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主要定义

在世界戏剧史上，dramaturg这一行当并不能算太新，虽说跟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剧作家和难以考证历史但肯定更老的演员比起来，是要“新”很多，毕竟还是比独立的导演早了一个多世纪；但这个行当在中国似乎还相当新奇，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准确翻译。这个源自德文的西文词很难简单地译成一个中文概念而不产生歧义，首先是因为，这个词本身是多义的，在其源文化的语境中也不容易准确定义。中国大陆的戏剧院团里严格说还不存在这个具体的职务，然而和dramaturgy有关的三个主要概念却是任何接触到戏剧的人都避不开的。

第一个是“戏剧评论及理论”。18世纪莱辛的《汉堡剧评》早就有了中译[2]，这是戏剧史上最早用了Dramaturgy这个词的名著（Hamburgische Dramaturgie），尽管全面的“戏剧评论及理论”这个定义现在已经不大有人再用。莱辛用这个词是因为他当年就是汉堡剧院的dramaturg，而且是公认的历史上第一位有正式身份的——第一位非正式的dramaturg则是更有名的古希腊哲人兼戏剧理论家亚里士多德，他那本归纳分析编剧理论并把情节结构放在悲剧六大成分之首的《诗学》可以说是人类第一本关于dramaturgy的专著，只是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词。汉堡剧院是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剧院，正式聘请莱辛担任常驻剧院的评论家，后来莱辛就用dramaturg这个词来指称他的工作，既区别于音乐、美术、文学等其它艺术门类的评论家，也区别于独立于艺术团体为报刊服务的评论家。自莱辛以后，德国历史上好几位顶级戏剧家如歌德、皮斯卡托、布莱希特都曾经是dramaturg，他们个个都是全才，能编能导能评，而且学问高深，几乎都成了剧院的灵魂，从定剧目、指导排练到评论演出、阐发戏剧观无所不能——莱辛在汉堡国家剧院指点江山的时候，比1874年萨克斯·梅宁根公爵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导演要早一百多年。这些个全能大师和这个职务之间不可避免的联想使得这个词实在很难定义。我是在1980年代初读研究生时第一次在中文杂志上接触到这个欧洲的概念的，当时很自然地接受了“戏剧学家”的翻译，因为这个职务隶属于剧院，又不是指分工明确的编剧或导演；再想到莱辛、歌德那些大家，称之为戏剧学家的确当之无愧，因为他们都精通戏剧评论及理论。美国大学中最早开设dramaturgy专业的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有一个系就叫Department of Dramaturgy and Dramatic Criticism，二者放在同一个系里，和剧作系（Department of Playwriting）分得清清楚楚，尽管还是在系名中列入了dramaturgy和戏剧评论两个内容。

第二个概念是“剧作法”。在dramaturg这个人所掌握的多方面的戏剧理论和技巧dramaturgy中，重点还是基于它的词根drama的编剧理论，也就是“剧作法”，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最强调的结构情节的方法，而不是导表演或者不要剧本的即兴“构作”。有一本在中国好几代编剧中颇有影响的书《剧作法》（易卜生的崇拜者威廉·阿切尔写的）其实就是讲的dramaturgy这个词的第二个意思，该书1912年在英国出版，原名叫Play-Making，半个世纪前中译者用了“剧作法”这一译名，相当准确。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分析比较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易卜生和莎士比亚两大流派的剧作法——不同的dramaturgies。记得我在1979年报考上海戏剧学院首届研究生的“编剧及理论”专业，很短的参考书目中就有《剧作法》和《汉堡剧评》（节选）。在法语、西班牙语和波兰语中，dramaturg和剧作家playwright干脆是同一个词，英语和德语中这两个词倒是不同的。在有dramaturg参加或主导的剧本讨论会上——有时候是给新剧本或经典剧本的翻译改编提意见，有时候是为导演、设计、演员解读剧本，经常会听到dramaturgical choice、dramaturgically这样的说法，意思就是“剧作走向的选择”、“从剧本的角度来看”。

第三个概念现在用得最多，因为它是这个具体行当的名称——“戏剧顾问”。虽然dramaturgy所指的理论主要是剧作法，dramaturg所做的事却并不是写剧本——写剧本的是剧作家playwright；而且根据欧美的版权法，剧本就是要修改也应该由剧作家来做——除非已经去世。既以剧本为主要工作对象，又不写剧本，这是dramaturgy和dramaturg这对概念引起很多混乱的主要原因。怎么才能把选、评剧本的戏剧顾问和写、改剧本的剧作家分清楚呢？一个流行的美国电视剧这样告诉人们：斯皮尔伯格参与制作、得过艾美奖的连续剧《火爆》（Smash，2012-2013年）围绕着一个以梦露为主角的虚构音乐剧组展开，剧组里有个角色就是dramaturg，通俗的说法叫“剧本医生”——这个借喻很妙，因为医生开的药方还是要患者自己吃下去才能治病，医生代吃是没用的。美国很多剧团都有这个职位，但论地位大多数人远不能和当年的莱辛、歌德等人相比。1980年代我在纽约大学选过一门课就叫Dramaturgy，身兼某剧团戏剧顾问的教授吐槽说，她这个行当在美国的院团里总是最后一个聘用——如果发现还有富余的经费，又常常是第一个被解雇——如果发现经费有困难的话。现在戏剧顾问的境遇比那时有所改善，但总体而言在美国还是比不上德国。戏剧顾问可以是剧团长期聘用驻团工作——德国多半是这样，也可以只为一个演出的剧组服务。他首先是协助全团的艺术总监或单个剧目的导演，挑选剧目或找人翻译、改编经典，或者和当代剧作家讨论修改，做研究找材料，还要受导演之托为全剧组的人诠释剧本。考虑到这个工作有点像文学作品的编辑，但水平要求比较高，几年前我曾把dramaturg译为“戏剧编审”。但后来发现并不很妥，因为“编审”是个十分特别的“职称”，一般大陆中国人也未必很清楚，何况海外华人。现在看来，dramaturg 还是像台湾戏剧界那样译为“戏剧顾问”比较合适——也许会有人说“剧作顾问”更贴切，但毕竟这个职位是剧作和剧组其他成员乃至社会之间的桥梁，叫“戏剧顾问”就不至于挂一漏万；这样，dramaturg所需的学问和技能dramaturgy就是“戏剧顾问学”——这是与“剧作法”有关联但又很不一样的该词的另一个意思，必须用一个不同的中文术语来表述。

歧义与辨析

有学者创造出一个中文词“戏剧构作”来翻译dramaturgy，“构作”二字反映了编剧理论中的结构部分，又更像动词，确实很有道理；但如果要用“戏剧构作”来概括dramaturgy所蕴含的不同的意思，那就有问题了。首先是混淆剧作和顾问这两个不同的工作——目前看到的关于“戏剧构作”的中文理论（《做有用的戏剧———德语国家的“戏剧构作”与“应用戏剧学”》、《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德语国家剧场艺术——“导演剧场”与“戏剧构作”》、《“解构式戏剧构作”浅析》）主要是介绍近几十年来那些“后剧本”或“后戏剧”的理论及其案例，贬低剧作家的价值，力图让导演和“戏剧构作”取而代之，这样也就否定了dramaturgy这个比“导演”更早出现的重要概念的原本意义，还忽略了当今仍在各国主流剧坛广泛使用的“剧作法”和“戏剧顾问学”这两层意义。上述论文的作者李亦男在题为《戏剧构作在北京》的访谈录中提到：

北京大学王建老师将它翻译成“剧作法”。如果把这个“剧”不理解成“剧本”，而是整个剧场的创作的话，那实际上“剧作法”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剧场作品，那这个翻译也是准确的。我将这个词直译成“戏剧构作”，“戏剧”对应“drama”，“构作”对应“ergon”，就是说怎么样去构架一个剧场艺术作品。之前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比如“文学顾问”、“戏剧顾问”，但“顾问”容易被曲解成只顾不问的专家，这样理解是不对的。[3]

应该说这段话说得很清楚，王建的译法和我倒是不约而同；问题是如果只用一个中文词来翻译dramaturgy这个多义词，难免还是会引起误解。看了这段话，本来不了解这个词含义的读者会以为“戏剧构作”就是戏剧的创作者——编剧或导演，或者编剧兼导演；然而事实上他都不是——作为剧院的重要成员，他毕竟只是编剧和导演的顾问——不仅既要顾也要问，最重要的是大量的说和写，但其底线是不能越俎代庖。历史上和现实中确实有不少同时也擅长编剧和导演的戏剧顾问——莱辛、歌德、布莱希特那些大家都是，都成了剧院地位最高的人，但那是身兼多职的例外；仅就职业分工而言，戏剧顾问并没有导戏或写剧本的任务。他是要写很多东西，主要是关于剧的背景、阐释等相关材料，既要在排练前给剧组成员看和听，也常会发给媒体传播给社会大众、印在节目单里给观众看，但一般情况下说就是不用写剧本。这段引文里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剧作法”的“剧”究竟是指“剧本”还是“整个剧场的创作”？李亦男的说法和欧美公认的定义也有明显的差异。2015年出版的由全世界几十个作者的约稿汇集而成的《饶立奇Dramaturgy指南》在《导论》中明确指出：“‘Dramaturgy是关于戏剧结构的全面理论’这一定义是这个行当的现代实践的基石。”[4]

幸运的是，学者李亦男在信奉“后剧本”戏剧理论对德国主流剧院中戏剧顾问的工作做了不少重要的具体描述，这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她并没有完全否认剧本的重要性。《做有用的戏剧———德语国家的“戏剧构作”与“应用戏剧学”》一文写道：

鉴于1960年代以来德国城市剧院的以“导演剧场”(das

Ｒegietheater)为基础的普遍创作方针，“戏剧构作”一般指的是对古希腊戏剧直到今天的现成文本进行选择、加工、翻译和编排，也指以戏剧文本为基础的戏剧排演整体架构方式。在德语国家的大、中型剧院，一般设有专门的戏剧构作部，由三到四名有德语及其他民族语言文学学术背景的专职戏剧构作组成。作为文学方面的专家，他们要和院长一起，讨论、制定演出季的主题，选择全年演出的剧目，推荐、指任导演，进入剧组，从最初筹划、选择演员、开始排练直到最后演出，让每个戏、 每个环节都符合戏剧季的理念筹划，从而实现通过戏剧反思现实社会、 教化民众的目的。[5]

所有这些工作不正是以剧本为中心的吗？但作者给人一个印象，戏剧顾问即便不“构作”原创的剧本，也要负责加工、改写过时的经典剧本，但事实未必是这样。她的第二篇论文《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德语国家剧场艺术——“导演剧场”与“戏剧构作”》重点分析了“当代德国导演剧场的代表人物卢克•佩策瓦尔（Luc Perceval）和著名戏剧构作玛里昂•蒂特克（Marion Thiedtke）2009 年与慕尼黑室内剧团合作排演的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其实这位“戏剧构作”并没有改写莎士比亚的剧本，而真是做了顾问的工作——“邀请第二代土耳其移民作家菲利顿•扎伊莫格鲁（Feridun Zaimoglu）对莎士比亚的剧本进行了重新翻译。”[6]当然，在找不到合适的翻译或改编者的情况下，“戏剧构作”也可能会亲自操刀，那就是第三篇论文《“解构式戏剧构作”浅析》里的案例：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是被“柏林邵宾纳剧院当时的首席戏剧构作伯恩德•施德格曼”选中并亲自改编的。论文中多次出现“改编者”这一头衔，相信也应该出现在该剧的节目单上——戏剧顾问并不天经地义地要承担原剧本的改编任务，是否以“改编”身份出现在节目单上取决于剧本改动幅度的大小：简单的删节调整可以是导演或戏剧顾问的工作，而像这篇论文中所讲的“解构式”的大幅度改编就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改编者”——这是和戏剧顾问并列的另一个职务，像那位改译《奥赛罗》的土耳其作家一样。但即便有这样“解构式”的改编，论文作者也特别指出了欧美戏剧家一个重要的特点：“除了这些删节与通过删节、调整顺序造成的重心转移，改编者并没有对原剧文字做过多的改动和添加。原剧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关系与最能突出主题的主要段落都予以保留。”[7] 这一点与经常性地摆脱剧作家自行大改剧本的许多中国导演很不一样。

李亦男也意识到“戏剧构作”这个词很容易和“剧作”混淆，她是这样来区分的：

戏剧构作要根据社会现状确立排演主题，根据当下社会状况以及新型观演关系的需要修改剧本，从而把过去的文本与今天的现实联系在一起。如果用一句话简要地概括当代戏剧构作与传统编剧方式的区别，那就是：戏剧的文本创作从原来的“来自于生活”的剧本创作方式，转化为了来自于其他文字材料的舞台文本编写方式。在戏剧构作看来，传统上被奉为“经典”、“一字不可改”的文本成为了可编辑、可使用的材料。[8]

她为了强调“戏剧构作”比剧作家更重要，还以布莱希特的《三角钱歌剧》、《高加索灰阑记》等很多剧作取材于前人作品为例指出：“毫无疑问，布莱希特是一位出色的戏剧创作者。但他已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剧作家。他做的很多工作，其实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戏剧构作’工作。”[9] 按照这个逻辑，岂不是所有古希腊悲剧家还有莎士比亚、拉辛，写《悲悼》的奥尼尔、写《苍蝇》的萨特、写《蝴蝶君》的黄哲伦……全都是“戏剧构作”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剧作家”了？历史事实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剧作家恰恰大都是用前人的材料来重编故事的，并不像现在的人那么讲究表面上的“原创”。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德国和美国不一样。两国的戏剧体制确实有些不一样，相比较而言，德国院团演的经典剧作更多些，戏剧顾问的工作更多地是在挑选、重读、改编这方面；美国院团演的原创剧目更多些，戏剧顾问的工作更多地是在发现、培养剧作家，策划、指导剧作提高（play development）这方面，因此有些剧院干脆名之为“文学经理”（literary manager）。但对我们来说，更要看到二者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为剧本服务的高级顾问。这里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剧本”——以剧本为抓手；第二个关键词是“顾问”——协助乃至指导作者，但不能取代。戏剧顾问的工作都聚焦于剧本，就是那些可能要大改剧本的德国人，也多半是在排练之前把剧本准备好，绝不是做“后剧本”的戏剧，只要到了“剧场”就可以现场“构作”的。

话说回来，真的在现场即兴创作的dramaturgy世界上也是有的，已故的巴西大戏剧家兼社会活动家奥古斯托·伯奥1970年代就创造了一种以社会工作为内涵的新型戏剧形式——和大多数专业戏剧院团的戏剧顾问所做的很不一样。这是一种很先锋的跨界“剧作法”，前面还要加个重要的限制词，变成“即时剧作法”（simultaneous dramaturgy），在这种可以发生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即时戏剧”里，不一定知道是演戏的观众会在看了一小段刻意挑战观众容忍度的问题表演后——例如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当众虐待女人，或者老板欺负员工——叫“停”打断表演者；这时候表演者会问观众应该怎么办，然后根据观众提出的建议来即兴表演。[10] 现在更加著名的“论坛戏剧”就是从这个“即时剧作法”发展而来的，那是社会工作者利用戏剧形式发动群众的有效手段，但并不是常规剧团所做的戏剧演出。

中国式的戏剧顾问

以上说的都是欧美的情况——在以剧为本的大多数戏剧院团里，戏剧顾问都十分重要。这么重要的工作，中国大陆的戏剧界会没人做吗？看看我们这里党和政府对文艺的指导和审查、管理就清楚了，大部分的精力都是聚焦于一剧之本。虽然从技术上说具体的剧院里并没有戏剧顾问这样一种正式的工作，但国家是有的——指导老剧目的选择、解读、修改，策划新剧本的创作，做这些工作的往往还是地位高于艺术家的官员。我给《饶立奇戏剧顾问学指南》写文章时用了一个双关的英文词——Official and Unofficial Dramaturgs，但译成中文时也必须拆分为两个不同的词——“官方”但“非正式”的戏剧顾问。“官方”不用解释，“非正式”是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戏剧顾问都不在剧院任职，而是兼职但领导着剧院的党政官员——不像欧美国家正式的戏剧顾问那样隶属于剧院。例如，新中国刚建立不到一个月，以沈雁冰为部长的文化部就成立了田汉任局长的“戏曲改进局”，负责对戏曲剧目和演出的调查研究，拟定上演戏曲剧目审定标准，组织力量整理、改编、创作戏曲剧目，辅导演出团体排演新戏——跟德国剧院里地位最高的戏剧顾问所做的事像极了，但田汉是当时全国的“首席戏剧顾问”，要指导全国的戏曲剧目选择、修改和创作，可以说有点像当年歌德在魏玛公国戏剧界的位置，但管辖范围大太多了。田汉本人也是成就卓著的剧作家和导演，他还亲自改编了《白蛇传》、《谢瑶环》等戏曲剧本给大家做范例。1960年代《谢瑶环》受到批判，大家发现，中国还有一位虽非正式但地位最高的“首席戏剧顾问”——毛泽东主席，以及“执行首席戏剧顾问”江青。至今仍常演不衰的一系列“革命样板戏”都是那时候按照最高戏剧顾问的新思路重新组织团队改出来的。毛泽东还亲自把《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并要求《沙家浜》和《红灯记》这两个反映抗战的京剧用武打戏来结尾。这个修改意见既反映了中共党史中武装斗争的作用大于地下工作这一政治考虑，也充分利用了京剧擅长用武打推向高潮的艺术特色，几乎可以列入戏剧顾问学的经典案例之列。

这种情况在文革结束以后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有过一个中央总书记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的例外（1980年），最高领导人一般不再直接干预具体剧目。像田汉那样有成就有威望的全国性首席戏剧顾问也没再出现过，至今在文化部任职最高的戏剧家是演员英若诚，半官方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历届主席也是演员最多。但这并不说明国家不再重视剧本了，其实，抓剧本的工作更加机制化了，级别高的大多任职于指导剧团工作的各级宣传部和文化厅局机关，仍然是官方的非正式的戏剧顾问。而在大的国营剧院里，则有以“艺术室”或“创作部”等等为名的部门来负责剧本工作。以前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现在的国家话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京剧院都有这类部门，和剧院里人数更多的演员队、舞美队并列，包括了编剧、导演、设计师、评论家、秘书等等，多数人未必做戏剧顾问工作，但都沾点边。前“青艺”的理论、评论家林克欢是全国最像欧洲剧院戏剧顾问的专家，1980年代他曾是青艺艺术总监陈颙导演的首席文学顾问，后来又接班成了青艺的院长。

举一个当下的例子，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室的职责功能包括：

组织初审委员会对收集到的剧本进行初审，并回复作者，同时将通过的剧本提交艺术委员会；

作为艺术委员会的常驻机构，定期组织艺术委员会会议。主要内容包括：研讨和建议中心戏剧事业发展规划及剧目选择；评审中心“佐临话剧艺术奖”、“优秀青年人才契约奖”等有关促进戏剧艺术事业发展的奖项；评审和推荐优秀剧目及人才，送报国家级、省市级及行业评选的各种艺术奖项活动。

组织编导活动，发掘创作元素，并培养青年编剧和导演人才；作为剧院内刊《话剧》编辑部的常驻机构，负责《话剧》杂志的内容策划、采访、组稿、编辑工作；并与国内各专业类戏剧报刊保持联系，互动策划专题讨论，组织深度剧评等；对中心的剧目特别是重点剧目进行前期策划与推动，主要内容包括：与编剧沟通修改提高剧本、联系确定导演及主创人员等，将成形的剧目交由制作人跟进后期制作；策划整合剧目资源，合理安排演出季项目，并在排练与演出过程中及时协调各项目主创人员和资源；对中心所有剧目排练和演出的艺术质量进行监督，并根据需要组织专家对剧目进行讨论，以达到修改提高的目的。[11]

这些工作和欧美剧院的戏剧顾问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重合的。这里部分原因在于，曾长期负责该艺术室而后升为话剧中心副总经理的喻荣军英语娴熟，经常性地参与国际交往，十分熟悉欧美剧院的运作方法，这个文本很可能参考了欧美戏剧顾问的职务介绍，但又确实反映了“上话”的实际情况。喻本人还是个高产的剧作家，他领导的艺术室聚焦于剧本工作，不仅仅是文化部门上级领导的需要，也刚好符合他本人的理念；但是，像上话这样承担戏剧顾问工作的艺术室在全国也并不是例外，北京上海有规模的剧院也都大同小异。目前，作为上海文广演艺集团的副总裁，喻荣军事实上已成了全上海国营剧团的首席戏剧顾问——这是与他的剧作家身份相平行的另一个工作，一个更带有官方性质的工作。

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戏剧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戏剧教授们也形成了一支潜在的然而愈益壮大的兼职戏剧顾问的队伍。数量最多的是大学生剧社的指导老师们，我有不少朋友和博士生就是这样，有的自己也给学生写剧本，但更多的是辅导学生编剧及找剧本。少数专业戏剧院校的“戏文系”本来就是戏剧顾问的孵化器——编剧专业通过大量写作实践培养编剧，戏剧学专业通过史论课培养学者和戏剧顾问。学编剧的到剧团后多半也要在“艺术室”里见习多年才能看到自己的剧作搬上舞台，在见习期里就是非正式的戏剧顾问。戏文系教授的工作是培养剧作家和戏剧顾问，更是天经地义的高级戏剧顾问；他们还可以利用大学的平台和手下众多的准剧作家，策划推出系列性的大型戏剧作品。

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主任谢柏梁教授2010年策划由编剧教师指导学生分工合作，从《红楼梦》中取材，写出四个短剧，合起来名为《红楼人物秀》，由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越剧班学生演出，效果非常好，既给了编剧学生平时极难得到的剧本演出机会，也让演员学生有机会创造全新的角色。这组戏的节目单上谢柏梁的头衔是“文学顾问”，其实就是dramaturg戏剧顾问。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我也在上海戏剧学院组织戏剧文学系研究生创作一个戏曲系列剧《孔门弟子》，让孔子带着三个虚构的弟子周游列国，见到各色人等，发生各种趣事，每折戏二三十分钟，讲一个道理或提一个问题。这个系列现在有了十几个剧本，其中八个已被中外学生用各种形式各种语言在各国演了很多场，还在继续发展下去。近两年来，我又用更接近《红楼人物秀》的方式，组织学生从小说《悲惨世界》中选故事，编出了四折各二三十分钟的“韵剧”，到中小学做示范演出，引起学生的强烈兴趣后，就培训他们的老师导演孩子们自己来演。现在已经在筹备排练英语版和戏曲版，将要推广到更多地方的更多学校中去。本来《悲惨世界》上舞台一点也不新鲜，但这组系列剧是作为向非专业学生普及戏剧教育的“示范剧”来编排演出的，这就是从一个戏剧顾问的独特视角对服务对象和艺术形式提出的特别的要求。

迄今为止全球的新发展

近五年来上海戏剧学院和美国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于每年一月举办“冬季学院”，几乎每次都有dramaturgy专业的美国教授来讲课，题目包括，“戏剧顾问与编剧”、“以经典为范例的喜剧理论”（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戏剧顾问学与评论系主任凯瑟琳·希易，2012），“戏剧顾问学和现代性的挑战1：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戏剧顾问学和现代性的挑战2：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戏剧顾问学与评论系教授保罗·沃尔希），“演出季的策划”、“戏剧顾问工作坊：《海达·高布乐》与《沃伊采克》”（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主任、曾任大西洋剧院戏剧顾问的克里斯琴·帕克，2016）

[1] 本文改写自我应约为Magda Romanska教授主编的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ramaturgy（《饶立奇戏剧顾问学指南》）所写的文章“Official and Unofficial Dramaturgs: Dramaturgy in China”（官方但非正式的戏剧顾问：中国的戏剧顾问学），部分内容引自书中其它文章。该书2015年由在表演艺术及学术领域相当权威的饶立奇出版社Routledge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

[2] 全译本为：【德】莱辛《汉堡剧评》，张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3] 田志明：《戏剧构作在北京——李亦男访谈》，《剧本》2010年第3期。

[4]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ramaturgy. Ed. Magda Romanska. UK & US, Routledge, 2015. P. 2. 该引文的原文为：This definition of dramaturgy as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dramatic structure is the cornerstone of modern dramaturgical practice.

[5] 李亦男：《做有用的戏剧———德语国家的“戏剧构作”与“应用戏剧学”》，《戏剧》2013年第6期。

[6] 李亦男：《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德语国家剧场艺术——“导演剧场”与“戏剧构作”》，《戏剧》2014年第5期。

[7] 李亦男：《“解构式戏剧构作”浅析》，《戏剧》2015年第4期。

[8] 李亦男：《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德语国家剧场艺术——“导演剧场”与“戏剧构作”》，《戏剧》2014年第5期。

[9] 同上。

[10] Boal, Augusto. Theater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1993. P.. 132-133.

[11]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档案室主任谢晶莹于2013年5月20日给我的电子邮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