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理论:兼论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1 次 更新时间:2020-03-22 10:58

进入专题: 经济危机   信贷伸缩   市场机制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导读: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往往倾向于将经济周期归咎为货币或实物的外生冲击,进而试图通过外来冲击的防止来加以克服经济危机;尤其是,奥地利学派将经济周期归咎为政府主导的信贷扩张,进而提出了货币发行非国家化等主张,这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观念。在这里,奥地利学派认定的传导机制是利率,利率引发了生产结构的变动,进而与消费产生脱节。本章则将消费和生产的根本传导机制放在价格而非利率上,进而从市场定价体系来剖析生产和消费随着信贷的变动,由此清楚地揭示出经济周期或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性。本章的基本分析逻辑是,市场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由收入决定的购买力造成了不同等级产品的价格分层;此时,不仅富裕者偏好于高级产品的消费,而且社会大众也会在生产者主权的诱导下出现普遍的超前消费,所有这些都会刺激厂商对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投资;其结果就是,市场经济中会出现消费结构与收入结构之间的不对称,进而造成消费层次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脱节,乃至产业结构也会脱离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借助于信用体系和信贷扩张,繁荣时期的产品价格分层往往比萧条时期更为显著,从而使得社会生产尤其是高级产品生产更为显著地超越实际经济水平和消费需求水平。然而,过度供给的高级产品却极易受经济波动引发的需求冲击,进而导致相关资本品投资的沉没、产能的闲置以及相关企业的倒闭,由此就会引发经济危机。因此,本章得出结论:周期性的信贷伸缩主要不是源于政府的不当政策而是源于商人的逐利冲动,而且,信贷只是起到了助长和激化经济危机的作用;相应地,经济危机与其说来自外生的冲击,不如说根源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由此给出的政策寓意就是:要缓和以及避免经济危机,根本上不是放任市场自由运行,而是要对市场机制进行修正和完善,集中体现为对锦标赛制定价体系加以监管和制约以避免社会收入的两极化,从而需要建立和完善自律性市场机制。


本文主要内容载《内生于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收入分配、价格分层与超前消费》,《财经研究》2019年第1期。


一、引言


搞明白了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及其带来的收入分配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洞悉市场经济所内生的经济周期或经济危机。长期以来,正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倾向于将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视为外生于市场的,是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扰动而产生的短期生产过剩;这或者是源于信用、利率等因素造成的货币供给波动,或者是源于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以及新投资的急剧增长。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界大体上也就将造成经济危机的外来冲击分成两大类:一是实物因素的冲击,二是货币因素的冲击;进而,通过对实物和货币这两类因素所展开的进一步细分,经济学家就提出了一系列差异性的经济周期理论。显然,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视为源于外来冲击,相应地,为克服或缓和经济周期,流行的思路也就在于减少和避免这种外来冲击;同时,由于实物因素的冲击主要体现为偶然性的黑天鹅事件而难以避免,相应地,流行的路向也就集中在减少和抵御货币和信用等来自人为政策的冲击。事实上,近年来拥有越来越大影响力的就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其基本观点就是,货币供给或信用扩张根本上都是政府主导的,是不良货币政策的结果;相应地,要降低货币因素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就应该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推行维持货币中性的货币政策,甚至应该将货币发行非国家化。也就是说,快速解决当前经济学衰退的最有效措施就是“无为而治”。

那么,奥地利学派的政策主张可行吗?这里面临着一个根本性问题:货币供给或信用扩张究竟是市场外生的还是内生的?波斯纳就认为,“经济萧条或者衰退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我们必须加以区分。最没意思、通常也属最不严重的类型就是市场常规运行之外的某种未预见到的经济冲击打破了市场均衡……第二种类型……属于诱导性的经济衰退。美联储通过大幅提高利息率的办法打破了已经演化为长期高通货膨胀的局面……第三种也是最危险的类型的经济衰退/萧条是由投资泡沫的破灭引起的。这是一种由内部发生的经济萧条,如1930年代和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萧条曾经以及正在例证的那样,尽管也还有其他例证,包括1990年代早期的全球经济衰退……泡沫经常是由错误的信念造成的,错误地相信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某一市场,甚或整个经济正步入一个增长的新时代。”[1]也就是说,引起经济萧条的因素众多,其中,外来冲击只是构成经济萧条中最不严重的类型。由此就引出第二个问题:简单地诉诸市场机制能够根本上避免和解决经济危机吗?显然,如果货币供给或信用扩张的大部分都是市场内生的,那么,简单地让政府退出经济领域乃至将货币发行私人化并不能有效避免或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纯粹市场机制甚至并不会比混合经济导向更少的经济危机和更轻的经济萧条。

更为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如何识别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性?根本上,这与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关,进而又涉及对市场定价机制的剖析和理解。本章沿着第5章所开辟的理论视角展开进一步的逻辑分析:市场经济中的马太效应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产生了拥有购买力显著不同的群体,进而又造成了产品的等级化以及价格的分层化,这就是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正是基于这种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高级产品吸引了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需求,从而具有高位价格,进而也会为厂商带来高额利润;同时,拥有生产者主权的厂商也会通过广告宣传等手段来诱导那些低收入的社会大众消费这些高级产品,而消费信贷等支持则进一步激发社会大众对高级产品进行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显然,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刺激厂商将其生产资源和所获信贷集中投资到高级产品的生产领域,由此就会造成生产结构、消费水平与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出现严重脱节;这样,随着信用的收缩,高级产品的需求和投资就必然率先被迫中断,进而通过实际效应和心理效应而扩散到其他中间资本品和相关产业上,最终就会引发全面性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

基于上述分析思路,本章致力于这样几方面的工作:(1)基于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维度来挖掘经济周期的内生机制;(2)进一步揭示内生于市场体系的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和触发因素;(3)更全面地考察信贷扩张在经济周期中所扮演的角色;(4)进而分析内生于市场体系的经济危机在爆发前后所呈现出来的重要特性。同时,以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为切入口,在推演内生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周期理论之过程中,又结合了对奥地利学派(也包括凯恩斯经济学等)相关观点的评述,从而使得文章的剖析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性。正是通过这样的逐层分析,本章提出,经济周期本身就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它是锦标赛市场定价带来的消费分层以及消费心理强化之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同时,信贷扩张主要是源自社会大众对高级产品的需求引导以及厂商对高级产品的投资冲动,而这又与以收益为鹄的的市场定价体系以及厂商制造的效用“噪音”有关。这样,本章就给出了一个系统而全新的经济周期认识论,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市场经济的真实运行。


二、审视经济危机的需求不足观


在剖析内生于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之前,我们首先对一些流行观点做一解析。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倾向于将经济危机直接归咎于所谓的“生产过剩”,其理据是,危机发生时期往往存在大量未能出售的商品,同时也会出现显著的产能过剩和劳动力闲置。但是,我们却很少剖析那些产能过剩?为何会过剩?同时,这一流行也面临着这样的现实问题: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产品供给并没有满足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又何以称之为“生产过剩”呢?正因如此,奥地利学派就极力否定“生产过剩”说。罗斯巴德就写道:“除了伊甸园,没有普遍的‘生产过剩’存在。只要任何的‘经济’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人们就会一直需要生产,这种普遍的需求满足不可能发生,在1929年,这种需求达到满足的点当然不可能达到。”[2]这一事实潜含的明显寓意就是: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并不能简单地用总量意义的“生产过剩”去解释,而更应该从产品供给结构上进行剖析,是供求结构的失衡造成了其中一些产品呈现出“生产过剩”面貌。这也就是说,所谓的“生产过剩”,只是由于供求结构存在严重失衡而造成的“相对过剩”。

新的问题是,结构型的“相对过剩”是如何产生的?根本上说,源于产品供给的不合理而非社会总需求的不足。为此,我们又需要思考:产品供给为何会存在如此的不合理?这又要从产品供给者的生产动机着手进行剖解。一般地,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供给主体是私人厂商,而私人厂商所追求的是收益最大化。由此就需要考虑:生产哪类产品可以获得最大化收益?通常来说,这主要是市场价格(也即交换价值)远高于生产成本的那些产品,尤其是(市场)价格高于其(自然)价值的产品。更进一步地就要思考:哪些产品的价格(也即交换价值)会高于其(自然)价值?通常来说,主要有这样两类:(1)富人需求的奢侈品,富人的高购买力导致奢侈品的交换价值远高于其自然价值;(2)市场短缺的商品,稀少性是影响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

就前者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中的奢华产品(如时尚服饰、新潮手表、智能手机、豪华汽车、高档住宅)不断升级换代,但底层大众所需要的物美价廉物品却越来越难以寻觅。例如,在一些无节制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类豪华别墅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同时,存在着大量不适宜生存的贫民窟。再如,由于受经济状况和海外市场的冲击,中国社会出现水泥、钢材、玻璃、铝制品等大量过剩同时,甚至在广州城中心50公里之外的从化、花都等地依旧存在着不少坑坑洼洼的公路得不到足够材料等来修整。

就后者而言,劳德代尔悖论早已揭示出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之间的不一致:一方面,对私人来说,私人财富体现在其所拥有的货币数量,而货币的多寡取决于其拥有的产品的价格高低,物品的市场价格则又取决于产品的稀缺性;另一方面,对社会和国家来说,国民财富根本上体现在其所拥有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的多寡取决于其创造出的产品多少,而产品的稀少恰恰与国民财富呈反向关系。显然,当某产业或产品出现结构性过剩或失衡时,基于收益或个人财富最大化的考虑,私人厂商通常不会降价出售给那些产品的需求者,更不会免费赠送这些“过剩”产品;相反,它们宁愿销毁或浪费掉这些产品以提升这些产品的市场价格,而这种销毁或浪费明显会减少国民财富。例如,经济大危机之时,就经常有大量的牛奶和面粉被倒入大海,与此同时又有更多人得不到最基本的食物;同样,近年来H&M每年几乎要烧掉60吨没有卖出的衣服,却不会将之赠送给缺少衣服的穷人。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要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时出现的产能过剩,就不能简单地回归供给学派的市场放任主义政策。其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根基于收益原则,由此主要能够满足富人的需求;但是,它却无法提升社会大众的需求,进而由此来刺激经济而摆脱危机。相反,要克服由“相对过剩”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根本上在于避免产品结构的扭曲和失衡,进而就应该以效用原则而非收益原则作为生产的根本原则,并由此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非总需求的刺激上寻找危机的解决办法,这就为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基本立足点。同时,供给侧改革的思路也就通过适当引入产品生产的效用原则来弥补或缓和根基于收益原则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即供给侧管理的根本要旨在效用原则。

当然,与“生产过剩”相对应的就是“消费不足”。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凯恩斯经济学或者其他一些流行理论,通常又都会从需求维度来分析经济波动,不仅将经济危机归咎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且还从提升需求的角度来寻求解决经济危机和摆脱经济萧条的经济政策。基于上面的分析,“需求不足”也就明显地表现在这样两方面:(1)社会大众尤其是富裕阶层开始减少对高级消费品的需求,从而造成相关产业和产品的需求显著不足;(2)收入下降的社会底层甚至无力购买足够的基本生活品,从而导致福利水平的明显下降和贫困加剧。由此,又引发出这样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既然社会大众连基本生活需要都没有获得满足,这些产品为何还会面临着普遍的有效需求不足呢?根本上,这与产品结构有关。有效需求不足根本上也是结构性的,体现为:目前市场大量供给的产品缺乏足够的需求,而那些有需求的产品却可能同时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第二个问题,既然经济危机已经导致商品价格出现了普遍下降,社会大众为何还会无力购买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呢?根本上,这就与社会收入结构及其变化有关。这里着重从两方面对第二个问题展开解析。

第一,收入结构决定了需求水平的总体不足。一般地,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悬殊的收入结构,那么,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就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支出不足,这种消费不足根本上也就源于社会大众因较低收入而缺乏足够的消费能力。同时,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持续,不仅工资水平出现普遍下降,而且也会爆发大规模失业,这些又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大众的消费能力,尤其是对高级产品的消费能力。正是基于这一逻辑,马克思经济学就倾向于将生产过剩归咎于社会大众的购买力不足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产业结构的“生产比例失调”。其中,“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指,消费品需求的增长慢于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扩大,从而导致了总供求失衡。其原因则在于,基于力量博弈的市场竞争产生了不公正的收入分配,由此导致社会两极化的发展趋势;进而,两极分化又导致穷人的购买力不足和富人的储蓄过度以及总消费需求不足,由此引发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马克思写道:“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3]

第二,消费结构带来了需求能力的突然下降。在上一段分析中,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社会消费能力的急速下降,而上面揭示的收入(下降)效应是经济危机爆发后所衍生出的,那么,经济危机爆发前后为何会出现断层式的需求骤降呢?毕竟,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并不会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发生如此的急剧变动。一般地,需求能力突然下降的原因在于:当一个社会超越其经济发展水平而过度追求高级产品的消费时,就会出现消费透支和剩余不足,进而致使社会消费能力的虚脱;进而,当消费能力的虚脱因某个触发因素而成为社会的共同知识时,它就会通过市场互动和相互反馈而形成扩大效应,由此就会造成断崖式的需求下降并阻碍进一步的生产和投资;这样,在一连串蝴蝶效应的作用下,就会引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也正是沿着这一维度,我们就可以将经济危机与消费结构或消费方式联结起来。根本上说,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并非消费者所自主的,而是受到社会风气尤其是生产者主权的影响和支配。一方面,在收益原则主导的市场经济中,逐利的厂商必然会偏好生产那些具有高购买力的富裕阶层所需求的那些具有高交换价值的高级产品;另一方面,生产者主权的现代社会中,高级产品的厂商往往可以通过广告等型塑社会偏好,进而引导社会大众进行攀比式消费,将大量金钱花费在一些并非紧要的次一级需求上,由此就会出现整个社会对这些高级产品的过度需求。

事实上,只要稍作观察就不难发现,当前各个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都存在着对高级产品的过度需求,最为明显的就是美国。例如,对生活在美国联邦贫困线(收入水平绝对值)以下、占总人口12.6%的美国人所做的调查就发现,一方面,他们中80%的人拥有空调,近75%的人至少拥有一辆小汽车或卡车,近33%的人拥有一台计算机、一台洗碗机或者第二辆车;但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又没有钱来购买食物之类的基本生活品。[4]同时,尽管缺乏足够的消费能力,现代信用体系使得他们能够方便地进行超前消费,其结果就是,他们的储蓄越来越少,而债务则越来越高。例如,占美国一半人口的穷人只拥有总收入的20%,但1995年却占了总债务的30%;尤其是,1989-1995年期间信用卡债务增长了35%,平均每年偿还信用卡债务的支出占16%。[5]同样,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消费升级步伐也在不断加快,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已经进入了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富足区间。[6]这些现实例子反映出,纯粹市场经济中往往会出现消费结构与收入结构之间的不对称,乃至存在消费层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脱节;进而,消费层次的超前又会刺激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投资,乃至产业结构也脱离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正是由于纯粹市场经济中往往甚至必然会存在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间的扭曲,这就会引发经济危机。也即,经济危机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并由市场运行机制所激发。

一般地,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性体现在如下五个层次中:(1)市场定价与收入分配之间具有内生性;(2)收入分配与市场需求之间具有内生性;(3)市场需求与产品价格之间具有内生性;(4)产品价格与企业利润之间具有内生性;(5)企业利润与产业结构之间具有内生性。其逻辑是:市场定价体系决定了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决定了不同层次的消费能力,消费能力的差异又导致商品的等级化和价格分层,产品价格的市场分层产生了不同水平的企业利润,进而又引导厂商的生产与投资……。其中的主要机制在于,产品的需求及其价格往往受制于消费者的购买力,而购买力又主要由收入水平决定。这样,较大的收入差距就会造成较明显的需求和价格分层:一方面,低级产品的需求存在不足,从而导致低级产品的价格往往偏低;另一方面,高级产品的需求则增加,从而导致高级产品的价格往往偏高。进而,需求分层和价格等级化又会造成生产结构和投资结构的扭曲:一方面,满足社会大众真实需要的产品和产业在生产和投资上存在不足,相关的技术创新和进步也就会严重受限;另一方面,满足富人需要以及其他受诱导的非真实需求的产品和产业在生产和投资上出现过度,相关的技术创新和进步也就会不断升级。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并由此产生出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就会造成这样两大问题:(1)普遍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当普遍的需求不足达到一定限度时,就会造成总体经济的生产过剩,进而会爆发出经济危机;(2)需求结构的明显扭曲,而当高级产品的市场需求显著地高于人们的真实需要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造成“虚脱”需求的破裂,进而会导致相关产业的崩溃和企业的破产。

最后,生产过剩或者需求不足所引发的经济危机还呈现出这样一个重要特征:危机时期,产品的价格往往低于其生产成本,乃至出现利润下降、为零甚至为负的现象。这又引发了思考:经济危机时期的出售价格为何会低于产品的生产成本呢?在罗斯巴德等奥地利学派学者看来,其关键就在于,原来买进成本的价格过高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原来买进成本为何如此之高呢?奥地利学派学者倾向于将之归咎于信贷扩张,这导致“不当投资从那些应该产生利润的行业转向了那些被证明不能带来利润的行业。所以与消费需求相关的特定商品生产过剩,而其他的特定商品生产不足。”[7]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厂商为何会转向这些产品呢?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产品曾经为生产厂商带来了高额利润,只不过利润在危机时期趋于迅速下降或消失了。由此就要思考更为关键的问题:这些产品的生产为何会从危机前的高利润转变为危机后的无利润?奥地利学派将之归咎为利率的变化,这是从成本角度的分析。这里则强调,更为根本性原因应该归于价格,这是从收益角度的分析。其基本逻辑是:市场经济赋予高级产品远远高于其自然价值的价格(交换价值),从而刺激厂商对之增加投资和扩大规模生产;同时,连锁的锚定效应又使得与高级产品相关的成本(如工资和其他中间品成本等)高涨,这些高涨的成本在经济危机期间由于存在刚性而难以与产品价格发生同比例的下降,这点留待第八部分再做详细剖析。基于这一逻辑的分析,“产能过剩”就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信贷扩张,而应该从市场定价体系角度做更深入的探究。正是通过对市场定价体系的剖析,才可以深刻地洞悉经济危机的根源,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危机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必然性。


三、经济危机的发源:定价体系


流行的“消费不足”说认为,由于工资水平较低等原因,消费者无法在生产者能够获利的价格上进行消费,进而造成相关的生产投资闲置而产生经济危机。不过,这一见解遭到奥地利学派学者的断然否定。例如,罗斯巴德就写道:“如果消费不足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任何危机,那么萧条应发生在消费品行业中,该行业的剩余商品将积压,同时至少相对的繁荣将发生在生产资料行业。但是,通常我们认识到的是,在萧条时期是生产资料行业,而不是消费品行业遭受更大的损害。消费不足理论不能解释这一现象……每次危机的特点都是不当投资和储蓄不足,而不是消费不足。”[8]显然,这就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经济危机的基本特点究竟体现为储蓄不足还是消费不足?由此就引发思考:经济危机的根本成因何在?

一般地,经济危机爆发时的需求不足通常会呈现出这样两大特征:(1)消费不足往往不是短期内的全面性呈现,而是存在一个逐渐扩散的过程;(2)在经济危机扩散过程中,需求不足更为严重地体现在资本品和非消费品上。这里提供的关键信息是,消费不足根本上不是体现在所有商品上,尤其不是体现在必需品上;相反,更为可信的是,它首先并集中体现在高级产品或奢侈品上,进而才扩散到与之密切相关的资本品上。其中,奥地利学派着重剖析了资本品的需求不足,但没有剖析何种资本品存在需求不足,更没有进一步追溯高级产品的需求断裂这一根源。这里则对此展开深入的考察。

事实上,在经济危机爆发后,高级产品的需求通常会面临着更大的冲击。其原因主要有二:(1)高级产品的需求具有更为强烈的心理特性,相应地,经济波动所造成的心理恐慌就会首当其冲地冲击高级产品的需求;(2)高级产品的成本受到连锁锚定效应的锁定而具有很强的刚性,相应地,经济危机爆发时也就难以依据市场需求来降低成本。两者相结合就会产生出经济危机中的显著现象:一些高级产品的大生产企业会出现巨额亏损而倒闭。这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高级产品的供求通常为何更容易出现失衡?在很大程度上,这就与高级产品的过度生产和投资有关,而这又受到市场机制的激发。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分析高级产品的供求问题。第一,高级产品具有这样两大特征:(1)生产上,高级产品的生产通常会依赖更多的资本品和更高的技术,这有助于降低其他厂商的竞争而维持其产品的高等级;(2)消费上,高级产品的需求通常会依赖更高的购买力和消费外部性的诱导,这有利于提高它的价格水平以及相应的利润水平。第二,这两大特征使得高级产品更容易趋于过度繁荣状态:(1)技术创新和生产投资通常集中在高级产品上,这有助于高级产品的生产在规模上的不断扩大以及在质量上的不断升级;(2)高级产品中嵌入了更为强烈的心理效应,这导致它的市场需求往往源自攀比的欲求而非真实的需要,进而使得高级产品的需求在规模上不断扩张以及在等级上不断更新。

更进一步地,高级产品的供求失衡又是如何引发全方位经济危机的?这就涉及高级产品与其他产品或产业的关系,也涉及高级产品的供求失衡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心理效应,这些都会导致经济衰退被放大和强化。一方面,高级产品的生产对资本品及各种中间产品的依赖性通常更大,社会大众对高级产品的追逐也会使得大量资源被投入到相关产业上,这就使得与之相关的产业链得以不断延长,乃至大量中间品被生产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高级产品的需求不足一旦出现,就会迅速扩散到这些相关产业,进而使得各种中间资本品也出现需求不足;相应地,所有相关产业都会出现大量的产能闲置,相关产业的劳动者也会失业,进而必然会引发经济危机。[9]另一方面,高级产品的生产大企业与其他企业、社会以及政府之间通常也存在纵向和横向的密切联系:其中,纵向联系体现在与下属企业、部门之间存在人员、设备、资源的共享和产品的配套,横向联系则体现在与其他企业存在业务、借贷以及控股上的联系;而且,大企业的产品价格和劳动工资在市场上也具有指标性意义,它的变动将在市场经济中产生显著的心理效应。因此,一旦出现大企业的违约、清算和倒闭,就会从实际和心理两方面对市场造成恐慌和收缩,从而就会导致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的程度被进一步放大。

因此,我们说,正是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化以及攀比式消费造成了高级产品的过度需求,进而造成繁荣时期的高级产品无论是生产还是需求都超过了整个社会实际所能达到的水平:一方面,造成社会生产尤其是高级产品的生产超越了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需求水平;另一方面,造成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源被大量浪费和耗尽。其结果就是,一方面,在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往往能够享受超出其真实能力的消费和福利水平;但另一方面,在危机爆发后,人们的消费支出和福利水平则出现坍塌式下降。事实上,在经济危机时期,产品价格往往也呈现出这样的双重特征:一方面,高级产品的价格因需求断裂而大幅下降,从而造成产能的大量闲置和资源的显著浪费;另一方面,低级产品的价格因供给不充足(大量资源被闲置在高级产品的产业链上)而不降反升,从而进一步增加普通大众的生活负担。显然,这两者都会显著地降低人们的社会福利水平。

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将人类的消费和福利从虚高水平重新拉回到真实水平,由此导致危机前的储蓄不足转变成为危机后的消费不足。波斯纳就说:“当前消费水平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对先前不正常消费水平的抵消。”[10]尤其是,经济危机爆发后,企业为了摆脱危机而通常会大量破坏积存的商品(目的是促使商品价格回升),这就进一步耗费掉社会产品和资源。正因如此,不理性的超前消费往往会对整体福利水平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由于大量财富在消费高级产品中被耗费掉,大量资源在经济危机的产能闲置中被破坏,因此,借助经济危机将人类福利拉回到真实水平的方式,必然还会导致人们实际享有的消费和福利水平显著地低于社会经济发展所能够实现的消费和福利水平。也即,经济的波动式发展或周期性的经济震荡在总体上会降低人们本可以获得的福利水平。关于这一点,从不同等级产品的价格变动趋势中可窥知一斑。

一般地,经济危机出现后,不同产品的价格涨跌趋势往往出现不同步性;其中,高级产品的价格主要呈现出显著的下跌趋势,低级产品的价格则反而可能上涨,至少低级产品会出现相对于高级产品的价格上升。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一方面,这涉及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对信贷伸缩的敏感性:投资支出通常比消费支出对信贷伸缩更敏感,从而也就出现更大的波动性。究其原因,投资成本主要依据贷款利率来计算,消费成本则主要按储蓄来计算;相应地,由于贷款利率通常比储蓄利率更高,因而利率的变动对投资的影响也就更大。这一分析也表明,经济危机爆发后,受利息和信贷的影响,投资支出的下降通常就会比消费支出更快。另一方面,这涉及高级产品与低级产品的生产对资本品的依赖程度:高级产品的生产过程通常更为迂回,从而需要更多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显然,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资本品价格的下降,也就必然导致低级产品相对于高级产品的价格上升;更不要说,低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往往较高级产品为低。

事实上,在经济危机爆发后,消费支出的下降幅度通常较小,而且,消费下降还主要出现在高级产品上。同时,消费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又在于,低级产品(必需品)因投资和生产不足而导致价格上涨,而低级产品(必需品)的投资和生产不足又源于原先有大量资金被闲置在高级产品的生产线上。当然,由于经济繁荣时期存在普遍的过度消费,使得经济危机时期的消费支出在总体上也会下降。这样,在供给和需求都出现下降的情况下,低级产品的(绝对)价格是涨还是降也就存在不确定性。但不管如何,由于经济危机还会造成普遍的失业和收入下降,因而福利水平通常也会出现大幅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市场经济内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波动式(或震荡式)的经济增长带给人们的福利水平总体上要低于持续平稳的经济增长。进而,市场经济之所以往往呈现出波动式(或震荡式)增长,根本上又源于市场定价体系。

然而,罗斯巴德却否认繁荣时期的生产会超过真实消费的需求水平,其理由是,“企业家的任务正是预测消费需求,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他们不能像进行其他预测那样预测消费需求,并根据这种预测调整生产结构。”[11]但试问:如果企业家都能够正确预测消费需求,为何还会出现企业破产呢?进而,如果承认某些企业家因认识力不足而出现预测失败,又如何能否定在特定时期会出现大多数企业家都预测失败而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呢?曾掌管美联储近20年的格林斯潘在2008年10月23日重回国会山而在证人席上接受质询时就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我认为组织的自身利益,特别是银行以及其他机构的自身利益,是保护其股东和股东权益的最好方式……这里的问题是,那些看起来非常坚实的大厦以及事实上是市场竞争和自由市场关键支柱的东西倒塌了。”[12]同时,罗斯巴德认为,即使社会收入悬殊而富人的消费倾向较低,这也不会带来消费不足,因为富人的储蓄同样可以变成投资,从而有助于维持生产结构。[13]但试问:富人的消费会指向哪些产品?储蓄资金又会投向哪些领域?罗斯巴德等奥地利学派学者之所以犯下如此明显的错误,关键就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真实市场的定价机制,不知道市场定价体系造成的价格结构分层以及社会攀比效应带来的需求假象。[14]

一般地,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因不同收入水平而致使购买力存在差异的异质性消费者,这些异质性消费者的需求所对应的产品通常会有悬殊的市场定价。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价格分层状况往往就与该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关。由此,我们就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繁荣时期的产品价格分层为何比萧条时期更为显著?难道繁荣时期的收入分配结构就会一定比萧条时期更不平均吗?在很大程度上,这涉及信用扩张等造成的货币增发以及由此而来的货币幻觉效应,因为受货币幻觉影响的消费者更容易为生产者所诱导而进行超前消费。事实上,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货币数量的变动通常会影响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进而也就影响不同领域的生产和投资。譬如,按照哈耶克的观点,经济危机的爆发直接就源于生产结构的缩短,而生产结构之所以会缩短又在于,原先的生产结构延长根源于信贷的扩张。其基本逻辑是:当信贷扩张等导致货币数量增加时(货币交易系数和货币流通速度不变),货币利率将会低于市场利率;相应地,企业家就倾向于使用资本品来替代原来的生产要素,由此就会刺激资本品的生产,乃至更多要素就会被投入到更早生产阶段;在这种情形下,生产阶段就会增加,生产的迂回度则加深,而消费品的减少又会产生“被迫储蓄”现象;但是,由“被迫储蓄”引起的生产过程延长通常并不能长久维持,因为当增发货币转化成人们的货币收入后,人们也会努力恢复原有的消费水平,甚至因货币增加而拥有更大的购买能力,这些都会使得消费品价格相对于资本品得到更快上涨,进而引起原始生产要素向消费品领域转移,由此也就导致生产结构不可避免地缩短。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奥地利学派将信用体系和信贷制度视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果真如此吗?这里,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信贷扩缩在经济周期以及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显然,如果考虑到市场经济中的锦标赛市场定价体系,我们就可以清楚认识到,货币增发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消费品和资本品之间,而且还主要影响消费品和资本品的内部结构,尤其是影响不同等级的消费品价格。相应地,货币增发对经济的影响也就不是仅仅停留在诱发资本品的生产与投资这一层次上,而是要进一步考虑它对整个高级产品(包括资本品和消费品)生产和需求的诱导。究其原因,消费品和资本品本身都具有异质性,货币收入的增加以及信用的扩张通常会有助于消费层次的提升,从而刺激高级消费品以及相关资本品的生产和投资,进而又会更大限度地耗费人类资源。显然,这些都是奥地利学派所忽视的。哈耶克说:“为了获得健康状态所需要的那些东西,乃是能使生产结构尽快地和完全地适应于消费者货物与生产者货物之间的、以自愿储蓄和自愿消费来决定的需求的比例。”[15]问题是,受生产者主权诱导,市场经济中的需求往往会超出其真实的消费能力,这导致储蓄率通常较低,从而也就难以促进生产过程的延长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基于这一路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信贷扩张将会造成生产结构、消费结构与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脱节,从而也就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炸药。


四、经济危机的助长:信贷扩张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揭示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繁荣时期的社会生产和消费尤其是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会超越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从而破坏了经济持续增长所依赖的物质基础。那么,社会生产尤其是高级产品的生产又是如何能够超越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呢?除了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助长和加速机制,这就是信用和信贷扩张。奥地利学派坚持认为,经济周期就根源于信贷扩张对生产投资的刺激,从而引发了不当投资和虚假繁荣。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信用和信贷扩张在产业结构的扭曲以及经济危机的激发中所扮演的角色呢?这里继续进行辨析。

奥地利学派分析信贷扩张时基于这样的逻辑:一方面,信贷扩张导致货币量增加,进而使得货币利率被人为降低,这就刺激厂商对“更为长期的生产过程”进行投资,对那些远离消费者的高级财货(资本品)进行投资,乃至生产结构和过程就逐渐延长,进而又抬高了资本品和其他生产者的商品价格;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形并不能持久,随着增发货币转化为收入,工资、地租以及利息都会逐渐提高,甚至新生产阶段的工人也会取得高收入,对消费品或低级财货的需求也就逐渐上升,从而就会导致生产资源从高级财货向低级财货转移,进而导致高级财货(资本)出现需求不足,乃至原先在此上所做出的大量专用性投资就会出现闲置和浪费。这也意味着,信贷扩张对生产投资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在短期内有助于投资的增加,并通常会为厂商带来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所激发的投资通常又不恰当,这种失误在繁荣过后就会显示出来。米塞斯就写道:“市面兴旺期的错误投资等于将一些不可转换的生产要素放错了地方,以致牺牲了消费者更迫切需要的生产。”[16]罗斯巴德则认为:“信贷扩张只将可得到的资本引向高级的生产领域,而很少将之导向低级的生产领域……(而且)繁荣持续的时间越长,扭曲和不当投资的程度也越深。”[17]

正是由于将经济周期归咎为信贷扩张,奥地利学派就主张,要避免商业周期,银行只需抑制信贷扩张就行了。果真如此吗?其实,奥地利学派的分析内含着两大严重局限:第一,它将信贷扩张主要理解为投资信贷扩张,因为信贷扩张导致市场利率下降,进而使得资本品的价值上升而引发对资本品的投资;第二,它认定信贷扩张必然导致生产过程的延长,因为信贷扩张带来投资成本下降,进而使得原先无利可图的项目得以生产。问题在于,(1)信贷扩张也会导致消费品的价格上升,为何就一定会将全部或主要资金投入到资本品的生产领域呢?(2)生产方法和过程的变动根本上依赖于技术,而技术往往并不会与信贷同步发展,又如何认定信贷扩张一定会诱发新的生产阶段并导致生产过程的延长呢?霍特里在20世纪30年代对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一书所作的批判就指出,银行所发贷款的较大部分都没有使固定资产增加,而是投资到了营运资本和产品存货上。[18]

一般地,信贷扩张有两个基本方向:(1)生产信贷,资金增多使得厂商更倾向于对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进行投资,从而使得生产过程和资本结构得以延长,进而使得那些高级财货的生产得以扩大,这大体上已经为奥地利学派所着重阐发;(2)消费信贷,资金增多使得人们能够进行超前消费,乃至那些低收入者也能够更早地消费高级产品(如房产等耐用品、豪华汽车等奢侈品以及苹果手机等轻奢品),从而就会诱发对高级消费品的生产以及相关产业和资本品的投资,而受货币幻觉驱动的消费者也更容易在生产者主权的诱导下增加对高级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方面在奥地利学派的分析中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正是由于消费的外部性以及廉价的信贷,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购买第二辆或第三辆汽车,也不断更换汽车,从而造成汽车产量不断增长。例如,到2005年的汽车销售量达1700万辆,而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后迅速下降到1300万辆。[19]显然,这意味着,信贷扩张产生出了双重效应:(1)经济繁荣时期的攀比式消费显著地提高了对高级产品的需求;(2)信贷扩张也使得厂商可以将大量资金投资到高级产品及其相关资本品的生产领域。同时,两者还相互强化,共同推动高级产品的畸形繁荣,进而也就会耗费大量的社会财富。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两个基本概念做一辨识:高级财货和高级产品。高级财货概念是奥地利学派创造的,它是指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高级产品则可追溯到美国老制度学派的著作,它是从产品等级意义上而言的,主要是指高需求层次上的消费品(当然也包括高级资本品)。由此,我们就可以审视一个流行论断:高级财货(生产资料)行业的波动往往大于消费品行业。流行的观点用加速原则来解释资本品行业剧烈波动现象:首先,繁荣时期的消费需求增加会大幅度提高资本品需求,进而产生出一种倍数的杠杆效应;其次,资本品需求的加大与资本的耐久性成正比:资本品的耐久性越强,该产品每年的重置需求水平越低,扩大效应也就越强;最后,当消费需求趋缓后,也就会触发资本品行业的萧条。但是,罗斯巴德指出了加速原则的解释所潜含的一系列错误:(1)经济繁荣之前处于长期平衡状态这一前提假设是不现实的;(2)消费需求增加对资本品的要求并不一定要在同一年内购买;(3)资本-产出比例不变这一潜含假设忽略了要素之间的替代性;(4)没有考虑企业家根据价格体系对市场中所有生产进行有效管理;(5)从单独机构或行业直接跳跃到了整个经济上而犯了合成谬误。[20]

同时,除了罗斯巴德认识到的问题外,加速原则的解释缺陷还在于,它以厂商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使用为前提,但现实却是,几乎所有的工厂在设计时都会考虑留有一定甚至很大的剩余生产能力以应对市场需求波动。这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变动并不会产生理论上的那种资本品投资扩张。其实,上述流行论断对现象的描述本身就存在偏误,因为无论是资本品还是消费品都有高级产品和低级产品之分,而波动较大的往往是高级产品尤其是高级消费品。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经济危机爆发之时往往会出现高级消费品价格的暴跌以及相关产业的衰退和崩溃。这就意味着,高级消费品行业的波动并不比高级财货(生产资料)更低,甚至反而可能会更高。当然,高级财货与高级产品之间也存在很强的联系,尤其是在信贷扩张推动的生产投资方面。其原因是,一般来说,越是高级的产品,生产就越是需要更多的资本品,进而越是依赖更迂回的生产过程;进而,也就需要更多的生产资金或资源,需要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事实上,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是推动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以及日益高级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信贷扩张不仅促成了资本品的投资和扩张,更主要是促成了生产高级产品的资本品不成比例的投资和扩张。

罗斯巴德就指出,“要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生产结构—资本结构—必须被持续地‘延长’。当越来越多的资本被追加投资并被用来维持高度进步的经济,越来越多的资本也必然被用来维持和重置这个扩大了的生产结构。这需要较高的储蓄总额,必须继续这样的储蓄,并把它投资到每一高级的生产领域。这样,零售商就会继续向批发商进行购买,而批发商又会向更大的中间商进行购买,等等。”[21]这也意味着,如果信贷扩张的后果只是强化了社会一般产品尤其是必需品的生产及其相关资本品的投资,从而使得一般产品或必需品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变得更高,进而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大众的真实需求,那么,这种信贷扩张就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正如庞巴维克在《资本实证论》中指出的,一个社会越富裕,用于生产后期阶段(即靠近消费端阶段)的资本资源的比例就越小。[22]问题在于,如果信贷扩张所推动的主要是高级产品的生产及其相关资本品的投资,进而推动奢侈消费品的不断升级,诱发社会大众的攀比式消费,那么,这种信贷扩张就会导致社会资源的快速耗竭,这也正是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所在。显然,也只有在后一情形中,才会有米塞斯所说的,“信用扩张的最后结果乃总体的贫困……绝大多数的人必定要为繁荣期的错误投资和过度消费而付出代价。”[23]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信贷扩张为何会促使生产者将大量资源投资到高级产品及其相关资本品的生产上?这又涉及市场定价体系。

一般地,市场定价体系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体现在:一方面,市场收入的巨大差距造成了购买力的社会分层,进而导致不同商品的自然价值与交换价值发生不同方向的脱节,其中,高级产品的交换价值要远高于其自然价值,从而就会吸引厂商的大量生产和投资,这已经为奥地利学派的先驱维塞尔所阐述;另一方面,在生产者主权的支配下,高级消费品的生产者还可以通过广告以及社会舆论等方式诱导普通大众追求高级产品的消费,进而使得整个社会的实际需求进一步脱离有保证经济水平的支撑,使得高级产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远离其自然价值,这已经为美国制度学派的加尔布雷思等人所说明。从这个角度上说,要认识信贷扩张对经济危机的真实影响及其中的传导机制,就需要将奥地利学派的周期理论与美国制度学派的市场解剖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信贷扩张只是构成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或表层原因,只是加剧了经济危机,而不是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相反,经济危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市场定价体系,根源在于不断拉大的收入分配以及造成的购买力分层。尤其是,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推行,金融家在信贷扩张以及经济危机形成过程中就扮演了关键性角色。明斯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深入剖析了“那些追逐利润的商人和银行家如何把一个最初富有活力的金融体系(不易引发金融危机)变成一个脆弱的金融体系(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决定融资关系和资产定价的市场机制发出了信号,这种信号促使那些容易产生不稳定性的融资关系得以发展,最终使不稳定性变成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时期(或平稳运行时期)只是暂时的。”[24]

最后,由于收入分配根本上决定于分配规则和社会制度,这又需要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去寻找深层或本质原因。那么,我们如何理解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化呢?一般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倾向于运用集体权力或阶级权力对社会分配结构进行解剖,倾向于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维度来对收入分配的不公以及收入差距的拉大进行论证,进而结合边际消费倾向来对整体社会的消费不足及其引发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进行论证。不过,随着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权力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趋势,市场收入也主要决定于个人之间的博弈而非群体运动,这就导致收入分配的传统分析框架趋于失效。[25]既然如此,又如何认识时下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分层呢?这就涉及权力碎片化所衍生出的放大效应:拥有“相对集中权力”的强势者通常会获得超比例的决策影响力,进而可以集中和掌控制定分配规则的决策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崛起和市场权力的碎片化,锦标赛制的收入分配规则开始盛行,收入分配结构也日益呈现出金字塔型。[26]因此,要真正理解和解决新形势下的收入分配问题,就需要对碎片化的权力关系及其衍生效应进行深入的剖析。事实上,罗斯巴德在对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的分化进行反驳时就举例说,通用汽车总裁以及明星运动员等富豪都是“劳动者”,而很多地主、农场主以及零售商都很穷。在这里,实际上就涉及了劳动或岗位的等级。第4章已经指出,不同劳动的工资水平往往依赖于其所属的岗位等级而不是他的劳动贡献或者努力支出,同时这种岗位等级工资呈现出明显的超级累进制特征,薪酬差距随着职位的上升而递增,这就是锦标赛制定价。


五、经济危机的触发:外来冲击


上面的分析指出,信贷扩张促进了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投资,从而推动了生产过程的延伸和经济繁荣。显然,如果对高级产品的需求具有持续性,相应的生产和投资也就可以持续下去,乃至生产过程也会不断延伸。问题在于,高级产品的需求总会断裂,而需求的断裂则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由此要思考的问题是:需求是如何断裂的?奥地利学派将需求的断裂归咎于银行信用的收缩,正如它原先就将需求的增加归因为银行信用的扩张。例如,米塞斯就说:“只要银行意愿一再地扩张信用,商业就随之繁荣”,而“当借贷市场再也没有信用媒介的增量投入时,繁荣就将立即停止”。[27]果真如此吗?这需要审视这样两个问题:(1)信用扩张是否一定会产生持续的繁荣?这实际上又是要说明:是信用扩张停止导致了繁荣终止还是繁荣消逝而导致信用收缩?(2)银行信用因何而收缩?这实际上又是要说明:银行信用的收缩是市场内生的还是市场外生的?进而又涉及,导致银行信用扩张受阻的触发因素是什么?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货币主义者以及奥地利学派学者大多倾向于视信用收缩为因,而视繁荣破灭为果。例如,米塞斯写道:“信用媒介一旦停止增发,空中楼阁似的繁荣将立即湮灭。企业家必须收缩其经营活动,因为他们缺乏资金以继续那些规模过大的商业计划。”[28]其理由是:一方面,面对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生产者的预期会逐渐悲观并减少对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为保持偿债能力,银行也要减少信贷发放。相应地,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中就将从货币收缩到价格和产出下跌视为因果关系的主线,并将货币收缩视为当局决策和银行体系持续存在危机的结果。果真如此吗?其实,尽管信贷扩张刺激了生产和消费,尤其是刺激了高级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及其相应资本品的投资,从而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是,社会大众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收入水平,从而就会出现消费张力与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脱节,并主要表现为消费张力领先于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了弥补这一差距,现代社会往往通过放松对金融、资本市场的管制进而推出各种金融衍生品和信用工具等措施来诱导人们进行“透支消费”,这包括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汽车贷款等等。相应地,经济发展的态势就与这种“透支消费”密切相关。

同时,“透支消费”也会对社会经济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短期内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有助于社会消费层次的快速升级,由此进一步刺激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投资;另一方面,以透支“未来”的消费能力来支撑“今天”的需求,由此往往又会耗竭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譬如,当前美国人之所以感到穷困进而将之归咎于中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银行放贷大量增加,导致国民的花费所占的比重就越来越高,进而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变得越来越大。[29]而且,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越大,通常也就越需要依靠发达的信用体系及其相应的“透支消费”来维持高级产品的生产和需求;相应地,现实需求水平与有保证的消费能力之间的脱节也就越大,呆账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也会越大,由此就会更严重地破坏维持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当虚假的经济繁荣到达顶峰之时,持续积累的呆账也就会集中爆发,进而就会迫使银行停止信贷扩张而转向信用紧缩政策。所以,泰明(Temin)在《来自大萧条的教训》一书中将货币紧缩视为货币对产出的被动反应,并将大萧条的主要根源归咎为诸如消费自发性下降等实体经济方面。[30]这也意味着,与其说是信用扩张停止导致了繁荣终止,不如说是繁荣达到上限而导致信用收缩。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流行的观点将信用紧缩与银行的所有者或主导者联系起来,主导者洞察到了经济过热而有意识地收缩信贷;其中,奥地利学派将政府视为银行信用的主导者,而美国制度学派则将商人型企业家(或商业银行)视为银行信用的主导者。那么,银行信用变动果真是有意识的人为结果吗?其实,正如上面分析指出的,商业银行(无论是政府银行还是私人银行)的信贷收缩根本上是出于应对不断积累的呆账之需要。相应地,更为重要的考虑就是:呆账是如何产生的?一般来说,任何市场竞争中有胜败,也必然就会有呆账。不过,正常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呆账往往是随机的并呈现出明显的概率分布,因此,呆账通常都已经被纳入银行决策的期望收益函数之中,从而也就不会对银行信贷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呆账往往呈现出持续而快速的增长;显然,这就不是单单依据正常的市场竞争理论就能解释的,相反,这根源于真实财富的严重耗竭,源自高级产品需求的迅速扩展与有保证的消费能力之间的脱节。事实上,正是繁荣时期对高级产品的过度生产和消费,造成了现实需求水平与有保证的消费能力之间出现严重脱节;在这种情形下,一旦受到某种偶然事件的触发,这些呆账就会涌现出来,进而在制度和心理的作用下就演变为社会大恐慌,并反过来导致信用的“休克”。

同时,在由偶然事件的触发而引发的金融不稳定过程中,这根本上也是内生于自由市场。明斯基在《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书中通过剖析融资结构来揭示市场机制孕育经济不稳定的内在逻辑:在经济周期早期,银行往往只是向那些能够产生足够现金流来满足定期付息和本金摊还的企业,此时的贷款被称为“对冲金融”;但在经济周期繁荣阶段,竞争加剧使得银行的谨慎意识开始消退而向那些只能偿还利息的借贷者发放贷款,这就是“投机金融”;最后,银行开始向那些无力按期支付利息的个人和企业发放贷款,而每一个还款日借款人不能偿还的那部分利息就被加到本金上而作为下一期的计息基数,这就是“庞氏金融”。[3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信贷扩张和经济繁荣通常不是源于令人激动的新技术发明以及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相反,任何经济稳定时期都会酝酿出债务融资活动的扩张;当然,这种扩张动力开始比较弱,但这只是一个过渡状态,对债务结构和新奇金融资产的投机以及尝试很快就会导致经济走向投资繁荣阶段。但同时,任何信贷繁荣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当银行担心自己之前的那些不可靠贷款能否按期收回时就会加紧回收已经发放的贷款并且限制发放新的贷款,这就到达了“明斯基时刻”:为满足按期还款的要求,一些有问题的借款人就被迫出售手中任何可变现的资产,这就导致资产价值的崩溃,进而又会引发投资下降、利润下降以及资产价下降的螺旋循环。也就是说,无论是信用扩展还是信用收缩。根本上都是内生于市场机制和金融体系的,从而形成了一股周期性运动。

问题是,经济泡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受明斯基的影响,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C.P.Kindleberger)将一个典型的泡沫演进过程分成五个阶段:错置期、繁荣期、陶醉期、峰值期和破灭期。[32]也即,经济泡沫往往以错置为起点,这可能是一场战争的爆发或结束、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发明,或者一项经济政策的变化;进而,在商人的逐利驱使下,银行信贷就会不断扩张,乃至经济泡沫会变得越来越大,而一旦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就会破裂。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危机的爆发通常需要有黑天鹅事件的出现,这就是触发因素。显然,触发因素可以是房地产等特定领域的呆账剧增,可以是石油等能源或特定资源的供应不足,可以是股市受偶然事件而出现的暴跌,可以是某种金融衍生品违约而扩散的心理效应,可以是某一定金融机构因资本操作失误的倒闭,可以是普遍性的消费信用达到了临界点,可以是某些国家的汇率、游资以及债务变动带来的冲击,也可以是特定国家的货币和信用政策发生变动。同时,正是由于触发因素往往具有轰动效应并且随之就出现了经济危机,因而,偏重现象和功能联系分析的现代经济学人往往就热衷于对这些触发因素进行挖掘,乃至将经济危机归咎于这些触发因素,进而也就会因触发因素的不同而产生出各种外生冲击说的经济周期理论。但实际上,这些触发因素之所以称为“触发”,就在于,它在经济危机中仅仅起到导火索的作用;进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必然还另有导火索所嵌入其中的“炸药”,这才是造成经济危机更深层的内在因素。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造成经济危机力度大小的“炸药”又是什么呢?根本上就在于超前消费以及扭曲的生产结构,进而又根源于与分化的收入结构相互强化的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以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为例,其触发因素就是美国股票市值突然出现的暴跌,乃至成千上万人的财产都被套在其中,进而又导致利润、产量和就业急速下滑。[33]在危机爆发之前,信贷持续扩张导致了虚假的经济繁荣,这具体表现在人们以股值体现的虚拟财富远远高于其真实财富,由此产生的财富幻觉也造就了高涨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对高级产品的虚假需求。然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带来了财富幻觉的破灭,人们猛然间发现自己并不富裕,不仅已经耗尽了所有财富,甚至还透支消费了未来的财富,从而也就不得不压缩消费,其中尤其是会首先削减或放弃对高级产品的奢侈性消费。例如,在大危机期间,通用汽车公司卖出的汽车就从1929年的550万辆猛降到1931年的50万辆。与此同时,伴随着消费的减少、价格的下跌以及利润的下降,厂商也必然会缩小生产规模,进而制造出大量的失业。在这种情形下,不仅那些失业的贫困者无力进行正常的消费,即使那些暂时在业者也会心怀恐惧而压缩消费,这些现象的结合就会造成经济的大崩溃。事实上,在1929年至1933年间,美国的工业生产缩减了一半多,国民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三,批发价格下跌了三分之一;相应地,失业人数则从1929年的150万人增加到了1932年的1200万人,占工作人口的将近25%。[34]

最后,随着现实需求水平与有保证的消费能力之间差距的扩大,一旦由于触发因素的冲击而造成有效需求的显著不足,就会进一步出现围绕“流动性”而展开的争夺,这又会加剧信用收缩和需求下降。具体表现为:(1)消费者预期价格下跌,从而减少购买而持有现金;(2)银行和债权人预期呆账增加,从而减少信贷发放并催缴债权;(3)商业企业资金不足,从而减少投资和资金垫付。相应地,在面临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之时,企业能否生存关键就在于“流动性”状况,在于企业的自有资产与负债指标以及自由资产的流动性状况。就生产高级产品的大企业而言,它的生存危机往往受制于两种不同方向的因素:一方面,由于大企业的高级产品价格原本就处于虚高水平,其产品的价格下降也就受到消费者的更大预期,从而导致短期内有效需求的大幅下降,这会极大地降低大企业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大企业通常又拥有更丰富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在银行收缩信贷时往往也就更容易通过压缩生产规模以及多方融资等方式来缓解“流动性”压力,这又有助于大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存活。相应地,大企业在经济萧条时期的生存状况通常就取决于两者的综合效应:一方面,如果经济衰退是短暂的,那么,大企业往往就更容易充分发挥其优势而得以生存;但另一方面,如果经济衰退持续较长时间,那么,大企业通常就更难以承受成本和价格之间差距所带来的压力而破产。


六、经济危机的传导:价格机制


要真正理解经济危机的根源和触发因素,根本上在于剖析它的传导机制及其动态变化过程。那么,如何展开深入的剖析呢?奥地利学派强调,探究传导机制和发展轨迹等根本上无法简单运用总量性的统计方法,而是要揭示其中的机理。例如,哈耶克就提出两大结论:(1)“一般物价的平均运动并不能给我们说明什么真正的有关事实……由于一些实际的原因,这些(物价)指数几乎完全是以非专门性质的货物价格为基础的,其所采用的材料,也绝不是像统计学方法所要求的那样随机选择,而总是偏重于选择只能表现其价格的特殊动态的那一类货物”:(2)“为了同样的原因,每当人们试图去寻找一个具有生产总额,或贸易总额,或一般经济活动,或其他任何总额的总平均形式的统计测量的时候,结果只会把真正重要的现象——就是我在以上两讲里提请你们注意的生产结构的变化掩盖起来。”[35]当然,方法论的合理性并不代表着知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具体分析时可能会遗漏一些重要因素。显然,这对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危机理论也是如此,它给出的研究思维具有重要意义,但所揭示的危机逻辑或传导机制却并非完全正确。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做这样两点审视:(1)经济繁荣时期并不一定利率就低,投资冲动也并非就是信贷扩张带来的利率降低所推动的,如创新或税收等政策同样会带来投资潮;(2)利率下降所刺激的投资并不是全方位的,而是产生出明显的结构性投资,并集中在高级产品以及相应资本品的投资上。在这里,我们对哈耶克的分析进行逻辑审视。

首先,如果信贷扩张所激发的投资是全方位的,旧均衡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哈耶克的分析逻辑是,信贷扩张对均衡的干扰通常因新增货币率先被用于购买资本品还是消费品而不同。一方面,如果新增货币率先被厂商用于生产投资,此时货币利率低于市场利率,企业家就会使用资本品来替代原来的生产要素,同时更多资源被投入到中间产品的生产上;相应地,这使得生产阶段增加和迂回程度加深,非专门资产则向中间资本品的转移,从而会引起消费品的减少。另一方面,如果新增货币率先被消费者用于消费,这就会提高消费品的价格以及生产消费品的那些资本品的相对价格;相应地,这使得非专门资产由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流向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中的专门性资产则由于配套的非专门性资产的不足而闲置,乃至原先较迂回的生产方式也无法维持,从而会导致整个经济走向萧条。[36]既然如此,何以确定信贷扩张所刺激的一定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呢?同时,利率的下降也会使得原先无利可获的消费品生产变得可行。既然如此,为何就一定会导致生产过程的延长呢?显然,这里暴露出了哈耶克分析中的逻辑缺陷:只是简单地区分了信贷扩张率先被投入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却没有对进一步剖析生产和消费的内部结构。与此不同,本章的分析则进一步指出,在信贷扩张时期,无论是消费领域还是投资领域,增加的主要集中在高级产品领域。这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方面,可支配收入增多了,消费者的消费层次当然也会相应提升;另一方面,高级产品的利润更高,银行和厂商当然更倾向于扩大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投资。

其次,除了信贷扩张对生产结构变动的影响外,哈耶克还分析了社会中消费与储蓄间的比例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哈耶克的分析逻辑是:(1)当社会储蓄增加时,一方面是对消费品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是对资本品需求的增加,从而就会导致消费品价格下降而资本品价格上升;(2)所有资本品价格并非会全部上涨或等量上涨,接近于消费品生产阶段的资本品受消费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也可能出现价格下降,而生产资本品的资本品则会出现相对价格的上升;(3)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消费品生产部门以及相应的生产部门所使用资金的利润下降,而资本品生产部门以及生产资本品的生产部门所使用资金的利润则会上升;(4)进而,资金和非专门资产就会由消费品及其相关部门向资本品及其相关部门转移,由此往往导致新生产阶段的出现,进而采用更加资本化或迂回化的生产方法。因此,随着储蓄的实际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和供给都会趋于相对减少,最终建立起新的均衡。[37]那么,哈耶克的分析具有多大的合理性?事实上,哈耶克这里分析储蓄变化的引致因素时,仅仅考虑人们偏好的变动而没有考虑社会收入结构的变动,由此也就认定个人偏好和消费倾向具有相对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自愿储蓄(随收入提高)的增加也被视为稳定的,它只会引起均衡比例的移动而不会造成经济波动。正是基于这一分析逻辑,哈耶克认为,储蓄倾向的增加会促生产结构的稳定延长,而信贷扩张却对相对价格以及生产结构的波动产生影响。相应地,奥地利学派学者也就普遍反对高工资,其理由就在于,高工资不利于储蓄的增加,尤其不利于走出经济萧条。

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哈耶克关于自愿储蓄影响生产结构的分析呢?这里,我们进行这样三方面的审视。(1)如果储蓄变动不是持续的而是受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并由此呈现出剧烈波动,那么,多变的储蓄必然就会影响生产和投资结构,导致储蓄与生产结构之间出现脱节,进而也就会扰乱生产进程。究其原因,生产结构的长度根本上决定于生产技术而非利率水平,相应地,生产结构也就具有相对(较长时间)的稳定性,自然也就无法跟随储蓄变动而作灵活调适。[38](2)如果自愿储蓄的引致因素主要不是源于个人偏好的永久改变而是源于市场马太效应所导向的收入差距拉大,那么,消费与储蓄之比例也就会随着社会收入结构的变化而变动,进而也就会影响生产结构并造成经济波动。究其原因,即使在个人偏好和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形下,收入差距拉大也会明显改变社会的消费和储蓄水平。(3)如果市场机制能够孕育出一种攀比式消费效应,那么,由低工资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也并不意味着社会储蓄就会有相应增加。究其原因,收入差距会激化产品的价格等级,高收入阶层会追求更高等级产品的消费,而低收入者也会受到这种消费风潮的驱动。基于这三方面的审视,自然也就可以得出这样三个逻辑论断:(1)信贷扩张带来的消费和投资更主要集中在高级产品及其相关产业上,这根本上不是政府政策所推动的结果,而是根植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中;(2)不稳定的储蓄变动往往会滋生出一种幻觉效应,短期的储蓄增大往往使得厂商误以为利率的长期下降,从而激发出对高级产品的过度投资;(3)市场经济内生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仅会造成消费和储蓄比例的变化而改变生产结构,而且也会强化市场价格的分层而诱导出对高级产品的过大需求。

显然,上述分析就显示出,造成生产结构波动和经济危机的主要或根本因素,与其说是外来冲击的干扰,不如说是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根本上说,这源于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以及相应的定价体系:较大的收入差距造成了产品价格的分层,而产品等级化和价格分层又会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关于这一点,奥地利学派、美国制度学派以及马克思经济学等都做了部分剖析。同时,正如加尔布雷思指出的,随着生产者主权的兴起,逐利的企业家还会有意识地诱导人们非真实需要的奢侈性需求,并在相关产业上进行大量投资;进而,这些被诱导的需求一旦受到某些偶然因素冲击而缩减,就会造成整个需求链的突然崩溃,乃至爆发出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39]之所以如此又在于,一些行业或产品的超前需求,导致整个社会的投资结构出现了扭曲,进而造成产业结构与消费能力的失调。事实上,马克思很早就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市场中各产业阶段的比例失调问题,他写道:“由于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抽出并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造成资本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移。可是,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40]显然,要对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形成全面的认识,就必须将这些不同维度的认知有机契合起来。

同时,信贷扩张本身也不是外生的,而是根植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中,是在逐利心驱动下的企业和银行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美国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就指出,银行信用的收缩根本上源自银行家的逐利本能以及对情势发展的不确定性,相应地,经济波动就是市场内生的。海曼.明斯基则强调,信贷扩张的动力根本上就来自金融部门内部的竞争性力量,一方面,经济上升时期的股价和利润上升往往会增加企业的信贷需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更愿意借钱;另一方面,随着抵押贷款等类型信贷产品的二级市场的发展,银行能够将许多发出的信贷卖出去,从而为信贷超发承担的风险就显著降低。在很大程度上,2008年经济危机就是在信贷监管放松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借助不断创设的衍生金融工具而扩张信贷的结果。除此之外,正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降金融自由化风潮弥漫于全球,结果导致银行危机更为频繁:在20世纪70年代到2007年期间,全球范围内爆发了124次系统性银行危机、208次货币危机和63次主权债务危机。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大家斯密、李嘉图等都主张禁止银行向投机的借款人发放银行券,但是,那些以斯密和李嘉图的信徒自居的现代经济学人为何又如此相信私人具有高度理性而能够自我约束呢?曾长期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2008年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就承认,目前金融监管方式所赖以建立的理论本身存在缺陷,因为它假设自利性的组织尤其是银行最有能力保护股东和企业的权利。[41]

当然,这里的分析并不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简单否定,因为它承袭了奥地利学派关于异质性生产结构而非总量的分析路线,也承认信贷扩张及其带来的利率变动对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扭曲,进而通过深入剖析生产过程的变动来揭示经济波动和周期。不过,这里的分析确实又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积极扬弃和推进,因为它进一步剖析了消费品和资本品的内部结构,进而考察了信贷扩张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消费和生产结构的扭曲,进而揭示出了经济周期的市场内生性。之所以有此推进,根本上又在于本章提出的有别于奥地利学派的传导机制。其中,奥地利学派的根本传导机制是利率,利率变化引发资本品和消费的相对价格变动,而相对价格的变动引发了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动;同时,利率之所以出现变动,主要又在于银行的信贷收缩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与此不同,本章提出的根本传导机制是价格,不同等级产品的显著分层价格也就滋生出不同的利润水平,逐利厂商也就偏好生产和投资具有高额利润的高级产品;而价格之所以变动和日趋层级化,一方面源于市场马太效应产生的收入两极化,另一方面源于信用体系和信贷扩张等诱导出对高级产品的普遍需求。显然,正是基于利率传导机制,奥地利学派就将利率视为改变资本品和消费品价格的唯一因素,进而也就过于偏重于分析资本品的生产和需求;相反,基于价格传导机制,我们的分析范围就可以包含所有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而利率则是影响相对价格的因素之一,信贷扩张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也就被纳入对不同等级的相对价格变动之中。这样,正是通过价格传导机制的引入,我们就得以深入剖析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内部结构,就可以更深层次地认识市场经济中的不当投资,进而揭示出根植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

最后,基于价格传导机制,本章在经济危机的成因和形态上也就形成了不同于奥地利学派的认知,这里再次进行简要的总结。第一,按照哈耶克的观点,信贷扩张导致利率下降,致使资本品相对于消费品的价格下降,从而就会引起对资本品的过度投资,这也是奥地利学派认定的不当投资。但引入价格传导机制的分析却进一步发现,信贷扩张对生产和消费的刺激主要集中在高级产品领域,不仅出现不当投资,也出现不当消费;显然,两者都会造成产品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脱节。第二,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政府主导的信用收缩使得利率上升,进而导致高级财货的生产利润低于低级财货甚至出现高级财货的生产亏损,从而导致资源从高级财货部门流向低级财货,进而引发高级财货的产能闲置而出现经济危机。但引入价格传导机制的分析却进一步发现,即使没有政策性的信用收缩,由于锦标赛制市场价格也必然会引发产品结构(生产和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逐渐脱节,这导致资本积累不足以及呆账不断增加,进而会引发银行信用的自动收缩;相应地,它首先冲击高级产品的需求和投资,继而引发高级产品的产能闲置,最终引发经济危机。第三,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如果生产的每一阶段都能获得相同的利润率,那么资本品和消费品之间就能达到均衡,进而生产结构和过程也就能持续维持下去;但是,政府错误的信贷政策却导致了不同阶段产生出不同的利润率,使得资本品和消费品之间出现失衡,进而导致这种生产过程和结构不可持续,最终也就会爆发经济危机。其实,基于相似的逻辑同样可以得出,如果生产的每一阶段都能获得相同的利润率,那么(资本品和消费品内部的)高级产品和低级产品之间就能达到均衡,进而生产结构和过程也就能持续维持下去;但是,市场马太效应带来的收入差距及其衍生出的等级定价体系却导致不同等级的产品生产面临着不同的利润率,这就使得高级产品和低级产品之间以及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出现结构性失衡,进而导致自发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结构不可持续,最终也就会爆发经济危机。既然如此,奥地利学派如何坚信其论断呢?


七、危机爆发的前夕:收入悬殊


上面学理性剖析表明,经济危机根本上不是由外来冲击暂时打破均衡所引发的偶然现象,甚至也不是某种内部扰动对市场均衡过程的妨碍或搅乱,而是源自生产和消费间的结构性矛盾;同时,这种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在持续的超前消费所造成的高级产品的过度生产和投资,进而造成资本或经济剩余的过度消耗和枯竭。其中,经济危机前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因而收入差距的大小也是观察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指标。政治经济学界流传这样的一则有关经济危机的对话:小女孩问她爹:“家里为啥这么冷啊?”爹说:“咱家没有煤了啊。”小女孩又问:“为啥没有煤?”爹答道:“我失业了啊。”小女孩又问了一句:“那为什么你失业了?”爹回答道:“因为煤太多了。”[42]这里潜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煤炭生产过多而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是过度投资导致社会大众缺乏购买煤炭的能力。

正是由于社会经济问题根本上都根基于结构性矛盾,我们不能像卢卡斯那样简单地将经济萧条归咎于“自愿失业”而了事。[43]对此,布坎南就写道:“经济如果在收入和就业水平方面持续地发生大范围的波动,便可以认为是出现了结构失灵,出现这样的结果,就应该展开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结构根源,最终进行结构和制度改革。”[44]相应地,基于收入差距及其衍生的购买能力,就为我们观察和预测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进而也有助于揭示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古典经济学时期分析经济危机的基本视角,这尤其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解剖中,他直接将经济危机归咎于由收入两极化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马克思的基本分析逻辑是:生产资料为资本家占有→不公正的收入分配→社会收入的两极化发展→普遍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长期的矛盾累积和扩散→普遍的生产过剩→触发因素的作用→全面的经济危机。

当然,马克思的分析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相应地,马克思致力于从社会体制和分配制度方面来挖掘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进而提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治本”主张。但同时,也正是由于马克思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从而也就难以为嵌入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人所认同和接受。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往往会撇开社会制度和收入差距等根本性问题,而倾向于将经济危机归咎为特定的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等外在因素。例如,就2008年经济危机而言,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就倾向于将之归咎于次贷问题带来的外来冲击,而次贷危机又源于房价的不断攀升、利率的上下波动以及对风险监控的缺失。

本章的分析则指出,即使撇开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等因素,单纯地基于市场运行机制尤其是市场定价体系的维度,同样可以揭示出社会收入差距及其两极化的发展趋势,进而就可以通过剖析收入两极化对消费和生产的影响来观察和预告经济危机。其基本逻辑是:市场收入分配根本上决定于强势者制定的分配规则,而这些强势者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占有者,而更主要体现为市场权力的支配者,他们影响并塑造出了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相应地,收入差距拉大本身就根植于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是如此。其实,我们从现代市场经济中也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到,收入差距的最显著呈现已经不再集中在资本(者)和劳动(者)之间,而主要出现在不同等级的岗位之间,如超级经理人的出现就是明证。究其原因,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市场权力的碎片化和分散化趋势,而市场权力碎片化发展的同时又衍生出放大效应;结果,那些少数高位者掌控了分配规则的决策权,进而获得远大于其名义权力的夏皮罗权力及其对应的收入。[45]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2006年一些华尔街CEO的薪酬情况。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的CEO詹姆斯.凯恩年薪为3385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11亿美元的贝尔斯登公司股权;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CEO小理查德.富尔德年薪为4050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9.3亿美元的雷曼兄弟公司股权;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年薪为5472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5.81亿美元的高盛公司股权;全球最大金融资产管理者之一美林公司CEO斯坦利.奥尼尔年薪为4800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2.7亿美元的美林公司股权;摩根斯坦利CEO麦晋桁年薪为4141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2.45亿美元的摩根斯坦利公司股权;花旗集团CEO查尔斯.普林斯年薪为2598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1.4亿美元的花旗集团公司股权;美国银行CEO肯尼斯.刘易斯年薪为2787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2.3亿美元的美国银行公司股权。[46]

纵观历次大型经济危机,收入差距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通常都达到了难以忍受的上限,以至社会大众的真实需求必然会出现严重不足。事实上,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2011年的报告,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创下了30多年来最高纪录:所有OECD成员国中,最富有10%人口平均收入已达到最低10%人口平均收入的9倍。具体而言,以平均主义享誉全球的德国、挪威和瑞典等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到了6倍,意大利、日本、韩国和英国为10倍,以色列、土耳其则超过14倍;同时,贫富差距最大的墨西哥达26倍,紧随其后的智利则超过25倍。[47]尤其是,随着西方各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几乎都达到了最高水平,美国就是如此。[48]皮凯蒂就指出,美国最富10%人群的国民收入比重在20世纪两次达到峰值:一次是1928年(1929年的“大萧条”前夕),另一次就是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49]萨克斯也说: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最富裕的1%家庭可以比社会底层的90%家庭享有更多的净资产,收入最高的1%美国人可以得到比社会底层的40%美国人得到更多的税前收入,而如此严重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上一次在美国出现是在1929年“大萧条”前夕。[50]

为何会出现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呢?根本上就在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各种管制政策和福利措施明显降低了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从而也就促进和维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新古典自由主义学说取得支配地位以后,西方各国就开始推行一系列的自由放任政策,如放松管制、降低税收等,从而使得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例如,作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发源地和输出地的美国,里根、布什政府就稳步地降低税收,如企业利润税(包括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征收的)占GDP的比重从1967年的3.3%下降到1997年的2%。[51]结果,到2007年,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1的高水平,同时,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有鉴于此,萨克斯认为,美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权时代,社会中的富人和有权势的人——CEO、金融主管以及他们在政界的高管友人——看来经常把他们自己视为高于法律之上。”[52]

同时,正是由于美国是自由市场主义的发起者和推行者,因此,美国社会持续拉大的贫富差距就显得更为明显:1979-2006年,美国最上层0.1%群体的工资增长了324%,最上层1%群体的工资增长了144%,而最底层90%群体的工资只增长了大约15%,最上层的1%群体所得到的20倍于底层的90%群体。[53]进而,由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全球的蔓延,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大体上也都经历了相似过程。例如,日本在1980年以前一直被神话为“增长且平等”的典范之国,它的基尼系数稳定在0.26左右;但在1983年以后,日本的基尼系数开始恶化,在1991年危机爆发时基尼系数达到了创纪录的0.38。为此,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就指出,日本社会正在“下流化”而成为“下流社会”:随着日本社会的个人所得、学历、生活需求等差距越来越大,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其中,跻身“上流”的凤毛麟角,沦入“下流”的却源源不断,M型社会飞速确立。[54]

由此可见,尽管现代经济学人极力否弃马克思的经济危机说,或者将之视为已经过时了,但实际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它的直接原因依然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尽管收入差距拉大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还存在争议,还需要进一步探究,而本章则至少揭示了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本身就可以内生出这一点)。[55]正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一方面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则促成了超前消费而致使生产性资本面临不足,从而就危害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相应地,通过对收入差距变化的观察,我们就可以有效地预测经济发展的走势,可以前瞻性地预告社会可能潜伏的经济危机,进而可以前瞻性采取积极措施来有效预防和应对经济危机。

当然,这也引发出一个现实问题意识的思考:当前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比很多发达国家都严峻,基尼系数甚至处于全世界最高之列(如有资料表明,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据说已经超过了0.5,这远高于发达国家的0.3-0.4水平);但是,中国社会并不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发源地,甚至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似乎也不严重。这又如何解释呢?一般地,这就与中国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中国社会的储蓄传统有关。这里从两方面做一具体说明。

一方面,就中国产品的需求市场而言。一般地,一国的有效需求有两大来源:(1)内源型需求,国内收入结构是主要的影响因素;(2)外源型需求,海外需求状况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欧美发达大国之所以会爆发经济危机,根源就是内源型的有效需求不足,而这又源于国内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但与此不同,构成时下中国有效需求的很当部分是外源型,它严重依赖于国外需求状况,从而与国内的收入差距联系相对不那么紧密;同时,由于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大多还是属于低档的必需品,因而即使在经济危机或萧条时期也不会穿有效需求的巨大下降,这也是中国经济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爆发之初遭受短暂冲击而后很快又能够恢复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就中国社会的储蓄传统而言。尽管中国社会由于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而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有效需求不足,但是较大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向西方社会那样瓦解经济增长的基础;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具有为自身未来生活以及后世子孙生活而储蓄的良好秉性,从而不会像西方人那样的超前消费。在很大程度上,高储蓄传统通常会对一国经济发展造成这样的影响:(1)它会造成国内有效需求的长期疲软,从而就需要依靠海外市场的外源型需求;(2)它有助于维持需求的可持续性而不会突然中断,即使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依然有足够的储蓄来支撑消费需求;(3)储蓄往往还被投入到再生产中,从而成为支撑和促进经济不断增长的根本性力量。这一逻辑分析表明,两个社会即使存在相似的市场价格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它们的经济增长状况往往也会存在明显差异;相应地,即使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也已经非常大,也并不一定就会爆发经济危机。这也意味着,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只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其中的关键还是要看,收入差距拉大所带来的经济剩余究竟被投向何处?收入差距拉大是否导致生产性储蓄的下降?从这两点上看,中国社会具有抗经济危机的先天文化优势。


八、危机爆发的后续:名企陷困


上面系统地剖析了经济危机的体制根源、助长机制、触发因素以及传导过程,由此不仅可以对经济危机的前期特征进行合理预测,而且可以对经济危机的后续影响展开深入剖析。罗斯巴德曾说:“在所有进行深入探讨的理论中,只有奥地利学派或者米塞斯的理论发现了繁荣的问题。其他理论都褒扬了繁荣,而萧条则被视为对先前繁荣的倒退,它带给人不快……只有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坚持认为通货膨胀下的繁荣是灾难的,并且认为整个萧条过程对于排除繁荣带来的扭曲是必要的。”[56]在这里,罗斯巴德这句话的前一段是正确的,繁荣中往往潜伏着问题。其基本理由就是,繁荣时期往往会出现过度消费和投资,从而导致严重的“资本消耗”,由此成为经济衰退的引信。实际上,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察和认知。他说:“随着生产过剩,就出现生产不足。”[57]但是,罗斯巴德这句话的后一段却存在严重问题,萧条时期的经济往往也并非就是必要和正常的。其基本理由是,恐慌心理和自反馈效应通常会使得市场需求和投资在萧条时期也出现反向超调。根本上说,萧条和繁荣通常就体现为市场经济的两个极端,体现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并且会显著降低人们本可以享有的福利水平。为了让好地认识这一点,我们接着对经济萧条时期的企业表现和政府行为进行剖析。

一般地,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导致一些实力雄厚的知名企业甚至巨无霸企业陷入破产和倒闭之境,经济危机甚至往往以某些著名大企业的破产或倒闭为标志性特征。为何会出现如此现象呢?这里从两方面进行解析。一方面,就产品价格而言,这些著名企业所生产的主要是高级产品,但在经济衰退时期,高级产品通常比其他产品面临着更大的需求断裂,进而会有更大的价格跌幅;同时,这些著名企业通常会有更大比例资金被投入在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上,但在经济衰退和调整时期,“重要特征是生产资料价格的下跌速度比消费品价格的下跌幅度更大(或者更准确地说,相比低级财货价格下跌的幅度,较高级财货的价格下跌幅度更大)”。[58]另一方面,就生产成本而言,劳动工资通常比产品价格具有更强的刚性,这导致高级产品的成本往往无法像其价格一样迅速下降;同时,高级产品的员工工资刚性通常比低级产品的员工工资刚性更强,因为这些著名大企业的生产日常被置入于计划体系中,员工的工资、福利以其他成本支出往往都依赖于特定程序,而难以像小企业那样随市场而波动。因此,著名大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往往就会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它生产的高级消费品尤其是高级耐用消费品的价格跌幅往往最大;另一方面,它在工资和利息上的开支往往又居高不下。两者相结合,我们就可以得出不同于流行观点的见解:并不是企业越大就越容易度过经济危机,相反,一些著名大企业往往更容易遭受经济衰退的冲击。

上述分析也使得我们对高级产品的价格、成本、利润以及变动特性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尽管高级产品的价格通常偏高,但其成本往往也同样很高,因为它的生产往往伴随着更加高昂的费用支出。在很大程度上,产品的供给成本本身就是市场价格的函数:价格变得越高,成本也就相应增加;而且,这些成本一旦上去之后,往往就很难下降。例如,高级产品的生产企业所支付的管理者工资和普通劳务工资往往都相对较高,进而,当遇到经济危机而运转困难时,这些处于“计划体系”中的员工们通常又不愿意接受工资下调,这可以从2009年通用汽车的案例中窥见一斑。同样,银行金融业也是如此:尽管它在消费信贷和生产信贷的扩张中获取了高额利润,但同时也伴随着高昂的工资等成本支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大型金融机构在人们的攀比式消费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从中获取了超额利润,从而也就必然会承担社会超前消费所孕育的风险。相应地,经济危机中破产和倒闭的通常也就会集中在奢侈品企业以及与之相关房企、汽车制造业、银行业、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等行业。例如,从1929年到1933年这三年中,倒闭银行有5000家,倒闭企业超过了13万家,汽车工业下降了95%,其中,仅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量就从1929年的550万辆下降到了1931年的250万辆。同样,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陷入破产危机和破产的巨无霸企业就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等企业和桑恩柏格房贷公司(Thornburg Mortgage)、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等金融公司以及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华盛顿互助银行(Washington Mutual)等。

这里嵌入了这样的认识逻辑:市场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导致了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的分层,进而也塑造了产品的等级化;同时,产品等级的存在不仅赋予那些高级产品以较高的锚定价格,而且还会衍生出其他相关的锚定效应,以至与之相关的产品和服务都拥有较高的锚定价格。我们从如下几方面对之做一剖析。

第一,为了维系产品高等级的价格锚定值,生产企业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寻租成本以及竞争费用。在现实市场上,产品等级及其价格锚定值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依赖巨大而持续的资源投入来不断强化人们的印象,如大量的广告宣传和公益投入等。例如,有广告公司监测数据显示,加多宝公司仅在2012年4月份所投入的广告费用就高达4亿元,2013年仅《中国好声音》冠名费一项就支付2亿元。同样,它的竞争对手广药集团也是如此:先是独家冠名了央视三套《开门大吉》,继而又锁定湖南卫视,并一举狂揽湖南卫视年底的明星跨年演唱会、元宵喜乐会、春节联欢晚会,仅仅在这两家电视台的广告支出就达到了5亿元。

第二,不同等级产品的生产企业也被赋予不同的锚定效应,高等级产品生产企业的员工和管理者通常会要求相应的更高工资。明显的事实是,具有相同技能的人在不同行业或公司所获得的工资往往存在显著差异。Groshen的研究表明,工资差异中的50%不能用工人本身技能水平的不同来解释,而更主要是与他们所在的企业有关。[59]一般地,知名大公司的职员工资通常要高于不知名的小公司,更不要说福利项目和工作环境等都要好很多。很多大学生或者经理人员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求职时几乎同时收到的录用函中就存在巨大的薪酬差距,尤其是那些大跨国公司给出的薪酬通常会远高于其他当地公司。也正因如此,青年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往往都偏好那些规模大、知名度高的公司。同时,Dichens和Katz的研究表明,不同行业内部各职业的工资水平之间也存在高度关联性,如付给经理较多工资的行业,通常付给秘书的工资也比较高。例如,采矿业的行业工资比平均值高24%,采矿业秘书的工资也比平均值高23%;皮革业的行业工资比平均值低8%,皮革业的秘书的工资则比平均值低15%。[60]这种工资差异往往并不能以恶劣的工作环境等的某种补偿假说来解释,因为这些高薪行业往往有低离职倾向,从而意味着这些行业中各职业的工资几乎都高于其机会成本。[61]

第三,由于锚定效应,为高等级产品的行业或企业所提供的中间品和劳务往往也会索要比供应其他行业或公司更高的价格和工资。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和美国劳工部长的约翰.邓洛普就发现,1951年波士顿地区各类型卡车司机的工资就存在巨大差别:为洗衣店运送货物的卡车司机的工资为1.2美元/小时,而为杂货店运送货物的卡车司机的工资为1.68美元/小时,运送杂志的卡车司机的工资则达2.25美元/小时。[62]在周边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房产价格的不断上升,与房产相关的建筑或装修材料的价格以及相关人员的劳务工资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建筑商、设计师、工程师、销售人员、建筑人员、房屋中介人员以及门卫和清洁工在内的所有人员都会要求较高的市场工资,甚至与房产公司向官员的贿赂金额也远高于其他行业。同样,为苹果公司代工的富士康公司从每部加工手机中获取的收益通常要比为其他品牌手机代工的公司更高,而富士康公司的人员所要求的工资通常又比其他代工厂的人员更高。塞勒在解释商学院和法学院的经济学家通常比经济系的经济学家有更高薪酬时也指出,这并不是说商学院和法学院比经济系更需要高素质的经济学家,而是因为,如果一个全职经济学教授的工资比一个新来的会计学副教授还低,似乎就太不公平。[63]相应地,罗伊特就指出,工资合同“通常几乎不是以与市场关联的交换公平为取向,而是以与企业协会相关的分配公正为取向。”[64]

上述分析表明,市场定价过程中会衍生出一系列的连锁锚定效应,这使得高级产品的生产大企业在获得更高价格的同时也承受着更为高昂的成本。当然,在常态经济下以及经济繁荣时期,这种高额成本通常会低于高级产品所获得的价格增加,由此也就保证了大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但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以及随后的萧条时期,高级产品的市场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而生产成本则由于“刚性”而难以相应下降,由此就导致大企业所承担的生产成本接近乃至高于产品价格。正因如此,在经济危机时期,无利可图的高级产品生产企业通常就不会追加投资,反而会进一步撤出其他(非专用性)资源。这里需要思考的问题仅仅在于,在经济危机发生后,这些成本为何不会随产品价格而下降?罗斯巴德对此就解释说:“问题就在于成本的刚性。在自由市场中,是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相反,这样最终价格的削减也能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就降低了生产成本。繁荣时期成本价格被抬得太高,现在到了危机时期,人们才发现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销售价格,危机时投资机会的失败根源就在于此……要在萧条时期重新获得投资机会,就要保证成本——生产要素价格——迅速下跌,这样才能重新产生可以带来利润的价格差异,特别是在那些资本品行业。简而言之,工资率占据了生产要素成本的大部分,工资率应该所以而迅速地下跌,以重新恢复投资机会。”[65]

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大企业为何具有刚性的成本支出?罗斯巴德等奥地利学派学者倾向于将阻止工资下跌的力量归咎于政府的反通缩行为:政府为了促使萧条尽快结束,不仅向濒临破产的商业机构提供信贷,而且人为维持工资水平来提高市场需求。问题是,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果真能够实现工资的自由变动吗?答案是否定的。现代经济学已经构建了大量模型和理论如集体谈判理论、效率工资理论、公平工资理论、回滞理论、搜寻—匹配模型、隐含合同理论、交错调整理论以及长期合同理论等,它们都表明,即使在不景气时期,厂商通常也不愿意降低工资,否则就会招致员工的不满和“反抗”,最终就只能得到更低的效率和利润。更进一步的思考是:劳动工资为何通常会呈现出比物品价格更强的刚性?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物品是被动的,而劳动者则是主动的,劳动者往往会因工资水平差异而产生出不同情绪;尤其是,大企业的员工处于“计划体系”中,他们的工资水平都是由合同事先规定的。正是由于市场主体通常不会轻易接受(名义的或实际的)工资降低的方案,知名大企业的生产成本在经济萧条时期也就难以大幅度调整或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大企业的破产更主要是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


九、危机生成的轨迹:逻辑框架


上述的分析表明,市场经济中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激发出了对高级产品的过度需求、过度投资和过度生产,进而造成了消费、投资和生产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出现脱节,而这种脱节发展到一定限度就必然导致严重的消费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相应地,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不得不通过大幅度降低市场需求以及强制性改变产业结构这种剧痛方式来进行纠正和弥合,由此就会产生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本身必然会滋生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而市场孕育经济危机所借助的基本传导机制就是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同时,信贷扩张往往又会显著地刺激高级产品的超前消费和过度投资,从而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产生了推波助澜的效果,进而也就会强化和加剧经济危机的广度和深度。更进一步地,信贷扩张主要源于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尤其肇因于私人企业和银行等的错误信念。波斯纳就写道:“股票市场泡沫在1920年代逐渐形成,其背后的驱动力是貌似合理的乐观主义(1924至1929年间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其直接促成原因则是银行愿意以非常慷慨的条件贷款给想要炒股的人。”[66]

这样,通过对经济危机的发源、传导、激化以及触发因素的系统剖析,就可以清楚地提炼出经济危机的生成和演化轨迹:自由市场发展→碎片化权力的放大效应→不合理的分配规则→收入结构的两极化→市场需求的分层化→产品价格的等级化→高级产品的高利润→逐利厂商对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投资→生产者主权下的需求诱导→信用体系下的透支消费→高级产品的过度消费、生产和投资→现实需求水平与有保证的消费能力之间的脱节→消费和生产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脱节→呆账规模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遭破坏→偶然性的触发因素→呆账涌现→实际的和心理的骨牌效应→流动性争夺→经济危机爆发。显然,基于这一演化轨迹,我们就为经济危机的市场内生说提供了严谨的学理性分析。在此之前,马克思经济学、美国制度学派甚至凯恩斯经济学等也都曾将经济危机归咎于市场本身,但是它们并没有细化这一过程的剖析;结果,奥地利学派就坚持认为,市场内生的经济危机观点与其说是基于事实,不如说是基于信仰。同时,通过对经济危机的根源以及传导机制等的揭示,也为当下构建良好经济秩序确立了基本方向:根本上要建立起自律性市场机制以避免市场无节制扩展所带来的经济大起大落,而其中核心内容就是收入分配机制、定价机制等,基本的判断则是收入差距和价格等级幅度。

正是基于上述的逐层剖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总结论:经济危机与其说是来自外生的冲击,不如说是源自市场经济的内生。波斯纳就写道:“这场(2008年)经济萧条击中了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太阳神经丛,因为它不是政府过度监管经济并由此束缚自由企业的结果,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由市场的先天局限性造成的结果——这局限性植根于个人动机,植根于受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以为‘容易钱’只要不引起严重通货膨胀就不会有问题——鼓动的保守主义官员采纳并执行的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植根于因松懈执行残存的监管措施造成的对银行和整个金融业过度的、意识形态驱动的监管放松。”[67]格罗斯曼则写道:“次贷危机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但从许多方面来说,次贷危机都是困扰发达国家近2个世纪‘繁荣-萧条模式’经济危机的复制品。”[68]事实上,即使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信贷扩张所产生的较低利率就极大地刺激了资本品的投资以及高级产品的生产和需求,不仅使得没有储蓄基础的生产有了投资,而且使得没有消费能力的产品有了需求,从而也就强化了消费和生产间的结构扭曲。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信贷只是起到了助长和激化经济危机的作用,其前提恰恰在于,自由市场内生的收入两极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超前消费,导致消费和生产间的结构扭曲本身就在不断加重,造成经济危机的火药也在不断积累。

为了深化对经济周期之市场内生性的认知,我们还可以回顾明斯基对金融不稳定和经济衰退过程的分析。明斯基写道:“从1966年信用危机开始,我们经历了一系列一次比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其他的发生在1970年、1974-1975年、1979-1980年和1982-1983年)。官员和所谓专家对经济周期的反应都是,抵制源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作的宏观经济理论,重回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大概可靠和真实的分析。然而实际情况是,经济的表现正是凯恩斯理论所认为的一个拥有脆弱金融结构和大政府的资本主义集体应有的表现。错误在于当前的经济理论,他们极大地误读了凯恩斯的著作”,“当一种理论拒绝承认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把那些人们不希望看到的事件归因于外部不利的力量(如石油危机),而不是经济体制特征的结果时,它可以满足政客们寻找替罪羊的需要,但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现存经济学的标准主体——所谓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兼有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特征,也许有着优美的逻辑结构,但不能解释一个运转正常的经济体中怎么会出现金融危机,以及为什么某一时期的经济更容易出现危机,而另一时期则不会”,“20世纪60年代末依赖出现如此明显的经济不稳定性,是脆弱的金融体系的结果,该体系是在二战后金融关系和金融机构多年累积的变化中形成的”。[69]

在这里,明斯基主要承袭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思想和动物性冲动来解释由金融不稳定的扩大而产生的经济危机,结果,经济危机根本上就被归咎于外来冲击,外来冲击通过金融体制而加剧了经济不稳定,最终酝酿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相应地,避免陷入深度经济危机的基本措施也就在于凯恩斯开出的方案:大政府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和最终贷款人的功能承担来遏制金融的崩溃。本章的分析则进一步指出,经济泡沫以及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市场机制本身,外来冲击只是刺破了泡沫而使得危机爆发开来;相应地,避免和克服经济危机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采用凯恩斯政策避免经济危机的扩大,二是修正和完善市场机制也解决运用经济危机的根源,后者是根本性的。当然,如果对明斯基的著作作更广泛的梳理和挖掘,可能也就会发现明斯基的思想也远不局限于此,正如李黎力写道的:“明斯基不稳定性的金融理论,并不意味着影响着不稳定动态的经济的实体而就被视而不见,也并非表示仅金融部门自身构成了不稳定性的来源和渠道,从而只是从金融层面抓住了危机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了危机的本质;明斯基并非仅关注金融领域而忽视实体部门的生产和分配,他毕生所致力于发展的宏观不稳定性经济动态,并为忽视家庭等经济主体构成不稳定性的潜在来源,也并非不适用于当今新的资本主义经济。”[70]

不幸的是,尽管市场的问题如此显明和严重,但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依然坚持将经济危机归咎于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例如,张维迎就写道:“这次危机(2008年)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观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政府目前应对危机的政策与其说是在解决危机,不如说是在延缓和恶化危机。”[71]为此寻找的基本理由是:政府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利率的扭曲,利率的扭曲又造成资本品和消费品的产品扭曲,而扭曲的价格带来了不同利润水平,进而就诱发了对不同领域的生产投资。如何理解呢?事实上,这一分析逻辑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两大质疑和挑战:(1)货币供给究竟是市场内生的还是外生的?(2)价格扭曲究竟源于利率扭曲还是源于需求扭曲?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观点就持内生说的货币供给,因为货币供给中的乘数根本上与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有关。就第二个问题而言,需求扭曲往往是更为基本的,这可以进一步评估利息所占产品成本的比重,进而比较不同等级产品间的价格差异与其利息负担差异。

由此,我们就可以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有效市场信念展开深刻剖析。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如此信奉市场,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在于,它接受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按照萨伊定律的教义,市场需求必然来自人们的生活需要,而需求大小又源自供给所提供的收入;相应地,它就看不到超前需求的存在,进而自然也就看不到由此带来的经济萧条。当然,萨伊定律也有其价值论的理论基础:生产者只有生产一种有用的产品,这种产品才有价值;而这个产品有用就意味着能够卖出去,有人购买,而别人购买的手段也正来源于生产性劳动。正是基于生产出的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有用产品,一种商品生产出来才能为另一种商品开辟了销路,才能提供了市场,从而才有萨伊的“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而且,这里强调“有用产品”,在萨伊时代是有合理的现实基础的。其理由是:(1)当时的物质产品还很不丰富,因而人们的需要主要局限在生理层次,从而受到厂商诱导的心理效应并不显著;(2)当时的市场还很不发达,因而生产和和需求主要局限在一定范围的市场上,从而生产出的产品也就比较容易符合消费的需求。不过,随着需求逐渐从生理性的真实需要层次转向社会性的心理欲求层次以及现实市场逐渐从熟人市场转向距离越来越远的陌生人市场,那么,由市场激发的生产就会与人们的真实需求出现越来越大的脱节,进而使得斯密“无形的手”原理和萨伊“供给创造需求”定律等就不再有效。

事实上,现代市场已经远远不同于斯密以及萨伊等人所面对的小范围的熟人市场,产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不再存在密切联系,进而产品的生产者也不再了解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更为甚者,注重支配市场的生产者也不再像早期社会那样关注消费者的真实需求,而是根据新兴技术来生产产品并进而来引导大众的需求,尤其致力于具有更高交换价值和利润的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诱导。一般地,在经济上升和繁荣时期,人们通常都会追逐奢侈品的的消费,从而也造就了大批奢侈品行业的富豪;但随着经济危机的来临,奢侈品的需求通常下降最早、最快,奢侈品业富豪的财富损失往往也最大。显然,这可以从历次的经济危机中看出:每次经济危机来临都会导致那些奢侈品出现断崖式需求下降。试问,这些奢侈品对人们度过经济困境有什么用呢?同时,在市场繁荣时期,不仅社会大众会在各种“噪音”的诱导下往往大量消费那些并不紧迫甚至根本不需要的物品,而且供给所创造出来的需求还会在信用机制的作用下被过早地支付;其结果就是,在这些供给大量进入市场之后,往往就会面临着没有需求(消费能力)的情境,由此就会导向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由此,我们就可以深刻体悟奥地利学派所总结的一个洞见: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这里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是非真实的市场需求所引发,进而以社会财富不断耗竭为代价。显然,这些都反映出,自发市场机制对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不再有效了。

可见,本章的分析为是否出现经济过热以及何以会出现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提供了一个基本判断依据:既不能仅仅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也不能局限于信贷和利率水平,而根本上应该关注一国的储蓄是否持续走低。这个判断依据与马克思有关“经济危机源于资本过度积累以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资本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判断所有差异。如何理解呢?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没有充分考虑信用消费对储蓄和资本积累的实质性耗损,马克思时代也不存在如此大规模的信用消费;而正是由于日益偏盛的信用消费,导致资本家账面上的资本量可能还在增加,但其中却包含了大量无法收回的呆账。笔者在《经济增长的逻辑: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一书就指出,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就是资本或更广义的资源,无论何种方式的储蓄不足和资源耗竭都会瓦解经济增长的基础;相应地,一个社会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条件也就是,每一代人消耗掉的财富都应该小于其创造的财富,从而有规模不断增大的经济剩余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72]相应地,孔德甚至将文明的主要职能定为:人类的无知产品超出了创造产品的人的需要,进而使得我们可以将这些创造的产品传给我们的后代;进而,孔德还提出,文明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的组成是死人多于活人”“死人越来越支配着死人”。[73]不幸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却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攀比消费和资源的耗费,乃至往往会周而复始地孕育出经济危机。既然如此,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为何又如此信奉市场机制呢?主要在于两方面:(1)根本上在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由此推崇个体的自主行动,进而将无论何种结果下的自主行为都视为合理的,因为那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2)还在于对那些失败的政府干预和政策进行放大,因为失败的政策往往比成功的政策更容易引起关注。


十、尾论:经济危机的思维图式


明斯基指出,“任何成功变革方案的制定都必须根植于对现存制度中经济进程如何运行的理解。经济理论应当能够促成这种理解”,“不幸的是,作为过去30年(迄至本书出版时的1986年——本书作者注)经济界人士和学生必备的工具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那些在大学和研究生院里讲授的经济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由标准理论经济学衍生出的模型所推导的结论,不能用来形成我们的经济政策,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尤其是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高度数学化的理论能够证明,一种被抽象定义的交换机制可以引致一个即使不是最优却也能具有协调性的结果。然而,这些数学结果只在从董事会会议室和华尔街抽象出来的数学模型中成立。这些模型没有考虑时间、货币、不确定性、资本资产所有权的融资和投资等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那些被理论抽象的因素是重要的、相关的,如果金融关系和金融机构显著影响事件的进程,那么已有的经济理论并不能为分散的市场经济中存在协调的结果的主张提供支撑”。[74]那么,我们究竟该如此剖析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危机呢?

一般地,社会经济现象是复杂和整体的,而人们看到的现象往往是片段的:因此,好的学术研究就在于,运用人的知性思维将各个片段的现象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要做到这一点,既不能囿于基于抽象逻辑的数理建模,也不能依赖基于数据处理的计量分析。罗斯巴德就指出,“在探讨1929年大萧条这一课题时,多数作者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运用历史统计学的方法‘检验’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可总体而言,这一方法对经济研究起了不良的影响。我们已经设法说明对于经济学来说,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方法,理论只能在先验的理论基础上被证实或证伪。经验事实可以在基本定理的层面上进入到理论中,它与今天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历史统计学的‘事实’是无法的……这里有足够的理由说明统计学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因为它只反映了众多诱发力量的运作。”[75]譬如,利率在信贷扩张时往往相对较低,从而就会刺激投资冲动;相反,运用统计学则无法估计利率应该达到的具体数值,也很难描述可能发生而未被认识清楚的事件。所以,哈耶克说:“如果货币理论仍然试图在种种总量或总平均数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这就表明货币理论仍然落后于一般经济学的发展。事实上,无论各种总量之间或各种平均数之间都不能相互起作用,亦不可能在他们之间建立起必然的因果关系……我甚至还认为:按照经济理论的本质来看,平均数根本不能构成理论推理的一个环节。”[76]

拉卡托斯指出,科学研究不是借助试错法、一系列的猜测与反驳,相反,它往往体现为以硬核为基础的研究纲领并存在巨大的辅助假说来保护这一硬核不致遭受攻击;同时,这个研究纲领还衍生出一个启发法,有助于消除反常甚至将反常变成肯定的证据。例如,如果一个行星的运行出现了反常,牛顿派科学家就会检查他关于大气折射的猜测、关于光线在磁暴中传播的猜测以及成百上千的其他猜测,这些猜测都是牛顿纲领的组成部分;由此,他甚至可以发现一个迄今不为认知的行星并计算它的位置、质量和速度,以此来说明行星运行的反常。[77]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科学研究更像一个拼图游戏:首先,基于长期的经验观察和理论综合而形成一个基本认知图形,这也就是理论假说;然后,尝试将观察到的各个片段填到这个框图中,以期形成一个优美的整体图案。其中值得注意的是:(1)这些片段都是来自人们的人伦日用所提供的社会现实(现象);(2)这些分立的片段被串联起来需要依据统一的分析逻辑(作用机制)或研究纲领。本章的上述分析正是基于这一思维图式,它逐步地将深层根源、传导机制、激发因素和触发机制等都填入到整个锦标赛制市场定价的经济周期理论之中。进而,基于拼图游戏的分析还有助于既有理论的修正和完善,这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加以说明。一方面,如果已有的片段无法将图形填满,这就表明,对社会现实的观察还不充分,还不细致,还不到位;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的剖析还需要进一步严密化和系统化,进而也就昭示我们去进一步完善这一拼图逻辑。另一方面,如果发现一些片段显著地偏离构设的图案框架,这个反常就表明,这个图案构设本身就有问题,存在显著的缺陷;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的既有认知还存在问题,就昭示我们进一步探究引发这个反常的其他因素,进而昭示我们去修正或重构这个框架图案。

关于这一思维,我们也可以体悟一下赛亚.柏林演绎的希腊语言《刺猬与狐狸》:“狐狸是一种狡猾的动物,它能够设计无数复杂的策略,偷偷向刺猬发动进攻。但每一次刺猬都蜷缩成一个圆球,浑身的尖刺指向四面八方。狐狸行动迅速,皮毛光滑,脚步飞快,阴险狡猾,看上去准是赢家。而刺猬则毫不起眼,遗传基因上就像豪猪和犰狳的杂交品种,它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整天到处走动,寻觅食物和照料它的家。尽管狐狸比刺猬聪明,但是在实际中屡战屡胜的却是刺猬。”由此,伯林把人划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刺猬和狐狸。其中,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它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单个有组织性的观点,并以一条基本原则或一个基本理念来发挥统帅和指导作用;相反,狐狸知道很多事情,并同时追求很多目标,但它的思维是凌乱或是扩散的,而无法将思想集中成为一个总体理论或统一观点。伯林写道:“第一类(群体)将所有事物同一个独特的基本图景联系起来,该图景是一个或多或少一以贯之或清晰有力的体系,他们正是依据这个图案来理解、思考和探索——也正是出于这个简单普适的有组织性的原则,而让他们的存在和发言变得有意义;而另一类(群体)则追求很多目标,这些目标往往并不相关,甚至是矛盾的,即便有联系也只是以某种实际上的方式,出于某种心理或生理上的原因,而不是依靠道德或美学原则”。[78]在这里,刺猬之所以能够取胜,就在于它能够看透复杂事物而洞悉隐藏的模式或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认识经济危机也需要有刺猬的智慧。不幸的是,不少人本质上是只狐狸,仅仅看到了多变的现象,却自以为是刺猬,以为看到了事物的根本和本质。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基于图案的不断精微而深化对经济危机的认知,进而构建出更为全面的经济周期理论。例如,奥地利学派将国家干预视为经济危机的根源,由此也就可以得出,放松市场管制将会缓和经济危机。但这显然遇到了拼图的困境:自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主义推行以来,市场和金融监管显然逐渐并大大放松了,但却爆发出远比之前更为严重的2008年经济危机。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市场主体被设定为高度理性的,市场信息也被设定为充分完全的,由此也就可以得出“市场演化会不断地走向协调”的结论;但是,明斯基却指出,这一分析逻辑忽视了经济自身因应对内生的非均衡理论而累积的不稳定性,忽视了资本家和金融机构在其中的作用,从而就不能甚至也不愿看到经济震荡乃至出现大规模经济危机的社会现实。从这个角度上说,引入明斯基的分析显然可以修正和完善正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更进一步地,明斯基认为,金融的脆弱性使得经济衰退和萧条会产生累积性效应,因而政府在危机出现之初就应该积极介入以阻止经济的深度衰退。但这也遇到新的质疑:大规模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经济衰退以及信用危机是如何出现的?最初的金融市场或银行业的挤兑和倒闭是如何产生的?明斯基的经济周期理论对此语焉不详,似乎将之作为已然出现的分析前提。本章则从信用体系引导的超前消费角度来填补呆账孕育和累积这一图块,进而又从产品等级和价格分层以及消费心理等方面进一步填补超前消费的缘由,而产品等级和价格分层等又归源于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以及相应的收入两极化,进而从物质基础的瓦解中揭示出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显然,正是基于这样的逐层梳理和拼图,有关经济危机的图案就变得日益饱满,我们对经济危机的认识也就逐渐深入和系统。


注释:

[1]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零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2]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5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2-273 页。

[4]威尔金森、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5]多德:《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一种批判的历史》,熊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页。

[6]《2017年全国恩格尔系数29.3% 已达联合国富足标准》,http://www.xinhuanet.com/finance/2018-01/18/c_129794235.htm.

[7]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54页。

[8]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

[9]朱富强:《纯粹市场经济体系能否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财经研究》2013年第5期。

[10]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零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11]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55页。

[12]卡西迪:《市场是怎么失败的》,刘晓峰、纪晓峰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13]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

[14]其实,市场定价的结构分层理论本身就嵌入在奥地利学派先驱维塞尔的理论之中,但罗斯巴德等现代奥地利学派传人却过于执着于米塞斯的自由市场理论,将市场经济变成了不是科学探讨的对象而是维护自由的信念。

[15]哈耶克(本书译为海约克):《物价与生产》,滕维藻、朱宗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9页。

[16]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94页。

[17]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18]史库森:《生产的结构》,陈露、姜昊骞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59页。

[19]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零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20]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57-63页。

[21]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

[22]拉赫曼:《资本及其结构》,刘纽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23]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82页。

[24]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石宝峰、张慧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版前言和致谢。

[25]朱富强:《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权力框架》,《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6]朱富强:《市场博弈、权力结构与收入分配机制:剖解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

第4期。

[27]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72页。

[28]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80页。

[29]林毅夫:《特朗普掀起贸易战是“欲加之罪”中国可三点应对》,http://news.ifeng.com/a/20180330/57184240_0.shtml.

[30]Temin P., 1989,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1]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石宝峰、张慧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182页。

[32]参见卡西迪:《市场是怎么失败的》,刘晓峰、纪晓峰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

[33]20世纪20年代世界进入一个暂时和平时期,世界经济也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尤其是,美国已经成为当时最为发达和稳定的国家,良好的经济环境和乐观的情绪就为20年代的股市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种背景下,全美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投机热潮,每个人都妄图通过炒股而暴富,导致信用不断膨胀和股市不断上涨,即使美联储将贴现率从3.5%上调到4%、4.5%乃至将政府公债悉数售出也无济于事。胡佛1928年11月6日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后,股民们更是期待“再繁荣4年”,乃至在胡佛担任总统第一天就出现股市暴涨,也根本不在乎已经高至8%到9%的活期贷款利率。直到1929年最后10天人们终于开始大笔抛售股票,尤其是在10月28日“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狂泻38.33点,日跌幅达13%,此后的股市就一泻千里了。

[34]《1929美国经济危机》,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805/01/9148133_580875454.shtml.

[35]哈耶克(本书译为海约克):《物价与生产》,滕维藻、朱宗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1页。

[36]张旭昆:《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0-1141页。

[37]张旭昆:《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9页。

[38]尽管生产技术和利率通常都依赖于资本积累,但利率可以随储蓄量变动而灵活调整,技术却不具有这样的即时可变性,因而生产过程就不具有储蓄那样的多变性。由此就可以对哈耶克与凯恩斯间的争辩做一审视:哈耶克批评凯恩斯不允许货币干扰时有生产周期的变化,进而也就忽视了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投资和消费在短期内存在着反向变化关系这一事实;相反,凯恩斯却坚持,只有新技术的发现才会使得资源从生产转移到投资品的生产中去,进而引发了信贷的自主扩张。

[39]朱富强:《认识企业家在现代经济中的破坏性:凡勃伦的二分法分析对奥地利学派信条的审视》,《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

[40]《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5页。

[41]雅各布斯、马祖卡尔:《重思资本主义:导言》,载雅各布斯、马祖卡尔编:《重思资本主义:实现持续性、包容性增长的经济与政策》,李磊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4-5页。

[42]Bertell Ollman. Radical

Jokes,http://www.nyu.edu/projects/ollman/docs/jokes.php.

[43]20世纪80年代初,卢卡斯与荷兰学者克莱默(Klamer)之间有段对话。克莱默:“送我来这里的出租车司机,尽管是个会计,但他在开车,因为他找不到工作。显然他很懊恼。似乎很多人都这样。”卢卡斯:“如果他现在在开车,我就会把他叫做出租车司机。”克莱默:“但他是一个懊恼的出租车司机。”卢卡斯:“可是,这就是命,我们有的时候抽到好签,有的时候抽到坏签。”

[44]布坎南:《宪法秩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1页。

[45]朱富强:《市场博弈、权力结构与收入分配机制:剖解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4期。

[46]参见卡西迪:《市场是怎么失败的》,刘晓峰、纪晓峰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208页。

[47]王进雨、黎史翔:《穷富差距26倍 发达国家破纪录》,http://finance.ifeng.com/money/wealth/millionaire/20111206/5216180.shtml.

[48]阿拉塞维奇、索奇:《不平等简史》,罗海蓉、智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24页。

[49]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03页。

[50]萨克斯:《文明的代价》,钟振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2页。

[51]伍尔夫:《2000年的美国经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52]萨克斯:《文明的代价》,钟振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53]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页。

[54]三浦展:《下流社会》,陆求实、戴铮译,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

[55]朱富强:《如何理解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表现形态: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视角对传导机制的考察》,《经济学家》2017年第6期。

[56]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72页。

[57]转引自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12页。

[58]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59]Groshen C., 1969, “Investigating Causal Relations by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ross-Spectral Methods”, Econometrica,

37(3): 424-438.

[60]Dichens W.T. & Katz F., 1987, “Inter-industry Wage Differences

an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In: Kevin L. & Leonard J.S. (eds.), Unemploy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s. New York: Blackwell, pp.48-89.

[61]Kruger A.B. & Summers L.H., 1988, “Efficiency

Wages and the Inter-industry Structure”, Econometrica,

56(March): 259-293.

[62]Dunlop J.T., 1957, “The Task of Contemporary Wage Theory”, In:

Dunlop J.T. (ed.), The Theory of Wage

Determin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3-27.

[63]塞勒(本书译为泰勒):《赢者的诅咒: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陈宇峰等译,中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64]罗伊特:《劳动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职能》,载何梦笔主编:《秩序自由主义》,董靖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

[65]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68-69页。

[66]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零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67]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零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68]格罗斯曼:《经济为什么会失败》,张淼译,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69]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石宝峰、张慧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70]李黎力:《明斯基经济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前言第2页。

[71]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张维迎的中文版序,第16页。

[72]朱富强:《经济增长的逻辑: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73]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秉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74]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石宝峰、张慧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75]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页。

[76]哈耶克(本书译为海约克):《物价与生产》,滕维藻、朱宗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页。

[77]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第6页。

[78]转引自李黎力:《明斯基经济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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