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克立是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主要工作是主持“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重大课题，以现代新儒家前三代人物为研究对象，以对这一思潮的宏观把握为研究重点，着意于引领课题组的立场方向，回应来自各方的意见；后期则聚焦于新兴的“大陆新儒学”，关注其文化主张和政治诉求，自觉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其展开学理批评。在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和思想交锋中，方克立形成了立场一贯、特色鲜明的学术风格：真诚地秉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着眼于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宏观视野，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根本宗旨，以“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为方法原则。
关键词：方克立 现代新儒学 大陆新儒学 马克思主义 第二个结合
方克立（1938—2020）是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他在一篇文章中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我在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1996年底编了一本文集（指《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引者注）后，就基本上停止了这方面的工作”。其实，他从未停止对现代新儒学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关注，我们可以将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主要工作是主持“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重大课题，以现代新儒家前三代人物为研究对象，以对这一思潮的宏观把握为研究重点，着意于引领课题组的立场方向，回应来自各方的意见；后期则聚焦于新兴的“大陆新儒学”，关注其文化主张和政治诉求，自觉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其展开学理批评。这两个阶段是前后相继、内在统一的。如果说前一阶段是在20世纪中国文化三大思潮之对立互动的视域中开展的思想史研究，那么后一阶段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之后发展为“马魂中体西用”论）进行的社会思潮批判。尽管以上两个阶段的研究重点各有侧重，但方克立一以贯之地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正视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思想格局，着力挖掘传统儒学的思想精华，以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为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擘画蓝图。
一、现代新儒学研究的领域开拓
方克立对于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思想界关于“文化热”的讨论。在各种派别之中，“复兴儒学”派独树一帜。关于这派思潮的研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有零星的讨论，只是这一思潮尚未进入大陆学术界的视野。
其实早在1983年，方克立在《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一文中，就提到了熊十力的体用思想，但此文还是将其称之为“近代哲学家”，而尚未形成“现代新儒学”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一些海外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人经常往来于内地与港台，参与学术会议、授课讲学，与大陆学者有很多交流并产生不小的影响。大陆学术界逐渐有人接触到了这一“学派”人物的著作和观点，但尚未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在1986年以前，中国大陆报刊上甚至连“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的名词都没有出现过。
1986年3月27日，方克立在国家教委召开的咨询会上作了题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发言。这个发言已经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产生背景、概念界定、代表人物和思想主张有了清晰的梳理，并且明确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同年11月，方克立和李锦全共同主持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被确立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1992年又被列为“八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他们领导的课题组由20余名中青年学者组成，开展了扎实的研究工作，在十年间产出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包括《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现代新儒家人物与著作》等，共计30余册，课题组成员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300余篇，论著总量在1400万字以上。方克立的论文集《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也于1997年出版，这本论文集是方克立十年来从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成果集结，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综合来看，方克立前期现代新儒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创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清晰地界定了“现代新儒学”的概念。
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兴起之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已有了“当代新儒学”的提法，一般指称熊十力以及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这一系的学者，但往往侧重于师承学统，对该派思潮缺乏一个完整科学的界定。1986年初，大陆的报刊上首次出现了“现代新儒家”的提法，但仅列举了几位代表人物，而未能对“何谓现代新儒家”的问题展开细致的讨论。直到方克立在1986年3月27日所作的发言中，才对这一学派下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中国大陆首次对“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思想意旨、主要特征、理论取向进行了学术概括，并将其从儒学发展史的角度与先秦儒学、宋明新儒学区分开来。此后，方克立对这个定义逐步完善，并在1987年写作的文章中对此前的判断有所增益。
最为详尽的定义出现在方克立1991年写作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主编的话》一文中：“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它主要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也包含着社会政治的内容。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70年来它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形成了自己的学脉和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这个定义有五方面的新意蕴：其一，将原定义的“20世纪20年代”改为“‘五四’以来”，突出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产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将其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三大思潮之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格局来定位这一思潮。其二，突出了现代新儒家具有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和“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的使命感，以及重建宋明理学之“伦理精神象征”的致思取向。其三，指出现代新儒家建构的思想体系在基本架构上是“返本开新”“中体西用”式的。其四，指出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派有很强的生命力，已有明晰可辨的三代人前后传承薪火，形成了一个如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所讲的“实质性传统”。其五，指出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哲学立场和文化主张之外，还具有社会政治的诉求，这实际上揭示了这一思潮的意识形态特征。
明晰的定义对于概念的澄清至关重要，方克立对“现代新儒学”所作的界定对于明确目标、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超越师承、门户之见，从文化思潮的宏观视野来认定“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在1986年的会上发言中，方克立初步列举了现代新儒家的三代人物。课题立项之后，课题组于1987年9月9—12日在安徽宣州召开了第一次小型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协调会，13个单位的17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代表们针对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展开了热烈讨论，最终意见趋于一致，认定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十人为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后，课题组又增加了马一浮等人作为研究对象，形成学术界最广义的现代新儒家15人名单。
关于这个名单，大陆老一辈学者一开始表达了不同意见。张岱年说：“有人把五四运动到解放前的四位重要学者即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和贺麟先生说成是‘新儒家’。这个观点我不太同意。”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我不同意儒学新发展的议论，也不同意把一些老学者称为‘新儒家’。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儒学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上学派的名称。”此外，还有冯友兰的弟子涂又光出于回护师说的目的，反对将冯友兰归于“现代新儒家”阵营，这与某些学者出于批判诋毁的目的而反对归派的立场在形式上有一致性。
面对以上质疑的声音，方克立坚持己见，并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一步阐明，指出广义上的“现代新儒学（家）”概念应超越师承和门户之见，将其“当作一个思潮和学派来研究，把它放在现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总的联系和关系中，来考察它的实质、社会作用和发展趋势”。在方克立看来，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学者只要重新认同儒家的价值系统，力图接续儒家道统，并吸纳西学以追求现代化，都可以被看作“现代的新儒家”。关于冯友兰的评价，方克立先后写作两篇文章予以专论，他指出：“冯先生在写‘贞元六书’的时候，确有继承儒家道统的意思，因而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时，他明确说已经没有这个意思了。” “大陆学者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认为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既然是一客观存在的思想史实，并且已经发生影响，就应该客观地衡定它在中国现代新儒学思潮发展史上的地位；冯先生解放后转变学术立场是另一回事。”方克立以学术史的客观事实立论，将新中国成立以前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作为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重要代表，这说明其遴选“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对“学”不对“人”的，因此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随着课题组研究的深入，一些前辈学者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张岱年在看到相关成果之后说：“我现在认为，‘五四’以后确实形成了一个新儒家学派，这个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过程。” “在现在看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不仅可能，而且已成为历史事实了。30年代以至80年代，确有一批学者可以称为现代新儒家。”这说明，由方克立领导的课题组研究成果促使大陆学术界重视且正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存在。
第三，全面总结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客观地评价其理论得失。
方克立在1987年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 1988年，他从“儒家性”“新儒家性”“现代性”三个方面更为简练地概括了这一思潮的基本特征：首先就其为“儒家”而言，就必然具有儒家的一般特征，比如尊孔崇儒，以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以继承儒家“道统”、弘扬儒家学术为己任等；其次就其为“新儒家”而言，继承和发扬了宋明理学的精神，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其所要接引的“源头活水”，强调以“内圣”驭“外王”，表现出明显的泛道德主义的倾向；最后就其为区别于先秦儒家和宋明新儒家的“现代”学派而言，突出表现为“援西学入儒”，一方面认同传统儒学，另一方面适应现代新潮，走融合中西、“返本开新”的特殊道路。
在同一篇文章中，方克立还指出，从文化心态和思维取向的角度来审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性格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中体西用”的基本态度；道德形上的哲学追求；推重直觉的思维方式。
以上对现代新儒学四方面文化心态的揭示，也内在包含着评价和批判的立场。在1988年新加坡的学术会议上，方克立指出，现代新儒家如果不能克服“中体西用”的态度和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其作用和影响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尽管一些新儒家学者对这两点批评并不接受（如刘述先强调“中体西用”和“泛道德主义”不相应于新儒家），但方克立这种批评建基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宏观视野，超越了学派间的立场对立，显示出立论的平正和客观。
除此之外，方克立对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贡献也做了积极的肯定。他高度评价了现代新儒家在“传统哲学之现代化”与“西方哲学之中国化”两方面的探索和贡献，指出较之于西化派和顽固守旧派，现代新儒家更好地解决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因此理论上具有创造性，影响较大而且生命力较长久。他进一步指出，现代新儒家“根本精神不在于复古，而是企图以此畅通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源大流，使之不至于割断和失坠，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方克立指出这一学派的贡献在于：“他们对如何承继和创造性地转化儒家传统，如何引介西方近代的科学与民主，如何建设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都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
同时，方克立也明确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新儒家之间的思想分歧，将两派争论的焦点总结为三方面：一是哲学世界观上的唯物与唯心之争，二是文化观上的“综合创新”与“中体西用”之争，三是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因此，以方克立为代表的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对于现代新儒家思想的文化保守主义实质、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道统论、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等主张，旗帜鲜明地予以批评。
第四，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对各方批评予以积极回应。
大陆学术界十余年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并非一片祥和，而是始终伴随着激烈的思想交锋与学术争鸣。方克立“一开始就意识到此一课题研究有着学术思想史研究和现实思想斗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他无法回避一些由于立场不同而产生的思想论争，必须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予以回应。批评主要来自新儒家阵营，同时也有自由主义派和个别“左”派的批评。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方克立都不回避，高度重视并及时撰文予以回应。他专门写作了多篇文章，在学理上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各方面的批评进行了分析和批驳。他明确指出：“在我们看来，要对现代新儒学这种思想文化现象作出正确的历史说明和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些批评和反批评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交锋，具有思想史意义。方克立在积极的意义上看待自己面对的学术批评：“这是不得已之事，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各种批评均不无教益，而且也是对我们所持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的磨砺和考验。”这反映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气度和勇气，这种理论自信无疑建立在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基础之上。
综上所论，随着“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的展开以及研究成果的相继面世，课题组的相关研究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促使中国大陆学术界出现了“新儒学热”，现代新儒学从“绝学”变成名噪一时的“显学”。这些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与方克立等主持者卓越的感召力、领导力和组织力密不可分。此外，课题组的研究在产出科研成果的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科研能力突出的中青年人才，他们日后成为儒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提升了大陆中国哲学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
二、对大陆新儒学的学术批评
方克立在开展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中国当下思想界的文化思潮，特别对以“复兴儒学”为旗帜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主张给予了及时回应。他将这种思潮命名为“大陆新儒学”，理清了其与20世纪前三代“现代新儒学”的关系，并从文化领导权的高度对其进行了深入批判，以此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
（一）对20世纪末“大陆新儒学”的批评
20世纪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渐成气候，形形色色的“大陆新儒学”纷纷登上舞台。方克立不仅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还率先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这种思想文化现象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详尽列举了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回归传统、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过分偏袒和钟爱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宣扬唯心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批判现代化、主张以大众文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等。
在一系列论战的文章中，方克立明确了自己与大陆新儒家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重视儒学，要不要研究儒学，要不要继承和弘扬儒家文化精华，而在于怎样认识儒学的本质，用什么标准来区分儒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在今日能否全面‘复兴儒学’，让它在未来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格局中居于正统或主导地位”。同时，方克立鲜明地亮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儒学研究者的立场：“在儒学和新儒学研究中还是要坚持全面的、辩证的观点，既要讲儒学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它积淀着我们民族的智慧，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是我们建设现代精神文明非常宝贵的、不可或缺的传统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回避儒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个基本事实，要用正确的观点去说明它的功能和本质，它产生和消解的历史过程。”他非常强调在儒学研究立场上坚持“继承”与“批判”两方面的统一，既对儒学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充分肯定，也直面其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局限性，认为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要讲清辨明，不能出于研究者个人的情感好恶而避短就长。这就是方克立所讲的“客观地评价”的要义，也是他一生奉行不移的学术立场。
（二）对21世纪“大陆新生代新儒家”的批评
进入21世纪，大陆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进一步抬头。2005年9月，方克立在给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组委会的信中指出，“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陆新生代新儒家）”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他还比较了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揭示了前者的两个新动向：其一是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其二是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二者都表现为从个人修养领域向公共生活领域、从精神学理层面向实践操作层面的大力推进，力图积极实现儒学转化政治、转化现实社会的功能。
思想史的演进正合乎他预见的那样，大陆新儒学最初虽然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登上台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内外诸方面因素的作用之下，其政治诉求更加明显。多年来，方克立对这股思潮的政治诉求保持着警惕性，不断撰文予以批判。2007年，他在回答《马克思主义研究》记者的提问时，指明了大陆新儒学具有“崇儒反马”的意识形态新特征，即与中国大陆的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相对立。2013年，方克立在一次讲课中，更为全面地总结了大陆新儒学五个方面的特征：崇儒反马、以儒代马；复古更化、逆历史潮流而动；主张私有化经济；主张“文化民族主义”；在哲学上露骨地宣扬唯心史观。他特别强调，“崇儒反马是大陆新儒学的本质特征，那么，一些崇儒而不反马、至少是不公开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研究者、儒学信从者，就不能把他们归到‘大陆新儒学（家）’的阵营中去”。可见，在方克立那里，“大陆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学”都是在批判的意义上使用的，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着眼于这个学派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特征。
在更广泛的当代儒学研究界，除了“崇儒反马”的观点之外，还有主张“马儒结合”的一派。方克立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可取，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相容相通之处，并不能否定二者还各有其本质的规定性，不能抹煞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和界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马克思主义要是儒学化了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就失去了其本真面目。同样，儒学也不可能马克思主义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学是分析儒学，解构儒学，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同时也要批判其中的封建主义糟粕。大概不能把这叫作儒学马克思主义化。”在方克立看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并不是“谁化谁”的关系，二者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二者的定位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决定的，同时也是思考中国文化未来走向必须尊重的现实境遇。
面对大陆新儒学思潮的兴起，思想界的各派学者逐渐开始重视并纷纷撰文回应，其中也不乏一些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大陆新儒学的支持者或乐观其成者；与之相对，持批评立场的既有以方克立为代表的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也有自由主义学者。在大陆新儒学的批评者中，除了一些自由派学者之外，以方克立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派学者群，其中既有方克立的弟子、后学，也有学术界同道、友人，还有自觉认同方克立立场的年轻后辈。可以说，在中国当代思想界，他并非孤身卫道，而是德馨流远、云集响应。
三、独树一帜的研究特色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方克立在现代新儒学领域深耕不辍，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研究特色和学术风格，这种特色突出地表现在基本立场、理论视野、治学宗旨和研究方法四个方面。
第一，方克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真诚地以之作为“生命的学问”终身奉行不渝，贯彻于其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始终。
方克立被海内外学术界视为中国大陆儒学研究“马列派”的一面旗帜，他本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真诚地服膺、明确地高举、自觉地践行，将这一立场贯彻于其学术工作的始终。1995年8月，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方克立面对数十位海内外学者，在大会发言中恳切地表达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话：“真诚的儒者把儒学当作自己‘生命的学问’，不仅在理论上归宗于儒而且总是要身体力行之，同他们一样，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以及许多与我同辈的中国内地学人，也早已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学问’，成为我们观察、处理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我们人生信仰的归趋和奉以行止的人生实践原则。”这段话表达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人生态度和治学立场，方克立不仅本人身体力行，而且也言传身教，贯彻于教书育人的具体实践之中。
在学术界从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队伍中，现代新儒家学者以及弟子后学以继承和弘扬儒家“道统”自任，同时还自觉承担起回护和接续前辈现代新儒家“学统”的责任；此外还有一些独立的儒学研究者，他们虽然并不同意现代新儒家的方案，对其“学统”有很多批评，但却自觉认同儒家价值，同样以继承先秦以来的儒家“道统”为职志。这两派学者的共同目的都在于“复兴儒学”，在归属上都属于文化保守主义派。方克立与这两派学者判然有别，他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开展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复兴儒学，而是要将儒学之中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能够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思想精华萃取出来，将现代新儒学之中统合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思想成果继承下来，以此为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服务，与领导中华文化现代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如果就“继承学脉”的意义来看，方克立自觉继承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学术传统，而儒学则被视为需要客观研究、批判继承的思想资源。因此，无论在怎样宽泛的意义上界定“大陆新儒家”这个概念，方克立都不应被归入这一群体，他本人在生前特别强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新儒学研究者”，而不是什么“新儒家”。
第二，在理论视野上，方克立并非孤立地讨论现代新儒学思潮，而是将其置于“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宏观格局中予以审视，特别重视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
现代新儒家学者在自我定位时往往强调儒家的“道统”观念，强调自身思想是继承先秦儒学、宋明儒学的第三期儒学，这种时间叙事往往忽视了其他思潮的作用。与之不同，方克立的研究注重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时代性和整体性，强调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在对立中彼此争鸣、在交流中互相影响的总体格局。在他看来，“研究现代新儒学不能离开这样一个总体的思想背景，不能离开中国现当代的其它思潮来孤立地进行研究”。
1988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学术讨论会上，方克立在大会发言中首次把现代新儒家看成足以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足为三”的一个重要思想派别。1989年5月，方克立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文中，以一节篇幅专门论述了“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间错综的对立统一关系”。他指出：“如果以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为标志来界定近现代思想，那么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有三个派别均属于这一范畴，而且它们反映着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和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70年来虽互有消长但都有不衰的生命力，相互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有时也有局部的一致、联盟关系。这三派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 “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论断既是方克立在从事现代新儒学研究过程中逐渐产生、发展、完善的理论框架，同时也是一种宽广的思想视野。他以此来观照现代新儒学思潮，将其置于20世纪思想史的宏观脉络中予以审视，在与其他思潮相对比的视域中揭示现代新儒学的优长和缺失，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高度评价其贡献与问题。这种宏阔视野较之于单纯从事现代新儒学个案的专精研究，更能显示出这一思潮的理论实质和历史意义。
在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格局之中，方克立特别重视现代新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互动关系。他梳理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历次论战中现代新儒家学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观点对立，指出在这两派之间既存在着哲学立场、文化态度以及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等方面的对立和斗争，同样也存在着局部的一致与统一，二者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补、互动和发展。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就是如何客观、公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关系，这是方克立晚年一直思考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他指出，首先要把“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和“作为中华文化重要载体的儒学”区别开来，对于前者要坚决剔除涤清，对于后者要进行具体分析，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意识”，这是已然存在的客观现实，未来任何的文化建设都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并在此基础上立论。而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应作为文化资源，通过批判继承，使其中适应时代要求、具有现代价值的资源转化为“支援意识”，以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方克立晚年“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思考中，儒学具有了更为积极的意义，除了作为众多“支援意识”中的一部分之外，还有参与中国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价值。
第三，在治学宗旨上，方克立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学术工作的根本宗旨，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终生职志，其开展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是自觉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学术努力。
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中，方克立并非置身事外，而是自觉地认同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接续张岱年、冯契等思想家开创的学术传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事业。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百年来三大思潮互动、中西哲学会通所产生的最伟大成果，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潮”或“主旋律”。方克立较早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概括为“两个相结合”。早在1987年1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首届全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就提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它要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要和中国哲学优良传统相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为真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后，他也多次对“两个相结合” 进行了阐释，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途径，并指出几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十分注意在“两个相结合”上下功夫，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在“两个相结合”上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最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方克立本人积极参与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之中，主要努力重心在第二个“相结合”。他在2010年的访谈中自述：“可以说，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科学精神与中国哲学和文化精华相结合是我的终生职志。我写的东西都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也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的。”
方克立开展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既不是“照着”新儒家讲，也不是要“接着”新儒家讲，而是“对着”新儒家讲。这里的“对着”有两方面内涵：第一是“对照”，第二是“对反”。就“对照”来看，现代新儒家学者都有很好的国学功底，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选择、诠释和重建的工作。以张岱年、冯契等人以及方克立本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进行的学术工作，同样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开展选择、诠释和重建的工作。除这种形式上的相似之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传统文化的封建性糟粕和历史性局限具备更为清晰的意识，其研究更有批判性和综合性。通过对现代新儒学展开具体深入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客观认识这一学派在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化课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更全面深入地把握合乎人性、适应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对反”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新儒家在哲学立场、文化观念、研究目的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甚至对立，较之于现代新儒学继承儒家“道统”的意图，马克思主义者着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批判现代新儒家“道统”意识的狭隘性和不切实际性。因此可以说，同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诠释者，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新儒家的根本对立在于坚持还是反对“马学为魂”的地位，这里的“魂”是指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亦即文化的领导权。方克立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者应与现代新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他进行的学术工作也有开展实际斗争的目的指向。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方克立提出了“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的研究方法，从现代新儒学研究拓展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论。
1992年，方克立在与台湾学者叶海烟交谈时，将大陆学者研究现代新儒学的方法原则概括为“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他对这三句话的具体内涵进行了具体解释。所谓“同情地了解”是“入乎其内”，充分搜集和阅读现代新儒家的第一手资料，把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诉求，与之产生精神生命的感通。所谓“客观地评价”是“出乎其外”，研究者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要成为新儒家的信徒，而是要把这一思潮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客观、全面地揭示其理论得失。所谓“批判地超越”是“超乎其上”，研究者还应站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论高度，在更高的层面克服新儒学理论的局限，以此探索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方克立指出，这三句话也可以说是我们认识和研究现代新儒学的三个阶段，要达到的三种境界或层次。三句话要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反映我们对待现代新儒学的基本态度，孤立强调某一句话则难免要出偏差。
在之后的研究中，方克立一直贯彻这三句话的方法原则，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儒学研究方法论，其核心在于：同情地理解儒学的思想内涵，客观地评价儒学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及消极影响，以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对其进行批判地超越。方克立自觉认同张申府、张岱年提出的“综合创新”论，将其视为统合“马”“中”“西”三方资源的根本指导原则。而在晚年的思想创造工作中，方克立将这一睿识卓见进一步凝结为“马魂中体西用”论，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思想既是方克立数十年来从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学术积淀，也是贯穿其学术生命始终的指导原则。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方克立所谓“批判地超越”，就是站在“马魂中体西用”这种整合性文化结构的高度，对古今中西各种思想文化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基础上进行更高层级的超越。
正如杨庆中总结的，“这十五个字，既表达了研究者应有的平实心态和理性方法，又揭示了明确的研究目标和步骤，非常简明而又富于创造性地概括了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基本要求，在思想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这三句话的指导意义超越了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研究，成为在人文学术领域内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原则，指导着后辈学人在刚刚走上学术道路之时处理好内在理解与客观评价、继承吸收与批判扬弃、学理研究与思想创造这几方面的重要关系。
结语
综上所述，在数十年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中，在与“大陆新儒学”的思想交锋中，方克立形成了立场一贯、特色鲜明的学术风格：真诚地秉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着眼于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宏观视野，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根本宗旨，以“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为方法原则。今天，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并且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文化层面处理好作为“魂脉”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理论界和思想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方克立在自身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文化范式，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关系定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儒学研究方法论、大陆新儒学的客观评价等问题的一系列思考，为我们探索“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
〔本文注释内容略〕
卢兴，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天津 3003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5年第4期P135—P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