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人，一定还会关心查理那四个更怪异也更有个性的对手：他们都是坏孩子吗？真的都死了？这个故事畅销了六十多年，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开头差不多，结局不一样：五个孩子有幸进入神秘的巧克力工厂一饱眼福、口福，四个有贪婪、虚荣、偏执等坏毛病，他们自作自受，逃不脱致命的惩罚，一个个消失了。在电影里，后来他们脱胎换骨走出了工厂；而在文化广场的音乐剧里，要等到最后才能看到“他们”——但那是穿着他们原来的服装来谢幕的演员。

一般来说，讲同样故事的电影版总要比戏剧版更照顾大众的心愿，戏剧就往往更喜欢追求高于普通人的深刻。但这个音乐剧是给青少年看的，对孩子是不是太苛刻了点呢？剧中多达五分之四的孩子有严重的缺点，输了还不够，还必须死吗？西方戏剧起源于古希腊那些以毒攻毒的“净化型戏剧”，我们中国的传统是更喜欢和为贵的“陶冶型戏剧”。但有趣的是，像《查理》这样赏罚分明的教化故事，倒可能还更配中国家长的胃口，因为中国的教育比西方人严得多。而中国孩子习惯了家长和老师的严厉，看到这个戏简直太好玩了！主题虽说是教育，却一点也不枯燥。布景绚丽之极，所谓巧克力“工厂”原来是个连迪斯尼也要自愧不如的儿童乐园，处处都冒出科幻的超能力。舞台上既展现了一个当代的故事——有巧克力还有自媒体，又有童话才会有的超自然的想象。音乐剧的词曲来自七获奥斯卡提名的作曲家马克·施艾曼，让人一听就忍不住想要翩翩起舞。

这部剧改编自挪威裔英国人罗尔德·达尔1964年初版的畅销小说，那时的西方社会还没有后来那么多放任自流快乐教育之类的白左空话，还比较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包括教孩子要节制贪欲、刻苦自律等等。很快激进的西方左翼文化革命来了，这本书遭到了批判；但反对者主要聚焦于在厂里做工的小矮人这一群体所映射出来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原书插图中的奥帕-伦帕人是肤色像巧克力一样的“有色人种”，而且就是来自白人老板旺卡外出探险发现的某个殖民地。作者听了批评意见后及时做了改正，小说再版时把黑皮肤的奥帕-伦帕人改成看上去像嬉皮士的白皮肤小矮人；于是不但书继续畅销，还卖版权拍了好几版的电影。

西方有关教育的影、视、剧名作很多，大多是明确地站在孩子一边，鼓励他们张扬个性，反对师长的压制，如《春之觉醒》《摇滚学校》《玛蒂尔达》（《玛》也改编自达尔的小说——但是写于西方不讲家庭价值观的1988年）等等，都是长演不衰的音乐剧。那些剧也已经在上海、北京演过，冲击了一下我们过于死板的传统教育理念。那些教育题材剧的主题如出一辙，似乎代表了西方的“主旋律”，和我国尊师重教的传统观念刚好相反。新中国涉及教育的著名剧作几乎都含不含糊地要“前浪”教育“后浪”。六十年代的《年青的一代》和改革开放后的《救救她》最有代表性，全国曾有百十个剧组同时上演，都是呼吁长辈来“救救”“年青的一代”；第一个小剧场戏剧《绝对信号》被很多人视为思想解放的代表，却也是讲一个老师傅规训犯错误青工的故事。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戏剧的教育意义的要求难道就如此针锋相对吗？其实也未必。因为西方还有《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这样的也受到各门类艺术家和大众喜爱的作品，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文化之间人同此心、美美与共的可能。当然，在全面左倾的西方学界文艺界，像《查理》这样强调老派家庭价值观的教育题材作品是有点另类，明显属于少数；但毕竟还是吸引了相当大的受众群体，这说明所谓“西方戏剧”“西方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而从我们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看，这部《查理》和历来更注重家庭的东方传统文化更接近些，也刚好符合我国现在社会的需要。

我们的社会特别注重“教”，更尤其是“家教”；任何家庭中只要有个学龄青少年，最常听到的话题一定是有关学校和教育的。但为什么我们热衷的各种命题作剧的“教育戏剧”常常变成说教，很难引起孩子的兴趣，而《查理》就能真正做到“寓教于乐”，一点也不显呆板呢？《查理》告诉我们，讨论教育主题不见得一定要以课堂、学校为背景，完全可以天马行空，带孩子去他们更喜欢的地方“玩玩”。孩子天生都有各种欲望和个性，不要简单粗暴地否定它们，只是要设置好条件——例如必须先顾及家人，因为家人是帮助孩子快乐成长的最重要的保障。《查理》的小说和电影版里还有极有意思的一条平行情节线：老板旺卡小的时候，他那牙医父亲不许他吃任何甜食，嘴上永远要套牙箍，于是旺卡出走，父子决裂。这倒很像初学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常看到的负面的旧式家庭——《家》中的小儿子也受不了长辈压迫离家出走。但在《查理》的故事中，旺卡的反叛并非不可逆转。他后来受到查理一家其乐融融的感召，回家去找父亲，最后竟实现了中国式的大团圆——可能是照顾了少儿文学的特殊需要。音乐剧因篇幅所限删去了这条副线，有点可惜。如果能在舞台上展现两个家庭殊途同归的故事，就能融合长辈教化小辈与孩子自主成才这个教育问题的一体两面，更完满地展现理想的教育。

《查理》是一个我们非常需要但很少见到的“代际问题剧”——这个名词可能对很多人还有点陌生。戏剧一向长于探究人际关系，特别是根据“人以群分”的常识，用舞台上的个别角色来代表特定的人群——连作者本人都未必能明确意识到。因此《玩偶之家》讨论的是男女两性之争，《汤姆大叔的小屋》反映了黑人白人的矛盾，《国王与我》讲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这些戏都有了近乎公认的类别标签，奇怪的是，“代际问题剧”还很少有人关注。事实上不同世代之间的代际问题是人类最具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几乎贯穿在所有性别问题剧、种族问题剧、文化问题剧中。娜拉为了自己的自由，抛下三个孩子出走，表明了她对还不能发声的下一代的忽视；汤姆大叔对白人相对恭顺，而后辈黑人的态度就更倾向反抗；暹罗国王君临于几十个孩子之上，英国女教师要求他给下一代自由。这些名剧中都有代际问题。《查理》主要讲一个工厂的故事，本来难免会触及厂里的阶级差别；但作者聪明地回避了贫富冲突，把重心放在几个访客家庭的内部问题上，让富人家长对孩子的无原则纵容和贫穷的查理一家人的关爱互助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言而喻地传递出教育的要旨。

多数代际问题剧聚焦于一家人内部的代际关系，也有一些扩大了“家庭”的概念，探究类似家庭的紧密团体内部的代际关系，例如《教父》。近年流行的美剧《继承之战》则把家庭和家族公司的代际传承合而为一。《查理》的结构很独特，设置了两条看似对立的代际关系线平行发展，逐渐合并：查理有个大家庭，家里好几个老人，但没家产可以继承；旺卡孤身一人，经营着最大的巧克力工厂，想要找个继承人。没有家庭的他不相信任何人，想出一个只有童话中才会有的“管理方法”，用金奖券随机请五个喜欢巧克力的孩子，到工厂来面试。天意还真让他找到了好孩子查理，不料查理对他定的必须离家单身进厂的条件毫不犹豫地说“不”。竟会有人觉得家那么重要——还是那么个又穷又破的家？旺卡这才开始怀疑，他几十年来对家庭的负面看法真那么有道理吗？

结果呢？查理到底继承了巧克力工厂吗？他那些家人呢？这就不能再剧透了。读者还是自己去看吧——也不要全信我的话。希望文化广场的下一轮《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会很快再来演出。或者干脆自己做个中文版？这部藏在童话外壳下的作品，不仅为青少年带来了欢乐，更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代际关系与教育本质的全新视角。在各种代际问题愈发凸显的当下，这样的作品更具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