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亮亮:对布伦纳利润下降式危机的若干批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9 次 更新时间:2021-01-19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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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布伦纳认为1960年代以来的利润下降是经济危机使得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并且用它来解释最近的几次危机。但是,它的理论存在一些缺陷,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了批评:用过度竞争解释利润率下降在现实和逻辑上都有困难之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形式发生了变化,将非物质生产部门派出在外去考察理论率是不合理的;布伦纳忽视了东亚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兴起,这导致了剩余价值向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转移。

关键词: 利润率下降; 经济危机; 剩余价值


罗伯特·布伦纳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长期致力于经济史研究。1998年,布伦纳在《新左派评论》杂志发表了长达250多页的论文,论证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必然性[1]。布伦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战后的繁荣结束之后,从60年代开始陷入了长期的下降过程,这使得爆发的周期性爆发具有了必然性。在他看来,利润率长期下降,并且难以恢复是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而利润率下降的则要归因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制造业中长期难以解决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布伦纳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美国经济泡沫的破灭都视为利润下降式危机[2]。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布伦纳仍然坚持利润下降是危机的根源[3]。

布伦纳的危机理论独树一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环绕这些观点,先后引起了很多争论。利润下降式危机甚至直接和布伦纳的名字联系起来了。相关的争论说明,布伦纳的理论并非没有缺陷,它对于战后全球经济和当前危机的解释力如何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布伦纳利润率下降是危机的观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对金融危机的本质进而资本主义本身的认识。克里曼(Klmian)指出,一些经济学家宣称:“利润率尤其是美国公司的利润率已经几乎从80年代初的低点完全恢复过来了”;“如果这是一次发生在利润率几乎完全恢复时期中的大危机,那就意味着这只是一次金融危机而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危机,进而意味着需要补救的只是金融体系:我们需要恢复管制,或者需要银行国有化,而绝非是要去动摇这个社会-经济体系的根本。于是很多人都投靠到了凯恩斯主义的阵营中,呼吁反对金融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4]

本文的目的是对布伦纳的理论加以分析,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本次金融危机。以下我们先对布伦纳的理论做一简要介绍,然后对过度竞争说做一评述,接着考察利润计算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不被布伦纳重视的国际价值转移。


一、布伦纳的利润下降式危机

 布伦纳将二战后至20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战后20年的繁荣期、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的危机、之后的长期下降期。布伦纳总结出的一个类似于特征化事实的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在1960年代末期以来,出现了利润率的长期持续下降。这符合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预言,但布伦纳提出的导致利润率下降的机制与马克思经典理论有所不同。对利润率下降的解释也是布伦纳危机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

以往的研究中,对利润率下降的一种解释是,它是工人力量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结果,这也可以称之为利润挤压说。布伦纳对此给以反驳。理由之一是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利润率下降这两者在时间上不相符。他认为当工资上涨对利润构成挤压时,资本家会减少资本投资,这一方面是因为利润下降本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利润是投资的源泉。投资下降反过来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缓解劳动力市场上的紧张程度。另外货币紧缩等手段也会间接地通过增加失业来缓解工资对利润的压力。其结果是,工资挤压不可能成为利润率长期下降的原因。

布伦纳提出了新的解释。他将利润率下降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平衡联系起来,他认为,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中,主要的竞争力量有两方。以美国为一方,作为较先发展起来的国家,以德国、日本为代表为另一方,作为后起国家,两者相互竞争,在争夺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两方的竞争力在不同时期相互消长。先前发展起来的国家拥有较高的技术,但后起者通过采用这些技术,并将它与本国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通过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与更为发达的国家争夺市场,这种竞争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后起国家的进入加剧了市场上的争夺,导致利润下降。在后起者进入之前,先前的生产者可以获得正常的平均利润,但是随着后起者的进入,产品的市场价格下降,先前国家和企业无法保证其全部资本都获得原来的平均利润。但是由于固定投入可以视为沉没成本,只要他们的流动资本能够获得正常利润,企业就不会退出市场。再加上,企业在长期经营活动中积累了一些无形的资产,例如信息、与客户的联系,这使得他们不愿意退出市场。这种调整的困难,尤其是退出的困难,导致了长期生产过剩和所谓的过度竞争,成为利润率长期无法恢复的主要原因。


二、对过度竞争说的一些质疑

(一)过度竞争不是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布伦纳的理论中,过度竞争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正是196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的国际竞争的加剧,结束了战后20年的的繁荣,发生了利润率的下降。美国的制造业利润从1965年的大约30%下降到了1974年的大约13%;德国在1968-1975年间,从最高点降到了最低点,下降幅度大约为10%;1973-1975年间,日本下降大约为20%。但是,布伦纳给出的数据却表明,在1965到1973年间,出口在总产出中的比例虽然有所上升,但是其比重并不高,还不足导致整个国内制造业利润率下降。就出口占全部产出的比重来看,德国的汽车行业从1967年的 40.7%上升到了1974年的46.1%,机器制造业从1967年的38%上升到43.5%,在制造业总体,同期从18.7%上升到了24.2%。1965-1973年间,出口占GDP的比重在美国从5.1%上升到了6.9%,在日本,从1960年的5.6%上升到了1973年的7.9%。如果说利润率的下降与国际竞争的加剧有关,那么它充其量只能解释利润率在边际上的下降。

(二)过度竞争说违背了一般均衡

布伦纳认为过度竞争下,低利润率也会成为一种均衡。这是因为,先前占有市场的那些企业拥有某些无形的资产,如与客户的联系,这使得推出变得更加困难,面对新的进入者,他们会进一步加大投入以在原有市场上展开更激烈的竞争。

但是布伦纳似乎混淆了个别行业的利润下降与全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按他的分析,个别行业可能会因为过度竞争存在利润率下降。但是这并不会必然地导致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个别行业的过度竞争只能是暂时的。在一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的情况下,新的企业不会进入该行业,因为投资于其它行业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是由于过多的资本进入了该行业,但是不可能每一个行业都会同时有大规模的投资增加,故而过度竞争也无法解释平均利润率的下降。

此外,还应该考虑到社会总供求的状况,如果出现了过多的闲置资金,即储蓄大于投资,才会有较多的资金迅速进入到个别行业,引起过度竞争。但是,在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形中,经济处于总需求不足的状态,产品价格下降,恰恰是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的时候,过度竞争显然不会在这时发生。

   布伦纳认为,后来者会在原有的行业投资,从而引起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事实不符。在一些市场上,新企业所占有的技术常常能够生产出新的产品种类,引发新的需求,而不仅仅是对已有产品生产技术的改进。这样新的投资往往能够创造新的行业,而不是进入旧的行业与现有企业竞争,直到行业平均利润明显下降。布伦纳认为新的企业在进入一个行业的初期,可以到那些行业内有企业尚未开发的市场去投资,从而避免在开始进入的阶段就展开激烈的竞争,而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之后则会与原有企业在同一市场上直接竞争。但是跨国公司投资的事实表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虽然在1980年代前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是到发达国家投资),主要以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为目的,从而逐渐将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这一意味着跨国公司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进入了本国企业已经推出或将要推出的行业,新老企业并不是在同一个行业展开竞争的。而且,跨国公司的活动是在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已经失去了优势的情况下,自觉地扩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这类投资也具有较高的回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本国竞争导致的利润压力。或者有一些企业是主动将本国的产业转移到了国外,所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竞争,认为他们之间存在过度竞争难以成立。


三、非生产性劳动的界定与利润率计算

布伦纳将利润率下降尤其是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作为一个经验事实,其理论的核心就是要解释它的原因。由于利润率下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关注的一个焦点,这方面出现了很多研究结果,总的来看,文献中得到的结果大多支持倾向于支持利润率下降。但也有个别文献有不同的结果。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分歧,是由于计算时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

针对美国的情况,如果把全部产业划分为生产性行业和金融业服务业,就会发现,前者的利润率长期下降,而后者的利润率则有所上升。Krippner将这种情形解释为经济的金融化结果[5]。如果把所有的都作为一个整体来计算,实际上利润率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因为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被非生产性行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利润率上升弥补了。

有不少研究在计算利润率时,将全部非生产性行业单独划分,结果发现,利润率经历了长期而稳定的下降。布伦纳并没有给出计算利润率的具体方式。但是他只考差了制造业的利润率变动趋势,而将其他部门排除在外,这是确定无疑的。

因此,利润率下降式危机这个命题能否成立就完全依赖与对利润率如何定义。其中的关键又涉及到如何界定非生产性劳动,以及对非生产性劳动是否也创造利润的看法。Z认为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于非生产性劳动在全部劳动中比例的上升。蒋建军和齐建国[6]对美国的利润率进行了估计,其中包括了实物性产品的生产部门和非实物性产品的生产部门,结果是,在1983-1999年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别增长了1.23和1.5倍,剩余价值量则增加了1.8倍。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布伦纳等人对生产性劳动的范围界定过窄,才导致他们仅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实际上,由于技术创新在当代的生产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价值的劳动已经完全超出了传统的制造业中范围。过去的生产活动主要依靠工人的劳动力,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创立的时候尤其如此,但是到了当代,技术进步使得生产效率发生革命性变化。技术创新必须被视为创造价值的劳动,而且它对价值的贡献占据了绝对主体,远远超过了工人通过操作机械设备参与直接的生产的贡献。并且,技术创新已经越来越成为独立于制造业和农业等生产性活动,一些企业只是通过开发新技术获取利润,显然在计算一个经济总体的利润率时将它们排除在外,是极其不合理的。

以服装的生产为例,一件高档服装的市场价值中,所用的面料和人工成本、设备折旧的成本所占比例很低,款式才是决定服装市场价值的决定性因素,这应该归于设计师的劳动。而在国民生产的统计中,服装设计行业是属于服务业的,设计新的服装款式的活动主要依靠灵感,取决于和设计者对流行趋势的把握,对于消费者审美心理的把握。这类劳动可以被归于知识型劳动,和生产面料、缝制衣服的生产劳动在质上有极大地差别。又如:一种新软件的开发要耗费巨大的人力成本,将它只制成光盘确实是属于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但是其成本和研发费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再进一步,如果把新的服装款式视为一种新的知识,这类知识的生产活动对计算机、软件等行业的依赖再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提高,新软件的开发都大大提高了知识生产的效率。在计算机等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知识生产企业创造的产值在GDP中有很高的比重。而这些行业的产值却被归入了服务也而不是制造业,即使其中有一部分环节也涉及到制造业,但是比例极低。

可见,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技术创新的地位的提高,根据传统产业划分计算出的利润率,并得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据此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变,难免存在很大的偏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只有生产活动才创造利润,而服务业和流通领域只是参与利润的再分配。布伦纳的分析也是遵循这一标准,将服务业排除在外。从而得出了利润率显著下降并长期无法恢复的事实。如果要用剩余价值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部门,似乎也并不存在太大困难,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企业中,同样存在着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只不过在这里,工人成了技术专家,而资本家则是知识生产企业的所有者。其中同样存在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在美国,像微软等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高昂利润,是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垄断势力,他们一方面通过生产知识,获取正常利润,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是能够通过垄断势力攫取其他行业的剩余价值。这说明,在信息技术的时代,剩余价值在不同行业和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的分配有了新的特点,知识生产具有较强的规模效益,市场扩张不需要像传统的产品生产部门那样耗费巨大的成本,比如新的软件可以通过网络下载,而要将汽车销售到 海外市场需要支付高昂的运输成本。无论如何,知识生产企业凭借垄断势力攫取的利润当然也是从全社会其他部门(乃至别的国家的企业)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自然,要研究利润率的演变,在统计上被归入服务业的知识生产部门获取的剩余价值就不应该被排除在外。综上所述,经验证据是无法支持利润率下降的观点的。


四、对新兴国家和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的忽视

主流经济学从多个角度对本次危机作了解释,包括过度的金融创新,监管不力,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等,全球失衡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必然也不能忽视从国际经济关系的角度去分析,对全球经济按照结构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析的理论一度得到了很快发展,影响十分深远,例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心外度说。以列宁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和卢森堡对剩余价值论的发展也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提供了资源。

在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以跨国公司的兴起为代表,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十分迅猛,但是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新的特点,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可能不足以分析这种模式的本质。

对70年代以来的经济格局的把握,除了布伦纳提供的以日、德为代表的后起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加剧这一框架之外,还应该对新兴市场,特别是日本以外的东亚国家融入全球体系这一因素给予重视。东亚国家的开放和发展最主要的特征是,在国家主导的战略下,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得到利用,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大量出口到美国。从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来认识这一现象可能是恰当的,东亚通过提供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发达国家转移了剩余价值,虽然其数量难以具体估计,但是规模可能十分庞大。这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行业比较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大举推进出口导向型战略,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会使其贸易条件普遍恶化。同时,在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产品差异较小,更容易出现同质化的情形。刘易斯通过对19世纪末期国际贸易的分析,发现,南方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十分严重,由于大量极度贫困劳动力被投入使用,以至于这些国家出口越多,越是陷入了贫困。据一些研究估计,中国每年对美国的价值转移高达500亿美元左右[7]。

剩余价值从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另一途径是跨国公司的投资,虽然直到8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主要对象还是欧洲,但是随着东亚的开放度提高,对这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越来越引人注目。有资料显示,1996年FDI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大约在60亿美元,2002年达到270亿[8]。外国跨国公司的利润汇入母国,在其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一般被计入经常账户下的收入余额,2005年,美国该账项下的收入只占其GDP的0.5%,似乎跨国公司的利润总量极小,和大量的投资额并不相符。但是,白重恩[9]等人的研究显示,中国的资本投资大约在20%左右,这说明国际收支账户并未反映真实情况,这方面更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跨国公司很可能通过公司内部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源调配,掩盖了利润,从而对其缓解国内的竞争压力发挥了作用。

另外,更值得重视的是,在本次危机发生之前,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之下,美国凭借着“美元霸权”,攫取了巨大的剩余价值转移。东亚国家在快速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高储蓄,为了维持较高的对外支付能力,尤其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快速地积累起了高额的美元储备。作为资金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本应借入发达国家的储蓄进行投资,却因为本国金融体系不发达,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被动地成为资金借出国,中国正是这方面的典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本次危机发生之前,美国已经开始采取机会主义的策略,大量发行美元,获取国际货币的铸币税,从发展中国家攫取不合理的剩余价值转移。

总之,新兴国家通过出口和吸引外资,通过积累高额的美元储备,向美国等发达国家转移了剩余价值。使得发达国家的利润压力得到了缓解,也使美国的资金极为充足,为泡沫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即使承认布伦纳坚持美国利润率下降长期未能恢复是一个事实,但他对于这种下降的原因的解释似乎没有对新兴市场国家给予足够的重视,也较少注意到国际间剩余价值的转移。


五、小结

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流经济学遭到了严重的批评,遇到了重大的危机。众多经济学家都致力于解释危机发生的原因,提出应对措施并总结教训。但是主流经济学存在的问题是它主要是从市场本身存在的问题出发来分析危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点则在于它强调劳资之间的冲突,将新古典和凯恩斯经济学视为不变的制度因素纳入了分析之中,从而对现实问题得出不同的解释。正如樊纲所强调的,以上提及的三种理论之间的差异不在于他们研究的对象不同,虽然每一种理论都是片面的,但是它们都是各自的角度来分析经济社会,具有“片面的科学性”。所以他们之间是互补的并且有可能实现综合[10]。

在本次危机之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规律作了大量的深入探讨,布伦纳更是预见到了危机的必然性。但是,正如本文所讨论的,布伦纳的理论存在着一些缺陷,对于现实的分析也有不合理之处,其理论的缺陷表现在过度竞争并不必然带来利润下降。马克思从资本有机构成得出了利润下降规律,而布伦纳的解释可能还不足以对成为一个替代性的解释。关于美国的利润率变化,本文对布伦纳的分析提出了一些质疑。在目前的文献中,虽然从统计数据来考察利润率变化的文献较多,但是由于利润上的仍然存在一些困惑,所以得出的结论分歧很大。要减少对利润率变动趋势的估计的分歧,最主要的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知识资本和技术革新带来的垄断利润应该如何认识,如何认识新兴的服务行业的利润;二是,在金融创新突飞猛进的今天,经济泡沫膨胀的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频繁出现,而金融企业的利润也随之暴增,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在计算总体利润率时,是否应该计入金融企业利润,如何考虑由泡沫带来的利润虚涨。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利润变动趋势的估计,这一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得到验证的工作才更具科学性。此外,在新的条件下国际剩余价值的转移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可以说,本文对布伦纳理论的一些批评只是一些初步的讨论,它所引出的问题更多,也更重要,需要做更多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Robert Brenner.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 downturn: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from boom to stagnation, 1950-1998[J]. New left review. 1998,229,May/June

[3] 蒋宏达,张露丹. 布伦纳认为生产能力过剩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J]. 国外理论动态,2009:(5)

[6] 蒋建军,齐建国. 当代美国知识经济与“三率”的变化[J]. 数量经济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0)

[2][美] 罗伯特·布伦纳,王生升译. 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7] 易纲. 人民币汇率变化背后的原因和制度性因素[J]. 中国经济报告,2010:(4),50-55

[9] 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J]. 比较, 2007,第28辑,1-22页

[4] 周思成. 欧美学者近期关于当前危机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问题的争论[J]. 国外理论动态,2010:(10)

[8] 余永定. 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 国际经济评论, 2004:(2)

[5] Greta R. Krippn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ocio-Economic Review, Vol. 3, pp. 173-208

[10] 樊纲. 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N].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4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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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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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金融评论》2013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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