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室由侯外庐先生负责。和其他室不同，我们不是个人研究，而是作为侯先生的助手，进行「集体作业」。主要的理论框架都是他的，而且已经建构好了，我们的工作就是找材料来填充，所以他让干甚么我们就干甚么。我的年纪最大，刚来时候三十五岁，其他几位都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叫作「实习研究员」，一个月拿56块钱。后来又招研究生，前前后后大概有七八个人，也帮着干点活儿，但主要是来进修的。再往后，就是文革的那批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
那时候，侯先生有四位得意门生，张岂之、李学勤、林英和杨超。我听组里的一位老先生说：「我们组有四员大将：林英的组织（他是党小组长，负责组织工作），张岂之的文章，李学勤的材料，杨超的理论。」这四位是侯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学问都好、聪明能干，除了杨超自杀外，其他三位现在都是大名人了。
确实，侯先生在挑选人才方面很有眼光。他带的年轻人不仅一个博士没有，有几个连学历都没有。李学勤只在清华哲学系念了几个月，林英大学没毕业，杨超也只念了一年大学。可是侯先生看他们有才，就把他们吸收进来，这和现在的体制大大不同了。这四位才子也的确帮他做了许多工作，《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主要就是他们的功劳，最后由侯先生统稿。
不过批侯先生的时候贴大字报，这「四员大将」就变成他手下的「四大金刚」了。
杨超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他搞的佛学在当时几乎没几个人懂，可称得上是绝学。学问好、为人好，德才兼备，非常之难得。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认真，真正钻研马克思的原著，真诚领会上面传达的精神。别人可以跟演戏一样随风转，他却来真格的，每次发言都是肺腑之言。比如在台上，有的人说自己「罪该万死」，他是决不会这样说的。
另外还有一点，杨超有神经病。不过所谓天才，无非就是脑子比别人都灵，也许表现出来就是神经病。这里说两句旁的话，我们室有四个神经病——比例似乎高了些，其中一个是研究室的副主任高全朴。他是军队复员来的老革命，据说他的病是延安整风落下的。70年代，有一阵子我们天天到北京摩托车厂劳动，有一天，他突然就在车间里自言自语起来。因为只有我和他两个人，起初我并没在意。后来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而且不讲中文，但也听不出是哪国文，我就知道他犯病了，赶快叫别的同志来。高全朴瞪着眼睛，问：
「你是谁！」
人家说，我是某某某。
他大嚷起来：「不对！你老实交代，你是谁！」
于是，大家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杨超的病和他不同，大概是先天的。不犯病的时候脑子比任何人都好，读书、写文章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犯起病来就不知所云。
杨超家离我家很近，走路用不了十分钟，而且我们的关系很好，彼此经常串门聊一聊。有一次我对他说：「文革今后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也可能我们就不在一起了。作为临别赠言，我要劝你两句。我以为，你不适宜做一个职业的政治活动家，千万不要把自己陷得太深。」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他都真诚参与，对马克思主义是认真对待。我相信，他不是做政治投机的那种人，包括文革一开头参加造反派，那也是真心的。但有时候实在难以分辨谁对谁错，别人的话是真是假也很难说，何必搅在里边？所以，我的态度是能躲就躲，也劝他不要参加那些运动，可是他并没有听我的意见。
1968年底，或者1969年初，正是抓「五一六」的时候，凡被点到的几乎没有不承认的。可是他不承认，是极少数中的一个，而且拒绝交代别人。写了一张纸条：「我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谁是『五一六』。」自杀了，年仅三十九岁。
杨超的死给我触动很大。社会进步应该有一个淘汰的过程，择优汰劣。可是我们正相反，德才兼备的往往做了牺牲，反复无常的人倒得其所哉。比如历史所有个人坦白，说自己画了中南海的地图，准备挖地道进去搞破坏。这样的人倒被表彰，而且后来做了政协委员、政治学所的副所长，拿政府的特殊津贴。这岂不成了社会的反淘汰？
如果一个社会要以牺牲优秀者为其进步的代价，就未免太残酷不仁了。
林英是老党员，解放前就是地下党，当时是我们党小组的组长。文革一开头，中央文革扶持造反派，到处造当权派的反，凡作领导的都跑不了。所以他是我们室最早被揪出来的，不但因为他是「侯外庐的大弟子」，而且还是历史所党委书记尹达下面的「八大金刚」之一。这「八大金刚」还包括林甘泉、邹家驹、田昌五等等，大概都比我小五六岁，不仅都是党员，而且大多是党委，是真正当权的人。林英两边都占着，所以后来我就笑他是「双料的金刚」。记得干校回来的时候，我看他办公室的书架上空空如也，只有一个大帽子、一个牌子，都是斗他时候戴的东西，就问：「你还留这个做甚么？」他说：「我现在想开了，无非就是戴帽子、挂牌子。所以先留在这儿，指不定哪天还用得着。」就是说，反正我已经戴了帽子，将来不过如此，无所谓了，再也不必处处小心谨慎。
林英是个性挺强的一个人，往往和别人的关系搞不好，很多青年认为他官僚架子十足，做事主观，态度也不好。后来政治学所成立，林英被调去做副所长，和所长严家其的关系搞不好，又调到宗教所任副所长，和所长任继愈的关系还是搞不好。不过在我看来，林英有个很大的优点，从来不造谣。哪怕观点是错误的，但他从来只说真话，这就很难得了。包括我戴了「反革命」的帽子以后，他也从来没说落井下石。所以我倒和他很要好，相处二十年，彼此甚么话都说。
另外还有一个冒怀辛，是冒辟疆的后代，而且是嫡系，他的祖父冒广生是清末民初有名的名士。所以在我们历史所同辈人中，冒怀辛的旧学根底是最好的。有一次跟我发牢骚，说：「怎么这些人（指所里的某些青年）甚么都不知道，连钱谦益都没听说过？」于是我就劝他，说：「时代不同了，你是世家子弟，你知道的别人未必知道。……反过来我问你，《金光大道》你知道吗？」文革时期书很少，浩然的《金光大道》是当时最有名的一部小说，很多青年都在读。我虽然没读过，但至少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冒怀辛比我小三岁，可是他连书名都不知道，我就以此劝他。
张岂之在历史所是兼职，经常要回西北大学，我和他并不熟。所里其他同事上班不是很严格，只有我和李学勤几乎天天上班，天天见面。不过我和杨超、冒怀辛、林英的交往更多一些，也更友爱，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出卖我，彼此交往都没有警惕。
李学勤比我小十几岁，自学成才，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跟风也跟得紧，这一点很难做到。比如运动里几乎人人挨整，林英被整，杨超自杀了，张岂之回西北大学也被整得很厉害，唯有李学勤没有挨过整，这是非常少见的。
聪明是李学勤的一大优点，可是他的缺点也在这里。聪明过甚，思想变得太快，往往也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了。所以我想，他的思想改造应该相对容易。比如那时候，李学勤是批判组组长，顾颉刚就是他批的。他把顾颉刚先生的日记都看了，掌握材料非常详尽，然后作为罪状拿去批斗。这样的事情，如果换作我，我是做不出来的。
后来李学勤离开我们室，去搞先秦史，现在是首席科学家了。关于他的争论非常之多，我也不太清楚。我以为，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所以能够一帆风顺。说到这里，我又要为杨超惋惜起来。他就是太认真了，也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难道你就看不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