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 顾昕:新社群主义社会思想与公共政策分析

——阿米泰·埃兹奥尼(Amitai Etzioni)的睿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 次 更新时间:2018-01-19 03: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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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   顾昕 (进入专栏)  

   [摘要]国家(行政机制)与市场(市场机制)关系往往成为中国公共政策辩论的主线,社会(社群机制)的作用相对来说重视程度较低。值得借鉴的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学界兴起的新社群主义,将社群置于核心位置,直面权利膨胀、市场无德、社会失序、公共道德崩塌的严酷现实。新社群主义将社群主义从哲学思辨转型为实践取向的社会思潮和公共政策分析,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治理提供了一条中间道路,将共享价值观、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公共道德秩序的重建,引入到国内和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之中。

   [关键词]新社群主义;埃兹奥尼;共享价值观;社会责任;公共政策分析

  

一、导言:新社群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兴起


   在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国民一般都拥有一整套共享的价值观,对自己所属的社群、社会和国家都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在多部怀旧情调浓厚之作的描绘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下简写为1950年代,其他年代也如此简写)的美国就是这样一个生机勃勃而又井然有序的国家,但此等盛况早已成追忆。[1]

   进入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青年造反运动、反文化运动等的风起云涌严重削弱了美国价值观的共享性,个人主义盛行,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秩序遭到破坏。[2]197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liberalism)、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和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在知识界影响广泛而深远,而在现实世界,民众关注个人权利而非社群责任的倾向日益深重。

   到了1980年代,混杂着市场自由主义(含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和奥地利学派)、自由至上主义、新保守主义思想成分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成为美国政界主流的意识形态,并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正是在这一思想和意识形态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美国知识分子注意到,过分强调公共领域中的个人主义和权利优先会引致社群生活、道德秩序与公民社会的崩溃。由此,强调社群美德和公民责任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界兴起,与自由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3]

   进入1990年代,一大批学者和社会思想家意识到,仅仅强调个人权利或单单推崇社群美德都是不妥的,而将社群主义停留在哲学思辨领域也是不够的,美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一种并重个人权利保障和社会责任弘扬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

   1990年,15位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集聚华盛顿,发布了新社群主义宣言《回应性社群:权利与责任》(The Responsive Community: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擎起“社群主义”的旗号,致力于推动公共道德基础的转型。[4]由此,社群主义实现了从学院派的哲学思辨到政治社会思潮的转变,进入公共政策分析领域,公众影响力日增。

   尽管依然使用“社群主义”这个旗号,但1990年代以降兴起的社群主义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与以往作为哲学思潮的社群主义,有着显著的差别。因此,为了方便起见,学术界用“新社群主义”作为前者的标签,[5]而这一标签后来也为新社群主义运动的重镇和领军人物所认可,并成为这一阵营的正式旗号。[6]

   另有学者用“政治社群主义”作为新社群主义社会与政治运动的标签,而以“哲学社群主义”来指称有关的政治哲学理论思潮。[7]此外,埃兹奥尼领军的社群主义也被称为“处方派社群主义”(prescriptive communitarianism)。[8]

   新社群主义在核心特征、关注点、重要主张、主要论敌等诸多方面都区别于旧社群主义。旧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均为哲学家,其论著皆以罗尔斯(John Rawls)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为论敌,在政治与道德哲学层面上对社会正义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而新社群主义的论敌更为广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政治学领域中的新国家主义(neo-statism)和政治道德哲学领域中的自由至上主义与新保守主义。

   新社群主义的倡导者固然有哲学家,但更有影响力的是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与旧社群主义的哲学思辨相比,新社群主义更关注现实问题,不仅对几乎所有的社会热点问题发声,还开展社会实践和政策分析。在取向上,新社群主义运动类似于环境主义运动,只不过前者关注点众多,而后者的关注比较集中。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简单说,新自由主义致力于弘扬市场机制,新国家主义致力于弘扬行政机制,而新社群主义则致力于弘扬社群机制。在思想上,新社群主义无疑植根于以往形形色色的旧社群主义,但也有所超越。旧社群主义认为社群是个好东西,主张弘扬社群的美德;新社群主义虽也赞同社群是个好东西,但也同时关注社群带来的“坏东西”,认可社群失灵的存在,关注如何矫正社群失灵,注重阐发社群带来美德并促进社会良序的条件。

   新社群主义在西方知识界和学术界激起了强烈反响,弘扬者众多。重量级代表人物除了阿米泰·埃兹奥尼(Amitai Etzioni)之外,还包括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玛丽·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威廉·加尔斯顿(William Galston)等。其中,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1994-1995年)的埃兹奥尼是新社群主义运动创始人与公认的领军人。

   塞尔兹尼克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组织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公共行政学的重量级代表人物,在国际社会学界和公共管理学界均享有盛誉,他在推动新社群主义上的贡献仅次于奥兹奥尼。

   贝拉是美国著名的宗教社会家,已故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其享誉士林、振聋公众的《心灵的习性》一书揭示了个人主义的泛滥给美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影响,[9]成为新社群主义的思想先驱,而其关于公民宗教的思想奠定了他在新社群主义思潮中的重要地位。

   格伦顿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在生物伦理学、比较宪法和国际人权法领域公认为顶级学者,致力于在法律领域引入新社群主义理念。

   加尔斯顿是马里兰大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公共哲学和政治制度领域的顶级学者,致力于自由多元主义的阐发与弘扬,[10]并曾在克林顿政府中任职,不遗余力地推动公共道德的重建。

   可是,在中文世界中,有关社群主义的海量著述主要停留在对社群主义哲学思潮的讨论上,有关新社群主义运动的介绍性资料都不多,遑论深入的研究;而且,如下文详述,新社群主义相关术语和重量级学者姓名的中译也五花八门。

   目前,新社群主义的中文译著只有屈屈一部,即塞尔兹尼克的《社群主义的说服力》,[11]且在中国并没有激起反响。尽管塞尔兹尼克作为社会学家和公共管理学家在中国学界声誉隆崇,但其在新社群主义运动中的贡献则很少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在中国知网中可以搜索到一些有关塞尔兹尼克组织理论、公共行政理论和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论文,但无一论及其新社群主义思想和论著。

   国内学者以新社群主义为主题的论文也寥寥无几,重要者仅有两篇。夏建中的“社会学的社区主义理论”一文对作为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社群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指导原则和主要理论观点,进行了全面但非常简明扼要的评介,其中对于新社群主义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实践涉及较少。[12]

   吴玉军的“现代政治的困境及其出路——对当代社群主义政治的一种考察”一文,在简要介绍了新社群主义运动之后,着重探讨了该运动的政治哲学基础,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对旧社群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述之上。[13]

   另有汤剑波的“复兴公共精神视野下的现代社会保障──新社群主义与新共和主义的意义”一文,其部分内容论证了致力于复兴公共生活的新社群主义如何为社会保障的建设方向与路径提供了具有时代针对性的策略。[14]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文献中,community一词就有“社群”、“共同体”、“社团”、“社区”等四种译法,相应地,communitarianism也有“社群主义”、“社区主义”、“共同体主义”和“社团主义”等四种译法。

   国内学术界对新社群主义领军人物埃兹奥尼作品的译介以及对其思想和学术的研究状况,更是不容乐观。埃兹奥尼著作等身,影响力广泛,但令人意外的是,其中译近乎付之阙如。

   无论是其在组织社会学领域的经典性论著《复杂组织的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社会政治思想巨作《积极社会》(Active Society),还是新社群主义的诸多代表作及其对诸多重大全球性公共议题进行分析的论著,都没有中译本。其论著的中译仅有《通往和平的艰苦道路》一部[15],这是其早年关于裁军政策(尤其是核裁军问题)的一部作品[16],远非其重要的论著。

   在姓名的翻译上,Amitai Etzioni的译法则有“阿米泰·埃齐欧尼”、“阿米泰·埃齐奥尼”、“阿米塔伊·埃兹欧尼”、“阿米勒·埃齐奥尼”等,不一而足。

   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只有两篇译文专门讨论了埃兹奥尼的学术和思想:一篇文章是对其组织理论思想进行评述;[17]另一篇记录了两位记者与其对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和道德问题的讨论[18]。在前述国内关于新社群主义的两篇学刊论文中,对领军人物埃兹奥尼的思想评述,基本上只是点到为止而已。

   关于社群主义政治哲学的论著,自然大多不会提及埃兹奥尼,仅有姚大志的《正义与善》一书的第四章“新社群主义:埃齐欧尼”是例外,而这一章的着眼点是从政治与道德哲学的视角对埃兹奥尼的思想进行梳理。[19]

   毫无疑问,新社群主义所关注的论题绝非美国特有的论题,而是具有全球性。正如下文将指出的,新社群主义的价值公认并不在于哲学思辨以及思想史的论战,而在于直面美国及全球性紧迫、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所给出的公共理念和政策建议。新社群主义公共理念的思想深度及其应用广度,对于亟待重建公共道德和公民秩序的中国来说,尤具有借鉴意义。

   在国内学术界相关综述和研究较为匮乏且仅限于哲思的背景下,对新社群主义运动的引介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埃兹奥尼为中心对新社群主义的公共理念进行简要评述,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新社群主义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应用,以填补了国内新社群主义运动研究的空白。

  

二、埃兹奥尼:从组织社会学大师到新社群主义运动思想领袖


   埃兹奥尼的人生经历较为曲折,其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之中,直到其22岁(1951年)之后才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

1929年1月4日,埃兹奥尼出生于德国科隆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迫于纳粹政权的威胁,童年埃兹奥尼及其家人不得不到处逃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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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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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顾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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