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超越与回归: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历史审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1 次 更新时间:2023-02-28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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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明  


人类对历史实践的表述、对现实世界的认知都需要一定的语词概念,语词概念则是在历史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而成的。“中国式现代化”便是这样一个语词概念,是从历史中走来并与现实互动之后的“记忆之场”。我们用一百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展现出独特的发展路径,留下了很多宝贵经验,需要用特定的语词概念进行总结提炼。学界不断尝试思考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然而对这一语词概念的认知还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回望一百多年来中国仁人志士对现代化的认知与实践,虽有横向的多元竞存和纵向的历时演进,但始终贯穿着一种超越情怀与回归意识。在现代化理论视域下,中国是后起型国家。不过,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一直有一种超越情怀。我们在思想史上常常看到一种悖反现象:越是强调西化式的现代化,就越有反弹的倾向。这就是传统与现代、回归与超越的张力,在每个文化论争、思想论争等公案中都处处可见;在每位思想家的言行中,也不乏“在理智上的超越,在情感上的回归”之类的案例。这个情感里更多的是家国情怀,在理智上则有天下胸怀或曰世界胸怀。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比超越更重要。本文从“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范式与经验”三对概念出发,尝试阐释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路径选择,探讨中国知识界在现代化追求中的超越情怀与回归意识。

在中国与西方之间

自晚清以降,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潮流之中。我们曾经自诩泱泱大国,但在遭遇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文化政治的倾轧之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认识到本国各个层面的各种不足,于是开始从“鄙西方为夷”转变为“视西方为师”,不断地向西方学习取经,以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如何认识过去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很多人一度将中国的现代化视为中国不断走向西化的现代化。欧美人塑造的现代化标准将世界各地的人群分别归为“野蛮的、蒙昧/不开化的、半开化的、文明/启蒙的”四个等级,这种现代化理论形成了一套经典化的论述,被编入国际法原理、写进政治地理教科书,成为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欧美国家将文明从政治、经济、制度、器物等表现出来的技术水准、礼仪规范、科学知识和世界观,都视作值得他者学习的现代化“文明”表现。中国近代诸多仁人志士普遍倾心于西方,想借助西方思想资源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胡适、陈序经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理念。当然,他们学习西方的同时,心底也深藏着一种超越西方、回归本土的情结。

现代化到底应采取何种路径,国内外政界、学界对此都各执一端、莫衷一是。美国学者福山曾撰写《历史的终结》,宣称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在走向终结,世界现代化的终极形式便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我们权且不去质疑自由民主的终极性,单就自由民主而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自由民主,也会形塑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其实,20世纪20年代,欧游归来的梁启超目睹了欧战后的西方世界,便曾撰文质疑西方的现代化路径,强调中国的发展不能无限崇拜西方,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要兼顾中国的文化资源。在三四十年代的延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更是引领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现代化新路。

现代化的多元路径不单单是理念上的,在实践上也多有成功。20世纪下半叶,不但中国依靠自己的路径走向了现代化,而且世界现代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多副面孔和多种路径。由此,人们对现代化的认知理念也不再固守西方化的解释,而是有了多元化的阐释空间。鲁迅有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理解各个国家形态各异的现代化路径时,必须分析其地域文化、知识信仰、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并把这些视为理解现代化路径选择的一个重要前提。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在一百多年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探索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在现代与传统之间

从世界视角回望中国,我们不仅需要摒弃“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执念,还需要解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其实,就世界现代化的过程而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百年来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了两千年的帝制,也大力批判了以《四书》《五经》等为观念载体、以礼乐文明为伦理规范的传统文化,从晚清维新变法时期的“中体西用”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中国不断从保守走向革新,在求新、追新中探寻着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声名日下,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些启蒙者甚至将传统与愚昧、无知、落后等同起来,准备以决绝的心态将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例如,陈独秀一再表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典型的“不破不立”逻辑,一面是传统的“声名日下”,另一面则是启蒙的如日中天。五四先贤在以理性、科学等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关键词中寻找依据,意欲在“新”与“旧”之间画上一道绝对的鸿沟,更在两者之间以“好”与“坏”(进步与落后)的价值判断予以断案。就这样,“传统”与“现代”、“新”与“旧”都以非我莫属、截然对立的态度看待对方,从而难以形成互补为用、并立互鉴的格局。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传统是无法割断的,在建构现代价值体系时,传统也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我们更需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为今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元典精神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基础,而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文化是“式”的决定性元素。回归,是要寻找到回家的路、看清未来的路。倡导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重复“去一取一”的老路,而是容纳自由民主等现代文化元素,同时恢复、呵护中国人民数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对中国文化结构重新进行排列组合,以维护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强调中和、涵纳有容之道。面对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馈赠,我们没有造次的权利,只有爱惜、呵护并传承下去的责任和义务。黑格尔曾经指出:“各个民族带着感激的心情,接受这份遗产,掌握这份遗产,它就构成下一代的灵魂。”这是“一条神圣的链子”,它构成了“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名片。

在范式与经验之间

在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经验与范式之间的张力。经验是碎片化的,范式是体系化的。“中国式现代化”之“式”是模式、范式,我们在取得“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一伟大成绩后,自觉地对此中的经验进行系统性总结,以反击西方话语的挤压。现代化发展是动态调整的,不是固化的。在现代化实践中,经验和理性互相交织、无法剥离。理性主义者强调概念、范式、理论,习惯对世界建模;而经验主义者则强调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中的经验累积,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已经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对各种经验问题的解决,在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因应解决中提炼发展范式。

休谟曾说:“我们无从得知因果之间的关系,只能得知某些事物总是会联结在一起,而这些事物在过去的经验里又是从不曾分开过的。我们并不能看透联结这些事物背后的理性为何,我们只能观察到这些事物的本身,并且发现这些事物总是透过一种经常的联结而被我们在想象中归类。”借助休谟的哲思可以推论,西方式的现代化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路径。面对发达的西方世界,我们不需要妄自菲薄。中国的现代化既要学习借鉴西方的现代化经验,同时也要面对中国现实问题和现实情境,一点一滴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种积少成多、积小成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回归是自信,但不是自大与自负,超越也是脚踏实地的超越。我们总结自己的经验,提炼自己的发展范式。同时,我们也充分尊重不同国家的选择和发展路径。面向现实解决问题,面向优秀传统汲取资源,为人民切切实实谋福祉,踏踏实实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教材委员会历史学科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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