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我从胡适面前走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7 次 更新时间:2016-04-07 14: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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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 (进入专栏)  

   我对胡适没有研究,我见过胡适,崇拜过胡适,学习过胡适,思考过胡适,今天凑个热闹,谈谈我的回忆。 

   胡适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大陆,他去了美国。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由美国回台湾讲学,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回台湾参加国民大会,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回台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九六二年二月去世。由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他在台湾六个年头,这六年间他对台湾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台湾报纸对他的一言一动都当作重要新闻,台湾读者闭上眼睛,都随时可以看见他的一张笑脸。

   作家开会谈「胡适在台湾」,好像应该从文学的角度谈他。胡适在台湾最重要的影响不在文学,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时间几乎都拿来宣扬民主自由,这一部分说来话长,还是先谈文学。

   今天回想起来,胡先生对台湾文艺的发展好像不大关心。他是反共的,一九五○年代台湾兴起反共文学,他没说话。他是主张创作自由的,他去世前,现代文学已经初展,争议已经出现,他也没甚麼表示。他开创中国的白话新诗,他在台湾也不谈诗,诗人也不找他请教。

   回想起来,胡先生鼓吹言论自由,不遗馀力,文艺表现的自由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可是他从未这样说过,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总觉得他越来越跟文学不相干。

   文艺运动要由大作家领导

   一九五二年,胡先生第一次回到台湾,这是大新闻,很多人自动到飞机场欢迎他。我当时在广播公司工作,也跟著采访记者赶到松山机场,还参加了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时都说他回来担任政府的职务,也有人说他要组织政党,新闻界对这两件事兴趣很大,他用太极拳应付过去。

   终於有人问他对文艺运动的看法,他很认真的说,「文艺运动要由大作家领导」。这是他第一次谈到文艺,只有三言两语,那时我是个文艺青年,心里很纳闷,政府正在搞反共文艺,大作家正是被领导的对象,我不懂他是甚麼意思。终於有一天我明白了,他的看法是文学史的看法,「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领风骚五百年。」从他的角度看,五十年代的反共文艺运动是个政治运动。

   一九五八年,台北的中国文艺协会开大会,邀请胡适演讲,胡先生讲〈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演讲有现场录音,事後又记录成文字,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

   政府对文艺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我们的文艺作家应该完全感觉到海阔天空,完全自由,我们的体裁,我们的作风,我们用的材料,种种都是自由的,我们只有完全自由这一个方向。

   人的文学、不是非人的文学,要有人气,要有点儿人味,因为人是个人。

   在〈人的文学〉演讲之前,他在文协有一次演讲,提到中共改造作家,他引用外国通讯社的报导,女作家丁玲「跪」在文协的地板上擦地板。「跪」字吐音很重,声音也拉长,同时两只手做出擦地板的姿势,表情很悲怆。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听过他很多演讲,只有这一次看见他这样「柔情」。

   在〈人的文学〉演讲之後,台北文化界纪念五四运动,请胡先生演讲。他说起当年他提倡文学改良,陈独秀把「改良」换成「革命」。他提到文学有生老病死,文言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学。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胡先生不管说多少遍,大家还是爱听,这是他的魅力,我没见过第二个人能和他相比。那次演讲,他特别提到他们对新文学创作「提倡有心、实行无力」,他提出鲁迅和周作人,称赞了两句。那时台湾无人敢公开说出鲁迅的名字,而且鲁迅当年骂人也没饶了他,他「外举不避仇」,我感受到他的风范。

   《红楼梦》没有艺术价值?

   一九五九年,中国广播公司播出《红楼梦》,我跟胡先生有近距离的接触。播送《红楼梦》是曾虚白的构想,他作过中国广播公司代总经理,他在任的时候,中国广播公司条件不足,「拿不动」这个节目。一九五九年,时机成熟,节目部主任邱楠著手实行,曾虚白虽然离开了中广,但答应担任这个节目的顾问,全力支持。曾虚白的老太爷就是曾朴,《孽海花》的作者。曾先生和胡适熟识,他打电话给胡先生,请他担任这个节目的顾问,然後节目部主任邱楠带著我拜访胡适,那时中广还没推行「制作人制度」,开办新节目先由编审组作业,再送到导播组,我是承办编审。

   胡适答应担任顾问,也同意邱主任提出的顾问名单:曾虚白,李辰冬(文学教授),李宗侗(清史专家),他提议增聘史学教授吴相湘。中广在胡先生的主持下开了三次顾问会议,「胡适气氛」名不虚传,满室如沐春风。胡先生很热心,他在台湾很少实际参加文艺活动,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

   第一次会议首先谈到《红楼梦》的版本,胡先生决定选用「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程伟元刻印、高鹗修改过的本子,台北世界书局买得到,它的好处是语言比较浅显通俗,用听觉接受,困难比较少。然後讨论应该原本照播还是加以删节?胡院长显示了他的科学训练、理性主义,他认为警顽仙子、太虚幻境可删,女娲补天、顽石转世必删,宝玉失玉和尚送玉也没有播出的必要,倒是色情「诲淫」的部分,他轻轻放过了。我在旁担任纪录,暗中非常惊讶,他甚至说,《红楼梦》有很多琐碎冗长的记述都可以删掉,只选有情节的章节播出。

   会後立即到世界书局买书,我和导播崔小萍女士都得埋头苦读。然後我向邱主任请示,我问,是否可以把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删掉?那时「性」是广播中的大忌,唯恐教坏了年轻人,他说可以。我问,是否把大观园对对联、行酒令、作五言排律删掉?那时文言也是广播中的一忌,因为听不明白,他说可以。至於胡先生指出的「迷信」呢,邱主任说不能删。如果不删,我担心胡先生不高兴,他再说一遍「不能删」。

   第二次顾问会议,我提出作业报告,胡听了一时没有反应,我心中很有歉意。邱问大家:有没有不该删、删错了的地方?大家默然,胡先生看了我一眼,很客气的说:「删掉的都是该删的!删掉的都是该删的!」言外之意,还有没删掉的也该删。一阵温暖涌上我的心头,他明白作业程序,我是个箭靶子,他不为难我。邱主任有准备,他说节目部按照胡先生的指示,选取《红楼梦》的精采情节,另编二十个广播剧,总算把场面应付过去。会後消息公布,我接到高阳的电话,他那时正在热中跟《红楼梦》有关的事,很想分担「二十个广播剧」的编剧。其实邱主任只是虚晃一枪,并未打算实行。

   即使如此,朋友们对我胆敢到《红楼梦》头上动土还是一再讽刺,他们指著我说:「你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编辑。」

   编审组还有一个计画,请各位顾问对听众发表广播演说,各人以不同的角度谈谈这部小说,其中有一个题目是「红楼梦的艺术价值」,预定由李辰冬教授担任。胡院长看到这个题目忽然提高了嗓门儿,他说《红楼梦》哪有艺术价值!他的理由是《红楼梦》没有plot,他说他住院检查身体健康的时候,朋友送他一本《基督山恩仇记》,这本小说有plot,好看,那才有艺术价值。据说这是胡博士一贯的见解,可是我不知道,那天听见了,更是惊诧莫名。

   《红楼梦》没有艺术价值?没有plot?字典上说plot是「情节」,红楼梦没有「情节」?我再查别的字典,终於在梁实秋编的字典中查到,plot既是情节,又是结构,还是「阴谋」。我後来知道plot是西洋传来的东西,中国没有plot,但是有章法布局,那就是中国的结构,《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都没有plot,但是都有结构,两者「不同」,但是不等於好坏。唉,这好像要批判胡适了,罪过!罪过!

   然後《红楼梦》由办公室进入播音室,那就是崔导播总揽一切了。

   事情一沾上胡适,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

   胡适毕竟是胡适,他对台湾的文学还是发生了影响,例如他到台湾以後,大家用白话写应用文也彷佛成了风气,他在这方面没有言教,只有身教。他一九五二年回台湾的时候,台北的中国文艺协会排队迎接,扯起巨幅布条,上面写的是「适之先生,我们热烈的欢迎您!」那时候,事情一沾上胡适,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

   胡适提倡白话绝不放弃任何机会,例如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站出来「大义灭亲」,外国通讯社发出电报,说胡思杜「没有缄默的自由」。在那种情况下,胡博士还有心情告诉中国记者,应该翻译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有一年胡适生日,文化界许多人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为他祝寿,他亲笔写了一封道谢的信,影印了,寄给每一个来宾。这封信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昨天小生日,惊动各位老朋友。」

   中央研究院有一位工友,他的女儿读师范,毕业了,希望能在台北近郊找个小学教书,就近照顾家庭,这件事很难办到,除非有大力人士介绍。这位工友写签呈要求院长帮忙,胡博士并不认识任何小学的校长,姑且照那工友的意思写了介绍信,也是毛笔、亲笔、大白话,那校长把信装在镜框里,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用白话写应用文,老教授毛子水也曾响应实行,我想他是让内忧外患交迫中的胡适开心片刻。风气所被,那些年报上常有「我俩情投意合」一类的结婚启事,「我们的父亲某某先生」一类的讣闻。我认为寿序、祭文、奖状、贺词、褒扬令等等「仪式语言」才是文言最後的阵地。

   胡适到各地演讲,美国之音驻台北的单位都派人录音,早期的丁秉燧常在现场拉线安置麦克风。大部分录音都交给中广节目部一份,节目部交给我听一遍,我的任务是斟酌是否适合播出,或者摘出一部分播出。我在工作中深受胡适语言风格的薰陶,他使用排比、反复、抑扬顿挫,常使我含英咀华,他有些话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他明白流畅而有回味。我只能跟他学叙事说理,学不到抒情写景,他毕竟只是广义的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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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鼎钧,《文学江湖》,三联书店,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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