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欧盟对华认知出现偏差，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损害了欧盟的经济竞争力，其发展挑战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削弱了欧盟的战略地位。在此基础上，欧盟积极推进“印太战略”，加强跨大西洋对华政策协调，以更具“对抗性”的姿态对中欧经济关系进行“再平衡”。在欧盟对华政策地缘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的情况下，中欧关系出现“安全转向”，经贸关系的紧密程度下降，务实合作受意识形态分歧的冲击加大。但中欧关系有着强大内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双方都是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欧盟需要与中国合作来共同解决全球问题，欧盟的对华政策调整存在约束。

关键词：中欧关系；欧盟；对华政策；国际秩序

中欧关系关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但近年来呈现出紧张态势，面临新问题新挑战。许多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变得更加强硬，并制定了专门的对华战略方针。在2023年10月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之后，欧盟于2024年2月至4月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又在《外国补贴条例》（FSR）下对中国企业连续发起5起反补贴调查。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彦辞（Jens Eskelund）甚至认为，中欧之间可能爆发全面贸易战。2024年5月29日，欧洲工业圆桌会议（ERT）对近60名欧洲大型跨国企业负责人进行访谈，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三年的中欧关系将更加恶化。“近年来欧盟在经贸领域、地缘政治议题上都加大了对华施压力度，声称欧洲安全和“印太”安全密不可分，欧盟必须被视为印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参与者。欧盟及其许多成员国对中国的主要定位越来越从“经济伙伴”转向“多维度的制度性对手”。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是欧盟对华认知出现了偏差，难以理性看待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甚至趋向于将自已所面临危机的根源指向中国，强调要加强与中国竞争。甚至有分析认为，中欧关系未来也会像中美关系一样，竞争成为决定性因素。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欧关系未来演变的前景及像中美关系一样转向竞争主导的可能性。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欧盟对华认知偏差

当前欧盟的中国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在过去十余年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增长，影响世界的能力也呈指数级增长，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关键的全球参与者和领先的技术力量。”所以欧盟不能仅将中国视为贸易伙伴，必须认识到中国同时也是技术竞争对手和军事强国，更是一个对世界秩序有着不同看法的全球参与者。在这种认知下，欧盟的政治精英层强调中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之间的平衡已经发生偏差，认为中欧关系中的问题不再是欧盟如何在中国获取利益和机遇，而是中国如何挑战欧盟的利益和未来，要正视与中国打交道带来的挑战与风险。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损害了欧盟的经济竞争力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从2013年到2022年，中欧贸易总额由3736亿欧元增加到8578亿欧元。同时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也在成倍数扩大，在2022年已接近4000亿欧元，而在2013年仅为1000亿欧元。欧盟认为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中国企业依靠政府给予的大量补贴占据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并导致了“过剩产能”，这“扭曲”了全球市场，损害了欧盟的相关产业。2017年，欧盟在首份“关于中国市场存在严重扭曲”报告中将中国经济模式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认为政府持续对资源的分配及其价格发挥决定性影响，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定价，由此造成资源与生产要素的扭曲。2021年2月欧盟在其发布的贸易政策文件中又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模式“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构成挑战”。2024年4月，欧盟出台第二份“关于中国市场存在严重扭曲”的报告，长达712页，新增了电信设备、半导体、铁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五个行业的专题，认为中国政府的“扭曲补贴”正从传统工业制造业扩大至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欧盟看来，中国不仅“扭曲”了欧洲市场，更“扭曲”了中国市场，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遭遇持续困难，政府对外国企业进行正式和非正式限制，例如限制外国企业参与公共采购招标、有选择性地对外国企业发放许可证以及实施特殊标准，致使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更加高品。与此同时，欧盟将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错误地理解为“安全压倒市场”，认为中国对国家安全、技术自主和社会稳定愈加重视，一旦当这些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发生冲突，中国很可能会优先考虑前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甚至声称中国正进入一个“安全与控制”时期。

（二）认为中国的发展挑战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欧盟之所以把中国定位为“制度性对手”，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度”的活力与“中国道路”的成功，让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看到了不同于西方的治理模式和现代化道路，并展示出了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这让欧盟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认为中国在更加主动地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在全球推动另一种治理模式，以致削弱了西方制度的信誉。如果说二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拉开了“第一次制度竞争”的帷幕，并最终以苏联解体落幕，而“第二次制度竞争”在20世纪70、80年代发生在西方内部，是英美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与德法为代表的欧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之争，并不危及整个西方的国际地位。当前“中国模式”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方面取得的两大世界奇迹，则被欧盟视为西方面临的“第三次制度竞争”，欧盟并没有信心赢得优势，担心中国在科技创新、经济活力和市场效率等方面战胜西方，以及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超过西方，欧盟认为这带来的根本挑战是，支撑西方民主制度的自由和法治等价值观是否还有未来？

正是这种深深的制度不自信和挫败感，使得欧盟越来越奉行“制度竞争”甚至“制度对抗”的逻辑，声称国际秩序的未来之所以处在十字路口，就是由于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制度对抗正在明显加剧，尤其是把中国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努力，曲解为是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hierarchical）国际秩序，与欧盟坚持的利益和价值观背道而驰。

（三）认为中国的对欧政策削弱了欧盟的战略地位

欧盟认为中国把自己视为不断衰落的力量，质疑中国对欧政策的战略性。认为中国将俄罗斯视为天然合作伙伴，将美国视为首要竞争对手，而欧盟仅被视为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灰色地带（gray zone），在大国竞争之时才竭力拉拢，阻止其与对手结盟，中国并未将欧盟看作一支独立的国际性战略力量，对欧洲加强战略自主的支持最终目的是制衡美国，或是让欧盟成为中美关系恶化的缓冲。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在2023年10月赴华出席第二十四届中欧峰会前表示，“我们希望中国更加认真地对待我们，不要再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来看待我们。”在具体政策上，欧盟认为中国试图利用欧盟内部的分歧来进行“分而治之”，从而为自己获取地缘政治利益。这体现为中国更加重视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而非加强与欧盟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中国的“分而治之”策略已经起了作用。

欧盟认为中国不能正视其合理的安全关切。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欧盟就已开始评估供应链风险，先后发布两份关于“战略性依赖”调查报告，统计出欧盟有高达137种高度依赖外国供应商的产品，且多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品过度依赖单一市场，欧盟认为供应链存在巨大风险。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促使欧盟全面审视经济安全，认为其对供应链安全的关切具有正当性，不同意中国将其归结为这是“受美国影响”的看法。在欧盟看来，中国与俄罗斯深化贸易关系，是没有重视欧盟的安全问题。欧盟甚至把中俄关系看作是中欧关系面临的最大阻力，甚至宣称如果中国不向俄罗斯施加影响力，解决乌克兰危机，中欧关系的正常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二、认知偏差下的欧盟对华政策调整

欧盟在对华认知偏差下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积极推进“印太战略”

中国从未把欧盟视为竞争对手，而是将其视为全面战略伙伴，坚持以开放的姿态、务实的举措深化中欧各领域合作。但欧盟要在大国竞争时代成为更强大的地缘政治参与者，越来越多地介入亚太安全事务并干涉中国内政。2016年以前，欧盟并未重点关注亚太地区安全议题，在南海问题上，欧盟明确表示对南海各方的权利主张不持立场。2016年后，法国、德国、荷兰等国不断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陆续发布“印太战略”，主动介入南海议题。2016年7月欧盟发表正式声明，宣布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2021年9月正式出台《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报告》，强调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直接影响欧洲的安全与繁荣。

欧盟及其成员国推进“印太战略”的措施具有明显军事化色彩。法国声称自己是“印太”国家，于2021年2月派遣“翡翠”号核潜艇和“塞纳”号支援舰前往南海进行所谓的“巡航”，仅隔一周后，又派遣两艘舰艇前往亚太，并两次穿越南海，与美日进行联合军演。在军事上相对保守的德国也一反常态，于2021年8月将“巴伐利亚”号护卫舰派往亚太地区，这是德国军舰近20年来首次驶入南海。

在乌克兰危机刺激下，欧盟更加强调亚洲与欧洲之间安全的相互链接，认为欧洲的安全不再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以往按区域划分战区来应对安全威胁的想法已不再可行，一切都已经相互交织。由此，欧盟认为推行“印太战略”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快速上升，鼓励成员国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2022年8月，德国派出13架战机远赴澳大利亚参加联合军演，这也是德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将战机派到亚太地区。2023年3月，欧盟与美国首次在亚太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就连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在亚太安全事务上并不特别活跃的国家也派出海军舰艇。2024年5月，德国海军再度进行“印太部署”，派出2艘军舰参加亚太地区的5场联合军演，届时德国空军也将派出30余架战机赶赴亚太。

（二）加强跨大西洋对华政策协调

当前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不仅呈现出更机制化的新特点，所涉及领域也不断扩展，包含了意识形态、经贸政策、技术竞争和地缘政治等多个方面。欧盟与美国启动的“中国问题高层对话”（U.S.-EU Dialogue on China）自2021年5月举行首轮对话后，至2024年4月已开展六轮对话，这一对话渠道日益制度化、常态化。历轮对话紧密围绕中国，覆盖了经贸、技术、价值观、多边主义以及外交与安全政策等议题。每轮“中国对话”完成后，第二日即举行“印太问题高级别磋商”，体现出要将对华“共同理念”尽快转化为“共同举措”的意图。

欧美还设立了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这一新合作机制，从2021年9月的匹兹堡到2024年4月的鲁汶，双方已在TTC框架下完成六次部长级会议，形成一年两度的协调与会晤机制。其成立的十个工作组，一部分针对欧美之间急需解决的贸易和技术分歧，另一部分则是应对所谓的“挑战”，以确保技术安全、供应链安全和贸易市场安全等。在第一次部长级会议的联合声明中，虽明确指出针对所谓的“强制技术转移”“市场不公平待遇”等“非市场国家行为”，并未直接提及中国。但在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的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就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指令以及其他非市场政策和行为达成共识”。2023年1月，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Thierry Breton）在华盛顿出席活动时，声称欧盟将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技术限制，确保中国无法获得最先进的技术。正是在欧美对华政策协调框架之下，荷兰政府于2024年1月撤销了阿斯麦公司（ASML）两种最先进光刻机的对华出口许可证。

同时，欧盟跟随美国加大了对中国企业的制裁。美国一直宣称中俄贸易“损害”了欧洲安全，努力说服欧盟与美国一道制裁中国相关企业。2024年5月31日，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Wally Adeyemo）在柏林访问时，敦促欧盟与美国共同制裁中国企业，宣称中国企业要么在跨大西洋市场做生意，要么为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产品，不能二者兼得。欧盟在逐渐接受美国将中俄贸易与欧洲安全相关联的说辞，开始跟随美国的步伐加大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继2024年2月在第十三轮对俄制裁中首次将3家中国大陆企业和1家香港注册企业列入制裁名单后，在6月24日公布的第十四轮对俄制裁中又将19家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

（三）以更具“对抗性”的姿态对中欧经济关系进行“再平衡”

欧盟滥用贸易政策工具针对中国企业。2022年欧盟实施了177项贸易救济措施（相比2021年增加14项），其中对中国实施的数量最多，多达79项。2023年10月，欧盟在缺乏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于2024年7月5日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2024年2月16日，欧盟首次启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展开反补贴调查，最终致使该企业撤回了保加利亚列车项目投标随后欧盟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连续对中企发起4起反补贴调查，涉及光伏风力涡轮机和安全设备等中国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外国补贴条例》生效后，欧盟总共发起的5起调查全部指向中国企业。

来自中国的投资也更容易受到欧盟监管部门审查。根据法国央行的统计数据，2021年中国对欧投资中有16%的投资受到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合作机制审查，而美国的对欧投资中仅有11%受到审查。并且在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中，所有官方阻止交易的投资中，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在中国对欧主要投资国德国，其监管部门仅在2023年第一季度对外国投资开展的11项深度审查中，有10项来自中国。芬兰政府也表示，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相比，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审查更为重要。鉴于2020年10月生效的《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并未强制成员国采用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仅建立了审查合作机制，欧盟又于2024年1月推出“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其中第一条即为加强外国投资审查的立法建议，要求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建立外国投资审查机制，持续扩大审查范围、强化审查规则。2024年4月，欧盟首次启用《国际采购工具》（IPI），指控中国的医疗器械采购市场对欧洲公司和产品存在不公平歧视，希望以此类调查促进中国的市场开放和公平准入。

欧盟也明显增强了对华技术出口管制。长期以来，欧盟都是中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来源地，但现在欧盟越来越以经济安全为借口限制对华出口技术和设备，趋向于采取泛安全化的政策举措。2022年，中国在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与欧洲拟定的16项交易中，至少有10项无法顺利完成，其中对半导体企业的收购遭到了欧洲监管机构最强烈的阻挠。与此同时，欧盟还在制度层面加强对华出口管制。2023年10月，欧盟基于《经济安全战略》推出了一份“关键技术清单”，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在内的10项技术，声称要防止这些技术落入竞争对手之手。2024年1月，欧盟在推出的《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中继续呼，要加大力度保护敏感技术。尽管欧盟并未点名任何国家，但欧盟政界和经济界普遍认为这主要是针对中国。与此同时，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前欧盟主要成员国反对将特定国家或特定企业排除在欧盟共同市场之外，但在2023年6月，欧盟以所谓“安全风险”为由将华为和中兴等中企视作“高风险供应商”，督促成员国继续限制或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5G网络建设，德国政府也回应欧盟的要求，决定将来自中国供应商的关键部件从5G核心网络中剥离。

三、对中欧关系影响

中欧关系的稳定建立在三大支柱的基础之上。支柱一是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矛盾，双方可以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在广阔的领域进行务实合作；支柱二是欧洲一体化促进世界多极化，一个团结强大的欧盟在客观上对美国霸权是一种平衡；支柱三是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双方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是天然合作伙伴。但随着欧盟对华认知出现偏差和调整对华政策稳定中欧关系的三大支柱受到冲击，中欧关系经历深刻调整。

（一）中欧关系出现“安全转向”

在欧盟看来，随着中国更加坚持自身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模式，“以商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的对华政策理念已经过时，欧盟需要新的对华政策框架。2022年10月，欧盟召开外长会议讨论对华政策，明确表示在对华“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的三重定位中，“竞争者”将处于中心位置。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维护安全已经成为欧盟的首要任务，欧盟的政治精英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很有可能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所以必须加强防务能力建设，甚至要转向“战争经济”模式，强调欧盟已不再处于“战后时代”，而是处于“战前时期”。近年来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增加了军费开支，2023年欧盟军费开支达到创纪录的2800亿欧元，并将于2024年增至3500亿欧元，这已远远高于乌克兰危机前2021年的1840亿欧元，且2021年仅有4个欧盟成员国实现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3年已有9个成员国实现该目标。欧盟更是在2024年3月发布有史以来第一份《欧盟国防工业战略》（EDIS），强调面对高强度战争的回归，欧盟必须迅速加强防务准备，要从“紧急响应”状态升级为“全天候结构化防务准备”状态。欧盟对“安全”过分偏执的追求，也直接推动了中欧关系的“安全转向”。2023年5月，欧盟召开外长会议专门讨论对华政策框架调整，博雷利在会后专门刊文表示，新的欧盟对华政策框架建立在解决价值观、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这三类问题的基础上。

在欧盟看来，亚太地区是“世界心脏”和全球经济“大动脉”，欧盟必须积极参与和塑造该地区的安全架构。欧盟声称，“亚洲的安全就是欧洲的安全”，“印太安全已是欧洲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欧盟约40%的贸易要经过台湾海峡，而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非常有限，这给欧盟安全和利益带来了巨大挑战。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盟认为中国与俄罗斯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扩大对俄贸易出口，并加强双方在技术和军事等领域合作，对欧洲安全构成了直接影响。在实施了激进的能源供应“去俄罗斯化”后，欧盟更加需要依靠港口进行能源运输，向乌克兰和北约供应战争物资也需要经过欧盟国家港口，港口基础设施的军事安全价值被“重新发现”，中国对欧盟内部以及周边西巴尔干和非洲等地区关键基础设施的收购，尤其是对港口的收购，就被欧盟视为构成安全风险。

科技安全也成为中欧关系的焦点议题。欧盟认为，敏感技术或两用产品的外流将会对欧盟的经济安全及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欧盟把维护科技安全的目标国重点转向了中国，把中欧科技合作“政治化”“安全化”。2023年6月，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发布报告，声称中国对荷兰经济安全构成了最大威胁，指责中国正通过非法行为来获取欧洲的技术与知识，这将导致欧洲丧失知识与技术优势，从而丧失经济竞争力。同月，德国宪法保卫局也发布报告，声称中国是经济和科学间谍活动方面的最大威胁，损害了德国作为工业和技术中心的竞争力。

（二）中欧经贸关系的紧密程度下降

欧盟对华认知变化使其经贸政策趋向于保守，不断将中欧经贸关系“安全化”“政治化”，渲染与中国进行经贸合作所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欧盟领导人敦促欧洲企业实施所谓的“中国+1”或“中国+n”战略，在与中国保持一定程度合作的同时，积极开拓其他市场，以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实现“去风险”与“多元化”。但欧盟以经济安全为由推行的对华“去风险”没有明确的边界，并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动机，在实践中很容易演变为事实上的“去中国化”。“去风险”策略影响了企业预期，对中欧经贸合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贸易方面，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欧盟对华贸易出口与进口在2023年均有一定程度下降，其中对华贸易进口锐减约1115亿欧元。同时，中欧贸易在欧盟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明显下降。在欧盟向非欧盟国家的年度进口总额中，来自中国的份额从2020年的22.4%下降至2022年的20.5%，下降近2个百分点，但同期来自美国的份额从11.7%上升至13.8%。同样，在欧盟向非欧盟国家的年度出口份额中，中国的份额从2020年的10.5%下降至2023年的8.7%，下降了1.8个百分点，但同期美国的份额却从18.3%上升至19.6%。

在投资方面，中欧相互投资出现下降趋势。根据长期专注于中欧投资关系的荣鼎公司统计，2016年中国对欧直接投资额高达474亿欧元，而在2018年降至197亿欧元后再未超过200亿欧元，2023年仅为68亿欧元，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低投资水平。中国对欧盟电动汽车行业的投资增长迅速，在2023年占到了中国对欧直接投资的70%左右，但近期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打击了中企对欧投资的信心。

欧盟对华投资的“集中化”趋势在明显增强。从企业看，2018年至2021年间，大众、宝马等对华投资最多的十家大型欧企，已经占到了欧盟在华直接投资总额的近80%，而这一数据在2008年至2017年间仅为49%；从国家看，2018年至2021年间，德国、荷兰、英国和法国这四个国家占总投资额的87%，而这一数据在2008年至2017年间为69%。从行业看，汽车行业占据了欧盟对华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且集中趋势仍在继续。

在中欧经贸关系中，德国无疑占据了最重要地位。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欧盟在中国的最大投资者。当前中德经贸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德国对华出口经历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增长，却在2023年下降了9%，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最大降幅。

（三）中欧合作受意识形态分歧的冲击加大

与过去中欧关系的稳定发展相比，近年意识形态因素给中欧关系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原因就在于欧盟要加强“价值观外交”，认为将经贸与价值观分隔开的做法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变化，经贸合作必须与人权相结合。欧盟对华“制度性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所谓“反击”中国的价值观。由此，中欧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受到冲击。

在经济合作上，欧盟频繁出台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法案，干扰双方企业合作。2024年7月，欧盟正式公布《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又称“供应链法案”），将企业供应链问题与人权和环境问题挂钩。该法案要求企业识别、评估并解决运营过程中实际的以及潜在的不利于人权和环境的影响，且这些义务不仅限于公司自身及其子公司，还延伸至整个公司“活动链”中的业务合作伙伴。尽管欧盟的文件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各界均认为这项法律明显是针对中国而设。在供应链中进行如此广泛的调查会给在华欧企造成巨大负担，很可能会迫使其减少中国区业务。2024年2月，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就迫于欧盟在人权方面的压力，退出其在中国的两个合资化工厂。

欧盟对华“价值观外交”也影响了双方的人文交流。2021年5月，欧盟发布《变化世界中的欧洲国际合作战略》，将共同价值观明确为开展研究和创新合作的前提条件，并明确指出要基于“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的定位重新调整对华研究创新合作，敦促高校及科研机构要积极维护人权和价值观，增强安全意识、重视知识产权，在必要时可以限制特定主体参与欧盟的研究项目。由此，欧洲一些大学越来越防范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及学者，中欧机构之间的许多学术合作协议也未能续签。德国教育与研究部长瓦辛格（Bettina Stark-Watzinger）甚至声称，中国日益成为科学研究领域的制度性对手。德国、瑞典和丹麦等国家的一些大学对接收有政府资助的中国学者施加了限制条件。

（四）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约束

当前中欧关系中的竞争性更加突出：但中欧并不必然走向对立，中欧关系有着强大内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欧盟对华政策调整也面临多重约束。首先，中国始终视欧盟为全面战略伙伴，没有将欧盟作为对手。中欧关系是否会走向竞争主导，不仅取决于欧盟的对华政策，同时也取决于中国的对欧政策，中欧关系的最终走向是双方互动的结果。面对欧盟当前“咄咄逼人”的对华态度和“对抗性”的政策举措中国则始终将欧洲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2024年5月，习近平主席时隔五年再度访问欧洲，充分体现了中国对欧洲以及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为主轴，中欧全面重启各层次面对面交流，全面激活各领域对话与合作，中欧关系呈现稳中向上的良好势头。中国以务实行动回应欧盟诉求，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深化中欧经济合作。根据第十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双方领导人的共识，成立中欧金融工作组，加强中欧金融合作，尤其是在市场准入方面开展讨论。2023年11月和2024年3月，中国还分两轮对欧洲11国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为双方人员往来提供了更大便利。不仅如此，中欧在进一步深化在汽车、化工等传统领域合作同时，还加强在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积极开拓双方新的利益交汇点。

其次，欧盟需要与中国合作来共同解决全球问题。中国对于欧盟应对重大全球挑战非常重要，这是欧盟政界的主流共识。欧盟领导人强调与中国在和平、安全以及寻找应对全球挑战的解决方案方面负有全球责任，有着共同利益。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金融合作等方面，已取得积极成果。欧盟十分清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离不开中国。中国相继作出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承诺，也极大鼓舞了全球的气候行动。欧盟还希望与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领域积极挖掘合作潜力，开展更高水平合作。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欧盟也把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作为政策目标，认为多边主义是解决众多全球性问题的有效途径，中欧可以在多边框架下积极开展合作，互为多边主义的重要伙伴。

四、结语

面对大国竞争的回归，欧盟下决心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地缘战略行动者”，而不是沦落为大国竞争的“竞技场”。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的刺激下，完成“再军事化”进入了欧盟的政治议程。当前欧盟在经历着深刻的战略转型，逐渐由一个经济贸易集团转向军事安全集团，纯粹以经济方式与世界交往的时代已经结束。博雷利甚至宣称，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地缘政治欧洲”已经诞生。欧盟要成为一个更强大、更可信的安全和防务行动者，成为一个全球安全提供者。欧盟不断强化地缘政治思维，这是其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重要根源。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需要欧盟形成更为独立、客观的对华认知，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不能因为发展模式或制度不同就把对方视作对手。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中欧合作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性和战略性影响。在当前动荡加剧的国际形势下，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目益增多，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更加凸显。只有将中欧关系更深地嵌入到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对国际体系的维护与改革中，中欧关系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