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北平:人性的外在表现梳理

————中华民族的人性特征及改造之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72 次 更新时间:2021-04-25 21: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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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平  

  

   外国朋友就中华民族的气质、性格等方面有过很多的评价,外国人看中国人也许更为客观一些,如同中国人看外国人一样。中国有句古话叫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尼克松先生作为中美关系的破冰之人有过这样一段评价,他说“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尼克松的这段话虽然说得有些刻薄,但也不完全失实。其中他前面的几句其实并不是他的原创,而是引用了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的话。亚瑟·史密斯19世纪曾在中国居留五十余年,1890年起他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中国北方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人的文章并引起轰动,后于1894年整理出版了《中国人气质》一书,被公认为近现代研究中华民族性最详尽、最切实的著作,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多次推荐,网上有人把这本书疏理出27个观点在国内进行问卷,其中死要面子、诚信缺失、隐晦曲折、信仰含混、冷眼旁观、生性多疑等6项超过60%的认同,而“死要面子、诚信缺失”两项分别达到86%和78%。

   一位外国人百年之前对中国人的评价应该不存在着当代人的偏见,而且这位传教师来到中国,从地位上讲应该多与旧中国当时的上流社会打交道,结交的多为体面的人群,文化程度也就远远高于平民百姓,其体验也就更具前驱性而无意于褒贬之嫌。多年生活在国外的一位学者高远就当代外国朋友评价中国人的很多言论,从正、中、反三个类型作了十七个方面的梳理,其中正面的五个方面,中性的七个方面,反面的五个方面,读了之后也觉得没有多少冤枉中国人的,其实这些评价与国内的一些学者相比较,并无过之而不及,譬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李宗吾的《厚黑学》、黎鸣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21世纪中国人应当怎样变得聪明起来》(2003年华龄出版社)等等,包括鲁迅作品中的阿Q、祥林嫂、孔乙已等系列人物形象,展现出的都是中国人的人性表现。当然外国的有些评价如兰德公司的评价则有立场之嫌,不能十分信人而充满了偏见。

   这里就中国人在人性方面的外在表现,从历史和社会观察的角度上再做些梳理。

  

   1、吃苦耐劳中的炫富心态

  

   中国人最能吃苦耐劳为世界所公认,十九世纪中叶在美国的西部铁路建设、矿产开发和大规模的垦荒中,最苦最累的活都是中国人做成的,犹太人与中国人共事,也最钦佩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只要有活干能糊口,没有中国人不愿意去的地方,也没有中国人不愿做而做不成的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说是湖南人的品格,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品格。上世纪初叶,华人华侨就开始有规模地走遍世界各地,不是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的输出,而是吃苦耐劳精神的输出。古代丝绸之路遥远而艰险,中国人用双脚把它开辟了出来,除了航海就是陆地,考验的都是中国人无穷无尽的耐力。中国人带去的是丝绸,带回的是财富,他们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之中,在大漠、戈壁和山脉之间穿行,一代一代人就生死在那里。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就把打火机、纽扣、服装做遍全球,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凝结的是中国人的体力和精力不分昼夜地双重付出,特别是在高温下的工程工地,中国的农民工就像一尊尊古铜色的雕塑耸立在那里,把一栋栋建筑向上托起,任何一个民族与此相比都会相形逊色。

   在吃苦耐劳中,中国人养成了精打细算和省吃俭用的传统。中国的家庭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在没有做成以前,精打细算和省吃俭用是妇女们操持家务的主要办法。中国的传统妇女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家庭好她们就好,家庭不好她们就一辈子受苦受累。三从四德,相夫教子,赡养父母,她们的一生都在家庭中煎熬,直到耗尽她们生命的全部能量。中国邵阳的传统工匠在外谋生,有一个盐蛋吃三月的美谈,上一代人艰苦创业可以苦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便是死,也要死在吃苦耐劳、创家立业的路上,也要让家庭脱离苦海。

   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使中国人能在极度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抱成一团,中华民族每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就会成为社会的一种自发号召,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使这个民族临危不倒,生生不息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悲歌前行;遇到大灾大难,中国人能够不计前嫌,相互帮助、相互搀扶,共度难关,包括民间的红白喜事,只要有人手需要,哪怕平时积怨再多、仇恨再深也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8·13文川大地震,全民捐助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包括残疾人、孤寡老人的捐款,这让很多外国人难以理解,很是震惊,甚至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中国人一旦脱离苦难的日子就会发生变化,“人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吃饱喝足,出人头地”,这种意识会像孢子粉一样在空气中散发开来,适合于任何土壤的生长而发酵成为民间谚语和信条,炫富也就成为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种心态,成为他们苦难以后的满足、放松和放纵。

   中国人炫富与吃苦耐劳一样,可以到达无以复加的程度,南宋《世说新语》有个《石崇斗富》的记载,石崇与皇舅斗富,竟然当着皇舅的面敲碎皇室贡品;请人吃饭,斗富斗到可以杀婢取乐的程度,后来虽被朝廷诛杀,但丝毫没有让中国人的炫富有所收敛。中国人炫富可以一掷千金,可以倾家荡产。中国的一些暴发户,买了豪车,好好珍惜,好好享受也无可厚非,但非要在大路上狂奔,“碾伤不如碾死”不仅仅是一种传言,而是一种心态,一种选择:买足保险,碾死了有保险理赔,一次清算,不留后遗症,比起应付伤残后的麻烦要轻松得多。就连为富人各级官员开车的司机们也会变得高大起来,说话做事有一股狂气。中国的富人养名犬恶犬的不少,恶犬伤人,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赔点钱了事,当然罪不可赦也没有办法,坐几年牢出来还是富人,还是可以享受。

   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都是底层社会的富人,乡里乡亲,算起来可能都有亲戚辈份关系,但对待乡里乡亲,行仁者有,但作恶者不乏其人,而且剥削和压迫不择手段,弄得民怨沸腾,也就有了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的感叹。这些不争的事实往往又不为后人所记取,甚至强词夺理去以偏概全加以美化,说是没有地主和乡绅就没有社会文明的进步,也不知道是哪门子逻辑。

   中国人的财富感特别强烈。一旦富了,除了满足高消费之外,最热衷于各类把玩,特别是收藏。收藏不是为了纪念和研究,而是为了财富增值,于是炒作也就随之而来。一件文物、一块石头,吃又吃不得,用又用不得,几经炒作,价值连城。说是文物、石头值钱,还不如说是有钱人在寻找一种凝结财富的工具:一堆钱放在那里不好收藏,一幅画也就方便多了。中国的一些富人藏富手段无奇不有,敛财也就花样翻新,上至何珅之流,下至沈万三之类,近至赖小民之尔,都是些富可敌国的人物。其实随着文化艺术的普及,现代人的艺术成就并不逊色于古人,加之高仿精科技的出现,什么古董都可以再生,收藏那些字画无非就是一张纸和对一个人的纪念,没有更多的财富价值,天价收藏意义何在?如果有钱人要想财富更有意义,还不如去保护一方水源,修造一方林木。一方水源,一方林木能够留存上千年,惠及几代人,你的生命意义也就在千年时光里留存,财富也就有了它的价值,又何必去做那些炒作呢。当然炒作的目的免不了炫富,某人上千万购得一幅画,某幅画从几千元变成上百万元,收藏的人也是很有面子的事。

   炫富如果只是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那也无伤大雅,但问题就出在民间,大富大斗、小富小斗,不富也斗。如果你骑个自行车跑在路上,瞧不起你的可能不是富人,而是平民,就连放个鞭炮这种平常事,也要明里暗里较个劲:你放得多,我比你放得更多。有些人一生不养父母,死的时候也要拼个热闹,讲个排场。炫富从一些小事中漫延开来,生成的就是面子观,面子观又进一步催生炫富的大众化。再穷不能穷面子,“在家扒辣子,出门摆架子”也就成为中国民间的一种传统生活方式,“骑马没有撞亲家,骑牛撞亲家”在中国古人面前是件很丢脸的事,但在国外可能是件很有创意的事。有面子在,什么话都好说,什么事都好办,一旦撕破面子,情况马上逆转,就有了中国邻里恶语相向、粗鄙漫骂的场景出现。

   康熙年间有一则故事,说的是当朝宰相张英家人要盖房子,地基与相邻的叶秀才墙体相连,张家挨墙开建,但叶秀才非要张家留下一条通道,官司打到衙门,张家写信给张英,请他通过衙门从中疏通,张英在回信中写了四句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结果张家让出了三尺地基,叶秀才也主动让出了三尺地基,并且重修了围墙,有了一条新的通道。“六尺巷道”的典故也就成为千百年来家喻户晓的美谈。这件事表面看来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和叶秀才的礼让在起作用,其实仔细想一下仍然是面子在起作用:你宰相给我叶秀才一个面子,我叶秀才也给你宰相一个面子。还应该进一步看到,“宰相肚里能撑船”在中国也是民间一种很光彩的面子。其实在这件事上,正常的处理办法应该是仔细评估一下这三尺地是否该让,如果让得合理当然要让,让得不合理也要让的话,这可能涉及到公共利益,即大家都需要在这里有一条通道。理说通了,有了共识,双方就会心平气和地加以解决,也为民间办了一件实事好事,树立一种说理办事的榜样,但张家、叶秀才、衙门都没有这么做,而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了事。

   社会风气好时,面子能够化解一些问题,不好的时往往又会重新翻出来,把问题做大做强,所以“六尺巷”的故事始终不能成为中国民间建筑的规矩。中国历代民间集镇的房子建得很密,你挤我、我挤你,无非就是挤点地盘,争点利益,其实人挤在一起,口角杂、是非多、爆发力强。中国人不太愿意打官司,除了打官司很难以外,也觉得那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但一旦撕破了面子,中国人又很能打官司,一直可以打到倾家荡产。

   中国人请客送礼成风,结婚升学,建房开业,生子生日等等,涵盖了人的生老病死的全过程。本来这些事都是个人的私事,有钱就办,无钱就不办,但为了面子大家都想办。办来办去,有的人总是吃亏,有的人借此渔利,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就是不好意思讲出来。当然从中渔利的人从来都不觉得不好意思,找个理由三番五次的又来办,“面子”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块遮羞布。

   中国人能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抱成一团,并不是一种自觉行为,而是巨大的生存压力形成的结果。这时候,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都能不计前嫌,共渡难关,这就养成了中华民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民族心理,就有了国难当头强盗土匪参与抗击外来侵略的事实。但如果把这种心理反过来看,就是不到最困难的时候大家团不到一起来,就是一盘散沙。“置之死地而后生”语出《孙子·九地》:“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孙子又说:“吾将示之以不活”,以激发起士兵的斗志,速战速决,才有可能生存下去。鬼谷子创立的纵横术,诸葛亮推行的联魏抗曹,韩信策划的“背水一战”都是对这种民族心理的成功运用。

  

   2、重情重义中的善恶不分

  

重情重义在中国民间有着深厚的根底,几千年以来,都是家庭传统道德教育和村规民约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一块埋在心里的口碑。现代社会,城市人虽然口头上不太讲重情重义,但个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看重情义,人情圈,义气圈,同乡圈,不但流行民间,而且也在学界、商界、政界之间盛行,包括很多青少年犯罪都与一个“义”字联系在一起。从思想根源上讲,重情重义来自于孔孟之道的仁义礼孝,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皆,舍生而取义者也”。司马迁也称赞:“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亡也哉”。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尚好的成语,说的是情与义之间的联系,即恩小但回报要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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