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学校的增设和学生规模的扩大，但其质量和水准的下降，乃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因物质条件的简陋和外部交流的限制，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学生来源区域大幅缩小以及内地基础教育的相对薄弱，使得战时大学整体生源质量明显下滑。同时，留学与学术交流大受限制，大学教师薪资锐减，导致战时高等教育师资规模和质量均呈现下降的趋势。此外，经费短缺，图书设备不足以及师生物质生活困顿，也极大地限制了大学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功能的发挥。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危机，实际上是日本侵略造成的现代化进程顿挫的一种表现，是战争造成的慢性消耗与隐性破坏。
关键词 ：抗日战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学术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华北及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高等教育机构遭受严重破坏，大批高校内迁至大后方办学，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抗战时期大后方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因陋就简，但仍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尤其是西南联大几乎成为一种神话，对后世的历史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术界对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但大多突出抗战时期大后方高等教育在战争条件下取得的成就，以彰显其因难能而可贵，至于战争带来的改变及其具体影响仍有诸多深化的空间。毫无疑问，战争对高等教育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但战争如何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关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又是怎样？仍有待深入探讨。以往研究较为关注战时教育政策的自由与统制之争，相对忽视对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发展态势与整体水平的客观评估。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依据档案、调查报告、报刊、个人文件等材料，梳理抗战时期大后方高等教育在生源、师资、经费与设备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呈现抗战时期大后方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种种危机，以加深对战争如何影响高等教育的理解。
一、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师资规模与品质的下降
抗战时期，高等教育面临的困难之一是师资的缺乏与品质的下降。1943年前后，美国人葛德石（George Cressey）曾对大后方高等教育做全面的实地考察，据他的观察，“战时大学生之数目虽显著增加，而优良之教师则日趋减少，新教师之补充似乎业已断绝。学者之如此缺乏，乃是一个非常危急的教育问题。因为中国大学毕业生不能在国内从事获得博士学位之研究工作，故新添之教师，必须在外国训练。此刻立即需要成千之教师。一部分可藉外国学者来华主持研究机构以培养之，惟此类深造工作，需要图书与设备，此在目前则属于不可能之事”。
1941年2月21日，武汉大学矿冶系全体学生呈请教育部协助聘请教授，呈文称：“窃自部令武汉大学添设矿冶系以来，迄今已近三载，以值此抗战建国时期后方建设积极挺进，政府对开发资源不遗余力，以致矿冶人才有供不应求之势，且现今物价高涨，教授待遇未见增加，故虽经校方多方设法而未能获得师资。本系三年级矿冶主科无人教授已半年矣。生等窃思国家需用技术人才之急迫，按‘不学无术、学以致用’之理，今生等不得良师之教导，将来何能供国家之需求，故呈请教育部于建教合作之原则下协同经济部聘请教授，则生等学业可望不耽误。”此事经校方与教育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多次协调，最终也只能聘请专门技术人员兼职授课。
抗战时期优良师资的缺乏，一方面是由于来源的减少，因战时留学大受限制，归国人才减少，本国高等教育师资自主培养能力又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教育界与政府、商业机构在竞争人才上处于劣势，无法吸引到足够的人才补充到大学师资队伍中，甚至还有大学教师改业造成的流失。如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徐中玉所言：“战前校数较少，师资勉强够分配，战后校数增多，原有师资纷纷改业，新师资出产又少，因此大学师资极感贫乏。”
抗战时期，因交通、外汇及政策的影响，留学事业大幅度萎缩。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统计，1935至1945学年度，出国留学生数分别为1033、1002、366、92、65、86、57、228、359、305、8。相较于战前，全面抗战爆发后留学生派遣人数大幅下降。战时留学教育大受影响，大学毕业生不能不以国内自办的研究院为进学之阶，政府亦以此为培养专门人才之所。但国内大学的研究院，只能授予硕士学位，供给初级师资。当时研究院毕业生虽然可以出任大学教职，但每年授予硕士学位者仅20人左右，平均到每个学科则更少，不能有效解决师资匮乏的问题。同时，本国研究院培养的师资水准也得不到学界认可，“因大学经费枯竭，高级师资难求，研究院与大学分家，反驱前者于独立无援之状态，徒有其表而无其实，研究院逐渐忽略其‘供给教员研究便利’之任务，而成为培养‘硕士’的所在，量愈多，质愈差，颇为识者所诟病”。
抗战时期大学的师资匮乏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经费投入不足，大学教师物质生活水准急剧下降，是造成教育界人才荒的重要因素。抗战胜利后，对于如何改进高等教育，马叙伦曾提到：“有一较长时期，受经费影响，高等教育机关几等于‘破落户’之门墙，仅示其不失大家体面而已。”战时生活的困难，不仅造成兼差盛行，而且改行者亦不少。1942年，从香港脱困的陈寅恪，对于中山、贵大、武大、中大的争相聘任，其认为：“于此可见教书一行，今成末路，盖已不能为生，皆纷纷改行，致空位如此之多，从未见银行或税关之急急求人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942年9月30日记：“自抗战以来，有若干教授因经济［困难］孳孳为利，有若干已正式由士而商。在校者常与学校较锱铢，此亦抗战时特有之现象。”西北师院教育系的李建勋也发现，因经济上的困难，“大学教授虽为高雅之士，然除少数老教员与学校有历史关系者外，实不易使其有恒心，而不去而之他，于是大学中发生教员荒，量的缺乏，质的降低，教学效率自受影响”。
1941年3月，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程沧波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讨论抗战时期教育界的人才荒问题。“民国十二三年时，那一时期的大学毕业生与海外归国的留学生，谋得一教职，谋得在教育界服务，不惟视为正当的途径，也且视为荣誉职业。”到南京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时期，是政府机关与学术机关竞聘人才的时期，虽然有很多人才流向政府机关，但学术机关对留学生仍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抗战进入第二期时，社会的经济生活，随着抗战的进展，造成剧烈的变化，教育界的才荒问题，乃愈趋严重。这个问题在今日之严重性与战前相较，不仅是程度有别，性质亦有别。战前教育界所恐慌的是超等人才之不易吸收，而今日的问题竟成平常人才亦无法招聘”。到抗战中后期，“教育界的才荒，几乎由优劣的问题，变成有无的问题”。教育界的恐慌，“不仅是研究高深学术之人，深感缺乏，即学校教书之人，亦难延聘”。
中央研究院的汪敬熙1940年致胡适的信中，提到：“人材本不够用，这二年内大部又大大的扩充专科以上的学校。大部很高兴的说，专科以上的学校现在有一百以上了。但是每个学校都吃尽找不到好教员的苦头，并且也感到无法和政府同私人企业做‘拉人竞赛’。”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的教育部工作报告也将师资匮乏作为待解决的难题，“近来建设事业大增，各级干部人员均所需要，专门技术人才尤甚。待遇亦较教育界为优，各级学校师资最易为所吸引，教师待遇虽经竭力设法改善，而物价增涨太速，生活不安，一部份教师服务意志自不易坚定，因之各级学校常有师资流动补充困难之感。”
1945年3月，交通大学造船系教授辛一心检讨战时各大学工学院及工科大学的办学情况，关于师资部分，“年来以生活之不安定与夫图书仪器设备之残缺不全，业生以下诸现象：1、教授均入商业机关，脱离教育岗位。2、其仍在执教者以迫于生计，不得不出外兼事或兼营商业。3、图书设备既缺而每周上课九小时，余暇甚多，有终日以酒牌消遣者。教授之能兀自以研讨学术者，实无几人。”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社会以至办学者对于教授亦渐起轻视之心，教授既觉本身被人轻视，益思脱离教职而就他业，于是师资益形缺乏”。
抗战时期，即使像北京大学这样声誉卓著的名校，也感到人才的不足。1945年9月6日，汤用彤致信胡适，“抗战八年，北大教务方面，人员零落，即留在校中者，亦因流离转徙之折磨，英气大逊于往昔。现在北大首要之事，即在加入新的血脉，尚望先生在国外即行罗致。”1946年7月9日，周炳琳致胡适的信中也提到：“先生此次回来主持北大，于振奋人心实有重大关系。就北大内部言，人数大嫌不足，亟待补充，尤须网罗新人。”从较长时段来看，抗战时期，大学研究人员的补充大幅下降，即使是清华，与抗战前相比，战时新聘教师人数也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据梁晨的统计，清华大学教职员到校时间分布，“1923～1929年”“1933～1935年”“1945～1947年”这3个时段教职员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而全面抗战时期教职员数量增长非常有限。
汪敬熙曾提到抗战时期中国科学事业面临的一大问题，即无适当人才：“我们第一不可因为某一问题本身的重要，而就不管有无适当人才，先去设立一个研究机关。这种只要规矩绳墨而不重视巧匠的态度，已浪费了我们不少的国帑。我们应该觉悟了，没有人才，而只有个机关和设备，一定产生不出研究结果。”相对于经费与设备，人才的缺乏是更严重的问题。1940年9月，汪敬熙致胡适的信中举例：“熙最近看见一位曾经做过大学物理系主任的先生，学问之低，见解之浅，眼光之短，做事之不成熟和笨，真是出乎人意想之外。没有人怎样能办出好的事来。詠霓和洪芬二位先生不先找好人，不先看看学校的情形，就冒冒然为了提倡应用科学和发展滇省矿业，在云南大学采冶系下了一大注钱。这注钱是白费了。并且那第一位系主任还做出了国内学术界近年的一个大scandal［丑闻］！现在他们仍感受找不到适当的人之苦。”
大学既有的研究人员，限于物质生活的困苦，大多无法保障对研究工作的投入。徐中玉分析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危机，特别注意到物质生活的匮乏对研究风气的影响：“造成这种局势（大学没有研究风气）与经济有关。目前家非富有又无兼差的大学教授，十之七八都已到了非亲操井臼买菜烧饭抱小孩不可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之下，的确难再从事什么研究。研究对于大学教授，一般地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了。高等教育界而缺乏一种研究的风气，这是一个重大危机，同时也可说是一个重大的耻辱。”此并非虚言。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中就曾提到物质生活的困难对其研究工作的影响：“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
抗战时期，生存与生计问题耗费研究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严重影响研究风气的维持与个人学术的投入。竺可桢1944年3月15日的日记曾记述，抗战时期联大物理学，“正之、忠尧，均无时作研究。联大最有希望者，吴大猷以妻病肺不能工作，周培源则尽室而去C.I.T.（加州理工学院）”。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致胡适信中，直言：“这抗战八年时期，一半也是因为教员生活太苦，多数人的精神都消磨在家计私事，很不容易提起急公有为的精神，学术的消沉更不待说。”傅斯年也提到：“战时中国科学机关，包括各大学，其中大部分都名不副实。他们的设备实在是一无所有，而他们的工作者事实上是被遗忘的难民。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学术水准比现在为高，但由于敌人的进展，各学术机关被迫集中于更远的西部；物质的损失引起精神的颓丧。”
二、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生源的规模扩充与质量下滑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报告抗战一年来的教育，其中有关高等教育部分：“教育文化机关，蒙受损失最大者当为高等教育机关，即所谓专科以上之学校是，因此项高等教育机关，内容设备比较繁重，故敌人轰炸破坏，多以此为主要之目标。查我国高等教育机关，在战争爆发以前，共一百零八校。自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起，至本年八月底止，受敌人破坏者，计九十一校。其中全部破坏者十四校，目前继续维持者九十校。除上述十四校已全部破坏外，其中被迫迁移后方者五十九校。原有教授教员共七千五百六十人，职员共四千二百九十人，学生共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二人。战事发生之后，受影响之教职员共计二千人，学生二万余人，将达全数百分之五十。”至各校损失之概况，“就其可知者而言，已达三千三百六十余万元之巨”。可见战争对高等教育破坏之严重。但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大后方高等教育规模逐年提升。如表1所示，在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学校数、师生员工及毕业生的数量除了在抗战最初两三年有小幅的减少，从1940年度开始则逐年增加，且增幅颇大。
表1 1936—1945年度全国高等教育发展概况
注：资料来源：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00、1406、1410、1412、1414、1415页。说明：学生数包括研究生、大学生、专科及专修科生，毕业生数仅包括大学生、专科及专修科生。
1944年5月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在日记中说：“吾国教育就量言年有进步，如学校之增设，人数之日加，今日报告扫除文盲达百分之三十，是其一例，但就质上观察，实堪忧虑，普遍水准之低降，学生各地兼学，教员兼职，至超越其能力以致不能继续学术研究，大学生参加高考者往往文理不通，字体不成形，足以证明在抗战期中文化水准之低落。至可注意，如教育政策之专事扩充，不顾人才之有无，以表现教育成绩，实即装门面，粉饰心理为之祟，非今日切实谋国者所宜有也。”
抗战时期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的同时，生源质量却明显下降了。抗战时期学生来源区域大幅缩小，且内地中等教育相对薄弱，这些因素越到抗战后期影响则越大。
抗战时期公立各院校大学录取新生的籍贯，四川、湖南、广东的人数逐年增加，江苏、浙江的人数逐步减少（但仍然保持较高比例），华北各省的录取比例则较低。上述考生籍贯的数据包括内迁家庭和战区招致青年，这两部分生源也存在籍贯比例上的差别，但整体来看抗战时期高校招生的来源区域是大幅缩小了。抗战中后期，战争对大后方高校招生的区域范围有直接的影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944年7月的日记中记述：“因湘中战事影响，广西、湖南诸大学均不能招生，故预料中大、浙大联合招生，在贵阳人数必多于往年。”
1945年2月，傅斯年致函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改进专科以上学校招生工作中地域不平衡的问题。傅斯年提出：“目下专科以上学校之学生，其地域分配太不平等，四川最多，东南较少，北方更少，此与未来中国文化之发展大有障碍，北方之事恐不易为矣，东南犹可挽救。东南之大学有厦门、中正、英士（余不成样子）等，比之川滇两省分配太不均矣。弟意可在赣县设一招考总站，浙闽粤赣湘各设一分站，为后方各大学联合招生，取者，用飞机运来后方。川滇设若此法能招致东南学生二千名，必于将来有莫大之益也。东南人士合以广东最在近代史上有地位，此时不可使其过受打击也。北方各省青年招致之办法，亦应认真为之，由北方人为之，此点关系国家将来者也。”朱家骅批示转高等教育司研究。高等教育司的签注意见，一是解释为何会出现地域分配不均的问题，二是缕述教育部既往所做的工作，三是说明傅斯年所提意见在实践上面临的困难及教育部的改进计划，实则表明此种现象系战时特殊环境造成，非人力所能扭转。
全面抗战时期，一方面生源辐射范围缩减，另一方面专科以上学校招生录取规模扩大，无形中降低了大学录取的门槛。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不是建立在基础教育发展的基础上，而是降低入学资格和录取标准。《大公报》社论曾特别提示：“根据最近西南联大、中央、武汉、浙江各大学联合招生的成绩统计，本年度（1941年）应考者六千四百零六人，录取者一千七百八十人，占总数之百分之二十七，冠军的成绩，只有六十五分，考在五十分以上者仅四十三人，四十分到五十分者三百零三人，三十分到四十分者则有一千四百四十二人。中学生程度之低如此，所谓‘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事业之准备’，自然更成问题。”另据西北师院教育系李建勋的统计，就应考生与录取生的比例论，1938年度是平均两个多人取一个，1939年度是平均三个多人取一个，1940年度是平均两个多人取一个；就录取生的分数论，教育部的统一招生平均30分以上者即可录取。“以此与战前北平国立各大学招考的情形来比较（彼时10人中未必能取1个），实在相差太远，而且那时候的中等教育较现在的中等教育当然好，因此，现在的大学生程度不庸讳言的是降低了。”
1943年6月，金陵大学蒋骢临发表文章，指出抗战时期大学招生与高中毕业生总数供求失调，认为这是大学生源质量下降最主要症结所在。蒋骢临以一般大学招生之最高额及最低额平均推算，在抗战以前，“每年通计或可不下于三千人，而二十五年全国高中（普通高级中学）毕业生总数，据教部统计室有案可据者，凡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人。用精取宏，大学程度，自然年有进步。”抗战军兴，政府力事建设，需才孔亟，故除创设新校外，各大学招生，多尽情增加。1938年，全国大学录取新生5460人，1939年是5371人，1940年是7024人，1941年是7958人，“增加之速，几数倍于战前，而同时高中毕业生，不但未见等比增进，反有萎缩之趋势”。1938年，全国高中毕业生总数13270人，1939年是11762人，1940年是11027人。“普通高级中学毕业生之家庭经济与个人学力可能升入大学者，根据战前沿海优良中学之统计，约可占全体毕业生百分之六十。”如以此比例计算，则1940年度全国高中毕业生可能升入大学者，仅6616人，而同年大学录取新生竟有7024人。“此种头重脚轻的矛盾，正因年来大学一再降格录取新生，以及其他各种保送免试等办法，而顺利消除。且近年来高中学生未毕业参加大学入学试验，亦已司空见惯。这种贪图近功，躐等侥幸的心理，原不可专责青年，咎在大学招生过滥，以致良莠不齐。”
战时内地中学教育基础较差，造成与大学教育衔接出现问题，也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据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沙学浚的考察，“因为一般中学生程度不逮战前沿海中学，故大学中学间的衔接便发生了问题。抗战以来各大学虽已降低了原来的严格入学标准，但多数中学毕业生仍然不能赶上。大学每年必须招收定额的新生，自然不能不降格以求，一再降低其入学标准。此在公立大学统一招生及私立各校自行招生，都是一样。只要看每个大学里的新生，除一部分程度较好的以外，都在读那补习课程，便可知之。抗战以前，中学迁就大学，设法适应大学的入学标准，中学办得不好，毕业生便不能考入大学。抗战以后，大学迁就中学，设法适应中学学生的毕业程度，如果要维持原有甚至相当降低了的入学标准，便只能够收到极少数的学生！”沙学浚认为：“这种事实值得严重的注意，因为它的影响，极其深远。”其直接的影响表现在：“大学的水准的下降，花过多的时间补习中学课程，无形中降低大学课程的比例，学生毕业多是半吊子。”武汉大学教授袁昌英也提到类似问题。教育部为加强学生对本国固有学问或常识的了解，“特将学制改变，要使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抽出一部分的时间来专修关于国情研究以及普通常识的科目”。其认为，普通科目都是中学阶段该教好的科目，“惟在抗战期间，经济上既有困难，设备亦不易周全，中小学不能尽其应尽之责，教育部想请大学来亡羊补牢”。如此则无形中将全国高等教育的程度降低了一年半甚至两年。
中学教育的程度下降影响及于高等教育的质量，几乎是当时普遍的共识。清华大学教授陈达认为，自抗战以来，大学生的英文程度愈见降低，其主因之一就是“中学的程度在军事期间渐形降低”。清华校长梅贻琦在1940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及：“本校历届招考新生，投考者累千，录取不逮什一，一般中学程度之低落，无可讳言。夫中学阶段，为学校教育之中坚，大学之基干，此而未臻健全，此而或有缺陷，大学教育，实未易推进。”1940年4月30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提到：“涂长望来，谈教育系二年级学生贰十余人读陈卓如（立）之测验与普通心理学，因不及格人数较多，测验一科达十人要求补考，后仍有人不及格。此乃因二年级学生程度太低，无可讳言。工学院应用力学一百十余人应考，只九人及格，乃王师羲所教，亦是二年级生也。但教育系学生怪陈立教得听不懂，故下学期拟不选其普通心理与统计。因此陈大不怿，欲提出辞职。经涂力阻，来与余谈，谓有王姓女生竟不知加减为何物。”另据葛德石的考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抗战内迁后，生源质量大大降低：“在南京，这所学校的学术水平是很好的，因为学生来自外籍师资力量雄厚的优秀女中。由于不再能获得这样优质的新生，现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水平有所下降。事实上，在战争时期的中国，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即中学教育质量的下降拉低了大学发展的前景。”
葛德石从美国大学选拔中国留学生的角度，对抗战时期中国大学的教学与人才培养质量做过评估，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战时中国大学生的学业水准。葛德石认为：“西南联大的设备如此之差，学生的水平如此之低，而且教师过分投入其他能增加收入的工作，以至于真正的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种教育恶化现象在全国普遍存在，并且下延至中学阶段。在中学里，为进入大学所进行的预备教育比战前差得多。无论是联大还是其他大学，没有一所学校的学生能达到国际认可的奖学金标准。学士学位的质和量都存在不足，因此很难对其进行评价。有人估计，当前的学位价值只有战前的60%，在一些实力更弱的大学里，学位价值则更低。”西南联大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校。
三、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经费短缺与设备不足
抗战时期高等教育资源的投入大幅缩减，大学的物质条件简陋，设施设备严重匮乏。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与交通封锁是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高等教育经费的增幅远远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实际上经费投入相较于战前大为减少，且其中相当大的比例用于师生员工的吃饭上。1944年9月10日，教育部长陈立夫在参政会席上报告教育界的一般情形，“全国教育文化费用仅二十七万万元，单用于教育者仅二十四万万元，而其中十七万万元，是用于教职员吃饭上面，真正教育经费，则仅七万万元矣。用于高等教育者，仅一万万五千万元”。另据欧元怀的分析，“经费支出由三千万的最低岁出经费起（二十六学年度），亦继续上升，至三十二学年度达到四亿，而三十三学年度更增至十八亿，但事实上有两点应该说明的：一是法币的贬值，如以贬值一千倍计算，则三十三学年度的经费，实值仅当战前一百八十万元而已；二是实物的配给，这一数字未计算在内，即员生公粮的数量，是战前所未曾有的”。
1944年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教育部工作报告，提到关于经费问题的两点困难，一是事业需求与经费配给困难，“物价不断上涨，预算已难控制，战区学生陆续来归，动辄数万人，临时收容救济以及学校方面因此所增加之一切经费，事前均不易预计，事后求其配合自更不易”。二是救济教育混同增加行政困难，“抗战发生后，中央即决定救济战区青年及战区教育工作人员，是为中央一重要且收效甚宏之教育政策。即以国立学校战区学生膳食及教职员膳食补助费用而言，去年一年为数已超六万万元，战时救济费占国家教育文化费百分之六十。中央对此项教育政策重视于此可见。但在行政方面，救济既须充分顾及，则教育行政一部分原有之轨道，自难期其完全遵循”。
因经费投入的不足，高等教育机关又非直接生产单位，其从业者都是依赖薪金收入生存的群体，故而抗战时期高等教育机关实际上带有糊口式救济的功能，从而限制了其本身应该在教学与研究方面发挥的作用。从经费的分配来看，比例最高的是维持师生员工生存的部分，而用于教学与研究事业发展部分的比例则相对较低。根据教育年鉴统计，全面抗战时期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岁出经费的分配，1938年度至1945年度学术研究费占总经费的比例在2.6%—8.8%之间波动，但是同时期人员的薪给费占总经费的比例基本都在50%以上，此外还有相当比例的办公费及其他用费。到1945年，专科以上学校岁出经费分配中，薪俸及加成、生活补助已超过总数的70%。据西北联大教授李建勋观察：“抗战后物价高涨，即以城固论，亦高出十倍以上，但学校经费不能按比例数增加，结果各校办公费竟达百分之三十左右（部定为百分之十），盖因物价虽高，而笔墨纸张、灯油及其他用品，不能一时或缺，因此，致俸给、设备等均受影响，学校各种设施自不能使其合理化，效率当然减低。”
抗战时期高等教育设施的简陋是影响学校教与学两方面效果的主要因素。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造就人才与学术研究，大学既是教育机关，同时也是学术机关。设备等物质条件对于大学的课程教学、人才培养、研究事业都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文科而言，最重要的设施是图书期刊，对于理工科而言，还有仪器、材料等。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的教育部工作报告书中，特别提到设备方面的困难：“目前各级学校及研究院所教学研究所需之图书仪器标本以及劳作体育卫生等设备均极缺乏，年来虽中央及各省市筹划供应，但与事实所需相去甚远，此种问题若不尽力早求解决，其影响教育效果者至为重大。”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图书资料无疑是基础设备，正如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的呼吁，“书籍之缺乏，实为吾人工作进行之最大的障碍，而最迫切需要者，尤为大学用书、参考用书与杂志。吾人用是征集新旧图书，以为一般大学青年之文化食粮，以满足其笃好研究学术之饥渴”。李建勋也注意到，大学“一再播迁，图书仪器多未带出，如师大、北大、平大等。即有带出者，如南京上海各校，或恐敌机轰炸，封藏不用，或因缺乏药品，形同虚设。试想实科学生如不作实验，焉能学得好？学生学业受影响，自不待言”。
据葛德石的考察，战时中央大学的教学质量急剧下降，“很难买到教科书，油印大纲也很少使用，学生几乎完全依赖于他们的课堂笔记”。中央大学所有的书籍都是从南京带来的，但是书架只够摆放20%的图书，因此其他的书都被存放于另一栋楼的箱子里。“我遇见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经常浏览自己所在领域的期刊。”西南联大的情况，据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陈达记述：“长沙临时大学，书籍与科学设备俱感缺乏。”到蒙自以后，“图书馆藏书较长沙更少，大部分即从长沙运来者，但有些期刊与新闻纸，系在昆明订购”。且“图书馆容量甚小，仅有座位七十，所以不敷分配”。据葛德石的考察：“联大的图书馆资源非常有限，北京大学没有带任何书籍，清华大学带来的书籍部分在迁徙的途中被炸毁。这些书中仅有15册地质学方面的英文著作，其他都没有保存下来。其中三分之二是‘油印本’，装订破烂不堪。更多的地质研究资料在附近的一个研究中心。大多数学生几乎无法获得教材，一方面是由于价格昂贵，另一方面是因为纸张短缺。且由于成本较高，油印材料也较少使用。”
西北工学院的严演存曾撰文专论战时高等教育的病症，其中特别提到实验设备的缺乏及其对教学的影响。“现在一般大学实验设备之贫乏，至为可惊！例如化学系而论，若干大学之有机化学及理论化学，仅能做寥寥几个试验，闻西北某大学因药品缺乏，学生不能做化学实验，由教员在学生之前表演而已。……理工科不做实验则其理论即成为洋八股，教授等于谈‘风花雪月’，学生等于听海外奇闻，且因不做实验，遂空余许多钟点，不得不巧立名目，授学生以不必要之高深课目，结果因无根底，功课愈深，愈陷空洞，其去科学之精神也愈远。造成之人材，做学问者固远不足，做实行之干部亦不够。”蒋骢临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大学八学院中，工学院之设备最为繁重，而损失亦最惨重。年来工学院院系的单位虽年有增添，而各种重要的基本实习反日趋停顿，诚如工程专家陶家澄所说：“许多教授讲到各种机械的构造时，大都只能照书本解释，使我们每逢看到外国杂志上所登插图，一群学生围着机器来听指手划脚的讲演，不能不疑那些照片是由好莱坞供给的。”汪敬熙更直率地指出：“我更亲眼看见一个大学新近添设一个化学系，既无一架可做定量分析的天秤，也没有一只精细的量杯，在这种情形之下，学生怎能学化学？”
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物质条件的简陋，直接影响研究者的生存条件、工作效率和流向。即使在人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仍取决于图书和仪器设备供给是否充分。战时图书设备等资源的缺乏，对于研究有极大的妨碍。
1940年11月，钱端升致信胡适，请胡适助其申请洛氏基金的资助，“弟既无书可读，又苦无事可做，致有此尝试”。不得已留在广西大学任教的陈寅恪，也苦于图书缺乏，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道：“弟在此无书可看，但翻阅四库珍本中宋（集部）耳，所以思入蜀耳。”1942年1月，郑天挺抽闲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一观，发现“无可购之书”，且“其价已涨至十倍半矣”，不由得感叹：“今后读书人将何以得书耶？”1943年10月，顾颉刚致胡适信中也提道：“此数年中，治学则材料无存，办事则经费竭蹶，当家则生离死别，触目伤心，弄得一个人若丧魂魄，更无生人之趣。每念先生在国外，还过正常之生活，亲大量之图书，曷胜艳羡。”
设备仪器也同样面临短缺。据教育部的报告：“战时学校，设备简陋，为不可讳言之事实。一九三九—四〇年，我政府曾拨美金一百万元，向美国购置图书仪器，因为运输困难，至今尚未到齐。本年又拨英金二十万镑，美金四十三万元，分向英美订购图书仪器。此项设备，多半以供专科以上学校之用。”即使政府筹款补助大学以补充仪器设备，但由于战时交通封锁，大多不能及时运到。据朱家骅上任后的报告：“半年来各校的设备，因交通运输的困难，未能有若何进步。以前向国外订购之图书仪器，一部分已到昆明，一部分尚存印度，正待积极设法内运分配应用。”
1940年9月，汪敬熙致胡适的信中，提到大学的设备损失及其对研究工作的影响：“国内学术机关一向是集中沿海沿江各大城市，内地太落后。抗战之后，这些大城相继沦陷，所有重要学术机关一个一个的被迫迁入内地，迁移时所受损失，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如中央大学），至多有百分之八、九十（如中山大学）。内地一切设备都没有，各种实验室绝对不可缺的自来水和电流在内地城市是不能一齐有，其他的设备更不用提了。一切工作大部分都停顿了，甚而至于为抗战所必需的工作也难进行。近来国内运输日见困难，外汇也日渐难得。有钱买不到货，买到也难运到，工作更加不易。”另据1942年3月31日教育部视察中正大学的报告：“该校系新办之学校，一切设备，除文法学院所需之图书尚勉强敷用外，所有农工两院之一切设备，甚形缺乏。查当地省政府曾经指定五十万余元作为购备该校农工两院设备仪器之用，惟以运输不便，一时无从购置云。”可见抗战时期大学因外汇及交通的种种困难，不能及时获取设备和材料。
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吴大猷回忆，组成西南联大的三个学校，每个学校的设备转运情况也不同。“清华大学在七七发生前一年，曾将一部图书（专门期刊的装订本，非日用的参考书等）运存汉口。抗战起后，转运至昆明。南开大学则于七七事变后，将一部图书仪器由津经海防运昆，闻在海防或河内损失了一部。北京大学则按不动一草一木的原则，未运出任何设备。只物理系将一个极不易得来的R. W. Wood所刻之光栅，及分光器之玻璃及水晶三棱柱数件带出。” 到昆明后，在授课上，三校教师合一进行，无何问题。但联大没有能力计划任何研究工作。各校的研究工作是分开进行的。“清华因有他自己的基金，故抵昆后即成立航空、电子、金属、生物几个研究所，在当时可以聘请些工作人员，作些研究工作，可以作战后复员返校时的基础。这是极有远见的。南开大学原来的规模便小多了，没有甚么基金，在战时完全由政府担负，只望在战后再计划一切。北京大学规模虽大，资望也高，但在抗战时期中，除了有很小数目的款，维持一个‘北京大学办事处’外，没有任何经费作任何研究工作的。”在抗战开始时，吴大猷以为“应该为全面抗战，节省一切的开支，研究工作也可以等战后再作”。但抗战久了，他的看法便改变了，“渐觉得为了维持从事研究的人的精神，不能让他们长期的感到无法工作的苦闷。为了培植及训练战后恢复研究工作所需的人材，应该在可能情形下，有些研究设备”。但西南联大没有此项经费，北大也无另款，无法着手。可见即使在人才基础较好的西南联大，实际上具有研究条件的也只有清华，北大则面临严重的困难，无法推进相关研究工作。
1944年，李约瑟对大后方中国科研机构做了全面的考察，发现缺少基本的实验设备与设施限制大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西南联合大学，李约瑟考察理学院，发现：“因条件困难，物理方面更多的是进行理论研究工作。”化学研究主要是由杨石先与曾昭抡教授指导，曾昭抡和他的合作者也在研究乙二醇润滑油。“不幸的是，由于缺乏化学试剂，研究严重受阻，供应试剂的需求似乎比供应图书和期刊更迫切。”在中央大学，李约瑟参观了中央大学的化学实验室。“在临时搭建的竹筋泥墙房子里，时任化学系主任高济宇教授正在领导进行等张比容和酸、碱、盐对有机化合物的光学旋度影响的研究。战时开展化学实验，除了研究经费和器材的短缺外，最困难的是化学试剂，工业纯的试剂品种不多，化学纯的试剂更是难觅。”在生物学系，系主任欧阳翥教授正在从事脑组织学研究，“要进行人脑研究必须有大型切片机，全面抗战前费心添置的切片机却在搬迁途中被损坏，极大地妨碍了他的工作”。在厦门大学，李约瑟在实验室见到了来自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周长宁博士，他仍在继续从事宇宙射线的理论研究。让李约瑟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非常闭塞的情况下，他有四年没有看过新的学术杂志，也没有可用的直流电，更没有真空密封用的油脂。他甚至无法使用现有的少量仪器，但是他通过只有自己知道的方法坚持研究工作，仍保持相当乐观的态度”。
1945年8月，北大数学系的江泽涵致信胡适，提到抗战时期，由于缺少进修机会，他对“美国形式几何的发展”几乎不了解，“觉得这八年的时间过得太可惜了，也叫我更热心在战争期间出国了”。随后的另一封信中，江泽涵指出：“抗战八年间，外国专门期刊都没有，复校后恐怕政府无暇及此，还叫教授又在这环境下混几年，白费时间么？”1945年9月14日，江泽涵致信胡适：“北大现在（复校后）最迫切的是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准，因此我们最盼望你能替北大募集书籍、仪器与讲座（专聘外国人）的基金。”1946年1月，江泽涵的信中又提道：“我们在昆明已饱尝缺少书籍之苦。我们很怕返平的第一年或第一个半年还是如此。树人师有一次信说，你们正想募捐两万美金，作购置急需设备之用。又枨兄与我故开了十几本书名给毓淮兄。盼望你们有钱可代北大买，树人可以带回国。最望北大可以存一点钱在美国，我们随时可以买一点microfilm［缩微胶卷］等。”同在数学系的许宝騄也提出：“将来充实图书馆的时候，理学院急购晚近的（一九三零年以后）书籍杂志，非到极富的时候，用不着买整套的东西。”可见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界几乎处于一种封闭状态，不能及时了解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动态，从而影响学术的进步。复员之际，北大同人迫切希望在进修交流和图籍设备上能有所改善。
结 语
1941年3月，王世杰致胡适的信，“默察中国今后最大危机，不在军事，也未必在经济，学术水准之猛降，教育之退步，青年之空疏，实在使人恐惧”。1943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信中，吐露实情：“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付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1944年葛德石对中国高等教育全面考察的结论：“中国之大学在极度困难下工作，实应获得最大之信誉。惟在此期间内，彼等之品质则大为退化。或可云仅及战前之一半，此乃由于缺乏图书馆与实验室之设备，学术因通货膨胀而智识、道德与健康，均日趋衰退，以及减少有价值之选修课程所致。”抗战时期高等教育面临严重危机，几乎是时人普遍的共识。
抗战时期，高等教育资源的投入大幅缩减，物质条件极为简陋，设施设备严重匮乏。战争所导致的经济困难与交通封锁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日本的侵略破坏了原有的高等教育秩序，造成多重阻碍。一方面，大批学生被困于沦陷区，尽管国民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招致训练，但战时大学已无法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招生，学生来源区域显著缩小，加之内地基础教育相对薄弱，使得战时大学整体生源质量明显下降。另一方面，战争阻断了大学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流，留学访问及海外期刊、设备购置面临困难，这使得大学无法及时吸收世界学术进步成果，对战时大学的师资质量及学术研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并无意否认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尤其是在杰出人才培养方面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然而，希望借助时人的身历目见，回归历史场景，以获得对高等教育发展更为全面的综合评价。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救济功能，在保障教师与学生基本生存及其教学、研究活动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评估高等教育的发展时，必须考虑到战争环境带来的影响。从根本上讲，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危机，是日本侵略导致现代化进程顿挫的一种表现。战争使得原本良性发展的趋势转向停滞甚至倒退，其对高等教育造成了隐性的破坏，其影响不容忽视。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