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人才培养国家体系

————兼论当前艺术人才培养的悖论与前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4 次 更新时间:2020-01-03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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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柱 (进入专栏)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人才培养国家体系

——兼论当前艺术人才培养的悖论与前景*

孙惠柱

(上海戏剧学院,上海200040)


摘要:改革开放40年,大学扩招、艺术教育大发展20年来,我国高等艺术教育领域有很多经验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总体上艺术教育并没有扩招过头,因为,虽有不少艺术生毕业后“漂”着没工作,但同时还有许多领域的艺术岗位存在缺口,或由未经培养的人顶岗。艺术人才培养领域真正的问题是供给与需求不对称。我们需要全面了解社会对艺术人才的多样需求,深化艺术人才的供给侧改革,自觉地构建一个通过分类分层的多元模式来培养人才的国家体系。从内涵说,这个系统性工程包括指导思想、艺术史论、创作方法和实际创作四个方面;从形式说,应包括讲座课、讨论课、操作课、实习课四种主要教学形态。高校艺术专业不断成倍增长,包括了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但不少新开专业过分靠向专门艺术院校的模式,忽略了全社会对各类艺术人才的多样需求。文化事业、产业的发展趋势是艺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对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不断提出新的要求。除学历教育以外,还需要针对各类艺术人才的非学历培训——既要针对高端人才的大师班,也要大量普及性的培训班。包括VR技术在内的高科技不仅能使观摩经典范本以及远程教学更加方便,更能够促成师生间更多主动的交流互动,促进教学相长,改变单向灌输一统天下这一旧式教育的弊病。这将是产生艺术人才培养新模式的广阔领域。

关键词:艺术教育;人才培养;国家体系;学科建设;问题;策略


改革开放40年,以及中国大学扩招、艺术教育大发展20年来,当代中国高等艺术教育之路上出现了很多富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人才培养国家体系,已经成为当前高等艺术教育领域中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分析当前国家艺术高教领域中存在的有关人才培养的悖论和现实矛盾问题,梳理人才培养中一些现实问题的具体表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策略和基本发展方向的一些设想。


一、艺术人才培养的悖论和解决的基本思路


改革开放以及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来,我国艺术人才的总体面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根据2017年得到的数据,艺术人才培养机构的规模扩大了330多倍,1700多所大学新办了艺术专业,在校学生近二百万人。然而,艺术人才培养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悖论:一方面,不少社会有需求的艺术岗位仍然存在巨大的缺口;另一方面,大量艺术生毕业后找不到对口工作,只能“漂”在社会上。艺术人才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严重不对称。

据历年《中国教育年鉴》,艺术类本专科在校学生1978年是5600余人,2014年是1892101人,与全国大学扩招的总倍数相比,艺术专业扩招的倍数高出了十多倍;不少综合性甚至工科大学都办起了艺术专业,让千百万青少年圆了他们的父母那一辈遥不可及的艺术梦。对于这样的高速发展以及与之互为因果的“艺考热”,社会上一直有各种议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传席的看法比较激烈:“教育部应该有一个死规定,什么学校应该设美术系,什么学校不应该设美术系。没有死规定,中国的人情关系多得很。现在有的学校书法专业设了博士后点,培养了很多博士后,书法专业需要那么多博士后吗?硬性规定是必要的。我建议砍掉80%的美术系,中国不需要那么多美术人才。”[1]

应该像陈传席教授建议的那样砍去许多“供过于求”的艺术院系吗?四年半过去了,国家教育部基本上没有那样做。尽管2018年初有些变化,包括南京大学、西北大学、福建师大等名校在内若干所院校的“艺术学理论”点被撤销,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针对的仅是研究生学位点[2]。总体上全国各地各校各门类的艺术系科还是在增加中,同一个教育部文件(学位〔2018〕3号)又批准了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增列艺术学理论的学位授权点。因此,所有这些变化总体上都属于“动态调整”。在我国十四亿人口中,艺术人才的总数并不是太多而是还很不够,缺口相当大。举一个戏剧界的例子,大城市的国营剧团往往演出不多,卖票不易,每年吸纳不了多少艺术院校的毕业生;而为全国各地老百姓提供大部分戏曲演出的是民间剧团——俗称“草台班子”,他们基本上完全得不到高校培养的人才。今年元宵节前我们去福建南部实地考察,在乡村戏台上看了十几出戏,高甲戏、莆仙戏、歌仔戏、木偶戏,大多是民营职业剧团的。多数演员一晚上常要串几个角色,还要每天换戏,排练时间也很短,却并不担心忘词——字幕的背面就是给演员看的提词屏,不用背熟也没关系。他们演的还都是古装大戏,很多团一年演出三百多场,最多的甚至超过360场!但这些戏剧界的劳动模范全都没有受过艺术高等教育,连进类似中专的艺校学过的都很少,不少剧团的骨干也就是受过了几个月文化馆的艺术培训。我们在闽南亲眼所见的这一现象并非孤立的个案,全国农村程度不等地都存在。

另一个缺口很大的领域更是遍及全国城乡,那就是中小学艺术教师,尤其是戏剧、舞蹈、影视多媒体这三个新的门类。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9月《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5】71号)提出中小学要尽快全面开设戏剧、舞蹈、影视课程,而这三门课所需要的大量的专业艺术教师现在还几乎无迹可求。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情报学会认证监管的北京智研科信咨询有限公司的《2015年中国艺术人才培养现状分析》指出:艺术人才培养资源供需失衡。产业信息网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艺术品市场需求预测及战略咨询报告》显示,时代发展和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高,要求我们不但要培养高端专业艺术人才,更需要培养普及型、应用技能型艺术人才——往往本科、专科就够了。也就是说,我国艺术人才的培养中存在着两个短板:一方面高端精英艺术人才培养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普及应用型艺术人才培养资源分布不均。问题主要就出在很多大学的艺术院系定位不准确,在培养高精尖人才还是应用技能型人才、求特色发展还是完备办学体系、重文化教育还是重专业教育等问题上游移不定,导致办学秩序混乱,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很多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科院校都新开了各种各样的艺术类专业,但师资和专业建设严重不足。[3]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4]文艺创作与艺术人才培养密切相关,总体上,后者也同样是有“高原”缺“高峰”。具体地说,不少院校培养的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远未真正成为有用之“才”,不少地方连高原的水平也没到,还只是平地,甚至洼地。从长远来看,要提高文艺创作的水平,必须从源头抓起,抓好人才的培养教育。

在每个艺术领域里,都常会听到一些中外名人说,搞艺术要靠天赋,没法教的。但这最多只能说明这些人自己能无师自通,或者他们不愿花时间去教学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花了时间但没教好,就把责任推给学生“没天赋”。不容否认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是,古今中外培养艺术人才的各类机构不计其数,特别是当今世界,尤其在中国,各种各样的艺术院校越来越多。还有些人习惯于盲从某些西方理论,喜欢说教艺术必须完全因人而异,不能有任何模式来束缚老师、学生的创造力。然而只要是“教”,特别是面对一定数量的培养对象,没有模式的话任何机构都难以操作。真正的天才也许是不用任何人来教的,但整个社会需要的艺术人才并不只是少数艺术大师;因此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艺术人才还是院校培养出来的。只要办院校,就一定要有恰当的模式,而要构建模式,首先必须清醒认识“理想范本与自主呈现”这一艺术教育的基本矛盾。

这对矛盾是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就首先要确立什么样的范本教材,再寻找能让学生根据范本学会自主呈现的方法。我们需要一种动态的规律性理论——既反对死守套路的刻板模仿,也反对盲从某些西方人炫耀的自我中心的极端自由主义。“理想范本与自主呈现”这一理论主要的学理依据在于中西优秀教育传统的现代化结合,以中为主。我们要在加强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立足中华传统文化,广泛吸收各国的有益经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华文化中家喻户晓的熟能生巧、庖丁解牛这些道理及例子是艺术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前提是要把范本选准、选好,还要找到最好的“解牛”方法。构建人才培养模式,第一件事就是确立理想范本。中国的教育历来强调范本的作用,任何学生都要学习写字,一定从描红、临帖开始,练熟以后才能自主发挥。而西方的教育(器乐演奏除外)——尤其是当代的教育理论,更强调要学生发挥自主性。在艺术人才培养领域,戏曲和话剧培养模式的不同就很明显;在美术领域,即便是学西方传来的写实绘画,中国学生也更多地下功夫学范本,而西方人往往更喜欢自由地抽象变形。理想范本与自主呈现的关系是对立统一,这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培养过程中,这对关系并不是死板的一劳永逸的,而要根据不同的艺术样式、人才培养的不同阶段来动态地确定二者之间具体的、微妙的关系——包括教师提供的范本的范围和让学生发挥自主性的程度。范本绝不能是单一的,也不可能要学生百分之百地拷贝——理想范本是个集合的、流动的概念。

在现代教育中,理想范本并不是只能让学生模仿外形的描红字帖,而是包括核心价值观以及全部教学内容和方法在内的完整系统。培养艺术人才需要大量实践,动手做的操作课远多于听史论的讲座课,讨论课也多融于操作课之中。每个培养机构都应根据具体培养目标的专业特点,确定成体系的理想范本——取材于古今中外经典的教材系列(曲谱、画作、剧本、视频、身段、唱法等),整理出循序渐进的最能激发学生在学好范本基础上进行自主创造的系列教学法(包括使用高科技新媒体的方法)。专门艺术人才需要的理想范本相对集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长期师从某门某派的戏曲与声乐),复合型艺术人才的范本来源就比较广泛。一般来说,招生和教学的前期更多强调理想范本;教学后期和毕业呈现更多鼓励自主呈现。在这些前提下,不同类型的学校和专业都要建设各有特色的培养模式。


二、艺术人才培养现实问题的具体表现

   

当下艺术人才培养中的具体问题主要在哪里?2016年12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艺术院校校长高峰论坛上,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叶朗教授指出:国内很多大学只注重知识的灌输、技能的训练,而忽视心灵的教化和人格的培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刘伟冬强调:艺术人才培养有自己的特殊性,国家对于艺术院校质量的评估,如果根据多少长江学者、院士、博士来评价是不行的。高等艺术教育的基本结构应该是30%对70%,实践应该占70% ,理论研究占30%。[5] 看来叶朗教授认为技能训练多了,而刘伟冬教授认为实践还太少了。两位都有相当的道理,叶朗说对了一半。叶教授是位著作等身的学术型教授,可能很少、甚至从来不需要撸起袖子来教授技能型的操作课;他把知识的灌输与技能的训练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放到一起,而事实上二者的情况很不一样,甚至恰恰相反。二十年来所有大学的扩招都导致大课剧增,课堂上学生更多了,中国教师历来习惯的单向的“知识的灌输”确实是更大大增加了;但是,艺术的“技能的训练”是需要在小课上通过师生互动才能做好的,这在多数院校、特别是新办的院校里其实是十分严重地不够的。同为北大著名文科教授的陈平原对大学“教学方式”的看法也与叶朗的意见相左:“越是名校,越是名教授,越不屑于‘斤斤计较’,于是培养出一大批意气风发但粗枝大叶的学生。不止一个美国教授跟我感叹:听你们的学生发言,真是聪明;可到了写论文,为什么训练这么差?一开始,我以为是文化隔阂,后来才明白,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基于‘精英’乃至‘天才’的假设,我们认定学生都……不必再练习‘操正步’等小儿科的动作。”[6]其实,“‘操正步’等小儿科的动作”是任何教育都不可或缺的,对于艺术人才的培养就更加重要。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教授正确地指出:艺术人才的培养应该分层、分类管理,国家对这方面的顶层设计和分层、分类管理做得还很不够。因此,当下艺术人才培养领域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来实行分层、分类管理?这就需要具体切实的研究、论证和实验、总结。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田亚梅、王海英在《普通高校专业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现状研究》一文中指出,普通高校的实际情况与艺术院校的艺术专业有很大差异,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与学生有机结合,教与学有脱节现象,教学效果差,达不到预期目标。[7] 李琼瑶的论文《适应市场需求,创新高等艺术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指出: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变,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和需求变化等对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沿袭下来的精英教育人才模式提出挑战,在全国高校热衷办艺术类专业和艺术类专业连续扩招的情况下,艺术院校必须对原有单一的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做出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人才市场需求。[8]湖南师范大学李晶2010年的博士论文《高等艺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主要关注音乐院校,但指出的问题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招生规模连年扩大,超乎学校的办学能力和教学质量。有些音乐院校为降低成本,部分小课改为上大课;就连最好的专业艺术院校也难免不出现教学质量滑坡现象。……政协委员们呼吁:‘政府要清醒地把握住艺术教育的节奏。’‘我们不应该以浮躁的心态对待我们的高等艺术教育事业!’(《2008年全国人大、政协一次会议综合报道》,《人民日报》 2008、3、28)”[9]

这些研究都是发现问题的重要一步,我们还需要把问题进一步细化,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在规模一下子变得如此巨大、模式又杂乱不清的情况下,中国艺术人才培养的模式问题急需认真的梳理、调整和改善——包括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招生规模、课程设计、师资配置、授课方式、实习手段等等,以确保青少年能有更好的学习艺术的环境,让艺术人才能更健康地发展。这是个在国际上也很难找到成功先例的难题,要破解这个难题,在研究方法上也要探索新模式。一方面要结合面上的大数据调查和“解剖麻雀”式的定点田野调查——田调也应该是动态的、参与式的,尽可能将较新的教育模式付诸教学实验,以观察实际效果。另一方面,还要把文献研究和动态的现场考察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文献梳理和现存的“活化石”戏曲、古乐器的传统式训练相应证;对国外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文献梳理和出国考察及邀请外国专家来现场做工作坊相应证。

和大部分其它文科专业相比,艺术人才培养的关键特点是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研究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也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一定要落到实处,通过实践来验证。初步的分析发现,目前中国的艺术人才培养工作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挑战:

一,院校、专业及学生数扩大如此迅速,应当如何做到因需施教、因材施教?我国社会的文化艺术产业和事业究竟需要多少种培养模式?分别是什么样的培养模式?目前有不少新开的培养机构思路不清,有的不顾条件盲目照搬精英艺术院校的模式,有的干脆没有模式意识,目标、课程、师资混乱。

二,西方影响日增也带来了引进的鱼龙混杂,有的地方盲目照搬西方模式,特别是某些名为推崇外国先锋理念的做法,实际上是自由放任误人子弟。我们的国情与西方很不一样,首先要有厚实的大众艺术的草根,才有可能锦上添花;发达国家有不少锦上添花的艺术,往往无须顾及观众感受、只为自己自娱自乐,并不适合作为我们的范本。我国的人均艺术资源还比较匮乏,更大的问题是分配不均,有资源、有精力把玩西式自我中心的艺术的机构,应该更多地关心一下那些尚属艺术营养不良的中国老百姓。

三. 按中央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及大学“双一流”建设的要求来衡量,目前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所占比重偏低——从总体思路到具体课程均如此。如何让我们的艺术人才既能放眼世界,又擅长讲好中国故事?这将会是艺术教育机构不能回避的永恒的挑战。

四,如何用高科技手段来帮学生更为有效地学习,而不仅仅是用视频代替面对面交流,帮校方和老师省钱省事?不少学校新办艺术专业、多收艺术生,原因之一是以为艺术比理工科容易教,还能多收学费创收;他们不清楚真要培养好艺术人才,所需的师生比远高于一般专业,生均成本也更高。高科技能否在帮助每个学生学得更好的同时又降低生均成本?这是艺术人才培养机构面临的最新挑战。


三、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方向


改革开放40年,大学扩招、艺术教育大发展20年来,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积累了很多经验,也有过不少教训,都很值得认真总结分析,我们要在过去几十年的基础上全面深化艺术人才供给侧的改革,自觉地构建一个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国家体系。这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从内涵来说,包括指导思想、艺术史论、创作方法和实际创作四个方面——关键在前二者提供的理想范本如何与后二者的自主呈现有机结合,也就是如何将人格修养、知识积累融合到技能训练中去;从形式来说,应该包括讲座课、讨论课、操作课、实习课四种主要教学形态——这四者的比例,加上各自的师生比及师资结构,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出不同培养模式的特点。

例如,专门艺术院校理想的课程结构模式就很接近前引南京艺术学院校长刘伟东教授所说的“基本结构应该是30%对70%,实践占70% ,理论研究占30%”。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模式。美国很多国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也设有门类齐全的艺术院系,那里总体的学分要求看上去好像是“倒三七”——艺术专业课程三、其他各种人文科学课程七;那是因为那里培养主要的是复合型艺术人才——一般大学多数专业都这样,本科阶段大多强调复合型,在越是好的学校里,选择双专业、三专业的学生越多;但在艺术课程的内部,还是实践操作课占至少三分之二——有些艺术史论课会和通识类的人文课重叠,如莎士比亚研究、音乐史、美术流派等,本专业和其它专业的学生都可以修,这样有助于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展开头脑风暴。我国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不少综合性大学也设置了这样开放的艺术课程,但我国大学里这样的课上常见的问题是,由于课堂大学生多,往往只能听老师对理想范本进行讲解介绍,再加点PPT,成为单向的知识传授,没有足够的时间空间让学生进行艺术实践。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大学的专业分工历来过于细碎过于刚性,很难找到善于理论联系实践的艺术教师。这就牵涉到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另一大类——艺术师资。

我国艺术师资的培养工作主要是由师范院校来做的,但近年来师范大学越来越非师范化,其艺术专业越来越靠向专门艺术院校,忽略了全社会对各个层次各类艺术师资的大量需求。因此,如何把艺术技能的钻研和教学能力的提高结合起来,是健全、改善各种师资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课题。此外,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专业设置长期以来基本上只是局限于目前中小学普遍开课的音乐、美术两大门类;而2015年9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已经下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5〕71号),明确要求中小学增设戏剧、舞蹈、影视课,而且特别指出要解决当下普遍存在的“重少数轻全体、重比赛轻普及”的问题,要求进行“课程化管理”。因此,除了音乐、美术的师资,我们还要几乎是从头开始,培养大量能教戏剧(包括各剧种的戏曲)、舞蹈、影视课程的中小学美育教师。和高校艺术教育规模拓展的神速相比,中学艺术教育的发展显然是太慢了。因此,2018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国家高中艺术课程标准加大了艺术课的分量,新设了综合性的“艺术”这门大多数省市还没开过的课程,特别是增加了戏剧、舞蹈、影视,与传统的音乐美术并列为选择性必修课。拓展中学艺术教育的难度特别大,因为艺术课程不仅要讲授知识,更强调要每个学生都参加实践活动,对生师比、设备,特别是对以教材为主要代表的“理想范本”的要求特别高。从国际艺术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学艺术教育势必要从传统的音乐美术拓展开去,戏剧、舞蹈、影视是顺理成章的艺术“新三门”;然而这三门课如何教?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找到了公认的好办法。美国及欧洲都有不少戏剧、舞蹈或影视活动很有成就的中学,但多半还是只有少数精英学生参加,类似于我们这里的“拓展课”或“兴趣小组”,远未达到成为普及型课程的程度,也没有足够的专业教师。而我国将要开设的是普及型的课程,这就对师范院校的艺术专业提出了数量极大的需求。同时,师范院校中戏剧、舞蹈、影视这些“新”的艺术专业,也是公共文化机构十分需要的艺术指导人才的来源。因此,认真研究分析师范院校艺术院系的现状、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是建设培养艺术人才的国家体系这一重大任务的关键一环。

构建这些基于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都很重要,而从习总书记所期待的“高峰”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属于夯实基础的常规工作,“织锦”成功以后还要在“锦上添花”。文化事业、产业的发展趋势是艺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对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为了创造出艺术人才培养工程最高端的成果,还需要各种针对专业艺术人才的高水平的非学历培训,例如专业院校举办的短期国际“大师班”、专门艺术协会针对会员的特殊需要而举办的“读书班”、艺术院校或协会为院团推荐的艺术人才举办的聚焦于各类专门技能的高级培训班,等等。这些培养模式几十年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经常显出一些问题。有的主办方由于时间压力,过分强调提供范本的大师的单向传授,较少给学生机会在大师的指导下进行自主的呈现。有没有可能运用高科技来更好地发挥高端培养模式的作用,让更多学生能通过新创的培养模式,在大师的具体指点下进行创作、得到提高?这也是各人才培养机构都要研究、总结的重要部分。

此外,我们还需要更大规模的非学历培训来为初级的艺术人才服务。前文说到,我国农村大量民营剧团的演员从未受过高等艺术教育;从他们频繁演出的现状来看,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脱产好几年考进院校去接受正式的学历教育,但他们中间的一些骨干曾经受到过短期的艺术培训,对提高演出的艺术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大部分演员都有机会分期分批接受一点这样的培训就更好了——最好还要由政府给予一定经济上的补贴。民营戏曲剧团如此,其它艺术领域的基层从业人员也有大量的类似的需求。面对这样的社会需求,国家全额拨款支持的艺术院校按理说是义不容辞的;然而,要去教这些从未经院校培训但有着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层学员,我们有恰当的教学方法和足够的师资力量吗?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顺理成章地,还应该带来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刻变化。高科技不仅能使观摩经典范本以及远程教学更加方便,更能够促成师生间更多主动的交流互动,促进教学相长,改变单向灌输一统天下这一旧式教育的弊病。这将是产生艺术人才培养新模式的广阔领域。



作者简介:孙惠柱(1951—  ),男,汉,上海人,剧作家、导演,国际人类表演学旗舰刊物纽约《戏剧评论》(TDR: The Drama Review)编辑联盟轮值主编。纽约大学人类表演学博士,北美四所大学任教十年,1999回国,曾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现为上戏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首席专家。著有《戏剧的结构与解构》《谁的蝴蝶夫人:戏剧冲突与文明冲突》《摹仿什么?表现什么?》《社会表演学》《心比天高:中国戏曲演绎西方经典》等10部专著与教材、200余篇中英文论文;《中国梦》(1987)《挂在墙上的老B》《宴席》《心比天高》《忠言》《王者俄狄》《朱丽小姐》《徐光启与利玛窦》《柯赛与潘妮》等20余部话剧、戏曲、音乐剧曾在20国演出;戏曲系列剧《孔门弟子》、韵剧系列剧《悲惨世界》《鲁迅故事新编》总编导。研究方向:人类表演学,跨文化艺术,戏剧理论,艺术教育。


*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7ZD08)“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 续鸿《陈传席:减掉百分之八十的美术系科》,《中国文化报》,2014年9月5日。

[2]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下达2017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新京报》,2018年2月28日。

[3]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512/373774.html“中国产业信息网”2015年12月28日。

[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公开发表》,《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5] 见《第十一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美育学刊》, 2017 年第1期

[6] 陈平原《上什么课,课怎么上?》,《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第2期。

[7]《中国人才》,2011年第14期。

[8]《艺术评论》,2007年第3期。

[9] 李晶《高等艺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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