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回忆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的老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7 次 更新时间:2023-09-14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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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 (进入专栏)  


回忆侯外庐先生

1952年,我到西安的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今陕西师范大学),在历史系里教了四年书。当时的校长是侯外庐先生,不过他是校长,我是三十刚出头的年轻教师,中间差了好几级,没有直接接触。1956年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优待知识分子。我还记得当时给每个教师发个优待证,比如进理发馆,人多的时候可以先给你理——其实这些都不太必要,不过我们过去一做什么就做得挺邪乎、挺极端的。

在党的号召之下,科学院集中全国好几百个知名科学家,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定了很大规模的计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足足一大厚本,非常详细。各个研究所都在招兵买马,历史研究所请陈寅恪先生做所长,陈先生不就,于是请陈垣,还请了郭沫若。陈垣八十多岁了,只能是挂名,郭沫若以中科院院长的身份兼任历史所所长,也是挂名。于是又调了两个副所长来,一是北大历史系的向达,另一位就是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侯先生同时兼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室主任。当时大家确实想按《十二年科技规划》发展,所以各个所都不断地往里调人,经人介绍,我从西北大学调入中科院历史所,成为侯先生的助手之一。

侯先生年轻时就服膺马克思主义,2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时上李大钊的课,深受其影响,从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留学法国专门攻读马克思理论,并着手翻译《资本论》。就我所知,他是最早翻译《资本论》的人。侯先生的外文并不怎么好,不过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和许多人不同。现在有一种偏差,以为外语通就“一通百通”,不过我不迷信外语学院。翻译的事情,第一重要的是了解专业——不要说外文,中文也一样。比如学古代汉语的,让他写篇文章谈谈人民币升不升值,他能写吗?语言不能代替具体专业的知识,这和中文好不好没有关系。

侯先生从法国回来后,知道已经有人在译《资本论》了,于是就停手,并把自己的译文递给对方。侯先生的风格非常之高,其实他译也没有问题,一部经典著作可以有不同的翻译。比如老子的《道德经》,现在国外有好几十种译本,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再比如歌德的《浮士德》,这本书我接触过好几种不同的英译本,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风格,有的句子非常长,看起来很别扭,但真实再现了原著销魂夺魄的写作精神,有的译得非常漂亮,却总有点远离原文表达意境的味道。侯先生的中文大家觉得很别扭,不过《资本论》的原文就不是很流利的,所以对有些“评论家”不顾原文风格一味要求文风流畅,我总觉得不太合适。

回国以后,侯先生在哈尔滨的法政大学教过一阵书,后来又在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任教。平大法商学院的历史是这样的:民国初年,北京一下子成立了许多专科大学,有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女子大学等等,总得有八九个。国民党北伐以后,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就把北京所有这些专科学校合并成一个“北平大学”,分别叫作“平大工学院”、“平大农学院”等等,但实际上还是独立的。当时的很多名牌学校,包括北大、清华,教师都是正经八百的学院派,或者说“资产阶级的学院派”,倒是那些差一点的,特别是一些私立大学,政治上的要求不是很严格,真正成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场所。比如中国大学,那还是民国初年孙中山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就在现在教育部的地方(原郑王府),陈伯达就在那里教书。平大虽然是公立的,但因为原来都是专科大学,水平差一些,不同思想的教师也比较容易进,所以那里就成了左派的天下。特别是法商学院,那里左派教师集中,学生多是左派,所以法商学院也是最闹事的。

侯先生来北京,就在平大法商学院教课,虽然不能非常公开,但实际上就是教马列主义。1932年12月那次抓了三个教授,除了侯先生,还有北大的许德珩、北师大的马哲民,罪名好像是“危害民国”,还判了刑,闹了很大一阵,当时叫做“许侯马事件”,侯先生是在第二年8月才被释放。当时有个传统,凡是名人被抓都会有人出来保,包括杨开慧,蔡元培等好几个国民党的元老都打电报给湖南省长何键,要求保她。但何键很狡猾,收到电报就先把人给枪毙了,然后回复说:可惜电报收晚了云云。不过过去确实有这个传统,侯先生他们也被保了出来。

抗战时,侯先生到了重庆,是左派文化领导人之一。抗战初期,苏联援华是最多的,包括飞机、军火、空军志愿者等等,远远超过美国,所以国民党也拉拢苏联,特别派了立法院院长孙科到莫斯科去。孙科当时算是国民党里的开明派,回重庆后办了一个中苏文化协会,侯先生在里边负责编《中苏文化》。1941年新四军被解散,当时中共的政策是让所有人潜伏到下层去,广交朋友,暂时隐蔽。那时候我在西南联大作学生,学校里忽然跑了一大批人,平常比较出头露面的都纷纷离开,总有七八十个的样子,差不多占了学生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左右,比如跑到云南乡下等等,免得被抓。侯先生还在重庆继续办杂志,因为挂了孙科的名字,也是对左派进步杂志的一个保护。抗战初期,郭沫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是左派的文化领袖,他们经常有活动。有一次开座谈会,张申府提出来要马克思、罗素、孔子三结合,侯先生当场批了他一阵,我们都是在《中苏文化》上知道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压制得更利害了,对共产党下了讨伐令,一部分“送回延安”,一部分就给抓起来,许多进步人士无法立足,先后辗转去了香港,其中包括郭沫若、茅盾等等一些名人。侯先生在香港从事左派文化活动,在达德学院(一个规模不大的左派学校)里教书,一直到1948年东北解放,香港的左派人士纷纷回到解放区,侯先生取道东北回了北京,在母校师大做历史系主任。

解放前,侯先生就出了几本关于历史研究的书,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等等,还有就是《中国思想通史》(共五卷),找了几个人一起合作,不过第四卷没有写成,那也是内容最多的一卷,后来拆成了上下两册。解放后,侯先生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当时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是唯一的民意机关,郭沫若、侯外庐等与党组织的关系长期隔绝,解放初期的身份是民主人士,直到“反右”以后才公开党籍。1950年,侯先生被调到西北大学做了几年校长,一直想要继续把这套书完成,直到1955年任历史所副所长,思想史研究室完全由侯先生负责,实际上也是专门为他成立的,专门安排几个年轻人做助手,特别是《中国思想通史》最后两卷太长了,从宋一直到清,基本上就是大家在侯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是迄今为止最大部头的,也是最早的一部最完备的中国思想通史。

不过当时有个特点,大家都不务正业,本来一年365天可以真正搞出点什么,但政治运动一来就压倒一切,正常工作经常被打乱。“反右”一反就是一年,天天批右派,接着就是“大跃进”,大家都去大炼钢铁,本来所里招研究生要求读经典著作、学两种外国文,要做论文,可哪有时间呢?再后来是下乡搞“三史”(家史、村史、社史),1959年我们就到河北卢龙县去修县史。三年困难时期稍微好一点,可能是大家吃不饱,都没劲儿闹了,不过杂事依然很多。比如国庆天安门大游行,扎花车一个月,排队练习齐步走一个月,而且年年如此,一直到林彪出事那年才停下来。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之多,反而成了最主要的任务。侯先生自己是比较主张搞业务的,可是总被各种政治任务打断,动不动就全室的人都走空了,所以时常他也流露出不满意,说:“上级的任务,该顶就是要顶。”记得有一次纪念辛亥革命多少周年,组织大家写文章,侯先生说:“这个文章我们写不了,这得让党中央去写。”

侯外庐先生首先是一个学者,主要的兴趣在学术上,虽然挂了副所长的名义,实际上主要就负责我们研究室,一心只想完成他的那套《中国思想通史》,其他活动很少过问。历史所也算比较照顾他,对我们室的干预是最少的,所以到文革时候也成了一条罪状,说侯先生搞“独立王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党内民主人士”。而且侯先生有个特点,比较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凡事一定要从马克思原典里找根据,有点儿原教旨主义的味道,这是他从年轻时起一贯的路数,我给他做助手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工作就是帮他找德文原典。从优点一方面说,这证明侯先生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从缺点一方面说,就有点书呆子气了。政治是讲现实的,而不是纯逻辑的,真实的政治有它的“灵活性”,需要“理论联系实际”,按林彪的话就是要“活学活用”,可是侯先生往往把政治上的事情当学问来研究。比如上面让批吴晗,那是政治的需要,批就是了,可侯先生一定要找原典,查一查马克思对清官、赃官是怎么定义的。再比如,上面号召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但马克思并没有提过要搞人民公社,所以侯先生从来不大就这方面写文章,不能“与时俱进”,甚至扯后腿,这也是他吃亏的地方。

刚解放的时候,史学界有“四老”之称,指四位老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另外还有一种“五老”的说法,就是再加一个吕振羽。抗日战争时期,吕振羽做过刘少奇的秘书,但后来也是最早出问题的,1963年把他抓起来,再往后就不提了,只剩下“四老”。不过这四位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文革中无一幸免,都没能逃过这一关。翦伯赞自杀了,侯外庐瘫痪了,范文澜做了五次检讨,不顾“实事求是”的原则,竟然嘱咐帮他做检讨的助手说:“说得越过分越好。”郭沫若没有被大规模的明批,实际上他的压力也很大,一个儿子被打死、一个儿子自杀,而且他公开做自我检讨,说:“现在看起来,我以前写的书都该一把火烧掉。”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否定过头了,他是在否定自己,还是否定自己的事业?难道他真那么想?

侯先生是历史所第一个挨整的,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有一次把他整得很厉害,说他是叛徒。当时定个叛徒很简单,凡被国民党抓起来过的都被视为叛徒,因为当年国民党抓人,有些找不出证据的也给放出来,只要写个悔罪书,表示要信仰三民主义等等,或者有的人还写:“本人一时糊涂,误入歧途……”这都是无奈之举,不然怎么能让你出来呢?但解放后都成了罪状。而且有一件事情,现在说起来都当笑话了。有一次抄侯先生家,本来准备下午去,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让中央戏曲学院的红卫兵抢先一步,把好东西都抄走了,结果我们所的这帮人去了以后什么都没捞到。这种活动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不过因为我们室的王恩宇是红卫兵的头儿,我听见他给戏曲学院打电话,说:“我向你们提出最严重的抗议,你们趁火打劫!”第二天侯先生来上班,我看见会计室的女同志借给他五十块钱,说是生活费,据说他家里已被洗劫一空,连打火机都给抄走了。

侯先生本来身体很好,我想他再工作十年也没有问题。1968年,有一次斗了他一整天,结果脑溢血,回去就瘫痪了,虽然后来活到八十四岁,可他最后那七八年躺在床上不能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废人了。70年代初我们从干校回来,那时我还顶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记得有一次去医院看病,碰到所里一位老先生,大概是胡厚宣,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还好,就是腰疼,他说:“我看你的样子还好,可是你看侯先生,人都垮了。”我回答说:“我跟侯先生不一样,侯先生是‘百万富豪’,一破产精神上受不了。我就有一块钱,拿走就算了,无所谓。”

历史所差不多两百人,侯先生是第一个挨整的,只有他一个是反革命,所以压力很大。可是等我被揪出来的时候,全所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反革命,也就不稀罕了。好比一个担子四五十人挑,那比一个人挑,重量上要差很多。而且,侯先生是老马克思主义者、老革命,又是社会活动家、政协代表、历史所所长、国际知名学者,这么多桂冠,一下子破产了,突然变成反革命,让他出来扫厕所,既是一种惩罚,又是一种侮辱。我好比是从一个台阶上摔下来,爬起来还能接着走,可他是从高楼上掉下来的,那怎么受得了?特别是他的信仰、他的理想。从年轻时候起,侯先生就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奋斗了一辈子,结果自己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这个打击对他太大了,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比青年男女恋爱一样,你全心全意地爱她,忽然发现原来是个骗局,如果精神脆弱的话,人会崩溃的。所以侯先生在那天夜里突然发病,一下就瘫痪了。

《中国思想通史》最后总算完成了,基本上是按照侯先生马克思主义原典的那套思路来写的,是他毕生学问的结晶,从这一点上看,应该算是幸运了。本来这套书可以更充实、更深入,可惜大家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不务正业了,并没有侯先生最初设想的那么完美。

“一级研究员”顾颉刚先生

顾先生是五四时候的青年,和傅斯年、罗家伦、冯友兰、俞平伯属同一辈人,胡适虽然长不了他们几岁,但他的辈份高。我爱人1934年北大入学上过胡适的课,听她讲,胡适在课堂上非常谦虚,提到他的学生时都称“先生”,比如“傅斯年先生”、“顾颉刚先生”。五四那一辈人和后来我们这辈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第一,他们的旧学或者国学根底都非常之好,像陈寅恪、俞平伯是有家学的,或者没有家学的,因为整个社会环境的原因,旧学根底也要比我们强很多。如果让我们这一代来反传统还反不了,因为经书全没念过,更不要说背诵,古典的精义全都不了解,反也反不了它。第二,五四这一辈人大都喝过洋墨水,胡适留美,陈寅恪留德、留美,陈独秀留日,名人中只有两个例外,一个顾颉刚,一个陶希圣。

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但同时又是对几千年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所有的被压迫民族,当他们要求政治解放的时候,都是把自己的传统捧得非常之高。比如希腊独立的时候,极力发扬希腊的文化传统,以对抗土耳其政治、文化的统治。二战时的苏联也一样,极力高扬俄罗斯的传统,把俄罗斯的伟大人物评价得非常之高,比如18世纪的学者罗蒙诺索夫。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氧气是法国的化学家拉瓦锡发现的,可二战后被说成是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发现的,什么什么都是罗蒙诺索夫的功劳。再比如无线电,那是意大利的大发明家马可尼发明的,结果也被说成是俄罗斯学者的功劳,大概叫波波夫,用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可是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个例外,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极其爱国,但又极其的反传统,或者说,他们以对传统的极力反对来体现他们的爱国热忱,这是很多民族所没有的。

另一方面,五四时的知识分子恰恰又是对传统极其有研究的人。顾先生旧学根底非常好,先后出了七册《古史辨》,后来有一批人跟着他的路数成为一个有势力的学派,叫“古史辨派”。顾先生有一个基本论点,认为中国的古史,比如三皇五帝等等,大都是后人伪造的,而且越造越多,层层附加,把古史演说得越来越系统,其实都是假的。钱玄同也是疑古派,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疑古玄同”。顾先生做学生的时候喜欢看戏,从戏里得到很多关于历史演变的启发,而且对民俗开始有了兴趣,这一点功不可没。过去的历史学都是眼睛死盯着正史,只拿出经史子集来翻,可是顾先生看到了现实社会的生活,比如婚丧嫁娶等等,所以他对近代的民俗学有非常大的贡献。

顾先生很早就有了名气,抗日战争前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就在《中学生》杂志里看他的启蒙文章,比如他写明末清初的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让我大开眼界。当时他是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解放后顾先生在自我检讨里说,当初他觉得北大矛盾多,卷进去比较麻烦,而燕京大学是外国人的学校,少有人事的复杂关系,受政治上的影响也小,可以安心做学问,所以他选择了燕京。实际上,顾先生也是个很爱国的人。当时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驻扎北京的是冯玉祥的29军,广大官兵还是非常爱国的,但他们的头头宋哲元却是个动摇分子,总想在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夹缝中间做个土皇帝。顾先生亲自到29军做工作,写了许多宣传抗日的通俗作品,当时很少有其他大学者像他这样,这是很了不起的。

抗战的时候,顾先生在重庆办了《文史》杂志,宣传爱国,宣扬中国的历史文化。当时凡是名人,无论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甚至于实业界,凡做出一点成绩的,必然都会和政治挂钩,这是必然的。顾先生到了后方之后,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朱家骅有联系,有几件事情对顾先生的名誉是有影响的。第一件事,国民党当时要定一个“工程师节”,因为顾先生对民俗有研究,少数民族崇拜大禹,他考证出农历六月六日是大禹的生日,所以就把“工程师节”定在这一天。但是在此之前,他曾经有过一个重大发现,说大禹其实是条虫子。那时候我正在西南联大做学生,有一次听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讲课,说:“顾先生真有意思,考证出大禹是条虫子,又说六月六号是大禹的生日。虫子还有生日?”

这算小事了,另外还有一件大事。那时候把蒋介石吹捧为民族英雄,朱家骅出了个主意,想要向蒋献九鼎,那是中国古代赞美功德最隆重的礼节了,于是请顾颉刚写颂辞。记得政治系张奚若先生在课上说:“竟然有人还要献九鼎,也不知道是什么时代了,幸亏那个被献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据说后来蒋介石自己拒绝九鼎,当然也就没有献成,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对顾先生的声誉是个打击。好像他还有个声明,说九鼎的铭文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一个学生,而且我还听说,铭文实际上是他的学生刘起釪写的。刘先生比我长四五岁,也是湖南人,后来在历史所。不过这都是传闻,究竟是谁做的已经不可考,不过我觉得,对于过去的事有些不必过于深责。文革时候给江青的称号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谁没有歌颂过她?当时的环境就是那样,又何必苛责别人?

1948年,顾先生以国大代表身份参加的总统选举,后来成了他的污点。我不知道顾先生是不是参加了国民党,不过事实上认为他是国民党——就像郭沫若一样,组织关系是一回事,实际上已经是共产党了。其实他那时候不该卷到政治里去,李白有诗:“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一个人混日子就是了,最好是无名,只不过顾先生大名鼎鼎,盛名之下或许身不由己。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解放前,顾颉刚在上海办了一个书店,叫“大中国图书局”,结果解放以后他的成分就变成了资本家,这个很糟糕,对他后来还是有影响的。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选院士有81人,郭沫若虽然是左派,但也在其中。胡适说:中研院看重的是学术,只要对学术有贡献就应该选上。解放以后,中央研究院改为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的第一批学部委员有233人,相当于院士了,而留在大陆的原中研院的那批院士中只有两个没有入选,一是植物学家胡先骕。胡解放前做过江西中正大学的校长,反对白话文,被认为是个老顽固,又是国民党,所以没有要他。另外一个就是顾颉刚,我想也是政治的原因。再比如冯友兰,以前他是一级教授了,是国民党主席团里的一员,政治地位相当高,所以刚解放的时候一度把他连降三极,变成四级教授。

因为顾先生是大名人了,受到周恩来的保护,把他从上海请到北京来,就在历史所工作,并且点名请他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那是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请了全国几十位大专家,传说这个任务是毛本人交待的。毛对中国的古书非常有兴趣,对《资治通鉴》当然尤其有兴趣。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有个非常强的班子,几个当时最有名的史学家帮他一起完成,记载的都是历代的政治斗争,大概这个对毛是非常有用。顾先生本来想把《尚书》整理出来,因为“五经”里边《尚书》最为难读,都是古代的官方文献,佶屈聱牙,词句非常古奥,是问题最多的一本。顾先生想把它加上注解,翻译成白话,不过总是时干时停,不断地有任务分派,所以始终没有完成。

当时历史所的一把手是党委书记尹达,他是历史学界左派的一面旗帜,而顾先生是右派的一面旗帜,意见不能相融,所以两人关系总也处不好。不过我觉得,尹达在一些地方做得太小气,就好像剧团演出一样,把梅兰芳、马连良等等五湖四海的名人都网罗来,不也壮大了自己的声势?何必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1957年“反右”,到处都在贴大字报,顾先生也写大字报做自我检讨,一贴就是三十六张,整个一面墙都贴满了。我只记得里边有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反右”以来看到许多熟人成了右派,我是漏网之鱼。他竟自命“漏网之鱼”,我觉得挺好笑的,果然,到文革的时候也把他揪了出来。

顾颉刚先生喜欢写日记,而且写得十分详尽,这是清代朴学家的作风,结果抄家抄出一大摞,有解放前的、解放后的。作为一个大名人,总免不了发牢骚,日记里随便找出一句话就可以上纲,于是历史所成立了专案组,说他是“反共老手”,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会,“打倒顾颉刚”、“打倒顾颉刚”,众人齐呼,声震屋瓦。幸亏历史所的运动还文明一点,没有动手,不然打了也是白打,恐怕他也吃不消。比如有位老先生叫蒙文通,是四川大学的教授兼任历史所研究员,他有一句口头语,看到某某人的做法觉得不应该,就说这个人该“打屁股”。于是文革的时候在四川大学斗他,就真把他的裤子扒下来打屁股。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要当众受这种侮辱,加上他身体有病,就含冤去世了。另外,斗牛鬼蛇神的时候有个“传统”,每个人都要自动报名,比如问到俞平伯,问:“你是什么人?!”答:“我是俞平伯,文学所的研究员。”“什么罪状?!”“我写了很不好的书。”“你写了什么书?!”“我写了《红楼梦研究》。”于是就给他戴一顶牛鬼蛇神的帽子。批斗顾颉刚的时候也是这样,问:“你是什么人?”顾颉刚答得很有意思,说:“我是历史所的一级研究员。”当时历史所一级研究员只有两个人,一个侯外庐,一个顾颉刚,但那种场合还扬出自己的“一级”身份,总不太合时宜,所以被大家传为笑谈。

一直到文革结束,顾先生才算翻了身,做了人民代表。一次我和历史所的何高济聊天,开玩笑说:“顾颉刚向蒋介石献九鼎,怎么能做‘人民代表’呢?”何高济说:“正因为他献了九鼎,所以他能代表人民。”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就是要让台湾看一看,向蒋介石献九鼎的人还能代表人民,这是多大的号召力呢。”这一点我没有想过,或许出于统战的需要?也并不是没有可能。顾颉刚晚年大概一直很不开心,八十多岁去世了。

关于顾颉刚一生的功过,应该说他首先是爱国的,而且十分的爱国;五四时反传统有功劳,领导了一个疑古学派,对于神圣的传统大胆怀疑,虽然也有过了头,对古代否定得太多,但对思想解放有很大的贡献,不失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领袖。而且顾先生是个很有眼光、多方面的大学者,开创了民俗学的先河,虽然晚年的社会情况有所变化,只做了些标点古书的文字工作,但毕竟也很重要。另外还有一点,顾先生和胡适一样,也喜欢培养青年,侯仁之、杨向奎、杨宽、史念海、谭其骧等等都是他带出来的。

关“牛棚”也满不在乎的谢国桢先生

谢先生的专长是搞南明史,是当代的权威之一,晚年也着力于汉代社会史,同时代的南明史专家还有柳亚子、朱希祖等人。第一次见到谢先生是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虽然偶有相遇,只是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毕业后,他到南开教书,我去了北京图书馆工作。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差不多同时,我们都调到了历史研究所,他在明史室,我在思想史室,但并不熟。直到1968年,我和顾颉刚、谢国桢两位老先生同在一个“牛棚”里关了几个月。

顾先生是史学界的元老,我中学时候就读他的文章,差不多是太老师了,谢国桢也是我的前辈,三个人同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请教机会。那时候,一般关进牛棚的就不许回家了,但是顾先生年老体衰,名气也大,所以晚上准许他回家住。每天早晨,他夹一个布包回牛棚,中午时候打开,里边是一个烧饼、两块豆腐干,我给他倒一碗水,这就是他的午饭。可是顾先生从来都正襟危坐,也不看书,也不说话,愁眉苦脸的一言不发,我们也不好打搅,结果白关了几个月也没说上几句话。谢先生倒非常豁达,关进牛棚也泰然自若,好像满不在乎,有人看守就低头学习“小红书”,没人时就东拉西扯,谈笑风生。当时我还不到五十,算是lateforties(四十岁的后期),谢先生大概比我大二十多,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偷着跟他胡扯,也算苦中作乐。

谢先生是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身,毕业后做过几年梁启超的秘书和梁家的家庭教师。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办了三年,一共毕业了不到一百人,至少有半数以上都成了知名学者,谢先生是其中之一。1909年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成立,1925到27年梁启超兼任馆长,谢国桢就在那里工作。现任馆长任继愈先生曾对我讲,图书馆刚成立的时候,一个月的经费总共才有两千块钱,可梁启超一个人的工资就有一千。谢国桢在京师图书馆研究金石和古代史,工作悠闲,比较适合他。没过多久,傅斯年介绍他去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做专职讲师,每月二百八十块大洋,待遇非常优厚,对于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青年来讲,非常了不起了。因为傅斯年和他的班子都是北大的,中央研究院设在首都南京,南方的史学界是中央大学柳诒徵弟子的地盘,傅斯年就希望有自己的人打进去。可是没想到,谢国桢去了以后和那些“柳门弟子”关系处得很好,根本没起到作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京沦陷,大家都往西南跑,北大、清华、南开就在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谢国桢也去了那里。不过,谢先生不属于为国为民的热血青年那种人,而是喜欢吃喝玩乐,是老一辈名士风流公子哥的禀性。到了长沙生活上不习惯,想家了,于是别人都往内地跑,他却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分家了,一部分人带着图书到昆明,于是谢先生就转到大中银行工作。就我的印象,旧社会对商人一般是看不起的,所谓“士农工商”,把商人排在最后,认为他们唯利是图,整天想着赚钱。只有银行界的人喜欢附庸风雅,写字、绘画、玩古董,舍得花钱,也需要一些学者参与,或者挂名。此前,谢国桢写过一些东西,已有了名气,其中《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鲁迅在文章里都有推荐。过去我们常说,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解放后,毛泽东被看作至圣,有一种说法是把鲁迅作为亚圣,所以,能被鲁迅推荐是很了不起的荣誉,这让谢先生得意了一生。

谢先生因为什么问题进牛棚呢?1946年,他的父亲死了,谢先生回河南老家奔丧,途经华北大学时见了范文澜。当时范文澜是华北大学副校长,给了谢先生一笔钱托他买书,不过他在用这笔钱的时候吃了回扣。回扣在旧社会里是公开的,相当于今天的劳务费,是很自然的事情,一般不算贪污,结果解放后被人揭发了,说他贪污解放区的血汗钱。而且,因为他在日伪占领区工作过,虽然不在伪政府里,但也被定为文化汉奸。他自己倒无所谓,汉奸就汉奸吧,贪污就贪污吧,一概供认不讳,从不争辩,也从不抱怨。当然这样也好,不过每个人的反应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挺过来。西南联大化学系有一位老师叫高崇熙,教分析化学的,也是老清华出身,年龄和谢先生差不多。高先生要求学生非常严格,而且他实验室的所有药品都只编号、不写名称,所以只有他知道是什么药,别人没法用。高先生解放后仍在清华,“三反”的时候反到他头上,传说是因为贪污了化学系的药品,结果就自杀了,大概高级知识分子里,他是自杀的第一人。

谢先生的祖籍好像在江苏,父亲在河南做过知县,所以他从小生长在河南,一嘴的河南话。牛棚里无事可做,又没人管的时候,谢先生就跟我扯七扯八。有一次谈到听戏,他跟我讲:“赤壁之战那年,诸葛亮二十七岁,周瑜三十四岁。”我没仔细研究过他们的岁数,不过我知道京剧里诸葛亮是老生,周瑜是小生,正好完全相反。聊得正欢,有人在外面大吼一声:“好好学习!”于是我们赶紧低头,继续学习“小红书”,但不一会儿又聊了起来。又一次,谢先生讲起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学生的事,说有一年夏天的晚上,大家围着梁启超一起喝茶乘凉,有个同学问:“梁先生,您是个学者,怎么就干起政治了?还干了一辈子?”一句话引开了梁启超的话匣子,就讲起他是如何如何干了政治等等,一讲就讲到了第二天天亮。我觉得那些材料太宝贵了,要能记录下来,该是多么可贵的史料,于是就老怂恿谢先生写下来,可他始终也没动笔。

谢国桢是喜欢玩乐的那种人,其他的好像一概不放在心上。和他在一起总让人觉得开心,也很放心,至少可以暂时忘掉一些苦恼。比如他一生好吃,牛棚里经常大谈特谈什么东西好吃,我问他:“您吃了一辈子,到底哪顿吃得最好?”他说:“啊呀,要说最好的,就是1933年的那一次。”那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中国来,傅斯年是当时中研院史语所的所长,在北海仿膳请客,谢先生也参加了。那一顿吃得怎么好呢?他说,仿膳是按照宫廷的方式,上的都是宫廷的菜,而且每上一道菜都换一道酒,喝不同的酒配不同的菜,所以上了十几道菜就换了十几遍酒,怎么怎么好极了,说得眉飞色舞,让我听得也要流口水了。后来我又问:“您说现在什么东西最好吃?”他说西单商场里有个峨嵋酒家,里边的干烧鱼最好,于是我说:“等什么时候回了北京,我一定请您吃一次干烧鱼。”果然,后来回北京以后有一天他来找我,我家离西单商场很近,就请他去峨嵋酒家吃了一顿干烧鱼。我倒没觉得真就那么好吃,不过,只要他喜欢就行。

文革时候,谢国桢被抄家、被斗过好几次,都是莫名其妙的。有一次让他抄大字报,他抄错了一个字,这在文革是很严重的问题,等于歪曲党的政策,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到他家里,把谢师母也揪出来一起斗。而且,现在一些人写回忆录也不说真话了。比如文革开头时候,有一天命令谢国桢和顾颉刚去搬砖,两个人年纪都很大了,而且谢先生又胖,行动特别不方便。我看到一篇回忆录,说谢国桢这个人很幽默,一边搬一边说:我们俩像不像《空城记》里扫城的老军。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文革最初的阶段空气非常紧张,随便哪句话拿出来都可能成为罪状,在那种压力之下,怎么可能公开地讲笑话?

还有一次去抄他的家,抄出两个神主牌。一般旧社会家庭都有这种东西,用木头雕的一个小阁子,里边放个牌位,前清时写的是“天地君亲师”,到了民国改成“天地国亲师”,左右两边写上祖先的名字,“先考××”,“先妣××”,放在正屋里,逢年过节都要磕头祭拜。这在过去是很普通的东西,抄谢先生家抄出两个,于是斗他的时候,就叫他一手举一个站在主席台上。因为当时我已经戴了反革命的帽子,所以坐在最后一排,旁边就是工宣队的领导。谢国桢本来很胖,年纪又大了,还举着这么两个东西,晃晃悠悠的,样子确实很可笑。那个工宣队的领导就用胳膊捂着脸,咯咯咯地闷笑个不停,这一点让我很反感。你是工宣队的领导,是不是认为应该这样做?如果应该,那么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有什么可笑的?如果你认为就是要演滑稽剧,那你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侮辱。用这样的人来领导一场大革命,简直是荒唐。所以有时候我想,难道这就是我们工宣队的水平?也许中国的工人阶级还不配实现伟大领袖的伟大理想。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说。斗谢国桢的时候有一条罪状,是说他坐公共汽车不买票,被售票员抓住了,于是给他画了一张画,在一个大钱孔里画上他的头,讽刺他一头钻到钱眼儿里去了。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再说偶尔忘记了,或者因为车上人多没有买到票,都情有可原。1982年谢国桢去世,遗产有四万块钱,大概比现在的八十万都不止,谢国桢遗嘱将四万元遗产全部捐献,据说他的女儿对此都不满意。我不知道一个将毕生积蓄都捐给国家的人,怎么会计较五分钱的车票?难道他真的吝啬?谢国桢从没辩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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