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谁令骑马客京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58 次 更新时间:2023-07-20 09:13

进入专题: 季羡林   何兆武  

张曼菱 (进入专栏)  

猴年岁末,我来到清华园,准备参与一个追思季羡林先生的讲座。

住在甲所,门前的梅花还没有开。

这个地方原来是梅贻琦校长的公署,与我有深缘。

跨过年去,就是西南联大建校八十周年。

从前几次西南联大“校庆”时,我都来甲所采访,结识了多位令人敬重的老学长。如今他们都远隔天涯,或去了另一个世界。

清华园内,我访问过的施嘉焬、董树屏先生俱已仙逝,而音容宛在。

雾霾天,与小友文靖相约,同去探望何兆武先生。

我曾经两度采访过何先生,一次在他家,一次在荷塘。

他有一段特别的经历,曾在1945年台湾“光复”时,登岛教学。

他任教的台北建国中学,我到岛拍摄了。校园内有一座孙中山的立像,是岛上著名的中学。当年台湾遍地日文,他们这一批人上岛后,推广“国语”很艰难。

进屋时,何老正倚在床上看一本旧的《炎黄春秋》,看见我们来了,他立刻翻身起来,自己穿上了皮鞋,坐在床边,与我们聊天。可谓是精神矍铄。

天冷、雾霾,对他好像无多影响。

也许是与他刚才看的刊物有关,他对我们聊起了“文革”抄家的事。

他说:“童子军”抄家,把侯外庐先生的“名牌打火机”揣走了。

抄他的家时,领队的向他借钱两次,说是“父亲病了”。一借不还。

另外一次抄家时,领队的带着老婆来,把他的英文小说拿走了。那些小说有很多本,都是他从中学就搜集来读的,现在再也找不到了。

领队的老婆是学英文的。这真是“有备而来”。

这些人在“文革”后都离开了历史所,因为知道事情“站不住”。

何老问道:现在“反贪”,那么抄家时的贪污该不该算在内啊?

在老爷子的“记忆”中,有时空交叉的语言。“童子军”是民国时代的官办少年组织。而“反贪”又是现在的语汇。很难说他是“老来糊涂”,因为本质上那都是一些相通的事物,或许正是一种老来的融会贯通呢?

听那一代的学者聊天,有大智慧。他们自己常常不会来点明那个“话题”。

告辞时,老爷子坚持起身,送我们到楼道口,才挥手而别。

这样的彬彬君子,却因为晚年大著《上学记》而“得罪”某些人。其实他只是记录了发生过的事情。那些日子里何老很是郁闷,曾经和我相约“喝酒”。

年青的文靖协同何先生完成《上学记》,一时风行于世,老幼同舟。说到书稿的若干删节,她至今不能平静。她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护稿子的完整。

其实,“记忆”是不可能扼杀的。“记忆”的生命力是最强大的。

因为,真正的“话题”都是从“记忆”里派生的。

这天下午,老同学马波来访。

自从学生时代,在北大南校门他交给我那部《八年》的手稿,中间又过去了多少烟云。《八年》后来改名叫《血色黄昏》了。可我认为还是原名好,符合记忆风格,苍劲沉郁。

他写的是纪实,个人传记是历史。把这样的东西“文学化”,反而会失去它内在的多义性。看他后来的写作,也是以史实来命名的。

马波出身于文化与革命的家庭,自己又投身社会风暴中。从他那著名的母亲写到他自己,一页页可圈可点。

他说自己还在写回忆。这是一个个性强烈的人,棱角分明。他参与了时代的若干重大事件,他的“记忆”带着血肉与大地泥土,令人期待。

我曾戏称他是“化石”。他具有一种保存历史原味的“化石”般的本领。他一直顽固地拒绝融入世俗社会,或许与这种天性和使命感有关。

他告诉我,他长期独居乡下,养了两条狗,到时间必须喂。他是开车来的,我在夜色里看着他开车走了。有深度的作品,无不是在孤独的寒夜里完成的。

时光临近年底,且有考试在即,在清华网站上有人贴出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里对考试的厌烦之词。“跟帖”不少。于是在那天清华大学图书馆人文多功能厅里的讲座上,有人请我对《日记》和“跟帖”谈谈看法。

一个成功的讲座,决不是主讲人的“满堂灌”,而是听众可以从这个“大话题”中,选择出他们感兴趣的,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小话题”。“互动”对于我是一种乐趣与回报。

主讲人回答问题的方式,最好不要亦步亦趋,应当尽可能去接近问题的终极。上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问我“对当前大学教育的看法”。

我的答复是:“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能力与思考。一切以此为标准。考试不应该孤立地去看待。它只是一个环节。季羡林其实对考试非常认真。”

这个答复,现场表示满意。

元旦后,我移住勺园,想去看望老师,但雾霾使年迈人在严寒中纷纷病倒。 

孙玉石老师大部分时间只能躺着。八旬之人,他每天晚上还是要打开电脑,查阅资料,做阿垅的诗歌研究。

他夫人对我说,阿垅的资料极其难找,找到一些旧报纸,字迹也难以辨认。

孙老师说:“过去文学史上对阿垅的忽略是不公正的。”

坐的是“冷板凳”,著的是热血文章。重新拾回这份“记忆”,本身就蕴含着重要的“话题”。

刚巧收到了前三联书店总编李昕发来的文章《一场出版风波的追思》。李在大学毕业后到人文社接手了《胡风评论集》书稿的编辑。

由于当时对胡风“有保留的平反”,还由于胡风保持他耿直的个性,致使一些内容,包括胡风自己写的“后记”也无法出版。现在能够把这些话讲出来,也不错。

阿垅,就是一位被“胡风案”牵连而埋没了的诗人。

另一位我准备去探望的袁行霈老师,“流感”住院了。

曾经在中文系“百年系庆”大会上,袁老师登台一呼,提出:“一切为了人的尊严”。凡是熟知他的人生遭遇与执教的学生,都会明白这对于中文系和袁先生而言,都是一个激励人心的概括。

从“五四”到现在,中国社会进步了没有?进步了多少?“人的尊严”就是一个尺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

鲁迅写祥林嫂悲剧,也是为妇女诉求“作人”的尊严。

失去尊严,或以尊严作交易,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群人,都是灾难的开始。

在袁行霈老师八旬华诞的纪念文集中,收了我的回忆他执教的文字,就用了这个标题《为了人的尊严》,据说,甚得系里大家的认同。

在雾霾下的未名后湖,现在的中文系新的所在,一个下午,我同班同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商伟举办讲座。他毕业后深造于哈佛,一直为同学们念叨。

我们已经有三十五年未见面了。商伟依然具少年气概。他是这个班里年幼的,当年却风度老成,受人器重。记得当年,我还给他看过钱钟书的来信,他则评述了我的第一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讲座涉及语言的变迁。商伟说,人类的书写语与口头语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因为人群不同,需求不同,形成各自“两个都在移动的点”。他引用了清代的几个文本。

语言不只是工具,它本身就是文化,具有多种的个性与现象。

我以为,关于“两个移动的点”等语言分析,可以梳理成“史”的规模。

我发言道:要研究,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这些移动和距离的变化?

我一提问,有点“全场讶然”的感觉。主持人夏晓虹教授是原77级的。她笑吟吟地说道:“八十年代的中文系,人们就是这种直言讨论的学风。”

现在的氛围与师生关系与我们那时根本不同了。讲座上的学生全都小心翼翼地说话。我在他们眼中一定是“大象进了瓷器店”,引发紧张感。

次日晚,原语言专业的同学维一、郭力前来赴约。当年我们一起上课,毕业后有合作。维一目前任台湾研究院院长,正在做一个关于语言演变的课题。

他说,对于亚洲语言的变迁,“殖民化”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后来民族独立的潮流,又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个话题视野开阔,具有历史的魅力。

1月4日晚,在北大“百年讲堂”为校友举办的“新年音乐会”上,我见到许多久别的旧友。

那位来自俄罗斯的歌手在结束时唱起了《国际歌》。

心情难于平静的朋友们在散会后又坐进了校园小酒吧。

校园还是校园,学子已历沧桑。所有的话题与回忆都无须细说,消融进了相逢的握手与拥抱中。此刻,只是面对聚坐,让一杯杯的酒走过,直到酒店打烊。明日,又是江湖泛舟,四海相望,信念为执。北大人飘零天下,天下都有北大。

我们这代北大人有一个高峰记忆,这就是喊出:“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

1981年3月20日那个夜晚,同学们都认为,必须为历史留下一份记录。

这个震撼世纪的校园之夜,是由当年的北大学子和那些身在其间的各级领导们共同创造的史卷。当年身在其间的,都有一份责任来回忆他的经历。

我被邀约参加了在勺园举办的一个聚会,在场者决定要做这件事情。先引入个人记忆,再归纳为完整的宏大历史。

不设“话题”,不排除不同说法,先搜集“记忆”。《史记》的可信度,正在于它的资料有相互的矛盾和不一致,证明了史家的客观性。

在京都难得的晴天里,我的新书《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在三元桥“旧国展中心”召开了发布会。

书名如此扎眼,是由形势所逼。一个默默的校园学者突然变成了“泰斗”,来到社会上领受万众景仰,死后又遭到非议甚至谩骂。我写季羡林的文章,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一开始,就被逼出了若干“话题”。

邵燕祥先生为这本书题词。邵先生从上海回来后一直病着,发来信让我保重。

他的新作《我死过 我幸存 我作证》刚获了奖。邵先生在采访中说,书名的前两句是出版社拟的,“我作证”是他自己加上的。

那么,“我死过,我幸存”就是“记忆”了。而“我作证”可以理解为“话题”。邵先生说,只是存在过,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钱理群师兄为我的这本书作了序。我去看望时,他赠我一本《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他的一贯风格就是典型的“记忆”与“话题”,回顾中带着审视,混为一谈,相互映证。

在那间书房兼卧室里,桌上灯白天还是开着。理群兄说,他正在研究中国改革之初“打开瓶颈”的那个年代的事。

师兄对他的生活很满意,我却对这个隔绝于社会的环境有些遗憾甚至担忧。

切入现实的文字别有一种力量。2013年春天我在《明报月刊》上登出文章《季羡林:怀念与思考》后,很多人声称,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完全改变了他们对季先生的看法。很多人的“看法”都是由季入住301医院后的特定环境造成的。

季羡林,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对于北大、清华;对于文界;对于中国社会。

假如离我们这么近的人和事情,我们都不能对后世有一个明白的交代,世间还有清浊之别吗?学界还有正邪之分吗?

虽然书推出了,但我的脑海里还有不少要追究的“话题”。

例如,普遍传闻的“季羡林与北大闹翻”,依据是什么?我是不相信先生会对自己安身立命的北大,下什么“狠手”的。真情有待水落石出。

回味我与季先生的多次谈话,他其实是希望自己能够效仿胡适与鲁迅的。尽管在今天人们的心里,这二位巨匠是对立着的。可在季羡林的回忆中,总是把他们并列着,说他们“对青年都是一样的”。季追求的,正是“鲁迅风骨”与“胡适情怀”的合一。

但季羡林的道路没有圆满。他后来在传媒中的形象与他的“初心”大相径庭。

有位哲人说过,任何事物,离开自己的位置都是幻影。

一个终身“从校园到校园”的学者,突然被推到“社会圣贤”的神坛上,他的资源完全是缺失的。

他的资源原是用来教学和著述,后来却被拉到了一个三教九流的大舞台上。

季羡林生活与生命意义的链接就这样被断开了。闹剧与丑剧连续不断地在以他为名义的舞台上演。

好在一个人要证明自己,还有写作的出路。大概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就开始了这个传统。写日记,写散文是先生一生的习惯。但我以为,尤其在他被“包围”之后,以季羡林的睿智,写作成为他有意识的补救。

文字成为他的申诉,文字中于人于社会的观念与感受,质朴无华,与后来媒体上那些的带有“颂圣”意味的形象,判若两人。

从《留德十年》到《“牛棚”杂忆》以及他的大量散文中,先生展现一种“无华的才华”,人格的纯真与善、美。那是“有体温”的文字。这种朴拙文风,形成一道清流,可作沧浪之水,洗濯人们的头脑。

季羡林的语言是平淡的然而带着体温,与浮躁之热不同,与冷漠不同,与优越在上的贵族们不同,与“形而上”的学者派头不同。然而又是有深厚学养的。

比如他在纪念邓广铭先生的文章里提出了一个“后死者”的理念,能够启示后人。

邓广铭先生是一个能够直面批评季羡林的人。他曾对季说过:“不要见帽子就戴上”的话。季在文章中写到,时常在校园中见到这些师友,只是作个揖,点个头,就能够给他予鞭策、监督的力量。

可见身在北大校园时,人的自知与自省是不一样的。

季的散文,随便哪一篇,一读,就知道这是个中国人写的,这是一个经历民国贫穷、经历建国后“运动”磨难,然而深切期盼祖国兴旺的学者写的。这是一个曾经跨越欧洲远隔重洋却千思万想要与祖国共命运的忠诚赤子写的。这是一个饱经忧患、看过中西,思考古今,天天惦记着这块大地关心着同胞青年出路的老人写的。

他对民国年代的回忆,与当今时尚的某些风花雪月的民国描写,情调迥异。季羡林的“民国”,与鲁迅的“民国”基调是一致的。他写自己出身的“穷”,没有饭吃。

他的出身无法与钱钟书、以及任继愈相比。虽然他日后跻身于学界大家,但他是不会隐瞒自己的来处与局限的。

写他自己的学成之路、写他的家庭与清华、写德国的老师与房东、写对母亲的愧疚。写“出国”为“镀金”的动机。写“异国恋”,写“文革”中的惊恐,他从来没有“装”。

事实上他必须抓住那唯一的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这对于他没有第二次。否则他也不会成就后来的季羡林。然而,因此也必有所失。他失去了在国难当头时担当家国责任的时机。

季有坚持真相的品质,大拙之美,一“拙”到底。对自己的负面情况和心理,并不回避与掩饰。这有似于鲁迅先生“一件小事”的自省精神。

鲁迅对于作文白描法,曾谈过十二个字:“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季羡林发表当年的《清华园日记》时,不作任何修饰和删去。这一种正视历史的勇气与态度,是可以标榜于世道的。举国上下,多少大人物多少重要的历史,都被删改过了。

现在很多文章,你一读,有点资讯,但没有“温度”。你不知道作者是不是还活着,不知道他到底想要“谁好谁不好”。很虚无,很不负责,对读者不负责,对社会大局不负责,更不用说,对这个民族的长远发展负责。

古人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种连“你我他”都搞不清的文章不少。

有一种“执手术刀”式的写作,只是资料的切割,戴上理念的标签,没有悲悯,可称之为“冷血写作”。审视一篇文章,常常听见说“有没有料”。但我认为,写文章不是“竹筒倒豆子”,作者处理自己与素材与读者的视角关系,决定文章是否带有“体温”。“人的存在”,就是“人文”品质。

有些人写书,好像是“谢幕词”,一派美言,给所有的人“献花”,没有一根刺。在回忆中有意地忽略了纠葛与矛盾。而“刺”,才是最有意义的记忆。

古语说“文章诸人”,人拥有什么,文章就拥有什么。要提高文章,还是要提高人的素养。

春节之前,看到微信有“北师大的学报在纪念刘盼遂先生”的消息。

这是任继愈先生曾对我着重提及的人物。我还记得,先生说话时的情态。几句话之后,他沉默良久。刘盼遂在日本占领北平后,坚不应聘,靠卖字画维计生活,是一个有骨气的人。

到“文革”,刘先生受到令人发指的残害,所收藏的宋版《十三经》也遭抢劫。对于刘盼遂这样具有强烈尊严的学者,“自尽”正是完成志节的标志。

这迟来的纪念,当告知冥冥中的任先生。

在京时,深圳出版人胡洪侠催我:“你快写吧,任继愈先生已经被人忘记了。”

任先生从来无意成为呼啸社会的人物。人淡如菊,正是他的写照。

任重对我说:“写我家老爷子,尽管你文笔极好,思想深刻,估计也不会太吸引读者。和季先生比,他太简单了,没故事”。

他只说对一半。我们这个社会是“有病”的,一些乐于“逐臭”的趣闻风行于世,一种“窥隐私”的癖好在媒体漫延。从这个角度看,任先生没有那些为世俗“吸眼球”的“事”。可以说,他从不在世俗舞台上浪费与虚掷他的光阴。

但任先生的故事,却是代表中国近代史主流文化取向的“大故事”。

季羡林与任继愈,两位先生都与我有着深交厚恩。想起季先生,令人愤世嫉俗,拍案而起。而想到任先生,则如入芝兰之室,良思如泉。

王羲之曾书联曰:“述古喻今 文无妄作,观天察地 人不虚生”。任继愈正是那类“无妄作”、“不虚生”的学界师表。他占有一个精神与学问的高地,兢兢业业,立身清正。

任继愈所代表的,是那样一批在文化主流中埋首献身,“白首穷经”的重量级的学者,一批具有中华文化“脊梁品质”的人物。这批人曾经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度过他们的青春,接受“国难”的洗礼,具有强烈的民族抱负。

任继愈终身研究中国哲学,尤以老子为专注。他一生阅历丰富,襟怀博远,其格局、视野,在当今学界稀贵。

我受教于先生近十年,被先生称为“入室弟子”。此情此景,恍若昨日。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之道,已经成为我的指引。在很多关键时刻,先生是在明确地规定着我的。

先生赠予我的那两枚“西南联大”校徽,时常想拿出来看,又不忍见之。

这两枚校徽,曾经钮在意气风发的青年任继愈的衣襟上。戴着这校徽的时候,是以昆明为家园的时候。与冯钟芸先生结为连理,也是在昆明。

十年前,在“纪念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的大会上,有人交给我一只信封,上写的是“张曼菱学友—任继愈 2007.11.27”。 打开是一小札:

  “西南联大七十年世称办学的奇迹。这奇迹无非是‘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继续。这种精神是永远前进的方向。            任继愈二〇〇七年”

前不久,任远、任重以子女身份在《南方人物》上披露了先生的当年笔录:“毛主席接见任继愈谈话经过”。

看到先生的遗笔,墨淡纸轻,而骨子里的清香却悠悠透出。

想起那位海外学人余英时,当面与任先生相交为友,在先生逝后却大肆攻击。

对于这段中南海的往事,余曾捕风捉影说任先生:“很早就变成毛很喜欢的一个私人顾问,常常让他去讲佛教。”从这含酸的讥讽中,可见余对于“领袖接见”,其实看得更重。

而在任继愈看来,这不过是“工作”。多少年来他不愿意向同仁及学生提及此事。

可见余英时与任先生具有“物种”的不同。

先生在注明里写道:“毛主席鼓励个人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写在这里,未记录在其中。”

这简单的一句话,省略掉了当年毛泽东对他的好评。比起那些“见帽子就戴上”的世俗之徒,这是何等纯净的心灵境界。

当时任继愈43岁,一位中年的哲学教师。

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有多少人用领袖的一句话就可以翻云复雨,捞取巨大私利。

任远与任重在文章中有一段话,令人掩卷沉吟:

“人渐行渐远,凡事早该尘埃落定,时间,改变着一切。但是有时候正相反,过去不注意,没有深入考虑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回忆过程中,倒是觉得线索明晰了。 消失已久的1959年在毛主席家谈话记录最近被发现,让我们联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也对这几十年父亲的思想和为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先生走了,还在给这个世界注入清新隽永的启示。这就是魂魄不灭吧。  

春风又绿昆明城。

走近水边,海鸥在空中鸣叫着。不由掏出手机来,又回到那过去的岁月,我打开“通话”,朝着这些快乐的精灵:

“先生,你听见了吗?这是滇池上的海鸥。”

先生会在那边兴奋地应答道:“听见了!我听见了。”

2017年春分  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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