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陈仲甫:来自独秀山的一块“硬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1 次 更新时间:2021-06-05 20: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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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明  

  

   回眸百年,中共党史上有历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放眼今朝,更有壮志凌云的时代新骄。风流并不总被雨打风吹去,总有一种情怀让人魂牵,总有一种胸怀让人梦绕。这里我们讲述的是陈独秀多彩故事,呈现的是他的家国情怀。如若从其生平中凝出一联,正可谓:“岱宗巅峰苍松劲,独秀山上顽石坚。”如若再从其历史存在中拟出横批,那就是:“百年独秀”。

   ——题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讲党的历史,就不能不提我党的早期领导人“南陈北李”——“北李”是指李大钊,而陈独秀就是“南陈”的指称。

   拟定这个题目,源于两方面的联想:一是陈独秀字仲甫,谱名庆同,安徽怀宁人,因家乡有独秀山,曾自称独秀山民,后又以此为笔名,从此叫响。二是斯大林在《悼列宁》一文中曾称“我们共产党人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加之这位“终身反对派”曾被世人以“硬骨头”作譬,陈独秀本人也曾以“顽石”作笔名,于是就想到以“硬料”一词来形容他。

   1933年,陈独秀在狱中之时,有人为了帮助困境中的陈独秀,出版《独秀文存》(亚东图书馆出版),请蔡元培为该书写序。蔡元培在序中说:“二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警钟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所最不能忘记的,是陈君在芜湖与同志熟人合办一种白话报,他人逐渐的因不耐苦而脱离了,陈君独力支持了几个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后来的学者将这段论述演绎为:“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见刘太希著:《〈无象庵杂记〉续集》,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24-29页。文中有言曰:“蔡元培氏曾言:‘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抗战时,刘湘知独秀贫,托郭春涛赠独秀二万金,独秀大骂不受也。‘才俊天成第一流’,诚非溢美。”)

   毛泽东曾赞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傅斯年先生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章士钊评价他:“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邓小平曾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是不搞阴谋诡计的。”(《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日)

   关于陈独秀,有一种说不尽的感觉。这里,我想通过“五”这个数字来提炼并展示这块“独山玉”的气质与风骨。

   一、青春叛逆秀才郎

   187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安徽怀宁县北门后营的陈家又得一子,取谱名陈庆同,官名乾生,他就是陈独秀。就在同年,远在俄国、对他一生有着深刻影响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也分别于11月9日和12月21日降生了。

   陈独秀出生后的第三年,苏州瘟疫流行,他正在做私塾老师的父亲陈衍中不幸染疫,客死于苏州怀宁会馆。陈独秀的母亲查氏便成了抚育陈家四个子女的寡妇。

   陈衍中去世三年后,小陈独秀的启蒙教育便落到了祖父陈章旭身上。此时六十有二的陈章旭已白须附颏,被本族亲戚取了绰号“白胡爹爹”。他有着独特的个性,在晚辈们的印象中性情严酷。祖父粗暴的教育方式对小庆同叛逆性格的形成影响深远。

   在祖父去世后,长陈独秀七岁并已考取秀才的大哥庆元成了他的代理塾师。虽然陈独秀非常厌恶刻板无聊的八股文,平日里喜欢读一些《昭明文选》等非正统的文章,但出人意料的是,十八岁的陈独秀竟然县试夺魁,考取了秀才。

   次年8月,陈独秀与大哥陈庆元打点行装,第一次离开安庆,到南京参加乡试。气象萧条的南京城、来赶考的秀才们那些剥落斯文雅仪的劣行让陈独秀深深地失望和憎恶。简陋的考棚、食宿之苦的煎熬,全部拥堵胸中,更加激起了陈独秀的“叛逆”情绪。这条千百年来青年们梦想的“学优而仕”的道路他已经不想走了。除了头场作了三篇八股文和一首五言八韵诗外,第二场的《五经》和第三场的策论他都交了白卷。世人极其看重的乡试在他几乎放弃的心态下失败了。

   这次乡试的经历,没有将他向出仕的一极推进,却成了一种反作用力,促使他向另一极行进。在乡试期间,他结识了安徽绩溪的秀才汪希颜,汪师从著名廪生胡子承(晋接)习读新学,崇尚维新,此时他刚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陆师读书。自此,陈独秀开始接触维新思想,顿觉茅塞乍启。

   一接触新的思想,陈独秀便投注了极大的热忱。他崇尚维新,希望自己也和《时务报》和《国闻报》上的康梁一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张其报国思想,扬其资世良策。

   二、五渡扶桑意彷徨

   甲午战后,日本以小国而胜大国,极大地刺激了爱国人士。留学日本在爱国青年中成为一股潮流。

   1901年10月,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的第二个月,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就在留学的第一年末,他参加了由留日学生组织的“励志会”。该会成立于1900年上半年,主要人物有沈翔云、吴禄贞、金邦平等,以勉励学业、联系感情为宗旨。这个被冯自由称为“实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的组织也有一定的文化建设活动,如出版《译书汇编》,收入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西方民主思想著作。还办过一份《国民报》(月刊),颇有影响,其政论文章多由沈翔云执笔,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名义上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国家别无政见”,但实际上只是赞同维新改良而已。

   在日本留学的日子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让陈独秀如坐春风,他广泛阅读西方近代各种政治文化学说、文艺创作与社会理论书刊。他反思着维新改良,比照着西方思想家对民主自由的阐述,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他决定回到国内,组织自己的革命团队。1902年3月上旬,脱离励志会的陈独秀结束了不到半年的第一次旅日生活,扬帆回国。

   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积极实践自己的革命理想,在安庆藏书楼西院的尚志学堂举行了爱国演说会。这次演说,是安徽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群众大会,被潘赞化誉为“清末安徽革命的第一声”。

   1902年9月,陈独秀再次东渡日本,来到东京,进入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在这所军事学校里,陈独秀又结识了蒋百里和苏曼殊。经过一段交往后,1902年冬,陈独秀联合了原励志社成员中的激进派,与蒋百里、苏曼殊等组织发起了“青年会”。该会拟订会约,“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被称作日本留学界中最早的革命团体。留日中国学生的言行举止,一直受到清朝政府的监察,南洋学生监督姚煜便是清政府约束留学生的官员。他无理压制青年学生的正当要求,早就激起留学生的义愤。1903年3月的一天晚上,陈独秀、张继、邹容等人相约来到姚宅,声言代表留日学生来取他的头颅。姚煜吓得面如土色,苦苦哀求。邹容说:“你的脑袋权且留下,可是,你的头发万万留不得。”于是,张继抱着他的腰,邹容捧着他的头,陈独秀挥起剪刀,把姚煜的辫子齐根剪掉。第二天,留学生会馆的门前,悬挂着一条细黑的辫子,旁侧书写道:“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煜辫。”此事自然惹怒了清政府,于是驻日公使勾结日本警方,立即对陈独秀等人进行追捕,陈独秀等被迫于4月间回国。

   1906年夏,陈独秀第三次东渡日本,苏曼殊同行。这时,他们都是芜湖皖江中学的教员。在日本度完暑假后又一起回国。

   1907年春,陈独秀在科学图书社与革命党人的活动被人秘密告发,素来憎恨“乱党”的安徽巡抚恩铭急令捉拿并欲严加惩治。陈独秀又一次避祸离皖赴日。到东京后,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与苏曼殊等同住一间小屋。陈独秀教苏曼殊学文写诗,苏曼殊教他英文、梵文。

   此时,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及日本人幸德秋水、印度人钵罗罕·保什等革命志士发起成立了“亚洲和亲会”,章太炎任会长。该会宗旨为“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该会有着宽泛的入会标准,除主张侵略主义者以外,信仰任何主义的人均可参加。陈独秀于4月间加入该会,但因这一组织成员复杂,很少活动,只存在一年多时间便有名无实。陈独秀也深深知道,这样的组织虽然阵线广大,但对于急需自救的中国来说,似乎有些远水难解近渴。于是,他将主要精力又转到做学问之中。即使在1908年秋回国短暂度假,他也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到杭州探亲访友上,有意回避政治。很快,心牵学业的他便从中国重返日本,继续他的书生生活,直到1909年10月归国。

   1914年7月,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应好友章士钊之邀,前往日本共同编辑《甲寅》杂志,这是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东渡日本。到达日本后,他一边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一边入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

   11月10日,陈独秀第一次用“独秀”的署名,在《甲寅》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他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角度切入,对中国顽劣的国民性大加挞伐。文章是他对自己十几年革命救国不断受挫的总结,表达了出路难寻的苦闷和对提高国民“自觉心”这一新道路的探索。他把革命失败归结为没有先对文化思想进行革命,他痛心疾首于国家积重难返的现状,“顾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他还说:“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如此等等,他的这些“反动”言论立即招来了一片责难之声。十多封信飞向《甲寅》,诘问叱责纷至沓来,十分辱苛:“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

   几个月后,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等事件的发生,惊醒了国人。那些抗议责骂陈独秀观点的人,转而接受并推崇这个曾让他们觉得言语癫狂的“异类”。

   《甲寅》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获得很大的声望,陈独秀作为主撰者的激扬踔厉、远见卓识,让许多在东京的中国有识之士闻而起敬。受此鼓舞,陈独秀思考自办一个杂志,实现自己思想启蒙的理想,这也只有靠远在上海的老友汪孟邹和他的亚东图书馆了。

   正当此时,上海的汪孟邹有信传到,说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咯血,病情严重,并催促陈独秀迅速回国。从来就不会为家事拖累的陈独秀此刻决定回国,因为《甲寅》杂志也要移到上海,让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更重要的是,他要实施自己创办杂志的计划。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经过紧张的筹备,仅仅三个月,一份杂志便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诞生了。从这架发射台上,杂志同人们发射出了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的支支嚆矢。这便是20世纪初,影响中国政治文化最大的刊物——《青年》(后改名《新青年》),陈独秀要以此达到启蒙民众、唤起民众、开展社会改造的远大政治理想。

   三、五陷囹圄真风骨

   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在狱中的时间累计达五年以上。他曾陷于北洋军阀的囹圄,也曾两度坐过法租界的洋牢,最后一次则被囚于国民党的监狱,但他从未低头,体现了一名革命者和政治家的风骨。

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在安徽积极投身于反帝反清的斗争。一方面创办各种进步报刊,如《安徽俗话报》等,宣传反清爱国的道理;一方面又组织进步革命团体,如岳王会等。陈独秀的这些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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