愤然,发誓不再申报院士;材料学科领域的大家李爱珍四次伸报未果,最后成为发达国家的院士。人才在各个国家都有,并且都不会很多,把他们选拔出本来就不是一件难事,但在中国却有另类障碍。

中华民族的人才流失很大,有一流院校成了人才的出口基地,发达国家成了中国人才的收割机之说。当然院校培养的还只是潜在人才、预备人才,但他们却是一个国家现实人才的基础,缺少这种基础,就缺少人才的长期支撑,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有学者对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才进行过问卷,大多数人认为,国内的人际关系是他们一件最为头痛的事,譬如,你做得再好不算数,还必须把人际关系搞得很好,这就为难了人才。当然这种关系不是符合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而是一种在道德和法律关系之外由民间习俗主导的关系,带有某种精神和物质的双层需求,浅层次看,这种关系有它存在的理由,深层次看,完全有悖于人的共同理性,这种人际关系已经到了真正改变它的时候了。(20858字)


(本文系作者《人性之本的破解与延伸》一书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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