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你死我活办电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0 次 更新时间:2016-05-29 16: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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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 (进入专栏)  

   一九六二年十月,台湾电视公司开播。

   起初,电视机售价昂贵,没有彩色节目,每天只播出几个小时,节目制作也相当粗糙,但是它能让我们“看见”:看见“总统”检阅陆军海军,看见电影明星上台亲手接过亚洲影展的大奖小奖,看见联合国开会,看见毛公鼎、罗浮宫、英国国王的皇冠,人端坐不动,可以看见山前山后,江头江尾。

   于是无线电广播的优势立刻结束,台北广播事业公会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广播年鉴》记载了官方的统计数字,照这些数字演算,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这十年是台湾广播的黄金时代,台湾的收音机增加了十九倍。一九六二年台湾电视公司开播以后,一九六八年“中国电视公司”开播之前,这六年之间电视机增加了七十三倍!

   “中广”公司有一个“业务所”装备收音机出售,资深经理姚善炯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往事,他说台湾电视公司成立以后,收音机的销路不断下降,业务所生意清淡,他用“乏人问津”形容最低潮。

   “中广”公司也曾认真研究怎样和电视竞争,最后的结论是,“中广”必须增设电视部,电视和广播双轨经营,相辅相成。我想起韩战发生后,美军喷气机出动参战,台湾飞行员面对这个先进机种瞠目结舌,军方也曾认真研究怎样用螺旋桨战机和喷气机作战,结论是必须购买喷气机。

   一九六五年七月,黎世芬出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我们事先听到消息,也曾有过一番争议。黎先生是中央政校(政治大学前身)的杰出校友,李荆荪的同学,但是他脱离新闻界进入了情报界,借用居浩然对这一行的描述,“背后有一手,站出来不能上电视。”“中广”盛极而衰,他会怎样振衰起弊呢?

   黎总到任,立即个别约见各部门主管,了解情况,咨询意见,决定着手做三件事:第一,把“中广”仁爱路本部的办公室扩建为三层楼,配合业务发展;第二,给员工加薪,提高士气;第三,办电视。第一件事情容易,第三件最难。

   黎总的行政才干似乎超过魏总,“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他先把容易办的事办好,威望建立了,士气提高了,于是派工程人员出国考察采购设备,派节目人员出国进修学习技能,运用党政关系向银行贷款盖十层大厦。他力排众议,决定办彩色电视,后来居上。

   最初的构想是“中广”公司成立“电视部”。电视多娇,英雄折腰,那时台湾有二十八家民营电台,他们也面临生存危机,决定联合起来办一家电视,扩大生存空间。社会上还有所谓“有力人士”,也向交通部递出申请书。那时朝野上下,都认为台湾面积小,人口少,广告资源也有限,最多只能有两家商业电视,政府当局决定由所有申请人合办这第二家电视,于是三山五岳的英雄豪杰都到“中广”来开筹备会议,展开激烈冗长的争吵。

   那时二十八家民营电台的创办人皆非等闲人物,联手进攻,声势浩大,连于斌总主教这号人物也代表益世广播电台披挂上阵。“中央”授意,未来的“中国电视公司”属于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党股要占多数,经营的实际权力要握在党的手中。但党“中央”对民营电台的联合阵线没有约束力,全靠黎世芬通过协商的方式完成,这个任务的难度很高,几乎就是与虎谋皮。如何分食这一块电视大饼,历经十八次协调会议,对方人多口杂,有时发言的品质粗劣不堪。想当年“中广”公司要做广告,民营电台群起反对,双方只是隔空交火,这一次却是坐在会议室里鼻子碰鼻子。据参与会议的人描述,黎总是基督教的布道家,可以忍辱负重,他也是情报界杰出的上层人物,能够翻云覆雨。党部派出的筹备委员实际上只是观察员,漫长的十八次协调会议是十八次战役,黎世芬亲冒矢石,伤痕累累。

   “中广”的副总经理李荆荪也是筹备委员,他有时实在看不过去,起而发言,声色俱厉。有一次,某台长站起来摆出江湖老大的威势,议事无法进行,李荆荪立刻发出警告:“这是台北,不是上海码头!你在上海的事我们都知道,从明天起,请你连续看一个月的《大华晚报》!”(李是《大华晚报》董事长)这位台长才安静下来。

   李荆荪使黎世芬能保持基本的颜面和风度,协调结果也符合“党的利益”,李因此也成为民营电台的公敌。实际上“中央”并未规划李荆荪进入“中视”,李也没有这个意向,他甚至并不喜欢黎世芬这位老同学,马老师(马星野)劝他留下来。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国电视公司”在“中广”主导下开播,一九七一年二月,“中视”大厦启用,十一月,李荆公遭调查局逮捕,黎总经理听到消息,流下眼泪。

   还有更大的难题。“中国电视公司”奉准成立时,“国防部总政战部”表示很大的兴趣,王昇上将永远在提高官兵的忠诚、士气和知识水准,他对电视这样的利器钟情已久。他希望军方对“中视”的经营也有发言权,“中视”能在节目方面分出相当多的时间,由“总政战部”全权使用(负担全部节目制作费用)。国民政府党政军三权分立,总裁既然没有指示,“国防部”也没有正式出面洽商,中央党部反对军方以“技术层面”在“中视”的节目内成立“租界”,授意黎世芬阻挡。那年代王上将心想事成,黎总赤手搓方成圆,所受的“内伤”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电视公司”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成立,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开始试播,十月三十一日正式开播。万事俱备,黎总向股东会提出报告,有人突然发难,质问购买机器的回扣到哪里去了。黎总一生清白,他知道回扣的下落,可是他不能说,股东都知道回扣的下落,也都知道黎世芬有口难言,可是偏偏穷追不舍,董事长木雕泥塑,作声不得,惟恐自己惹上嫌疑,这就把黎总推挤到瓜田李下,在他的品格上泼墨涂鸦,那一刻,恐怕是黎总一生最痛苦的时候。这是把黎世芬的廉洁当做他的弱点来伤害他,然后由他自己伤害自己。

   李荆荪既非党股代表,亦非董事监事,没有出席会议。节目部副主任杨仲揆要求以列席员工的身份发言,他非常沉痛地说,“中视公司”现有资产用“亿”计算,“中央”没拿出一文钱来,黎总“赤手空拳,为党造产”,现在大会没有一句话肯定他,没有一句话安慰他,还要为难他,消息一旦传出去,全“中广”全“中视”的员工都要心灰意冷,这怎么能维护发展党的电视事业!他这一番话正气凛然,这才打破僵局,转移话题。

   “中视”开播时,我对杨仲揆说,黎总艰难创业,“党中央”该给他奖章,董事会应该通过慰问嘉勉的提案,否则无以策励来兹。杨仲揆福至心灵,把那番话用上了,黎总大为感动,后来他把杨仲揆调回“中广”,历任节目部经理和海外部经理,最后还想举荐为副总经理,未能成功。“中视”筹备期间,我参加一部分文案工作。一九六九年十月正式开播,副总经理张慈涵先生希望我能到“中视”节目部以副经理名义兼任编审组长,我说电视是个争大名夺大利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碰撞必定激烈,我自问没有能力在那样的环境中有所建树,还是留在“中广”公司吧。那时广播、戏剧和新闻三界多少英才志在“中视”,纷纷央党政要人写信推荐,黎总没有时间细看,人事室把它们简化了,造成一份名册,名册的格式很特别,第一栏先写推荐人,第二栏才是被推荐人,下面依次是被推荐人的学历、经历、希望担任什么职位。黎总披阅时,先考量推荐人对公司前途的影响力,然后才是想来谋职的那个人是否适任。他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还能想到调用我,实在是我的荣幸。可是这时我的虚荣心所余无多。

   后来编审组长由副经理杨仲揆兼任,一九七○年年底,杨仲揆找我,他说工作实在太忙,很希望我去为他分劳。我初入“中广”担任编撰时,他是编撰科长,他的学养很好,我曾经说他“言忠信而行笃敬,明理论而通实务”。那天我们的谈话值得一记。

   我说“中视”人事关系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排挤比“中广”更甚,长于权谋的黎总经理行事风格,只有更加“兵无常法、水无长形”,我和他之间没有足够的默契,善始难以善终。他说《中国时报》的余纪忠董事长才是统驭大师,你在“中时”多年,看见过沧海,怎么还会怕水?我说《中国时报》是余董的私人事业,私人事业的老板握有绝对的权力,说得到做得到,善善能用,恶恶能去,无论朝三暮四还是暮四朝三,总会五六不离七。“中视”公司不同,黎总只有相对权力,人事制度、会计制度、长官意志、党政传统处处设限,他说得到做不到,为了推动工作,只有伸出马鞭对空虚指:“前有梅林,可以解渴!”他比较难伺候。

   杨仲公知我甚深,他话题一转,谈到我怎样开始做影评人,谈到影评人老沙、萧铜、汪榴照,谈到新闻局拍纪录片我写过几个剧本,他说我对杂志、报纸、广播、电影都有工作经验,倘若再加上电视,那就经历完整成为媒体写作的全才了!写作是我最后的执著,他这句话击中要害。

   恰巧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中华日报》销路下跌,广告减少,中央特地把楚崧秋从第四组主任的高位请下来,担任《中华日报》的社长,高层认为只有他能够把《中华日报》的形势拉高。有一天我接到楚先生派人送来的一张便条,他用蓝色铅笔写着:“鼎钧同志,请来《中华日报》一谈。”字体大,笔画粗,很像是公文的批示。那时我也认识几个大官,从来没见过这样高的姿态,心中暗想,我可以去见你,但是无论你说什么,休想我答应。

   后来我知道,蒋公喜欢用一种高档的进口铅笔批公文下条子,那种铅笔不用刀削,而是用手指一圈圈剥开。蒋公的“身边人”外放独当一面,喜欢仿效,楚先生跟中央党部四组写便函也如此做,我不懂事,错过他的美意。

   见了面,楚社长第一句话就像判决主文,要我接编中华副刊。我对副刊的志趣实在已被《中国时报》消磨净尽,我想到了“中视”公司,我说“中视”通知我去做编审工作。他的口气强硬:“黎先生要用你,他当然优先,除了这个理由以外,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跟他做过事,他用老长官对老部下的口吻对我说话,毫不“见外”,我了解他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诚恳。 那时副刊还是报纸表现特色的地方,要改变《中华日报》就要改变中华副刊,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正好原来的资深主编小说家南郭也倦勤了,我想间接参与楚先生的雄图回报他的知遇,想起小说组同学蔡文甫,如果文甫兄来接手,我就从旁使得上力气。我没有时间考虑,仓促提出他的名字,楚社长很不客气地说:“我是要你来编副刊,不是要你推荐人才。”他把我挤到了墙角,我想效法一下战国时代的游士,我说蔡文甫是《中华日报》驻汐止镇的记者,怀才不遇,如果新社长识拔他、重用他,可以使全报社同仁耳目一新,提高士气。这句话他听得进,那时候“提高士气”正是他的一大心事,他果然聘文甫兄为副刊主编。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他还把主笔高阳升做总主笔。

   楚社长鸿图大展,《中华日报》转亏为盈,中华副刊也成为联合副刊、人间副刊之外的“第三势力”,好比三国时代的西蜀,报纸依然能保持绅士风格,淡雅面目。“中国电视公司”的局面就艰难得多了!

   依国民党的理想,设立电视可以塑造国民品格,提升国民素质,改良社会风气,而党的大政方针寓于其中逐步实现。国民党向来反对传播媒体商业化,“蒋委员长”当年说过,办文化事业赚钱,“还不如去做贪官污吏”。

   可是国民党一手主导的电视时代,连三家都是商业电视!新闻学者有言在先,广播可以有限度竞争,电视不可以竞争,商业电视有竞争的天性,办“中视”,就是由它和“台视”竞争,再办“华视”,就是由它和“台视”、“中视”互相竞争。观众的结构犹如金字塔,素质越高,人口越少,素质越低,人口越多,电视节目要有最多的广告,就得有最多的观众,要有最多的观众,还能有很高的水准吗?国民党的理想还能落实吗?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呢?未来的得失是怎样评估的呢?我没有读到任何文件,也没有听到任何传闻。

为了表示在商言商,“中视”的一级主管由“主任”改称经理,提供广告的商人由客户改称“广告主”,他们才是主人!我们也开始私下称黎总为黎老板。广告主不是中央四组主任的那个“主”,也不是警总政治部主任那个“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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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鼎钧《文学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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