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经典与阐释:说不尽的《新青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80 次 更新时间:2023-08-21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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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明  

回眸我国二十世纪的思想天空,如果推选当时最耀眼的一份刊物,《新青年》肯定当之无愧。这也是我将其称作“二十世纪最为壮丽的一轮精神日出”的根本所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源泉,《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相互成就,既为新文化运动提供思想资源,也随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成长为一块“金字招牌”。《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一九一五年九月由陈独秀创刊于上海。一九一六年九月,自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一月,陈独秀受蔡元培之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北迁。是年八月,《新青年》出完第三卷后暂时停刊。一九一八年一月,暂停四个月的《新青年》重新开张,并改为同人刊物。依托北京大学以及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氏兄弟等教师群体,《新青年》的文章面目一新,影响急剧扩大。

近代中国只有一个重大主题,那就是(民族)“救亡”。对此,笔者在前些年的文字中已经有所表达(参见《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学林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启蒙还是革命,都是为打造现代性的(新)中国而设计的路径,包括由此衍生的所谓的“学术救国”“道德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不一而足的路径,以及由此而来的各色各样的思潮和主义诸如进化论、文明论、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等纷至沓来的观念与名目。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界风靡多时的所谓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救亡”与“启蒙”因其不能相提并论而难以立足。毕竟,目的和手段不在一个段位上,也不在一个兴奋点上。当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的中心任务的近代,一切的“主义”与“努力”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所设定的方法、手段与路径。也正是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路径描画中,《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的创刊颇有当下“脸书”的意味。她以非常规的助推方式加速了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或说新陈代谢。要而言之,《新青年》与五四运动等重大的精神事件以及现代中国的展开密不可分。若要在“五四”这一精神事件之外寻找中国新文化的活水源头,就必须首先着眼于《新青年》。蔡元培曾为《新青年》题词,“《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切中肯綮。《新青年》不但是外来思潮译介的重要媒体,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新青年”。百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回望,会发现“说不尽”是《新青年》最显着的标签。究其原因,要在两端。

《新青年》的“说不尽”,首要在其多元。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不少同人刊物因其色彩鲜明,多被人称为某某派,譬如“每周评论派”“语丝派”“学衡派”“论语派”等等,但对于《新青年》来说,“新青年派”的称呼似乎并不常见。有时我们也用“新青年派”称呼围绕《新青年》而聚集的一批敏感文化先驱,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但他们之间泾渭分明的思想差异,似乎并不少于他们在刊物上体现出来的共同之处。正因如此,《新青年》上面有启蒙,有革命,有各式各样以救亡名义之现代性要素的引入。具体说来,更是各种西方思潮的舶来。但过后来看,其中并没有哪一种思潮完全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即以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思想主线救亡图存而言,应该说《新青年》文章大都围绕着这条主线展开。但若统而论之,则其中明显又可划分为启蒙与革命这两大论域,路径的差异不容忽视。关于启蒙与革命及救亡的关系,已经耳熟能详。但时至今日,似乎缠绕于其中的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这并不是说将其中一个弱化为另一个的附庸,就可以定义《新青年》上有一条决定性的内容主线,否则《新青年》杂志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分化了。曾经同气相求的杂志同人到最后天南海北,甚至形同陌路,正可以看出《新青年》的多元态势。在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时刻,这种多元性不但不是弊端,反而成为《新青年》的有利之处。多元性既体现出了诸位同人对时代的不同认知,也显示出对救亡图存的汲汲以求。即以陈独秀来说,经过《新青年》的磨炼,他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但如果说《新青年》从一开始就有着培育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觉,可能也不无夸大之嫌。对于二次革命失败时的安徽省军政府秘书长来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初衷,可能更多是探寻一个新的(启蒙)救亡之道和安身立命的平台。此后在因缘际会之下,他北上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遇到李大钊、胡适、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周边也活跃着辜鸿铭、刘师培等保守派。在这种不同的思想撞击之下,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为中国送来的“主义”,开始受到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人的关注,并使得他们更有主意。但就《新青年》的思想光谱来说,如果将左翼思潮比为红色,右翼思潮比为蓝色,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青年》呈现的是一种多元交汇之后的“青色”光芒。事实上,正是因为在同人之间的多元思想碰撞之中,陈独秀才一次次将自己的理念推向极端,也一步步逼出了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认知。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面临潮流涌动的北大学生,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在徐世昌的指令下写信给蔡元培,要求他严管提倡新思潮的北大师生。当天晚上,蔡元培和沈尹默、马叙伦来到汤尔和家商讨解决办法。商讨的结论是废除学长制度,陈独秀也因此很快被边缘并离开北大,走上了创建共产党的道路。十余年之后,胡适还对陈独秀的离去和道路抉择耿耿于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在写给汤尔和的信中说:“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由此可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倾向革命救亡,与胡适等为代表的倾向思想改良,在《新青年》的同人内部有一种互动竞争之态。这种互动竞争带来的多元气质构成了《新青年》宛如一座思想金矿的特质,由此让她具有了“说不尽”的阐释空间,也成就了其在现代思想史上领袖群伦的地位。

《新青年》的“说不尽”,第二要义是在其多元气质下的“三生万物”之大开大合之造化。这个造化正如《新青年》创刊号上开宗明义的宗旨所言:“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所谓“商榷”无非是谦辞。言下之意,要大开言路,将打造、培养、孕育的功夫下在以“青年”为代表的国民心身上。一九三六年夏天,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接受了斯诺的采访,他回顾了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遇到《新青年》同人的经历,其中提及了陈独秀。毛泽东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145—146 页)毛泽东的评价,不但指出了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对他革命道路的影响,也指出了其对当时的青年以及中国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来说,就是《新青年》上多元的文化思潮,孕育了此后几乎所有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路径。

作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一代名刊,《新青年》的成长史,是现代中国社会思潮变动的缩影,记录了中国社会如何一步步走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道路的过程。从刊物内容来看,二十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思潮都在《新青年》上有所体现。从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等不同政治观点,到白话文、标点符号、教育问题、女性问题等各种具体问题,都在《新青年》同人的讨论范围之内。从刊物影响看,一九一九年春天这个五四运动的前夜,《新青年》的印刷量达到了近一万六千份。也是在这年春天,《新青年》重印了前五卷,以应社会青年的广大需求。

譬如对于中国的新文学来说,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刚刚北迁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认为“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提出“文学革命,需从八事入手”。二月一日,他又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成为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作。一年三个月之后,鲁迅的《狂人日记》便借着《新青年》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也拉开了一位文学家的创作序幕。甚至毛泽东的第一篇大作《体育之研究》,也是通过《新青年》具有了经久不息的影响。窥斑见豹,仅此开启新文学时代的几个例子,便可看到《新青年》对现代文学的孕育之功。

《新青年》的孕育作用,还在于它是一系列新潮杂志的发源地。此后影响甚大的《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潮》《国民》,都是“新青年”杂志大家庭中的成员。总体来看,可以说《新青年》是“母”,后面的刊物是“子”。仔细划分,则《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可以说是孪生(兄弟刊物)关系,而《新潮》《国民》又是前辈和后辈的“父”与“子”的关系。正是这样一批承载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新知识的刊物的出现和运转,才最终产生了影响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巨大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后世之明评判,《新青年》可谓具有举足轻重的开天辟地意义。

当然,《新青年》最大的孕育之功,还在于促生了中国共产党。《新青年》所进行的知识生产,奠定了中国历史道路选择的基础。《新青年》立足国家与时代,大量引入国外的思想和理论,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形,发起对中国传统问题的讨论,描绘对“新青年”的构想以引导新青年自我成长等等,都为那一时代的青年提供了民族与国家未来道路的更多可能性选项。更为重要的是,《新青年》的知识生产,并不仅仅是思想论域和公共空间的提供,聚集在《新青年》周围的一批知识分子在不断地思考和讨论中,逐步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早在一九一六年,《新青年》已经关注到俄国的情形,如日俄协约、俄国议会等;一九一七年跟进关注俄罗斯大革命、俄罗斯新政府;一九一九年刊载了关于俄国革命的哲学基础的相关文章;一九二〇年陈独秀发表了关于俄罗斯研究的系列文章,包括《俄罗斯苏维埃政府》 《俄罗斯同业组织运动》 《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苏维埃共和国底产妇和婴儿及科学家》《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苏维埃的平民教育》等多篇,“俄罗斯研究”专栏一直持续到一九二一年。在诸多来自英、美、日、法等国的思想资源中,这些来自俄国革命的思想成果,在《新青年》的知识生产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重并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此后中国革命道路最重要的选择。

如上所述,《新青年》的说不尽还在于其多元思想的造化或孕育。更为关键的还在于,在这种多元背后,《新青年》及其同人身上还有着同气相求的精神气质。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学建校二十七周年,受北大学生会的委托,鲁迅写了一篇《我观北大》。谈及对北大的印象,他在文中说了两句话:“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鲁迅这两句话说的是北大,更是在说《新青年》。鲁迅说他对北大的这个判断,是“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此前七八年的北大,正是蔡元培执掌校务之后约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的时间,也是《新青年》开始展示其思想领袖地位的时期。也就是说,虽然对救亡图存道路存着不同的认知,在思想呈现上有着不同的写作篇什,但“常为新的”和“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两点,构成了《新青年》诸公的共同底色。放眼当时国内诸家刊物,舍《新青年》及其系列刊物,他人谁堪任之?

有了这种共同底色,再来思考《新青年》的多元特质,才有更为真切的认知,也更能理解其在百年历史大潮中,为何其虽然思想多元却能时时引领社会启发青年。《新青年》是启蒙的,是革命的,更是救亡的。这一切都可以现代性名之。相较嬗变时期的传统中国来说,现代性是隐含在《新青年》文本中的历史真实。这里把“现代性”专门抬出来,似乎对《新青年》杂志来说有些牵强。毕竟,“现代性”一词在《新青年》整个杂志只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周作人在《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文中的一段话。不过,我理解的《新青年》上映照出的“现代性”,无非是与传统相对的价值和心理,也就是鲁迅所言“常为新的”。现代、现代的、现代性都是在统一意义上运作的。民主、科学、个性自由、思想解放、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等也无不彰显着现代性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学界对《新青年》的光顾绝非偶然:只有懂得《新青年》,才可以懂得现代中国。正是现代性这一同气相求的命题,让我对《新青年》的兴趣一直处于盎然状态。说十年磨一剑,那是高估了自己,毕竟在数十年的触摸中,有很多问题还不能说是感同身受。换个说法,也就是说《新青年》昭示的问题到今天并没有解决。或许,这正是其吸引我的魅力所在吧。

然而与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潮、人物研究的“与时俱来”不同,对《新青年》杂志的研究热潮,是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兴起的事情。如果说有关“五四”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新青年》研究则可以说是“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即是相对于五四时期的人物或其他研究团体而言,对《新青年》的研究也还没有形成专业研究队伍,更谈不上体系,所有的关注只是对某一个问题、某一个人物或某一个思潮的研究。另外,根据笔者的观察,对《新青年》等一系列杂志的文本研究以及其关系研究都没有专着出现,即使是一些论文偶有涉及也还是杯水车薪,不解研究之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不过,这与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的研究路径有关,更与我们对这一经典“文本”的阐释重视程度不够有关。因此,将《新青年》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崭新且有实际意义的命题。

笔者与《新青年》的结交起始于三十五年前。从任访秋先生指导我关注“陈独秀”的硕士论文到蔡少卿先生为我划定五四“激进派”的论题,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一九九七年秋,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被允许列入学林出版社的“现代性与传统”丛书出版。其中我选择的四个主要人物分别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他们或是《新青年》主编,或是其主要作者。或许论文出版的欣喜激励了我,或许是朋友的鼓励鞭策了我,在整理出版博士论文的同时,我和王中江先生共同主编了《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哲学思潮卷、社会思想卷三卷本丛书,并于一九九八年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张岱年、韦政通、陈平原三位先生为丛书所作的序言中,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强调阅读原始文本以及研究原始文本的重要性。

经典与阐释历来是思想史家关注的学术命题。经典文本及经典思想家的诞生是时代中心主题操盘的产物。《经典与阐释: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一书的选择已经不是单一的个人,也不是一个群体中的位高权重的少数,而是就杂志本身的“文本”意义进行多方位的审视。或许这就是对笔者在一篇小文中论及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承诺与尝试吧:“以文本为本文。”(张宝明:《中国思想史学科主体性问题的再思考》,载《史学理论研究》二〇二二年第三期)这一尝试也许还算不上全方位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围绕《新青年》上发生的思想演变与现代性寻绎而展开是本论万变不离其宗的主旨。如同所有的故事只有一个主题歌,近代中国现代性行走无不围绕着救亡图存打转。与此同时,这也就形成近代中国历史一个浓郁特色,那就是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摆脱不了政治化氤氲的包围。可以理解,在雾霾深重的岁月里,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无论何时何事,岂有游离于家国情怀之外的“情”?于是,救亡与现代性这两个关键词自然绑在了一起。撇开两者内核的差异,将“救亡”这一政治主题换算成现代性演进这一更为宽泛的观念或许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准斯以谈,这一诠释现代性在二十世纪中国多副面孔及其曲折逶迤的文字流布,意在为近代中国特定时段的救亡图存路径提供一个历史注脚。换言之,这是对五四思想史的一次源头和深度的挖掘和梳理。至于其中的深浅与误读,只能有待于方家的批评了。

(《经典与阐释: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张宝明着,河南大学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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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3年4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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