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举世闻名，不仅是最有代表性的美国话剧，在中国知名度也很高，催生了无数论文，然而舞台演出却不太多。我在中、美大学的戏剧院系多次教过这个剧本，每次都有新的发现，但一直还没写过专文。近日在上海大剧院看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吕凉、宋忆宁主演的版本，终于想理一理四十多年的纠结，来试试我的改“观”论定。
1979年考进上海戏剧学院读研，我最早读到的美国剧本就是《推销员》。第一次读意识流的剧本，只觉“流”得眼花缭乱，那推销员的故事倒没留下太多记忆。后来到北大西语系访学，听研究米勒的学者说，这个剧用的其实是很古典的结构——从威利深夜回家起剧情总共才一天，不过插了进很多闪回。这个见解进一步加深了我米勒是形式大师的印象。1981年我在十多万字的硕士论文《话剧结构新探》中梳理出五大结构形式，米勒是有意识开创“电影式结构”的第一人，代表作就是《推销员之死》。两年后，米勒导演、英若诚翻译并主演的该剧在北京人艺演出，我看了电视录像，竟还是没怎么看明白。表面的原因是社会背景的差异：在那个买什么都要找门路的“短缺经济”时代，很难理解“推销员”的必要和苦恼。还有一个当时完全想不到的原因，要等我第二年去了美国留学，看到卢德曼导演、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84年版才会恍然大悟：原来83年人艺版的解读有点问题，所以看上去好像形式大过了内容。
怎么可能呢？那是剧作家亲自导演的！但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解释未必一定“对”——特别是当他在不同的语境中发言的时候，特别是当他在指导他并不了解的别国艺术家的时候。该剧1949年的百老汇首演就是有争议的，争的全是内容的解读，而且正反两方都很极端。我们一向只介绍正方的赞扬，诸如托尼奖、普利策奖、纽约剧评人三大奖，揭露美国梦的勇气等等，它们确实代表了左翼的文化界的主流观点。但那时美国刚好极右的麦卡锡主义得势，不少政客批《推销员》质疑美国梦就是从根本上质疑美国生活方式，甚至是否定美国宪法，还传作者去国会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接受调查。米勒没向那个“反左运动”低头，挺了过来，以后一直以此而自豪，成了美国左翼戏剧的一面旗帜。估计他想不到，八十年代初邀请他的我国政府正要改革极左的大锅饭计划经济，转向需要推销员和分期付款消费的市场经济。中国当然不会追求美国梦，但也无需彻底否定人家的梦；我们要拿来看看清楚，作个参照。《推销员》是最值得引进、最能代表美国的剧作，就因为它既揭露了美国梦的问题，又远不止于简单的社会批判。对它的解读当然可以见仁见智，根据各个时代、各国受众的需要与时、与地俱进。
2005年米勒去世后我写过一篇悼念文章，标题就是《阿瑟·米勒：充满悖论的戏剧大师》。米勒曾是国际笔会主席，这位著名的公众人物常常需要表态发言。有不少学者写论文喜欢用作家的理论来解释其作品，其实未必是好办法。从米勒的悖论就可以看到，他发表的言论往往比他描写的人物更黑白分明、更政治化得多。我当时这样写道：
《推销员之死》是最广泛地用于教材的一部美国剧作，在学校的戏剧和社会课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一特殊身份和汗牛充栋的评论使得它几乎成了一个政治剧的代表。其实这个剧决不是那么简单，在1983年看英若诚演绎的版本和后来在美国看达斯廷•霍夫曼主演的版本，感觉就截然不同。我在美国和国内的大学里多次教过此剧，常在放了霍夫曼的电影录像后问学生，威利•娄曼的悲剧是社会的还是他个人的？多数学生都说二者兼而有之，在这一点上中美学生的反应相当接近。而有趣的是，认真读过评论的多说是社会悲剧，凭直觉感受的就多说是个人悲剧。1983年的北京人艺版演出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还不知道推销员为何物，英若诚演的威利•娄曼既正直又可怜，好像就是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而霍夫曼的威利古灵精怪，在儿子和老板面前总是大话连篇，是个不知趣的幻想症患者，简直活该被老板炒鱿鱼。
如果按不少评论所说的，米勒写威利自杀、两个儿子潦倒就是在揭露资本主义的失败，那为什么剧中威利的哥哥本外出探险就成功了，他那邻居查理父子勤勤恳恳也发了呢？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其实《推销员之死》对美国之梦的质疑，既有针对社会制度的成分，而更多的是针对娄曼那种走火入魔的盲目“乐观”所造成的悲剧。最后他决定以自杀来忏悔自己的过错并为家庭留下一笔保险金，固然显示了他对家庭还有责任心，但这毕竟是因为他长期以来未能清醒看到自己的责任，未能及时迷途知返而造成的。说到底，这个剧中反映的是一直使米勒萦怀的个人责任问题。其实，威利那种无视现实的“成功梦”是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性格缺陷，现在在中国不是也很容易看到了吗？可惜的是，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商品推销员日益成为普通职业以来的这十多年里，却还没有看到该剧的重新演出。相信该剧的复演一定会让我们对该剧有新的认识，也会更加认识米勒这位剧作家的全面价值。（《文景》2005年第2期）
中国很快就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富余经济”，推销员、分期付款等市场经济的“标配”已经无处不在，我从剧本中看到了越来越多和我们相似的地方。但我期待的再次演出竟又等了十多年，不知是不是因为83版那个批判“美国梦”的政治解读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那是当时所有宣介和评论相当一致的说法。可是，我从霍夫曼演的威利身上看到的却更多的是个人责任的问题，比听惯了的“社会批判”更有意思得多。用现在的说法，英若诚的表演很严肃，有点像“卖惨”，似乎想让人看了痛恨害他的社会；“油滑”的霍夫曼则有更多的“自黑”，让人看了又好气又好笑，警示自己别犯他那种的错误。刚查到《纽约时报》首席剧评家弗兰克·瑞奇当时的剧评，竟和我所见略同：“（84版的《推销员》）没有犯把该剧当成社会思想里程碑那样的错误”，这跟演员的选择很有关系。“身材瘦小的霍夫曼的演法跟高大雄壮的（首演版主角）考伯完全不一样，这个身着三件套西装的推销员在走向坟墓的路上，从未显得步履沉重，他是一路跳着去的……这个永远长不大的美国男人，到死还没弄清楚他自己究竟是谁。他以为只要满脸笑容、皮鞋噌亮就足以骄傲地赢得胜利，结果白白浪费了斗志，因为他打的每一仗都错了。”（《纽约时报》1984年3月30日）
这样的威利当然比“社会思想里程碑”的化身更能吸引观众。很高兴看到吕凉演的威利也很有点霍夫曼的味道，尽管他的身材高大得多。吕凉的威利似乎是时隔35年百老汇两个威利的结合，让我想起他年轻时在舞台上的俏皮幽默，但也有老年后的沉重无奈。这个版本还有个大惊喜是来自两个儿子：兰海蒙演的比夫和顾鑫演的哈皮。他们俩和威利及琳达的互动让我看到了该剧在探究社会责任还是个人责任这个问题的同时，还呈现出了一个更高、更重要的主题——两代人之间传承什么、如何传承？这方面吕凉版也更接近霍夫曼版。瑞奇认为：“霍夫曼和（比夫的演员）马克维奇让我们看到了《推销员之死》新的一面，这两个对手充满激情的表演把美国戏剧中最卑微又最难忘的两个人物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出处同上），
爱恨交集的父子关系是热衷家庭题材的美国话剧的最大特色，奥尼尔的《长日漫漫》、米勒的《推销员》和奥古斯特·威尔逊的《篱笆》都聚焦于这一主题，三代剧作家之间有明显的传承脉络。近年来中国的原生家庭里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爱恨交集的亲子关系，但舞台上还很少看到有深度的呈现。五年前我指导一位博士生研究“代际问题剧”，建议她好好看看《推销员》。戏剧最擅长反映人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最主要的人际关系如阶级矛盾、性别之争都有很多名剧和研究成果；近几十年来跨文化题材的剧作和研究也多了起来；代际关系横贯所有不同的阶级、性别、文化，因而更具有普遍意义，但代际问题剧却相对较少，研究的人更少得多。《推销员》是全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代际问题剧，但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因为“代际问题剧”似乎还是一个新的概念。
可怜的威利要迎合来自社会和自己的过高期待，但他最怕的还是孩子。他的悲剧如果主要是社会造成的，就怪美国梦骗了所有美国人和那些“梦美国”的人；如果主要是他自己的责任，就怪他太爱蒙人骗自己。可是，一个本质并不坏的好心人怎么会把吹牛变成“第二天性”的呢？威利吹牛的习惯是消费社会的制度逼出来的吗？是因为他选择了当推销员吗？其实在实体商品的年代，虚假推销一穿帮立刻就会失去所有客户，威利不可能那么傻。但他对儿子吹牛就太容易了——孩子要看穿老爸的谎言得等多少年！他不但要对儿子夸大自己的成就以便做他们的“榜样”，还要教他们学会对别人怎么说大话、做小偷。随着孩子长大，“吹牛不打草稿”越来越成了他的教育方式，也是他教育孩子的内容。两个儿子只会吹牛一事无成，正是这个望子成龙、吹子成龙的老爸教育的必然结果。
威利的望子成龙是不是跟中国的父母很像？目标差不多，但方法常常很不一样。中国人望子成龙更多地采用强迫性的纪律，甚至会用体罚等暴力手段；美国人也望子成龙，但更多地会用“快乐的”诱惑，甚至近乎吹牛不打草稿般地用“人人都是天才”这样的“金句”来哄学生。这些年“快乐教育”也来到了中国，如果走向极端，就会成为威利式的“哄骗教育”。不知道《推销员》会让多少中国家长想到，可怜的威利还是一个关于教育的反面教材。哄骗教育只讲“人人都是天才”，不教具体能力，和我国常见的死记硬背强迫教育都是不可取的两个极端。威利能代表大多数美国家庭的教育吗？如果还能看到另一个美国家庭，看看威利的邻居查理对他儿子的教育是怎么成功的就好了。
《推销员》已经长达四小时，不可能再加长了，但我们不难在别的欧美戏里看到不同程度的“成功”故事——主要是音乐剧和喜剧。在萧伯纳的家庭剧《芭芭拉少校》《匹克梅梁》（音乐剧《窈窕淑女》的原型）中，两代人也常常三观不合，长辈虽没法压服小辈，但最后还是能达成妥协，皆“小”欢喜。较早的音乐剧《音乐之声》让两代人大团圆，后来《玛蒂尔达》《摇滚学校》《春之觉醒》等大多站在小辈一边，战胜落伍的师长。近年来音乐剧还出现了细腻表现人物微妙心理的《致埃文汉森》《悲喜交家》（Fun Home）等家庭剧，让人看到教育并不只关乎成功与否，还有其他很重要的方面。但愿哪天我国舞台上也能看到更多反映家庭教育各个方面的好剧。
回到《推销员》，威利这个父亲完全失败了吗？也许可以在米勒本人一个不那么政治化的解读中找找答案：“这是一个关于父与子之间爱的故事，他们失去爱又再次找回爱。这部作品包含了美国、推销员、经济形势；也关乎家庭、生活”。如果只看威利的美国梦是否成功，那当然是失败；如果看看这部剧其他层面的意义，那就未必。威利失去爱又找回了爱，还不能算完全失败，因为爱是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可惜他的认识来得太晚了。中文语境中说“爱”可能有点抽象，但它的反面却很具体：爱决不应是有些家长“为你好”的打骂，也不应该是威利那种“你天才”的吹捧。这是《推销员》对今天的我们十分重要的又一层意义，真希望上话的《推销员》能让更多人看到。
（原文刊于《解放日报·朝花》2025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