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昕:印度学人的科学发展观和印度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6 次 更新时间:2016-02-02 14: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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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昕 (进入专栏)  

   在我们的近邻印度,和谐发展和民族腾飞的愿景与理念,是由一位举世闻名的学人所阐发的。他就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亚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九八八年)阿马蒂亚•森。

   森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贡献,若以理论创新性为衡量标准,首要为其对社会选择理论的拓展,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公告所说,“森澄清了使个人价值汇聚成集体选择的条件,以及使集体决策的规则与一系列个人权利相一致的条件”;其次是在福利经济学的框架内对经济不平等的考察;再次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专注于工具理性而缺乏伦理关怀的批判;最后是关于生活质量和社会福祉的全新度量方式。

   森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伦理学家、社会理论家和社会政策研究者。他在人文研究领域的贡献亦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二〇〇二年,他获得了国际人文与伦理学联盟的国际人文主义奖章;二〇一一年,他获得了美国专门致力于人文研究发展的知名民间组织国家人文基金会颁发的国家人文奖章。森最受媒体追捧的成就是其对权利保障与饥荒治理之关系的杰出研究,而这项研究与其说是经济政策研究,不如说是社会政策研究。

   在森的字典里,“发展”从来就不止于经济增长,必须是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 GDP主义在森的学问中没有一席之地,而且对他来说,即便是经济理性,也不应该止于物质利益最大化。

   他在一篇题为《理性白痴》的著名论文中,对于主流经济学漠视价值理性,不关注目标与价值选择的理性,只关注达标手段的理性,即马克斯•韦伯所称的“工具理性”,予以严斥。伴随着对“理性白痴”的批判,在森的作品中,所有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都具有伦理和价值的维度。基于价值理性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思考,贯穿在他的众多论著之中。森的最新论著,将其新理性思考倾注于对印度奇迹的剖析,及其对印度梦的展望。

   这部新的论著,题为《不确定的荣耀》,英文版于二〇一三年由企鹅公司全球发行,副标题为“印度及其矛盾性”,由让•德雷兹与阿马蒂亚•森合撰。第一作者让•德雷兹是比利时人,自一九七九年移民印度,二〇〇二年归化为印度公民。德雷兹是森的长期合作者,他们合撰的《饥饿与公共行动》和《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都有中译本。德雷兹长期倾注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研究,近年来他与阿马蒂亚•森合撰的《不确定的荣耀》中译本(以下简写为《荣耀》)于二〇一五年秋出版,但更换了作者的署名次序,并略去了副标题。

   该书英文本出版之际,正如两位作者在序言中所说,“适逢印度社会和政治舆论哗然”,关于国家政策重点(尤其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孰先孰后)的争论,正在印度以及国际媒体上上演。事实上,《荣耀》的大部分早已展现于印度媒体。其实,“好辩的印度人”(这是森的一本书的书名)就公共政策唇枪舌剑,可以说是无日无之。但在二〇一二至二〇一三年间,印度学界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大辩论,由于有另一位世界级印度裔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的加入而劲爆异常。巴格瓦蒂与另一位知名印度经济学家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合著的《增长为什么重要》,早于《荣耀》出版,招招剑指森的发展观。在《荣耀》出版之后,巴格瓦蒂还投书国际著名刊物《经济学人》,批评森的主张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相当危险。于是,巴格瓦蒂和森在国际媒体上上演了一轮隔空论剑的好戏。更何况,斯蒂格利茨(二〇〇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迪顿(二〇一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德里克(二〇〇七年赫尔希曼奖获得者)等国际顶级经济学大师都加入了战团,一时间刀光剑影,这使得“印度梦”即刻变成了“全球梦”。

   一、印度奇迹的背后:GDP主义盛行?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奇迹”和“印度奇迹”双星闪耀。然而,两国荣耀的幕后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集中体现于社会进步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用《荣耀》中的话来说:“在这段高速增长时期,虽然一些人,特别是特权阶层得到了好处,但是更多的人过着被剥夺和不稳定的生活,他们本来不该如此。他们的生活条件并非完全没有改善,但是大多数人的改善速度非常缓慢。”

   在德雷兹与森看来,印度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包容性。就印度与其同文同种的孟加拉国(森的出生地)相比,除了人均收入之外,在许多关涉生活水平与质量的典型指标上,现在的孟加拉国遥遥领先于印度,而在二十多年前,则是印度遥遥领先于孟加拉国。就此,《荣耀》评论道:“在世界历史上,经济增长如此迅速、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对于消除贫困却如此低效的例子并不多见。”这种直面负面现实的情怀,不仅为森以及印度学界提供了无穷的正能量,而且也为他们赢得了国际赞誉。

   除了严峻依然的现实之外,更为严峻的是理念,即 GDP主义的根深蒂固。事实上,印度近年来出现了经济增长下行的现象。《荣耀》注意到,“印度媒体上大部分的不满都是关于过去几年 GDP增长率下滑的坏消息的”,与此同时,媒体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社会进步滞后却关注不足。最让德雷兹与森唏嘘不已的是,印度“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像加州一样繁华,另一部分像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样贫困”。可是,这一最值得注意的事实,却未引起媒体足够的注意。《荣耀》不禁吐槽说:“值得注意的不是媒体对增长率的兴趣,而是媒体对增长过程如此偏颇的近乎沉默。”

   看起来,GDP主义的盛行在印度也一样。这或许是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型发展阶段所共有的一种偏执症。《荣耀》对此进行反思,有着相当深厚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森在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的可行能力自由发展理论。尽管这一理论尚未颠覆发展经济学的既有范式,但其思想张力早已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依照这一理论,透视发展的最佳视角是人民基本自由和人类可行能力的扩展。人类自由和可行能力的扩展是发展的目的,而经济增长只不过是达成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可行能力的扩展使得资源和生产的加速发展成为可能,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有赖于此。”经济增长创造出来的资源,应该并且能够通过系统性的方式“鼓励公共和私人的努力”,“去发展教育、医疗、公共设施”,去满足“更完整、更自由的人类生活的其他基本需求”。

   二、印度社会发展的滞后

   《荣耀》第一章的标题,就对“一个新印度”打了一个问号。以人口规模来计,印度早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体,但其经济表现之差亦长期闻名于世。近二十多年来,印度成为“全世界增长第二快的大型经济体”,但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印度在世人眼中作为“贫困和饥饿的象征”,依然挥之不去。

   在指责由特权阶层把持的印度媒体惯于歌舞升平之时,《荣耀》时常以中国为镜:“不仅收入分配近年来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印度与中国的共同特点),而且印度的实际工资水平相对停滞,根本无法与中国快速增长的实际工资水平相比。同样重要的是,经济高速增长创造的公共收入没有被用于以精心计划的方式扩充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这方面印度远远落后于中国)。对于相当大部分人口,基本的社会服务持续缺失(从教育、医疗到安全饮用水和排水)。”“尽管印度在 GDP增长方面已经赶上了中国,但是在诸如人均寿命、识字率、儿童营养状况和产妇死亡率等指标上,印度的进步却比中国慢得多。”

   对于社会基础设施的作用,主流经济学尚未有共识,但对于物质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几乎是经济学的常识,而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的孱弱是印度经济增长的瓶颈,这在稍微了解一些印度国情的地球人当中,同样也是常识。《荣耀》提到,大规模的间歇性停电体现了印度电力部门的产能不足,而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根本没有接入电网,而在中国,这个比例只有1%。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医疗恐怕是最为闹心的社会部门之一。有不少国人对印度的医疗体制颇有羡慕之情,因为他们听说印度实行全民公费医疗。然而,在《荣耀》之中,印度医疗之差与中国医疗之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面上,印度的全民公费医疗好于中国的全民医疗保险,但在二〇一〇年,印度卫生支出的公共开支部分仅占卫生总费用的29%,而中国的这一指标为54%,好于“金砖四国”中的巴西(47%),仅略输于俄罗斯(62%)。这说明,尽管印度实施全民公费医疗,但其全国用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支,七成多还是来自民众个人的支付。

   当然,更为严重的是,印度的许多社会指标正在落后于南亚除巴基斯坦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荣耀》通过数据展示,在二〇一一年,印度人出生时期预期寿命为六十五岁,与巴基斯坦持平,但低于不丹、孟加拉国、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印度的婴儿死亡率为47‰,仅低于巴基斯坦,但高于其他南亚国家;印度的婴儿免疫接种率为72%,远低于南亚所有国家;印度儿童体重不足的比例为43%(二〇〇六至二〇一〇年间平均数据),高于南亚所有国家。《荣耀》重点描述了印度与孟加拉国在社会进步方面的差距。孟加拉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在最近二十多年间,其经济增长的表现远逊于印度,但在诸多社会指标上却超越了印度,尤其是妇女社会经济地位大幅度改善,公共卫生服务也有长足的进步,从而在极低人均收入的基础上改善了民众的健康。

   与中国类似,印度是一个大国,共有二十八个邦,地区间的不平等相当显著。如果将印度的邦作为国家来处理,其中有些邦的社会发展位列南亚榜首,但占印度一半人口的七个大邦,“长期以来社会指标很低,而贫困水平较高”,“与极端贫穷的非洲国家没有什么不同”。在社会发展水平较好的喀拉拉邦、喜马偕尔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尽管各有特色,但其共同点都是民选的政府致力于推动积极的社会政策,将更多的公共资金投入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

   三、抗击社会经济不平等

   印度社会发展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其内部社会经济的极端不平等。“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但正如《荣耀》所说,印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很少有国家要与如此多维度上的极端不平等斗争,包括大规模的经济不平等,以及种姓、阶级和性别方面的严重歧视”。即便对印度所知不多的人,也会对其种姓制度有所耳闻,正是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在印度造就了多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不同类型的严重不平等相互强化,造就了一个极具压迫性的社会系统,位于底层的弱势群体生活在极端被剥夺的条件下”。

   种姓制度给现代印度留下了极为沉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历史遗产。不幸的是,这份历史遗产直到今天依然作为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在当今印度的各个社会部门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力,这使得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诸多社会政策在拉平效应的发挥上大打折扣。例如,“从国际的视角看,印度在教育不平等的程度上表现也非常糟糕─包括整体的教育不平等和兄弟姐妹之间的不平等”。“不同年龄组人群受教育年限的离差很大,特别是在女性当中。”尤其是,种姓、财富和英语之间具有高相关性,而在这三者中掌握了两种的人大有可能进入统治精英的行列。高种姓不仅在政界呼风唤雨,而且在各种“公民团体”中也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不大清楚的是,印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释放市场力量之后,市场机制对种姓间社会流动到底产生了什么独立的作用。这需要极为精细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才能加以分辨,而这方面是《荣耀》的短板。

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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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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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6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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