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玉蕙:到纽约,走访捕蝶人——散文家王鼎钧先生访问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3 次 更新时间:2019-07-05 09: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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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 (进入专栏)   廖玉蕙  

  

   王鼎钧,1925年生,当代著名作家。抗战末期弃学从军,曾在报社任副刊主编,也当过教师。14岁开始写诗,16岁写成《品红豆诗人的诗》,51岁时移居美国,一直在纽约居住。他的创作生涯长达大半个世纪,长期出入于散文、小说和戏剧之间,著作近40种,以散文产量最丰、成就最大。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崛起的脊梁”。

   本文为台湾当代作家廖玉蕙于2001年9月对王鼎钧先生所作采访,原载《中央日报副刊》2001年9月20-22日。

  

   到纽约,走访捕蝶人王鼎钧先生。

  

   捕蝶得有千手?看完《千手捕蝶》里像禅偈般纸短味长、处处闪现智慧火花的文字后,我们终于如愿在盛夏的法拉盛城拜访了作者王鼎钧先生。在他的寓所、在法拉盛的餐馆内、在交通繁忙的纽约街头,我们与他两度会面,俛首听他字字珠玑的言谈,见他彷若久经岁月磨难后再世为人的透彻通达,终于了然捕捉灵感、冶炼精准、隽永的文章,岂止需要如观世音菩萨般的千手千眼?

  

   廖:王先生一生辗转流离,由大陆而台湾而美国,心境自然随居处的变异而有所不同,可否谈谈其间心情的转变。

  

   王:我这一生的经历算是很齐全:抗战、内战、台湾戒严时期、纽约移民。抗战时期,有四年多的时间在日本占领区生活,打过游击,有三年多的时间在国民政府治理的地区、所谓大后方生活,做流亡学生。后来参加军队,经历内战,辗转东北、华北、京沪,全家离散,还一度做了解放军的俘虏。1949 到台湾,政府对被俘归来的人猜防很严,我又做了言多必失的作家,忧谗畏讥,一言难尽。回头看来时路,几十年大寒大热,情感波动甚大,很难理出头绪。

  

   大致说,情感伤人,我用思想承接,不用情感回应,减轻撞击。约略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期,迷恋大我,轻贱自已,否定个人价值,崇尚纪律,赞叹慷慨牺牲,常思改变大众的观念习性,可称为“瓦器时代”。如从作品中找痕迹,可举《怒目少年》为例。

  

   第二期,知道做人做事是一个漫长的细致的工程,追求知识品德和韧性,健全自身优于指责他人,可称为“瓷器时代”。如从作品中找痕迹,可举“人生三书”为例。

  

   第三期,发现人的极限,人生的功课在对内完成,过滤人生经验,提高心灵,自身仍为瓦器,但其中贮有珍品。如从作品中找痕迹,可举《心灵与宗教信仰》为例(此书为《心灵分享》之增编改版)。

  

   以上顺序,先治国平天下,再修身齐家,最后正心诚意,似与大学之道逆反。

  

   廖:王先生的文字如诗,虽充满意象,却并不难懂;但近年来若干作品如《左心房漩涡》《千手捕蝶》,或者是为实践所谓的“冰山理论”,我在教书时,常有学生反应不易看懂。可否请教创作当时是刻意为之?或信手拈来?如果是刻意,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刻意做这样的改变?

  

   王:1945 年,我的文章第一次印在报纸上,如果从那时算起,我已写了五十五年。时间这么长,环境世局在变,文学思潮在变,我的生活经验和对人生经验的解释也在变,我的文章怎能不变?内容既然变了,形式的变化也自然一同呈现。

  

   试举《左心房漩涡》为例。1980 年中国大陆对外开放,我观望了一阵子,确定海外关系不致伤害亲友,就写信回国大索天下,向故旧印证传记材料。当时所收到的每一封信都使我非常激动,这种类似死而复活的激动,类似前生再现的激动,必须用另外一种形式表达,而且迫不及待。所以《左心房漩涡》在自传《昨天的云》之前写成,面目腔调和《昨天的云》不同。

  

   至于说难懂,我在六十年代初期也说现代画难懂,所谓难懂,真实的语意是不喜欢、不接受、不共鸣。我想您的高足说我难懂,恐怕也是如此吧,这是我应该受到的报应。

  

   廖:有一位文评家说您写的游记《海水天涯中国人》,不写山、不写水,写的都是“中国人的眼泪,中国人背上的一根刺”,您觉得这样的解读说到了重点吗?

  

   王:1979 年,我从台湾出来到南美,是心情最坏的时候。那一次,王蓝先生组成以画家为中心的团体,访问南美。画家注重自然美,我偏重人文社会现象。感受很深的是看到玛雅文化的覆灭,为中国文化担忧,那时中共还没有悔改。我也写了文章,辑成一本书,叫《海水天涯中国人》。但是没有好好发挥,胆子小,心也太乱。

  

   廖:从《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的所谓“人生三书”开始,一直到《随缘破密》为止,您一直在文章中不讳言人间的诡诈虚伪。虽然有人以为文章真实的呈现世界,有助于年轻人及早认识世界是可喜的现象;可是,也有人因此批评您提早教导年轻人世故是残忍的行为,让他们太早失去天真。您自己是怎么来看待的?而您写作的动机又是如何?

  

   王:我写《随缘破密》的时候,超出了青年修养的疆界。我不能永远局限在它里面。人生大致可分四个阶段,第一期是兽的时代,只知有自己、不知有别人,只有欲望的满足,没有道德上的满足,像野兽一样;第二时期进入人的阶段,长大受教育,知道人伦关系,知道自制,知道爱人,学习共同遵守的规范。其中有些人能力特别强,便进入第三阶段:英雄时代。英雄为成就他的事业,不能温良恭俭让,不能像在合唱团里唱歌,他另有一套法则,那套法则和以往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等英雄成功后,就必须转型为第四个阶段——圣贤。如果英雄不能进入圣贤,就会成为特别大的兽,正所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我的人生三书,讲的是怎么做人,照那个办法,当不了总统,却可以成为很好的公民。但是,人间另外有一套,虽然不明显,却是存在的。《随缘破密》就是要点破那一套,希望第二种人了解第三种人,也希望第三种人做第四种人。“江山代有英雄出,各苦生灵数十年”,他就是有了!既然有了,总得有个办法哄着他、求着他,甚至威胁着他,叫他升级。但愿他头上有天,性中有善,知道长进。我写了这么大的一本书,可能理念表达还不够痛快淋漓,就等着将来有人继续发挥吧!

  

   廖:近年来,台湾的散文创作出现许多“出位”的作品(即散文写得像小说,或诗写得像散文)最常见诸文学奖的比赛里,以致引起许多人的批评,认为这是为得奖而取巧的作法。您对这样的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读过那些作品吗?

  

   王:“散文的出位”,好一个精彩的标题。五十年代之末,六十年代之初,我为散文寻求厚度密度和象征性,向小说戏剧取经借火。七十年代,有学问的人告诉我西方正兴起“文体之综合”。说到文体的综合,诗人和小说家偶尔也有出位的现象。编过副刊,爱登诗人写的散文,他们的散文有特色,其特色由诗而来,现在我马上想起余光中。我也常请小说家写散文,他们的散文有特色,其特色由小说而来,现在我马上想起端木方。有人说(恕我忘了是谁说),他们不算出位,他们是“越位”,这个说法也很好。

  

   他们的越位也许是当行本色、自然流露吧,我的出位则是一个努力的方向,跟当年学写小说有密切关系。概括的说,我曾进入小说的城堡,不能久驻,临行时带走了一些家当,另立门户。下面再作交代。

  

   “出位”与文艺奖的关系我不清楚。现在我读书少,记性差,有一个印象,散文出位很风行。杜十三的文章如电子音乐,既似管乐,也似弦乐,如果单以管乐作比,既似木管乐器,也似铜管乐器。庄裕安出入千门万户,游走自如。亮轩笔下,文体的界限有时是见仁见智的不定线,得心应手,走向“法非法”的境地。简媜诸体杂揉,五色灿烂,难以逼视。这些出位的作品,我猜都是有意经营的了。

  

   廖:目前,文坛有许多颠覆性的创作,后现代、魔幻写实?等等,有些人甚至以写出诘屈聱牙作品为高,文学陷入深奥难解的境界,以致引起许多读者的抱怨、以为故示诡秘;可是,也有人认为有更多元的尝试,也是多元社会的常态,是一种创意的呈现,将使文学更形缤纷多彩,值得鼓励。您的看法为何?

  

   王:新的尝试应该被允许,甚至被鼓励。艺术必须创新,创新可能失败,但是,守旧一定失败。文学家得冒这个险,赌这个博。为了创新,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社会不一定鼓掌,要让路给他走。听说台湾有句话:“进到赌场就要坐下来赌,不要站在旁边看。”站到旁边看了一夜,肚子空空,人很疲倦,这算什么!作家就是要坐下大赌、要创新,要突破。学杜甫学得再逼真,也只是假杜甫。即使创新失败,也给后来的人留下启发。传说爱迪生制造电灯泡,尝试了千百次,电灯总是不亮。他告诉人:“我已经找到千百种使电灯不亮的方法”,态度十分积极。言外之意,所有不亮的方法穷尽之后,灯泡不就放光了吗!

  

   廖:据我所知,许多居住海外的作家,常因和国内环境的长期隔阂,而难以创作出引起国内读者共鸣的文字,甚至因此很难得到出版社的青睐;而您同样旅居国外多年,却不受地域限制,仍旧出书不辍,每年维持固定的出版数字,表示仍旧拥有相当的读者。可否请教您的秘诀?或是对海外作家有什么样的建议?

  

   王:我离国以后,受各种冲击,一度失去文学表现的能力,后来得佛教的帮助,重建自己,不但继续写作,还有蜕变。我是基督徒,并未改变信仰,说个比喻,我是拿着基督教的护照,到佛教办了个观光签证。我曾说,作家一旦发现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他写得更好,就像商人发现赚钱的财路,军人发现致胜的武器,一定不肯错过。佛法对文学创作有帮助。

  

   我一生都在学习。我从读中国古典起步,后来历经新文学的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我经历左翼挂帅,党部挂帅,学院挂帅,乡土挂帅,到市场挂帅。每个时段我都学到东西。在思想方面,我从孔孟、耶稣基督、马列、佛陀面前走过,都没有空手而回。我能融汇贯通。我生生不息。所以我一直能写。

  

   我热爱文学,只有写作能使我死心塌地。在我成长期间,我也有过别的机会,我徘徊歧路,最后仍然拥抱文学,这是命中注定。我不是天才横溢的作家,也不是人脉纵横的作家,现在七老八十了、更不是前景开阔的作家。我深深知道,没有人以文学以外的因素注意我的文章。我必须好好的写,让人家还值得一看。

  

我必须尽心尽性写文章。所谓“尽心”,尽我自已的心,指写作的态度。所谓“尽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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