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 一个清华学生对何兆武先生的追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8 次 更新时间:2021-06-10 21: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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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 (进入专栏)  

  

  

   2021年5月28日,何兆武先生以高龄辞世,报道中有说享年100岁的,也有说享年99岁的,前者说的是虚岁,后者说的是周岁,当然都对。这让我想起28年前我初入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读书时,程钢老师转述的何先生本人对于年龄的一个说法。某一次,有人问何先生的年龄,他说自己是69岁半。何先生生于1921年9月14日,到今年9月14日就满100周岁了,如果按照何先生的思路推想,他可能会说自己活了99岁半。

  

   99岁半的何先生以他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思想经典的翻译著称,他关于史学理论的精彩见解,往往为其在翻译上的巨大成就和声名所掩,少为人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单就体量而言,何先生阐发个人独立见解的论文数量既少且散,远远不能和那么多种皇皇译著相比。我同意先生的弟子彭刚教授的意见:“何先生本人阐发自己有关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思想的一些重要论文,从我作为专业研究者的角度来看,置之二十世纪世界史学理论领域最具原创性的作品之列,也是毫不逊色的。包括他对于科学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的很多论文,都非常值得重视。”我们对于何先生的思想见解,理解得还不够透彻,有待于从多方面加以阐释和补充,使其潜在的幽光得以发扬光大。

  

   前些年,何先生出版了由他口述的《上学记》,引起广泛关注,将社会上已经涌现的“西南联大热”推向高潮,《上学记》所描述的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几乎成为一种众人膜拜的神话。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何先生的肉体生命虽然已经画上句号,但他的精神生命还在存续。我作为清华学生,虽然上过何先生的课程,深受他的教益,但限于自己的学术基础和思想高度,对何先生广博睿智的学识,能真正深刻理解的很少,更谈不上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了。对于何先生身处浊世而以旁观者的姿态保持思想者的尊严,我曾心向往之,但常感叹力有未逮。我在清华求学期间以及毕业后的若干年间,偶然和何先生有一些片段性的接触,得到了他不少鼓励和指导。师恩深厚,岂敢忘怀,谨将这些往事整理出来,聊表个人敬仰之忱,或有助于世人更深入地了解何先生的人格和情怀。


“我要参加你的论文答辩会”

  

   从1994年1月初次接触潘光旦先生的著述开始,我就有意做有关潘先生的研究,这个想法得到了导师胡伟希教授的支持和鼓励。工作进行大半年之后,才稍稍理出一点头绪,但对于潘光旦著述中涉及的优生学、性心理学等内容,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分析,我没有把握。有一次在思想所遇到何兆武先生,他问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我说准备研究潘光旦的学术思想。何先生笑着说:“我在西南联大上过潘光旦的课,儒家社会思想史、西洋社会思想史,对他的印象很深。你的硕士论文写好后拿给我看看,我要参加你的论文答辩会。”这就等于说何先生肯定了我的选题,而且愿意亲自给予一些指导,我顿觉备受鼓舞,兴奋不已。我把何先生的话及时转告导师,胡老师也很高兴,说:“将来一定请何先生参加你的论文答辩。”我读研究生的那几年,何先生名义上已经退休,研究生论文答辩已经很少参加了,他愿意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会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

  

1996年6月5日,本文作者硕士论文答辩会后与何兆武先生合影。


   从此以后,我们有时在思想所见面,他不经意间就会问我一点情况。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朋友全慰天先生去世了,他准备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并要我和他一起去;说在那里会遇到一些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校友,我有些什么情况不清楚,可以问他们。那时我才二十三四岁,从未参加过遗体告别仪式,总觉得那种场合非常庄重肃穆,向前辈详细询问往事故实恐怕不大合适,便谢绝了何先生的邀约。何先生没有多做解释,只说:“那以后另找机会吧。”不久,他在所里又见到我,说他和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校友袁方先生说了我的情况,袁先生愿意和我聊聊,说着就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袁先生家里的电话号码。我通过电话和袁先生联系,约在北大社会学系的办公室里谈话。记不清是在1994年还是1995年的冬天。袁先生身体不大好,戴着一个白色的口罩,他和我聊了一些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以及潘光旦先生的往事。亲历者的记忆和感受是很重要的,对我贴近研究对象的实际状况,走入历史现场颇有帮助。那时我将主要精力和心思用于学习思想史知识和阅读古典文献,压根儿没有搜集口述文献的意识。我事先没有做什么文献上的准备,也没有拟出一份详细的访问提纲,基本上是任由袁先生自己叙说,错过了一次搜集口述资料的好机会。

  

   1996年5月初,我的硕士论文写完了,胡伟希老师便邀请何先生作为论文答辩委员并撰写其中一份论文评议书。5月23日我把论文送给何先生,5月25日我收到了何先生写好的评议书,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两页。全文如下:

  

   潘光旦先生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以其对优生学、人文史观、通才教育和社会学、社会思想史以及两性心理的毕生研究独树一帜,在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同时也是当今学者所谓“清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惜乎对他从事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吕文浩同志选择了“潘光旦教育观念”作为论文题目是很有意义的,它填补了我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上一个重要方面的空白。

  

   全文从多方面的不同角度探讨和阐释了潘光旦的学术思想,行文流畅,思想严密,钩元提要,深入浅出,应该认为已达到硕士论文要求的水平。文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不仅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富有现实意义。例如,关于通才教育与专家教育的对立与统一问题。过去清华学派比较偏重于通才教育。潘先生在课堂即曾强调“君子不器”,并强调“宣传不是教育”;雷海宗先生曾撰写有《专家与通才》一文,载在重庆《大公报》上作为“星期论文”,引起轰动。一年级新生入学所读的英文范文多篇,均属《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功能》、《大学教育的价值》之类。解放以后教育路线全为学习苏联,强调的是专家教育路线,故大学中文理分家,大学还是要办的,但主要是指理工科;而且工科又再分为石油、化工、钢铁等等专门学院。这两条路线的功过得失,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潘先生本人不仅以其学术思想,而且以其谦冲祥和的风范、自由开阔的眼界和博大宽容的精神,曾深深影响了几代学生的思想学风,这是尤其值得纪念的。

  

   论文说明了吕文浩同志的研究工作能力。谨建议评委会予以通过,并建议领导授予他硕士学位。

  

   何先生在这份评议书中对潘光旦学术思想尤其是教育思想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潘光旦的精神风范的影响力,都给予高度评价。他对西南联大时期的深情回忆和后来教育路线的反思,代表了他这一代学人对于时代变迁的认知。何先生回忆中提到的雷海宗先生《专家与通才》一文,我事后努力查找,终于找到了原文,因重庆《大公报》纸质很差,墨迹不甚清晰,我把全文重新录入,以便阅读。

  

   1996年6月5日,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如期举行,答辩委员包括刘志琴研究员(主席)、何兆武教授、胡寿文教授、钱逊教授、葛兆光教授等五人,答辩秘书为刚入所不久的方朝晖副教授。而今,五位委员之中,钱逊、刘志琴、胡寿文、何兆武等四位先生已先后作古,每一念及,不胜感慨系之。

  

   何先生等答辩委员对我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价值非常肯定,围绕这一点说了很多,对我这篇不成熟的习作除了鼓励还是鼓励,几乎没有说什么不足。他们大概是觉得有一个青年还算认真地对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下了一些功夫,写出了一篇习作,文字还算流畅,应该多多鼓励;至于其中的不足,一个努力上进的青年自然会在前进过程中加以改进和提高的。

  

   硕士毕业后,我到刘志琴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工作。我在学术论文写作方面的弱点逐渐显现。有一次刘志琴先生含蓄地和我说,葛兆光先生在答辩委员讨论时曾说我在学术论文写作中思路有点跳跃,她同意葛先生的意见,补充说这就是发散性思维的典型性表现。她提醒我写论文要注意一个部分只讲一个问题,不要枝杈太多,各个部分之间要像刀切下去那样整齐,彼此之间又要有明确的、严密的逻辑关联。真是辜负了何先生等答辩委员的善意鼓励和刘志琴先生的提示,由于我用心不够,在很长时期内,我并没有办法改变思路跳跃的毛病。

  

   有一次我和何先生聊天,说到了潘光旦译注的《性心理学》,他随口说:“我在西南联大时就读过《性心理学》。”因多年历史学专业的训练,我对时间概念有点敏感,就进一步追问了一句:“是在西南联大上学时读的吗?”他点点头,很肯定地说:“就是在西南联大时读的,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抗战胜利之前,不是胜利之后。”我不免有点吃惊。因为自1987年三联书店重刊《性心理学》以来,这本书的编者、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教授以及写“重刊后记”的费孝通教授,莫不认可该书于1946年4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当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的说法,这是有实物证据的说法。潘乃穆教授向以搜集文献勤勉、考证严谨著称,我一般很信服她的说法。我把了解到的这一情况向何先生报告,但何先生没有一丝犹疑,仍然很坚定地说:“我读的就是潘光旦译注的版本,就是在抗战胜利之前,这一点不会错。”我心里明白,抗战胜利作为重大事件在那一代人心目中的意义,以此为界限划分记忆个人生活事件是很自然的。但何先生没有拿出确实的证据,叫我如何相信这种说法?我把何先生的回忆告诉潘乃穆教授,她也有点怀疑,但她接着说:“何老师既然这么说,我们只有进一步搜集证据。”后来潘老师果然发现一条间接证据,当时云南的一家报纸上有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的出版广告,说明是1944年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印刷厂印行的。在2000年版的《潘光旦文集》第12卷《性心理学》一书的“题记”里,潘老师第一次正式指出1944年《性心理学》初版的事实。过了大约七八年,云南的青年藏书家龙美光先生在书市上购得一本1944年版《性心理学》的上册,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最终落地。从这里可以看出何先生的记忆力是多么地惊人。


指导我写西南联大生活的“活的历史”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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