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白乙:变动中的中欧关系及其基本走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8 次 更新时间:2021-06-07 22: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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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白乙  

  

   近一个时期,中欧关系发生的几件事引起人们的困惑与担忧。2020年底,双方达成《中欧投资协定》。2021年3月22日,欧盟以“侵犯新疆人权”为藉口对4名中国官员、1家实体实施制裁,乃近30年来首次。中方随即宣布对少数恶意宣传虚假信息的欧方相关议员、学者和实体予以制裁。4月7日,在与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中,默克尔再次表示“欧中加强对话合作,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对世界有利,德方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相隔不到10天,习近平又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中法德领导人峰会,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中欧关系、抗疫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法德领导人均表示愿与中方加强多领域合作,共同推动《中欧投资协定》尽快批准生效和中欧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5月4日,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对法新社记者言称,“鉴于目前欧盟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中国实施反制裁,包括针对欧洲议会成员的反制裁,这样的环境不利于批准协议”。不到一天,欧盟对外发布书面声明说,舆论对东氏谈话的解读不准确,批准过程不能与更广泛的中欧关系分开,“批准的前景将取决于局势的演变”。

   中欧关系的一波三折似乎印证了时下国际形势特点——“可确定的唯有其不确定性”。然而,中欧关系的不确定性何来?下行的限度何在?作为最大的外生变量,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主导欧洲和影响中欧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从欧盟内部权力机制、欧洲制度文化的特性以及中欧、美欧关系基本矛盾的变化谈起。

   一、中欧关系的“一体多面”

   谈到国际关系,其本意在于解析国家之间多维互动的状态与规律。当代国际关系早已超出这一古典定义,概因“关系主体”出现较大的嬗变,而中欧关系的复杂性正是由于欧方关系主体的复合叠加所致。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对欧关系始于同中东欧、北欧国家、瑞士先后建交,与英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以及1964年中法建交。从1975年与欧洲共同体建交开始,中欧关系进入“双轨并行”阶段,但国别关系所占比重很大。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正式形成经济、政治、司法的超国家联盟。截止于2013年,欧盟经数度扩容,成员国由最初的6个增加到28个。2020年英国正式“脱欧”后,欧盟GDP总量(12.28万亿美元)仍占世界总量(83.84万亿)的14.65%,是全球前三大经济体之一。欧洲联合的历史性进步,不仅使其自身实力和全球影响倍增,也使得外部世界与之打交道的维度、重心不得不发生改变。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先后从相对简单的双边层次转向更加复杂的多级层次来处理涉欧事务,并更加重视欧盟作为各成员国利益“整体性代表”的合法地位。

   尽管如此,欧盟“这个多国的、多层的、变化中的、时分时合的政治行为体”,仍较于主权国家而言显得很难捉摸,其交替使用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行为方式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协商决策规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仍然是不小的挑战。①首先,欧盟是通过法律约定建立起来的特殊联合体,它既非民族国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是通过制度性合作网络实现部分主权共享和一致行动的超级力量,其决策权力由联盟机构、成员国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专业机构分享。通俗地说,尽管“把蛋糕做大了才会有更多的刀叉”,但“七嘴八舌”的参与也让做大和分配蛋糕的过程过于复杂,甚至令放弃蛋糕的过程也变得超级繁琐。从全民公投到正式“脱欧”的4年中,英国举行过两次大选,换了3任首相,与欧盟进行的谈判难以计数。在2020年1月“脱欧”之后,英欧还就双方“分手费”进行线下和线上谈判就达10轮以上。由此可见,欧盟的超大超强来自其聚合性,它得之不易,弃之亦难,独成一统,别具“韧性”,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或任何政体都难见的“后现代政治奇葩”。其次,欧盟内部成员国关系存在“原则上平等”和“事实上层级化”的悖论。法、德两家因其规模、实力和历史性地位,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直起着核心作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欧洲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为此,欧盟召开紧急峰会并出台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助计划,总额达7900亿欧元。然而,这一成果是经过为期4天艰苦磋商才取得的。其间,“节俭四国”荷兰、奥地利、瑞典、丹麦反对向亟待救助但债务高企的南欧国家直接拨款,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则主张无条件分享复苏基金,反对将其与本国法治实践挂钩。经过德、法两国分头说服后,各方才达成妥协。②这个案例不仅再度证实“多速欧洲”必然派生“多元欧盟”的逻辑依旧成立,也揭示出各国在联盟层面为切身利益激烈博弈的现实图景。当然,每一次挫折和危机最终都会将欧洲联合进程推进一步,大国、强国因其关键性贡献而尊享战略性红利,小国、弱国也通过讨价还价伸张其相应权益。③再次,正是由于上述多源和多样的动力输入,欧盟对外政策的出台过程也必然呈现高度复合及相应迟滞等特色,它一方面会导致欧盟对内外危机(如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疫情危机)的反应和管理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还会因外部的撬动作用加剧成员国分散行事,削弱其“一致对外”的政治意志。从本世纪初围绕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到中东难民逃欧危机,欧盟一再被撕裂为“新”“老”两个欧洲,其内部认知鸿沟、制度缺陷在外部冲击下暴露无遗。④

   简而言之,欧盟本身是一个复杂力量的集合体,它通过成员间协商,以制度建设为途径规范和整合各方利益、观念意识、行动能力。在这个“仍在路上”的建构过程中,各方之间的差异性带来多重政治博弈,只有用超级繁复的游戏规则来体现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这也造成欧盟权威性、生命力存乎于自身的不稳定性当中。面对当前中欧关系出现的复杂、多变现象,我们必须“由表及里”地看待事态发生的机理,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欧盟的特性,以超常的耐心和高超的能力去作出回应。

   第一,要冷静地对待欧盟关于中国的新定位。2020年9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咨文,称中国为“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这一表态反映了欧盟对华认知的重要转变。客观而言,中国的整体实力持续走强,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新产业革命的主要推手,在某些应用技术、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位势发生显着变化,已经形成与西方发达国家“并跑”甚至“错肩领跑”的身姿。⑤欧方这样贴标签,是在一定程度上正视中国的强者地位,我们既不必“心惊肉跳”,也不必“沾沾自喜”。欧方抛出的三顶帽子虽有“过誉”之嫌,却有提示我们及时调整和适应与其相处“新常态”的好处。为了与我展开全面竞争,欧方会加快提升其市场体系、法律体系、安全体系的一体化程度,同样在“堵漏洞”“补短板”上下功夫,特别是在多边、双边和全球层面对华“定规矩”“讲原则”。当然,欧方提出“谈判伙伴”这一定位也明确规定了与我博弈的限度,是通过谈判来达到“斗而不破”的结果,只不过经验老道的欧洲人更为难缠。

   第二,要冷静地看待欧盟的“两面三刀”。以上谈及欧盟内部利益竞争原理及其对外交影响,无一不会体现在其对华关系的动态调整过程中。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绩斐然,匈(牙利)塞(尔维亚)铁路、(希腊)比利埃夫斯港等一批基础设施旗舰项目为该地区发展助力引航。⑥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情况下,中欧班列开行超万列,抵达欧洲21个国家、92个城市,运送货物90余万标箱,同比增加54%,为稳定中欧之间供应链和双方货物贸易逆势上扬发挥了关键作用。⑦尽管这些互利共赢的结果对改善相关国家发展水平和抗疫斗争作出显着贡献,但欧盟却并不领情,反而多次质疑中国的合作动机,并加大干预力度,用各种藉口加以排拒。有些参与“17+1”合作的国家还搞“两面下注”,分别向中方和欧盟增加诉求,甚至藉机向无关的第三方献出“投名状”。⑧对此,我们要理性看待和适应。欧盟本身及其他合作网络实属利益交换平台,各方经常性打破平衡是为了博取更多的实惠,这既是欧洲发展现实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对欧合作深入发展和变化的必然产物。只有对此保持宽谅之心,才能摆脱暂时的困难和干扰,在对欧合作问题上保持定力和韧性。

   第三,要妥善处理“和”与“斗”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和”的方面说得多了,再谈“斗”就显得有些扎眼。其实,没有矛盾,任何事物就会停止运动,有矛盾就有斗争,这是不依人们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或消失过,只不过现在双方摆在台面上的“斗”多起来。问题在于中欧之间的斗争究竟属于怎样性质?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在笔者看来,中欧之间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安全冲突,相反还具有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等现存多边国际秩序等共同目标,需要彼此藉重,遥相呼应。中国始终坚持“支持一个团结、联合和稳定的欧洲”立场,欧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也是与中方认知、立场交集最多的一家。近来中欧之争一面有所显现,最主要的原因是欧洲人对华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表示要“告别幼稚”,还错误地转向对华政治围攻,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采取的反制措施不仅展示鲜明的立场和斗争决心,同时也是为维护中欧关系大局而“纠偏”的正常举动。中欧关系的内涵很丰富,共生利益强大,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不应也不会成为双方互动的主流,而“以斗求和”将是二者最终的理性选项。

   二、中欧关系与世界大势

   在历史和现实中,任何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联系,都是在相互瞭解、判断和作用中来完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时代背景不仅加剧了中、欧的忧患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欧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同时,未来全球发展的大趋势也必然对它作出限定和制约,使之沿着“竞争性依存”和“动态性再平衡”的方向演进而不致“脱轨”。

   首先,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扑面而来,各国特别是超大型经济体纷纷加大在前沿性技术和新兴产业领域的投入和竞争,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区块链、量子计算与通信、生物技术、新能源利用等战略制高点上展开异常激烈的争夺,未来全球经济形态、产业链布局以及人类生活样式将持续发生重大变革。同时,这些技术的跨社会应用及其应用市场的扩散必然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去中心化”要求,国家、区域合作机制乃至欧盟这样的超国家行为体都必须对“求发展和保安全”的历史性命题作出恰当的回应。⑨在“数据为王”的智能化时代,美国凭藉谷歌、亚马逊、脸书、字母等一批数据业务超级企业占据霸主地位,中国通过海量数据和巨大的应用市场培育竞争优势,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第一、企业数量第二的新兴科技大国。相较之下,欧盟及其成员国囿于其制度文化和法律限制,未能形成相应的产业集群和内部大市场。然而,这未必意味着欧洲人将在数据化竞争中完全败阵。欧盟正在开启数条战线的反击,一是加强数字经济监管,在全球率先推出《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以夺回其“数字主权”并影响全球数字市场规则与治理;二是即将起征“数字税”减少对外国公司的数据依赖,保护自身的数据安全;三是与具有超大应用场景优势的中国建立务实合作关系,以回应欧洲中小企业智能化创新的需求。⑩与此同时,欧盟新近出台的“绿色新政”大致勾勒出以氢能发展为突破口,形成全球前沿技术“第三极”的构想,并计划为此持续投资4700亿欧元。相对于美(页岩气产业为主的能源独立)、中(化石能源仍然占比75.6%),以德、法为主的欧洲清洁能源战略将着眼航空、交通、制造业的“去碳化”转型,奋力打造氢燃料制成、运输、储存的全产业链生态,以其深广的应用性引领全球新一轮绿色能源发展和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竞赛。?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全球治理规则和标准的影响力,还是就潜在技术创新实力而言,欧盟都是不可忽略的强大竞争者。它不仅会给中国带来外在压力,同时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和追赶对象。

其次,全球秩序和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动,多重“失序”危机催生新制度、新规则。从全球范围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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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评论》2021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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