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日日江楼坐翠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8 次 更新时间:2016-06-05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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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 (进入专栏)  

1947年,我和母亲一起回老家,养了一年病,无业游民一样,算是赋闲了,心绪很恶劣。病重时还经历过几次特殊的、甚至于是有点神秘的体验。午夜醒来,我忽然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来到此处的,整个记忆全部丧失干净,只剩了一个自我意识,或者说只剩下一个“灵明”(王阳明语),此外便一无所知。我极力要在一片茫无边际的失忆的海洋之中挣扎,但是枉然无用。好像是挣扎了很久之后,突然一刹那,我恢复了全部的记忆,一下子意识到了自己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在这里。这种现象或许是一种虚弱到极点的失忆。一切都是一片空白。我经历了好几次这种体验,深深感到人生之虚无与脆弱。


第二年身体慢慢康复,但是战争已经蔓延全国,北方是回不去了,总得找一个吃饭之所。大姐夫是湖南省立第十一中学的校长,邀我去他们学校教英文,我于是重为冯妇。湖南中学的国文根底是极好的,大概远远超出任何其他地方,写英文也大多用毛笔,而且句末不是点一个句点,而是画一个大圆圈。我在北京上学时,小学每天要用毛笔写一篇大字和一篇小字,入中学后就都改用铅笔或钢笔了,比毛笔、墨盒方便得多。湖南学生都很努力用功,但是比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条件要差一些,连《大公报》也没有,图书、杂志和其他文化活动都少得多。


做了教师,每月工资刚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稍微有余。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的社会已经完全崩溃,首先便是经济的崩溃,政府不停发票子,可是票子发得越多越不值钱。我一个月工资有七八万,看上去非常不得了,一领就是一大包,不过都是一块钱一张的,那得点到什么时候?于是用绳子扎成一捆,盖个图章,这就是一万元,谁也不去一张张数。买东西的时候对方也不数,照样把这一捆钱再给别人。从1939年一直到49年解放,物价天天涨,所以谁都不要票子,领了工资马上就去换银元。本来银元早已废止了,也不知是从哪冒出来的,忽然又流行起来。银元贩子满街都是,全是单干户,兜里揣两块银元站在那里敲,而且早晚行市确实不同,比如早上一千块钱可以换一个银洋,到了晚上可以变成两千,再到后来都是上万上万的。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银元有两种,袁世凯时代发行的叫“袁头”,上边有袁世凯的头像,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发行“孙(中山)头”。“袁头”成色好,含银量高,大概实足七钱二的白银,“孙头”不值钱,打个七或八折。我想,如果孙中山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叹,自己竟然还比不上袁世凯?


后来湖南省教育厅发钱给各个学校的时候干脆直接发银洋,我能拿到二十几块钱。如果用银元计算,物价并没有涨很多。比如饭费在战前一个月大约是六元左右,到了这时,一个月大约需七八元。我家对门有个面馆,非常有湖南的风味,而且挺大一碗肉丝面只卖一毛钱,胃口小的话都吃不了。我付一个袁头,老板应当找我九毛钱,可是没有九毛钱,他就找我九个竹篾,下次吃就给再他一个竹篾,有点类似上海老虎灶的竹签。顾客也乐于接受这种办法,因为它至少可以保证一块钱吃到十碗面,如果找回纸币,当天就能贬值一半,剩下的也许只能吃两三碗了。换句话说,竹篾就是通货。一个近代国家,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发行货币之权,连地方政府都没这个资格,然而在当时,一个小地方的小面馆居然也能发行自己的土货币,可见当时的经济危险到了什么地步。国民党打败仗确实不能单纯看战场。日本的军力比国民党强得多,国民党虽然被打败了,但并没有垮台。国民党的军力又比解放军强得多,毛泽东说“小米加步枪”指的都是最落后的步枪,数量、质量差很多,而国民党却有美式的现代化装备,包括战车、坦克、重机枪、空军。为什么国民党抵抗日本没有垮台,对弱势军队反倒垮了台?从军事上讲,是毫无道理的,主要还是政治、经济的垮台,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再如国民党抓壮丁,抓来又怕他跑掉,拿绳子绑起来连成一长串,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可是请想,这样拉来的人发他一枝枪,他能在前线卖命往前冲?所以连孙科都公开说:可惜党内有的同志,一味迷信武力。


1947到49那两年,我的心情非常不好,本来以为抗战胜利以后会是一个和平康乐的世界,结果还是乱糟糟的。没有熟朋友,又回不了北京,于是我想到了出国,给瑞士的Fribourg大学和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写信,两家都回信表示接受。我对欧洲比对美国情有独钟,美国是个新兴的国家,没有莎士比亚,没有贝多芬,而欧洲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摇篮,历史文化的底蕴深厚,能去欧洲当然非常好。可是一来自己身体有病,二来战乱交通不通走不了,所以心情很难堪。


岳阳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诗圣杜甫就有“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名句。北宋范仲庵《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脍炙人口。我家就在岳阳楼的下边,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下了课没事,常常一个人到岳阳楼上去坐。杜甫《秋兴》八首,其中一首有一句“日日江楼坐翠微”,近曰“翠”远曰“微”,杜甫逃难到四川百无聊赖,于是天天坐在长江边的楼阁上眺望远近的翠微。当时我也体会到这种感觉,每天在岳阳楼上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想想每月就拿二十几个袁头,除了吃饭什么也干不了,感觉很无聊,只能借古人的诗句聊以自遣。


这一时期得不到什么读物,手头仅有的几部书成为我最大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一部是歌德的《浮士德》,一部是《李义山诗集》。德文本《浮士德》当时我还读不了,但收藏了好几部英译本,凡碰到都会买一本。通常大家都只读他的第一部,演戏也只演第一部,即所谓的《GretchenTragedy》,其实第二部才把读者从爱情的小世界带入了人生的大世界,真正融入了歌德成熟的思想。世界上“一切消逝的,都只是象征”,在病榻的百无聊赖之中,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给我注入了一缕生活的鼓舞和勇气。李义山(李商隐)的诗迷离恍惘,有时候感慨深沉,有时候一往情深,乃至往而不返。历来注家喜欢索隐,总要在他诗的背后找出谜底。我不欣赏这种路数。即使你能找到谜底,又与诗本身何干?正如你听聆一曲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只需欣赏它本身就够了,何必管它是描写月光,还是向他的情人Julietta倾诉情怀?本来“诗无达诂”,哪怕你就是考证出了这个谜底,也和你享受这支曲子毫无关系。李诗最感动我的,是他的爱情诗和咏史诗。纪晓岚评他的诗,往往毫不留情,如说某句“油腔滑调”,某句“不成语”之类。我承认李诗并不是每一句都好,然而其中最好的一些真是登峰造极,仿佛把人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为别人所不可企及。我当时想,诗人大概可分为四等,一般吟风弄月或别愁离恨,是低等的,即所谓rhyme(韵诗)。李白的诗天马行空、睥睨一世的气魄更高一等,而杜诗则历尽沧桑,感慨深沉,似乎又再高一等。至于那些说出了人生中不可说、不能说的恍惚迷离,乃至肠断魂销、心肝破碎的愁苦和哀怨,应该是诗中最高的境界。记得或许是温德(R.Winter)教授曾说过,真正能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只有雪莱、济慈的诗篇和肖邦的音乐,我以为,李商隐也应该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人吧。


这时期伴随我的另一本书是法国邵可侣先生编的《近代法国文选》。这是我上大学二年级时的法文教本,编者Reclus原是北大教授,在昆明时任教云南大学,同时又是戴高乐将军反抗德国法西斯的“自由法国”(后改名“战斗法国”)的代表。这本书选得非常经典,有莫泊桑的《项链》、拉瓦锡的绝命书、夏多白里昂(Chateaubriand)的诗篇等,不啻当年法文教本里的《古文现止》,不仅供阅读,更可以背诵。此书原是外文系同级卢如莲学姊所有,我们当时都认为她是女同学里品行最高洁、最值得崇敬的,终日用功读书,从不张扬,毕业后去了重庆工作。1946年复员我路过上海,听说她在联合国中国救济总署工作,有一天在大马路上,忽然瞥见她珠光宝气的坐一辆三轮车飞驰而过,竟来不及招呼。我不禁在心头掠过一丝阴影:难道现在她也变成一个上海的摩登女性了?但愿这不是事实。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和北大的许渊冲、关懿娴学长谈起此事,两位都是外文系同级同学,也都不知她的下落。猜想或许是在海外某处与世相隔,好像这更符合她过去那种独善其身、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风格。


1948-49年之交,国内大局已定,三大战役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春末解放军渡江,夏初程潜(国民党元老,时任湖南省主席)起义,湖南和平解放。我的家乡岳阳也进驻了解放军,兵不血刃,避免了一场刀兵。这时我的身体已较好,蜇居故乡两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再北上回到自己心中真正的故乡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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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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