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特务的显性骚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3 次 更新时间:2016-05-29 16: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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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 (进入专栏)  

   五十年代,台湾号称“恐怖十年”,国民政府绝命挣扎,“检肃匪谍”辣手无情,大案一个连一个公布,士农工商党政军都不断有人涉及,罪案的发展和罪行的认定往往出人意料,“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也惊。”我在“敏感媒体”广播工作,每当看见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处死了(据报纸公布,十年间以文化人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总计处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牵连被捕受审打入“列管名册”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难安。

   文化界以外的大案也很多,像中共在台湾发展地下组织的案子,一九五○年由三月到五月连破五案,死四十五人,囚二十三人,论行业、论生活圈子,我跟他们中间没有任何关连,仍然受到惊恐。更不幸的是国防医学院学生出现匪谍案,学生迟绍春判死,王孝敏判囚,我跟这两人是抗战时期流亡学校的同学,案发之前我曾到国防医学院的宿舍去探望他们,那时没有事先预约的习惯,我扑了个空,给他们留下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流落何处?它可是个祸根哪!……

   我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战战兢兢地“拥护领袖、反共抗俄”。

   那时“匪谍案”用军法审判,军法并不追求社会正义,它是伸张统帅权、鼓舞士气的工具,它多半只有内部的正当性,没有普遍的正当性。被捕不可怕,枪毙可怕;枪毙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会的歧视可怕,像烟台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的夫人那样,“匪谍”的妻子儿女都是危险分子,所有的关系人都和他们划分界限,断绝他们生存的资源,这是慢性的灭门灭族。

   记得有一天,名记者王大空在“中广”办公室里大发议论,说什么“引刀成一快”,正好“中广”那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站在旁边,那人立刻用鼻音反击:“哼!没那么快!”听听那一声“哼”吧,那声音只有蓄势待发的恶犬才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够你回家做连床噩梦。

   乱世梦多,我常常梦见解放军追捕我、公审我、挖个坑要活埋我,我大叫惊醒,喝一杯冷水再睡。又梦见我在保安司令部上了手铐、灌了冷水、押到“马场町”执行枪决,我又大叫惊醒。我坐在床上自己审问自己,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理由怀疑我、惩治我,我两面都有亏欠。我站在中共公安的立场上检查自己,有罪;我站在台湾保安司令部的立场上检查自己,也有罪。

   多年以后,我在海外对一位台湾本土生长的官员说,当年你们只做一种噩梦,我们做两种噩梦,我们的恐怖是双料的,你们的恐怖缩了水。你们只怕蒋介石,不怕毛泽东,你们不知道毛泽东更可怕,你们到底比我们幸福。你们的问题比较简单,也许认为只要推翻蒋介石就可以了。我们不行,我们有人怕他,有人恨他,大家还得保着他,两害取其轻,靠他抵抗共产党。我们惟一的交代是保他才可以保台,但是台湾不领这个情,我们劳碌一生,也许三面不是人。他听了哈哈大笑。

   一九五○年我进“中国广播公司”以后,渐渐感受到治安机关对文化人查察严密,编辑组长寇世远被捕,牵连播音员王玫,广播剧作家胡阆仙被捕,节目部气氛紧张,我也赶上热闹,遭保安司令部传讯。一九五○年,国军在台湾和前线各岛推行“克难运动”,号召全军勤劳节约,克服困难。

   那时,军人眷属的生活十分困难,住屋劈竹编墙,涂上石灰,号称“竹骨水泥”,铁皮搭顶,时常有锈落下来,夫妻儿女拥挤在一间屋子里,有门无窗,夏天像蒸笼一样热,遇上大风大雨的天气,关起门来烧煤做饭,随时有中毒的危险。

   那时,下级军官的太太常到菜市场捡人家剥下来丢掉的白菜皮,一家大小每天吃一个白水煮蛋,由母亲分配,女孩子分食蛋白,男孩子分食蛋黄,因为“蛋黄的营养比较大”。那时有些孩子馋得烧蟑螂,吸进气味先呕吐出来。我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常见士兵赤脚上车下车,背着“传令袋”(传令兵可以免费乘车),后来我在一处军营里看见布告,禁止士兵赤脚入城。

   我每星期写一篇广播稿鼓吹“克难运动”,心中别有思量。克难运动初期还没教军营种菜养猪,也没辅导军眷从事家庭副业,我也没有所谓“积极性的想法”,只觉得生活条件已经这样匮乏,如何能再降低水准?我写了一篇“故事新编”,孔子提倡克难,要大家吃青菜、喝白开水、枕着手臂睡觉,大弟子颜渊完全照着老师的话去做,结果营养不良,生病死了!夫子自己吃饭要摆好席位,讲求菜色刀法调味,活到七十多岁。文章登在创刊不久的《民族晚报》上,结果麻烦来了。

   从保安司令部来了个年轻人,“请”我到他们办公室谈谈,还加上一句:“我可以替你请假”,等于说一定要去,没有理由可以推拖。说到保安司令部我得郑重介绍,它后来改组为警备司令部,再改为警备“总”司令部,今天谈恐怖时期,“警总”恶名昭彰,殊不知一路改组都有些改进,到了警总已经文明得多了。

   我傻傻地坐上吉普车,来到西宁南路,登上一座破旧的楼房。他们也是大办公室,我站在一角听候传见,大约枯等了一个小时,忽有一彪形大汉指着墙壁向我大喝一声:“转过脸去!”接着从我背后朝前一推,我的鼻梁撞上墙壁,墙壁新近粉刷,贴满通告之类的印刷品,我饱吸油墨和灰石的气味,还好,没有流血。后来知道,“中广”公司主管侦测员工思想的那个英俊高大的人,要躲在隔壁“旁听”我跟保安官员的对答,参加分析研判。他迟到了,我不可以看见他走进来。后来进一步知道,特务机构第一次传讯,照例对应讯的人来个“下马威”,那些案情重大的嫌疑犯进入拘留所之后,首先要挨一顿毒打,而且是脱光了衣服打,打得你满地翻滚,然后你就知道自己在外面那一点子资历声望,那点靠山背景,完全成泥化灰,你再无倚仗,再无希望,你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你看见但丁描写的地狱,门口悬匾大书“入此门者一无所有”。那天我在保安司令部虽然仅仅受到一声断喝,立时也有前尘如梦之感。

   他们把我引进一个小房间,面对一个两颊瘦削的人,他厉声斥责我,他说《孔子克难记》一文破坏国军的克难运动,要我交代写作的动机,我矢口否认他的指控。然后他拿出我的另一篇文章,那是我根据《诗经·汝坟》篇构想的一个情节,诗中有一句“鲂鱼赪尾”,小注说,鲂鱼发怒的时候尾巴变成红色,鱼也有发怒的时候,那一定是忍无可忍了罢。我觉得好可怕,好像将要发生不可测的行动,我借着故事人物的口说:“你不可欺人太甚。”我写这个小故事只是炫耀一下我读过《诗经》而已,可是受“孔夫子克难”连累,保安官员也做了有罪推定,他恶狠狠地指着我的鼻子:“你们这套把戏我清楚明白,鱼代表老百姓,红色代表共产党,你分明鼓吹农民暴动!”我也矢口否认。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我知道要你说实话不容易,我叫人拿大杠子压你。”我知道“压杠子”是酷刑,可是我还没看见杠子,我必须坚决否认,要我说谎话也没那么容易。 我这才知道他们注意我已经很久了!他摔给我几张纸,要我写一篇自传,由六岁写到现在,写我干过的职业,读过的书,到过的地方,认识的人,怎么到台湾来的,怎么进“中广”公司的。吩咐完毕,走出小房间。那时报馆和电台已把我训练成一名快手,我毫不踌躇,振笔疾书。不久有人送进来一碗蛋炒饭,我才发觉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事后知道这碗蛋炒饭大大有名,保安司令部每天都要约人谈话,作业模式相同,早晨把人接过来,下午放回去,中间供给蛋炒饭作午餐,“吃过保安司令部的蛋炒饭”也就成了一句暗语,一项资格。

   我一口气吃完蛋炒饭,然后一口气写好自传。后来知道他们暗中观察我,见我能吃能写,一心不乱,判断我应该只是个不成熟的作者,背后没有什么秘密组织。也许因为如此,下午换了一个白白胖胖的人审查我的自传,态度十分和善。天津失陷,我进了解放军的俘虏营,他对我这一段经历并未盘诘。他和我谈安徽阜阳一带的流亡学校,问我这个杂志看过没有,那个杂志看过没有,我都没有看过,他又问我这个剧团的演出看过没有,那个剧团的演出看过没有,我也都没有看过。他提出来的杂志和剧团都是共产党人的文化活动,这位保安官对当年“淮上”的情形很熟悉,他旁敲侧击,比刚才那人的虚声恫喝要高明多了。

   然后他的兴趣转移到萧铁身上。萧先生介绍我进《扫荡报》,《扫荡报》停刊,他又介绍我进“中广”公司。这位保安官问我萧铁对时下局势的看法。我说最近王云五创办华国出版社,出版萧铁的剧本《黄河楼边》,萧不肯卖断版权,他要抽版税,因为版税可以终身享有,看来他对台湾的前途有信心。他问萧铁近来读什么书,跟哪些人交游,我说我从未到他家去过,他下了班就回家,没看见他约朋友喝茶看电影。保安官对我的答复不满意,叮嘱我用心了解萧铁,随时向他报告。后来知道,萧老编介绍我进“中广”,我向萧老编推荐一同写稿的骆仁逸,萧又推荐骆进“中广”,我调编撰,骆仁逸介绍他的同乡赵汉明补我的缺。保安司令部对这样援引串联起了疑心,正好我的文章触犯时忌,他们就从我切入,了解情况,瓦解我们四个人的关系。

   话题一转,保安官问我对邱楠和姚善辉有什么看法。我的天!他们一个是节目主任,一个是工程主任,我只是个新进的小职员,刚刚试用期满,我能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他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的答案中有曹禺和李健吾,他两眼一瞪:你从哪里弄到他们的书!我告诉他,这是公司的参考书,公开摆在资料科的图书室里。几个月后,公司里突然出现保安人员,没收了这批文艺作品,紧接着大搜全省各地中小学图书馆,各县市旧书摊,打算做到一本不留,看来都是我惹的祸。

   好不容易,保安官说:“你回去吧!”来时有车接你,去时没车送你,正好我也需要步行舒解心中郁闷。回到“中广”节目部,公园里已有暮色,节目部主任邱楠、资料组组长蒋颐都坐在办公室里守候。他们知道保安司令部效率奇高,如果我已被留置讯问,保安官随时可能打电话来问长问短,或者派人来调阅我写的文稿。后来知道,那天节目部气氛紧张,无人知道我究竟是一块浮冰还是冰山一角。节目部有位老者,只身在台,常常工作到深夜。他一人有个小小的办公室,小到没有窗户,为了流通空气,经常开着房门。他对我很关心,我不由得走进他的小房间,向他诉说保安司令部约谈的经过。我告诉他,要我为政府宣传,我得先有被信任的感觉,我无法在怀疑监视下工作,我想辞职。他很严肃地说:“别处也是一样,这里还有几个人了解你,别处就未必。”我说保安官员要我每星期去报到一次,向他报告萧铁、骆仁逸、赵汉明的言行交游,甚至还有姚善辉和邱楠,我怎么能去!他说,“还是去吧,你不去,他们会另外找一个人。”

   老者的话我听从了一半,没辞职,也没定时到保安司令部打小报告,我想等他们来催促责备我再去也不迟。他们再也没有动静,我也慢慢松懈了。可是老者的话终于应验,他们果然从我们中间另外找了一个人,那人知道怎样规划自己的前途,后来进“革命实践研究院”木栅分院受训,步步高升,我做了他的垫脚石。

   我很感激那老者,对他很尊敬,经常到他的小房间倾心吐胆,可是我还是得罪了他。有一天,他和我讨论一条新闻,莽汉怀疑妻有外遇,动刀杀人,完全捕风捉影。老者说,莽汉未经调查,没有证据,犯下大错,一门之内尚且如此,可见“安全工作”对国家如何重要。又有一次读《三国演义》,谈到曹操“梦中杀人”,他认为曹操“幼稚”,冤杀许多好人;现代国家有调查机构,可以帮助当局作出正确判断,所以安全工作名副其实,可以使大家更安全。我这才知道他在节目部他做什么,不禁脱口而出:“我忠党爱国,但是不做特务!”他变色不语,从此不再理我。

   我还得罪了另外的人。萧铁是抗战时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有一个同期同队的校友干特务,此人服务的那个单位有人发起戒烟,需要写一篇《戒烟公约》,他们找萧老编执笔,萧推荐我。我想搞这玩意儿得用文言,最好四六句法,我记得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盖闻修身慎微,古之明训,崇俭务实,今有定则,小恶不为,众好必察,此君子其九思之,贤者所三省也。况复生逢斯世,目蒿时艰,我等或投班笔,或奋祖鞭,群怀殷忧,共当大难。礼不云乎?居敬行简,易不云乎?夕惕朝乾,正宜朝食减享以起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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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鼎钧《文学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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