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问题与方法：20世纪新儒家第一代的现代性哲学建构之回望

　　 摘要：就中国现代性诉求而言，现代新儒学非但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反倒对它持积极肯定态度。现代新儒学对新文化运动的反省和思想推进在于，它不仅坚持“现代性诉求”，而且注重“民族性表达”“儒学表达”，即不再拒斥儒学对于现代性的意义，而恰恰是开发儒学对于现代性的意义，通过“回归传统”来建构现代性。这一“回归传统”的工作着眼于作为“儒学之根本”的“儒学传统”，而不是作为“既有之儒学”的“传统儒学”。现代新儒家第一代，力图解构传统儒学的形而下学理论，建构科学知识论和现代性政治哲学、伦理学，并重构儒家形而上学来为其奠基；熊十力“新唯识论”、冯友兰“新理学”、张君劢“新宋学”等哲学体系都体现出这种一般性思考。当代儒学的开展，一方面要自觉意识到“儒学传统”并不等同于“传统儒学”，另一方面应该接续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原则：儒学复兴不应以拒斥现代性，而要以坚持现代性诉求为前提。当然，现代新儒学的思想方法还是存在着继续推进之可能，其一，在重建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没有解决传统基础主义的问题；其二，在主体性证立的思想方法上，没有完成主体性的奠基工作。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现代新儒学；现代性诉求；儒学传统；传统儒学；形而上学；主体性

　　 在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各种复杂方向之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回望20世纪现代新儒学的问题与方法，以为儒学的当下开展提供价值方向、思想方法、思想视域等方面的参考。

　　 长期以来，人们不同程度地认为现代新儒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新文化运动是反传统文化的，现代新儒学是维护传统文化的。但这并非思想的实情，新文化运动为了“科学与民主”的诉求固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与传统决裂的态度，但现代新儒学也并非一味地维护传统文化。可以说，现代性诉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之一，也是现代新儒学的宗旨之一。本文以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哲学建构为例说明，相较于新文化运动，现代新儒学更加注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①]，现代新儒学在坚持现代性诉求的同时，不再像新文化运动那样，表现出与传统的某种决裂态度，而是通过“回归传统”来建构现代性。笔者认为，这一“回归传统”的工作着眼于作为“儒学之根本”的“儒学传统”，而非作为“既有之儒学”的“传统儒学”。[②] 当代儒学的开展，一方面要自觉意识到“儒学传统”并不等同于“传统儒学”；另一方面应该接续现代新儒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儒学复兴不应以拒斥现代性，而要以坚持现代性诉求为前提。

　　 一、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诉求

　　 新文化运动，有时又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是从历史事件还是思想宗旨来看，狭义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都是两回事。李泽厚先生曾经考察过二者的复杂关系，指出：“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③] 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下，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便具有了相互涵摄的作用，随之而有广义的“五四”概念，泛指五四时代及其社会思潮。[④]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概念，黄玉顺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分，他把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划分为三个层面：最广义的、较为狭义的和最狭义的。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

　　 最狭义的“新文化运动”截止于1918年底，为期三年。当年l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主义的胜利》等，标志着《新青年》开始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舆论阵地。[⑤]

　　 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青年》杂志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这是《青年》杂志的发刊词，它的核心理念是“科学与人权”，《青年》杂志从第二卷开始正式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于3年之后即1918年又发表了《<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明确提出了“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⑥]即“民主与科学”。从1915年到1918年期间，以《新青年》为主要思想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它的核心理念就是“科学与人权”、“民主与科学”。

　　 这里顺便指出，不仅人权、民主观念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的价值诉求，当时的“科学”也主要是指科学态度与批判精神，而不是实际的科学。关于这一点，唐君毅先生指出：

　　 新文化运动之口号有二，一为民主，一为科学。但此科学之含义，实重在科学方法、科学态度，而不重科学技术、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系统。此所谓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又重在怀疑、批判、发问题、重新估量价值。[⑦]

　　 新文化运动倡扬科学所体现的是打破权威的批判精神，这与康德所说的基于理性主体性的现代启蒙精神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所造成的不成熟状态的出路，所谓不成熟，即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会使用自己的理性，由于这种不成熟并不是因为缺乏理性，而是缺乏在没有他人指导之下敢于使用自己的理性的勇气和决心，所以是人自己造成的。”[⑧] 新文化运动在打破权威方面，可以说是典型地体现了理性批判精神以及个体性的启蒙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现代性诉求。关于现代性的本质众说纷纭，但从社会主体的角度来说，现代性的本质无疑就是个体性，现代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体的个体性转向，无论是一般性的人权观念（用康德式的表述就是：每个人都应被当作目的）还是民主观念，都典型地体现了个体性观念。

　　 在经历了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初期的“阿斗意识”（唐君毅语）阶段，新文化运动又一次将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这一课题推向思想文化的聚焦点。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六点主张，第一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第二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第三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第四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第五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第六是“科学的而非想像的”。[⑨] 第六条是关于科学态度和批判精神的，我们前面已说过它与现代理性精神、启蒙精神的关联；第五条表达了近代思想的实证精神；第四条表达了世界化诉求；第三条表达了竞争主义思想；第二条表达了进化主义思想。最为重要的是第一条：“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⑩] 人人平等、独立、自由，这些都表达了个体性的人权观念。在《罪案书》中，陈独秀明确地说：别人反对的《新青年》之主张，他们是直认不讳的，即“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11]。陈独秀所主张“破坏”的东西主要局限在传统哲学的形而下学层面，包括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例如他说的旧伦理、旧政治，礼法、贞节观念等。陈独秀并没有意识到，他所反对的传统儒家的政治哲学、伦理学观念，只是儒家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形而下学观念，它并不能代表整个儒家的思想传统尤其是儒家哲学的根本精神。

　　 应当指出，解构某些传统儒家的形而下学，尤其是秦汉之后中国君主专制时代的儒家政治哲学、伦理学是必要的，不如此则不能建构现代性的政治哲学、伦理学。但这并不必然导出“传统的断裂”，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先生便曾说过：“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12] 胡适先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可见一斑，认为新文化的建构应该对传统有所承续。从整体情况来看，新文化运动尚处于“只破不立”的阶段，并且对以儒学为主体的民族文化缺乏整体性把握和历时性认知，存在着以某个时代的儒家形而下学观念（政治哲学、伦理学）来代替整个儒学传统的认知误区，由此也就造成了新文化运动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否认儒学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并非“反孔非儒”的。[13]

　　 我们越发看清的是，现代性诉求与民族性内容并不矛盾，甚至，二者本来就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相即不离，近代世界历史表明，现代性的建构往往伴随着民族国家（nation）的建立。我们应当注意，不能以现代性来阉割民族文化从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误区，更要警惕以民族性遮蔽现代性，把古今问题置换为中西问题。

　　 二、现代新儒学对新文化运动的肯定、反省、推进

　　 现代新儒学不仅坚持现代性诉求，而且注重开发民族文化对于现代性的可能意义与价值，以“儒学传统”为思想资源接纳现代性。我们这里提出一个基本的区分，相应于“传统”既可以表示“根本”义，也可以表示“既有”义，作为“儒学之根本”的“儒学传统”不同于作为“既有之儒学”的“传统儒学”。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这里仅作一些陈述。[14] 传统儒学是指前现代的儒学历史形态，主要包括先秦原始儒学和秦汉之后君主专制时代的儒学。儒学传统侧重于描述儒学的共时性观念结构，是指儒学的基础观念及其思想结构，儒学的基础观念，一言以蔽之，就是“仁”，它在儒学的历史形态中有不同的观念显示，例如“仁体”“性体”“天理”“良知”等等，故有“生生之仁”（大程子）“天理生生”（朱子）、“良知之真诚恻怛”（阳明）等等说法。儒学的思想结构，主要表现为儒家形而上学为形而下学奠基的思路，例如董仲舒用一套易道阴阳论为“三纲”政治伦理学奠基：“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15] 再如周敦颐用“诚”本体论为伦理学奠基：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16]。等等。尽管儒学的历史形态不断地变化，但这种思想结构却是“不离其宗”的。正因此，儒学的理论形态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儒学传统”的“断裂”，显然，“现代新儒学”不同于“传统儒学”，但它仍然是以“儒学传统”为思想资源的一种儒学理论形态。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诉求，现代新儒学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但是在如何接纳和建构现代性问题上，现代新儒学对新文化运动又是有所反省和思想推进的。

　　 众所共知，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等人，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形而下学层面主要体现为现代性的伦理、价值诉求和现代科学知识诉求，最典型的表达就是他们与现代新儒家第一代张君劢先生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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