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的题目是“佛教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眼中所看到的佛教，另一部分是佛教如何在当代社会中发挥作用。
第一部分，我想简单谈谈佛法与世间法的共与不共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首先我们谈谈它们之间的不共性，佛法与世间法的不共性，根源来自于他们见到真理的方式不一样，佛法证见真理的方式是慧观方式，即用不二的般若智慧观照这个世界。这种观照其实是禅修实践，需要把自己作为一台仪器去实验。佛教不怕人检验，就怕人不去检验。佛陀通过修行，见到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深知众生按照这种真相生活能够拥有智慧、自在与慈悲，于是将他所证见的内容如实宣说出来，形成了引导众生觉悟的佛教。
用现代学术语言来讲，佛教的真实，对于见道的圣人来说是内在体验的真实，即佛教信仰者本身心里面见到的实实在在的真实，与我手中这个杯子和旁边的手机一样真实不虚；对于没有见道但信仰了佛教的佛弟子来讲，这个真实是信仰而非内在体验的真实。佛弟子为什么能够对这个真实产生信仰呢？根本是因为传达这个真实的佛陀圣教与他相应，由这相应的一刻开始他就对佛法生起了坚定的信心。
世间法（这里的“法”指学问）产生的方式却不是这样，它是一种奠基于理性（佛教称为分别识）基础上的分别活动产生的结果，这种结果不管是哲学的、心理学的、伦理学的、科学的，总之，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学科形态体现出来，都改变不了它依分别识形成见地这一性质。
因此，佛教与世间法的不共性，我认为就是识与智的区别，这种区别的内涵，用佛陀的话来讲就是：“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从无分别智慧当中爆发出的学问就是佛教，这佛教不一定是释迦牟尼讲的，佛弟子、菩萨、天人、化人等五种人讲的，只要与三法印或实相印相应，都是佛教。从分别识里面产生的学问，一开始就建立在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基础上，必然摆脱不了佛教恰好要破除的执着。这种执着，佛经里面归纳为我法二执，最根本的是所谓主体和客体的对待。
建立在分别识基础上的世间法，东西方都有，但是在西方表现得尤为严重，在西方，即使基督教也表现为神人二元对立的结构。当然，这种宗教在对治希腊传统带来的极为强烈的我执我慢方面有一定作用，因为它让人拜倒在上帝脚下，压服了张扬我慢的个体自我，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的传统与西方不太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佛三家为主干，三家都是以修行为本的文化。那么，与儒道两家相较，佛教有什么样的不共性呢？三者之间的区别，晚明的憨山大师、蕅益大师做过很好的归纳，他们认为儒、道、佛都是通过修行体证出来的见地和结果，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为儒道两家是类似于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学问，是由分别识建立起来的学问。虽然如此，他们又认为儒家和道家的修证都不彻底，儒家破掉了第六识粗分而未破第六识细分，道家破掉了第七识粗分而未破第七识细分；他们或深或浅都看到了阿赖耶识变现万物的功能，但未看透它的本性，于是将它建立为万法的本体，儒家称之为天，道家称之为道。佛教认为它们没有到家。为什么？在佛教看来，不管是第六识还是第七识的粗细两分，它们都是识，都要全部转化掉，只有将它们全部转化后才能进入佛教的智慧世界。这么说，尽管佛教与儒道两家也存在性质上的差异，但跟它同西方那种纯粹分别性学问的区别还是不一样的。
佛教这种智慧的学问跟世间种种学问又有什么样的相同性呢？从一乘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中国的儒家、道家，还是西方种种二元对立的学问，都是法身在六道众生不同境界中的显现，只是从事相上说，有的学问没有自觉认识到其根本是法身，有的虽然认识到了这个根本，但显得不够圆满。佛教相信，既然一切法都是法身的显现，种种世间法终究会回归到佛教中来，所以佛教说：“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至于众生什么时候认识到佛教智慧的重要性和神圣性，超越种种世间法，走进佛教并悟道成佛，那是个因缘问题。
当今佛教面临的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呢？我以为，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一个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占据主导地位、所知障和烦恼障空前泛滥的社会。在西方，19世纪以前，尽管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罗马化的天主教对管控它带来的个人我慢和人际对立还能发挥一定的效果。可是，自从工业文明的推进日益助长人的我慢与贪婪，人们越来越不听从道德与宗教的约束，上帝因此死了。“上帝死了”以后，每个人就将自己变成了上帝，结果是什么妖魔鬼怪都被放了出来。在中国，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都生活在或儒或道或佛的信仰世界，人们不但受到完备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的管理，而且自觉接受诸家转化心性之学的熏陶与教化，其我慢与贪欲较少，人心因此相当稳定，社会因此也非常和谐。不幸的是，西方人被自己的欲望征服之后，又在欲望驱使下前来征服中国；在列强贪欲的侵凌下，中国人认为是自家祖宗的思想束缚了自己，于是效法西方人放逐道德与宗教，解放人的自然欲望，弄得人心欲壑难填，社会世风日下。总之，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到工业文明，可以说是东方败给了西方，西方败给了欲望，无明战胜了智慧。
现代人为了管控人类的我执与贪婪，只有依靠各种各样的法律，但人为制定的法律没有内在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做基础，缺乏内在性与神圣性，在对治个人违法乱纪方面只能治标不治本，在对治集体我慢与贪婪时更加无能为力。“上帝死了”之后，人类走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急时刻，西方很快就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原因固然很多，而放逐道德与信仰应该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我们有很多人羡慕美国、欧洲的制度与生活，以为这是“最不坏”的制度与生活，我觉得这是被凡夫对五欲的追求所蒙骗了。从佛法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在满足凡夫五欲之乐的前提下形成的制度与生活，虽然必要，但和谐境界连儒家所说的“王道”境界都没有达到，更不要说佛教所说的“转轮圣王”境界了。面对只靠一条非常脆弱的法律来做防线的现代社会，人类的前景很不乐观。
那么，在这种现代制度中生活的个人是否更加自由了呢？表面看来确实如此，我们的食品更加丰富了，我们能去的地方更多了，我们工作的效率更高了，我们能更自由地表达言论了……实际上，由于欲望的满足必然意味着欲望的进一步加深，因此追逐欲望的过程必然以牺牲精神的宁静、身体的健康、人际的和谐、生态的平衡为代价，可谓得不偿失。有个搞心理咨询的教授说，现在不光是美国的大学生精神疾患比例很高，中国大学生患精神疾病的比例也越来越高，而且大有超英赶美之势，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佛教在当代社会大有作为。首先，它能够更好地消除人的我执、治疗人的欲望、安顿人的精神。现在社会治疗人的心理疾病一般是靠心理咨询，心理咨询是在西方所谓科学认知模式下产生的心理学的一种应用性学问，它的宗旨是以科学界定的健康与病态为标准，将它视为病态的心理调整到健康态的心理。实际上，由于它并没有触及人的我执这个病根，疗效很有限，经常会复发，治疗师也会受到病患负面心理的影响。如果能够运用佛教的思想实践来加以指导，告诉病患尽量放下我执、淡化欲望、安住当下，效果就会大不一样。
有个心理咨询师一天找上我，想跟我学佛教，我说：“你一个搞心理咨询的，来找我学佛教的干什么呀？”他说：“我们在咨询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个问题又起来了，或这问题刚解决没过多久又犯了。自己在咨询过程中，常常将病患的心理垃圾装到进来，久而久之也非常郁闷。”我说：“你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无底的桶，才可以在咨询过程中不让那些负面情绪影响，你在治疗病患时才不至于仅仅抓住他的病状来治疗，而能对准他的病根去下药。”他跟我学了一段时间后，感觉很有收获，要感谢我。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德，是三宝的功德，你要去感谢三宝，只有佛法才有彻底治疗精神疾病的功能。”
如果我们的所知障除了、我执淡了、欲望少了，我们还会那么冷漠地、大口地把众生肉吃进肚子里去吗？吃不下去的。佛法强调众生平等，恰恰是因为佛陀在菩提树下证见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所以他们在价值上是完全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众生有凌驾于另外一个众生头上的权利。我原以为这不过是类似其他人生哲学的一种说教，但有幸遇到一个殊胜因缘后，我就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我原来很喜欢吃肉喝酒，有一天我用佛法所说的将心比心这样一种法门来观修：“不说砍头，人家如果要割我手上的一块肉去下酒，我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不把他打死吗？”从此我就不再吃肉喝酒，尽量持守佛陀开示的戒律。我讲这番话，并没有要求别人和我一样吃斋，只是想表达一个浅见：众生平等不仅是理论，更重要是实践，而且只有自己亲自实践才能真正领会这一真理的无上价值。我现在也还做得不好，佛陀常常说，“我观大地众生如一子，如罗睺罗”，我每次读到这句话时都觉得惭愧透顶：“我对待一只蚂蚁的时候，真的跟对待自己家人一样吗？”不一定。只要静心一想，真的很惶恐。
我觉得，上面所说的解脱个人精神烦恼、平等对待一切众生是佛教亘古不变、于今为贵的核心价值，它的其他价值无非是这种价值的延伸或扩展。
其次，我们当然不指望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回到传统中去，变成一种由道德甚至宗教奠定合法性的制度，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佛教改善从政者的素质，使得各种各样的制度更有智慧、更合实际。我认为，如果有越来越多真正信奉、修学佛法的人进入政治系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一方面行己有耻、洁身自好，一方面无我利他、慈悲济世，我们的政治就会越来越清明、越来越文明。我觉得，就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来讲，佛教的自利利他精神跟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追求并不矛盾，马恩所谓“其他人的自由发展是我自由发展的前提”，不正是佛教平等观在人间的表现吗？佛教的平等、慈悲等精神，不正是自由、平等、文明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真实内容吗？况且，在如何实现这些价值方面，佛教还提供了更具现实性和操作性的方法。因此我敢说，如果从政者具有佛教的基本教养，真正从心灵深处淡化贪嗔痴，对净化政治空间只有好处。
第三，在民间推广佛教的思想与实践，具有净化社会风气、预防邪教外道入侵的作用。当前，我们国家处于新的内忧外患之中，内忧是传统文化与信仰长期缺失，外患是各种邪门外道不断侵蚀人心。我们警惕国外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借助宗教扰乱我国社会秩序、颠覆我国政治政权，这是理所当然，但是仅仅靠堵截能够济事吗？显然不能。人需要精神食粮，你没有为他提供对个人和社会健康的精神食粮，他就会饥不择食、生吞活剥，做出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我们只有及时地、全面地将我们本有的包括佛教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普及开来，才能能实现这个目的。
既然佛教在当代社会中具有这么重要的价值，应该如何实现这些价值呢？
首先，我们要将佛教的价值阐扬出来，让社会上上下下都充分了解佛教本具的价值。佛教虽然是无价之宝，但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以来国人越来越不知道它的价值，真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有幸的是，我们的领导人近来认识到了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提倡到传统优秀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这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国家应该采进一步取善巧的政策，引导、扶持甚至领导有关研究机构的成立和运作，将阐发佛教的价值作为一项全局性、长期性的工作来抓。
第二，要对僧团进行合理化管理，使僧团的功能真正归位。我讲的归位，是指让僧团生活和工作的核心回归到教与观上来，“教”就是研究佛陀的圣教，“观”就是依佛陀的圣教修行。中国佛教近代以来的衰落，根本原因就是僧团偏离了佛陀的本坏，日益迁就世俗凡夫的世俗需要，过分倾心于装点门面的法会和超荐度亡的活动；甚至跟商业和政治结盟来牟利，以致茫然不知所归。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加大政府对僧团合理引导、监督、管理的力度。
最后，要发动鼓励僧团、居士从事佛教的教育普及工作。为什么现在打着佛教旗号的外道在民间如此猖獗？为什么域外种种宗教在大陆民间的传播势如破竹？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本有的佛教信仰没有得到推广普及。而要推广普及佛教信仰，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支持各地僧团成立以服务基层、社区为宗旨的慈善组织；二是扶植有正信、有能力的居士建立佛教教育团体，开展健康的佛教普及教育活动。佛教的普及教育应该因果教义为核心。现在这个社之所以这么混乱，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明因果，如果明白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一因果平等的道理，人们临事时就有所畏惧，就会三思而行；如果修持水平高一点，他就会马上警醒，这件事不能做，从而对清洁人心带来莫大的好处。我很高兴地看到，广东省佛教协会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他们在广州的社区设立“善缘服务中心”，从服务社区的老幼孤独入手传播佛教的因果、智慧与慈悲等思想，并且已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然，应该看到这仅仅是起步，有关的政策和许多干部的观念都非常滞后，还有很多工作有待我们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