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与生命对话——《怒目少年》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 次 更新时间:2016-05-29 16: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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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 (进入专栏)  

   这些年,常常看见有人在文章里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会生气,敢生气,也曾经怒不可遏。“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一齐怒火炙心的时候,也曾使“山岳崩颓、风云变色”,一个人忍无可忍的时候,也曾“忘其身以及其亲”。

   远者固无论矣,以我及身所见所闻,中国人为了“华人与犬不得入内”而生气,为了挥动东洋刀砍掉中国人的脑袋再哈哈大笑而生气,直气得开着大卡车冲进黄浦江,气得把一排木柄手榴弹绑在前胸后背往坦克底下钻。中国人也为了从香港到重庆的飞机上有一只洋狗而生气,也曾为了庄稼汉沿街叫卖他的小女儿而生气,直气得抛下老婆孩子远走高飞、隐名埋姓,二十年后再回来清算他的亲族乡党。

   中国人生了气,有时像滚水,有时像火山。抗战军兴,中国人蓄怒待发,出气的对象有变化,先对外国,后对本国。许多事我或在局外、或在局内,许多人我或者理解、或者迷惑。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我们不知道何时、何故发生这种载舟覆舟的变化,我们不是秋风未动蝉先觉,而是秋风已动蝉先落。原来人的情绪那么不可测,后果那么不可预估,许多人这才修心制忿。

   出入于两种怒气(对外国和对本国)之间的我,以一个少年人的受想行识,构成《怒目少年》这本书的内容。继《昨天的云》之后,这是我的第二本回忆录——应该说是第二部分。它记述由一九四二年我前往抗战后方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为止,我对中国社会所作的见证。“两种怒气”的消长即发生在这段日子里。

   2

   写回忆录需要回忆和反省,需要资料帮助回忆和激发反省。要清理五十年前少年事,得找到五十年前少年人。一九八二年,我对中国大陆展开了连续四年的通信搜索,向“隔世”寻找我“前生”的旧识。那时,中国大陆的经济繁而未荣,要他们花两元人民币回一封航空信是个负担,我到集邮商店高价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票贴在信封上,打好通信地址,把信封一个一个寄给他们使用。那几年,我几乎每天收到由中国大陆来的信,补足这本书需要的资料(抗战生活),也为我写下一本书提供助力(内战经验)。

   五十年了,经过那么长的战争和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旧人怎会仍在原处?不错,内战期间的大迁徙,战争停止后的大整肃,他们在数难逃。他们的星球爆炸了,他们散落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青海、云南、广西、四川,做旧世界的碎片。谢天谢地,他们还活着。种种磨难都是事实,可是他们活了过来。谢天谢地,外面风传的大灭绝并未发生。

   这些人,又是如何被我找到的呢?这多亏了中国大陆各地的侨务办公室,简称“侨办”。大陆上由中央到地方每一级政府都有侨办,即使乡镇也有一个人兼办这方面的业务。只要我能提出某人的原籍地址,他们一定有办法弄个水落石出;只要我能提出某人“最后”住在何处,他们也多半能有个交代。他们人口管理严密,名不虚传,侨办执行政策之彻底我们自叹弗如。——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一九八六年以后,四海交流,统战成功,除了有影响力的侨领,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再接到他们的回信,时也,势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无论如何我感谢他们,我的愿望已在一九八六年以前实现。我把他们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写在日记里,保存在通信的档案里,但是不必写在这里。

   我还需要阅读。我读战史、方志、名人的回忆录,我从那些书里没找到多少可用的材料。我说过,我关怀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贴近泥土的“黔黎”,历史忽略了他们,不愿笔生花,但愿笔发光,由我照亮某处死角。说来伤感,打开那些书,皇皇巨著之中,赫赫巨人之下,青年只是一行数字,军人只是一个番号,县长乡长无论有多大贡献,总司令也不知道他姓张姓李,少将以上的部队长才有个名字,下级官兵只在“伤亡过半”或“全体壮烈牺牲”之类的官式用语中含混提及,无定河边骨向来不设户籍,更无论老百姓的汗和泪了。那些书里有天下,没有苍生。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图书馆发现一大批刊物,是中国大陆各省各县印行的《文史资料》,这些刊物在各省各县政协的主持下定期出版,他们长期搜集整理地方史料,做成记录。这一批刊物对我帮了大忙。

   以我涉猎所及,一九八二年以前你很难找到信史。但《文史资料》记邻里乡党之事,影响甚小,上级不甚指导,执笔者又多是十室忠信,朴实无华,他们大概还没听说“上帝给我们语言文字,正是要我们掩饰事实”,或者听说过,还不能领会,他们居然不偏不倚地写出许多真相来。——我自己身历其境的事,是真是假我当然知道。

   我从这些事件里走出来,现在又借着阅读走进去。我找到日期、地点、某人的名字和数目字。我需要的正是这些,难遇难求的也正是这些。本书出版以后,凡是我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峄县、阜阳、南阳、内乡、汉阴、安康,我都会寄书给它的政协、文史办公室,附一封我的感谢信。一如第一本回忆录《昨天的云》出版以后,我曾寄书到苍山、峄县、郯城、宿迁。将来第三本回忆录出版,我也寄书到宝鸡、南京、上海、沈阳、秦皇岛、天津、宝坻。

   根据《文史资料》中的线索,我在大陆上买了一些书。隔洋买书,我的办法是“不管有鱼没鱼、先撒一网”。看见书名,猜想它的内容,买来再说,网中也许空空,那么再撒下去。幸而大陆上出版的书,书名和书的性质大致符合,不像台湾,书名往往脱离书本单独供人欣赏。感谢大陆亲友,他们在官吏的猜疑下、在人与人还不能和睦对待的地方办事,忍受公车司机的呵斥、乘客的互相践踏、书店职员的白眼、邮局柜台的颐指气使,寄来我需要的著作物。我也把他们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写在日记里,保存在通信的档案里,但是不必写在这里。

   那些书多半以内战四年为背景,演说历史巨变。那些大事本末我用不上,但是它使我重温恐慌、焦虑、虚无,以及在绝望中挣扎的本能,到了我写下一部回忆录,成了无形的助力。感谢这些著述者。

   4

   在《昨天的云》里那样年纪,我们思想单纯,七窍混沌,受父母庇护,无须面对挑战,眼睛明亮然而只朝空气看。没关系,只要你长大。

   在《怒目少年》那样的年纪,开始窗隙窥月,雾里看花,一路挺胸昂首,没有天使指引、先知预告,自以为是,坎坎坷坷。没关系,只要你长大。

   人活着,好比打开一架摄影机,少年时底片感光,不曾显影,一直储存着,随年齿增长,一张一张洗出来。

   下一本书我打算写三年内战。那三年我又大了几岁,“摄影机”的性能提高,并且知道世事有远因近果,有表象内幕,有偶然必然,有真诚伪装。重要的是学会了作出决定并面对后果,在惊骇、抗拒、疑惑、悲痛中认识人性,长大真好。

   长大了,由窗隙窥月、中庭步月进入“高台玩月”,人生的秘密次第揭露,应验了《圣经》上的话:“所有在暗室中隐藏的,都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种种昨日,作成了一个人,这人凭天赐的基料作成了一卷或几卷书,这一生算是“还诸大地”。

   米兰·昆德拉说“回忆是依稀的微光”,我的回忆“在我大量阅读有关史料之后”是望远和显微。

   克莉斯蒂说“回忆是老年的补偿”,我的回忆“在我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之后”是生命的对话。

   有些中国老人怕回忆,如果他是强者,他有太多的孽;如果他是弱者,他有太多的耻,两者俱不堪回首。他的回忆录不等于回忆。

   有些事情我还得仔细想。生命不留驻,似光;不停止,似风。山川大地尽你看,“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浮云。”实际上也带不走,连袖子也得留下。不能携带,只有遗留或遗失,这是生命的特征。

   现在,电视、报纸天天有人谈论青少年。正是:

   水流少年色,风飘少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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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鼎钧《怒目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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