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该到媒体自我整顿的时候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3 次 更新时间:2016-01-14 15: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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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江 (进入专栏)   马想斌  

  

   [学人介绍]展江,1957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法学博士。曾在海军部队服役9年,从事记者工作8年,曾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任教,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新闻媒介运作机制和战时新闻传播事业。

   [访谈人]马想斌,《华商报》记者、评论员。

  

导言

  

   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事件中,从最开始的警方跨省抓捕记者衍生的警权滥用,经持续发酵,逐渐因警方公布的一些涉嫌收人钱财进行报道的细节,发生了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舆论亦从最开始的反思媒体监督环境,逐渐到了媒体的自我反思,如何在媒体监督前做好监督媒体。

  

   然而,此事所涉及的反思,从来不是简单的一面。陈永洲事件作为一面当下媒体舆论监督的镜子,所照影出的有资本与公权双重挤压的媒体舆论监督环境,有部分新闻从业者罔顾事实与职业操守进行的有偿报道。

  

   于是,在抓记者背后所呈现的报复性执法与媒体记者自己不太干净的双重境地下,如何更好地开展舆论监督?为此,专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


抓记者是报复性执法,还是记者太不干净?

  

   马想斌:最开始长沙警方跨省抓捕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使用的罪名是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一罪名适用在媒体记者身上?

  

   展江:这一罪名用在财经记者身上,上一个例子就是2010年《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事件。但这一类的案件是不多的,涉及记者职务刑事指控是不太多的。

  

   当然现在一个问题,有关的记者涉嫌收受金钱,他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职务的范畴,但是即便如此,用刑事诽谤,无论是针对个人的诽谤,还是针对公司的商业信用的商业诽谤、商品声誉罪,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很多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注重声誉,但记者和媒体有权对公司企业进行报道。如果说记者受贿,可以以受贿罪来惩罚。

  

   马想斌:一开始,就有同行提出,如果记者收钱了,该如何声援。延伸出的问题是,记者是不是受贿主体?

  

   展江:之前在2008年,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傅桦,因为收受别人的钱去爆料东北一个地产的问题,最后以受贿罪判了三年。我认为,那个当事人的罪是比较恰当的,尽管后来法律界对对此有争论,他们认为记者不是公务员,所以记者的行为只是违背职业道德行为。但是我认为,适用贪污受贿罪。媒体具有强大的传播力,记者可以利用采访的名义寻租。况且,中国的媒体一方面带有公权力的影子;一方面媒体拥有市场权力,“是公权力和市场权力结合的怪胎”。所以,即便是按照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主体的定义,记者也是可以纳入的。

  

   马想斌:很多“抓记者”的背后都有一个案中案,这也引起新的争论,抓记者是报复性执法,还是记者太不干净?

  

   展江:因为我们对实体的内容不太知道,所以很难判定实体的情况,所以从这个事件爆发一开始,我就不讨论实体,就是那些事情我们不掌握具体的全面的准确的材料,没法判断,我们如果根据一般的情况来推断,跟具体的案例规定来接轨,也就是说一般的判断都说现在的记者都是腐败的,是不是这个记者中案例中记者就是腐败?现在的情况是涉及到法制的问题,涉及到用刑法来制裁的问题,所以适用法律和法律程序要正确,实体的内容现在我们不能直说。据警方而言,长沙警方在程序上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是在实体,我现在倾向于相信长沙警方掌握了陈永洲接受大额金钱这样的证据,否则警方没有这么大的底气。


媒体行业沾了红包就坏了

  

   马想斌:我们也看到,很多因报道被抓的记者,在进入法律程序时,辩护和维护自身权力,比较无力。是否是因为没有专门的新闻法来对记者基本权利进行明确的原因?

  

   展江:我觉得《新闻法》决不是单方面授予新闻界权利的法律,它还会规定新闻界应承担的义务。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闻界不能滥权,更不能利用职务来犯罪,像现在出现的敲诈勒索、“封口费”问题等。还有人通过互联网为其他人维权,出现了一些公民记者、网络媒体监督者,他们其中有一些人可能涉嫌以维权为借口进行一些不正当的行为,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收受当事人的钱财,这就有滥权的嫌疑(当然我不掌握具体的材料和事实)。我认为,有了《新闻法》,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对这些行为进行惩治和约束。法国的《出版自由法》规定,损害社会利益、造成不良社会后果的新闻报道要受到惩罚。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样一种做法。新闻界是为社会、公众谋利益的,侵害公众利益,打着媒体、记者的口号为某些私人谋求不正当利益的时候,就应该受到惩罚,甚至是刑事惩罚。

  

   马想斌:业内对于公关负面报道的钱都很谨慎,但对于一些宣传报道的车马费这些较习以为常,这二者有无本质区别?记者收钱又该如何管理?

  

   展江:这个事情如果放大一点看,在若干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我做过研究发现,俄罗斯的记者、墨西哥的记者这方面收入相对比较高,但是远远没有达到中国这样。中国新闻界的腐败是全方面的腐败,各个层级的腐败,在这样的转型期,目前想完全杜绝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要让他们变成过街老鼠,现在可能需要这个共识。

  

   我把媒体的各种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道德问题,就是明显的对错是非的问题,另一类不清楚是对错的,称之为伦理问题,比如说记者该不该救人。而收红包、记者收黑钱我就认为是典型的道德问题,像这个问题它的特点就是一般人有个共识,认为是错的,应该是抵制,但是另一方面它容易识别不容易抵制,只要一露出来那就是丑闻,但是你为什么不能结果呢?

  

   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大的原因是社会腐败,整个社会各行各业都这样,所以他们觉得拿点车马费,拿点红包这不算什么。再加上很多行业认为中国有红包文化,封个红包礼尚往来。其实媒体这个行业,只要你沾了就坏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有根本性的问题是制度坏了,有一点传统文化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当下全社会的溃败,特别是道德方面的溃败。

  

   此外,很多人认为记者收入低,拿点红包是补贴家用。但我依旧认为这是错的,非常简单的道理,世界各国记者的工资有高有低,大部分工资都很低,香港的记者工资低的可怕,香港的房价也高的惊人,但为什么香港的记者不说谎话?所以,所谓的高薪养廉是不成立的。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短期之内没有太多的办法。同时,我看到,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的媒体有这样的特点,第一个是这个媒体规模不能很大,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者,且这个管理者要在稳定的岗位。


以制度消灭新闻传播领域的人治特区和法制盲区

  

   马想斌:在新快报这件事上,很多媒体同行都强调了媒体自身的自律,那么只有媒体自律没有他律的话,媒体环境能净化吗?他律又该如何进行?

  

展江:国际上的自律有两种模式,简单的说一个是英国模式,一个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就是由媒体和社会各界闲杂人士组成一个报业评议会或叫报业投诉委员会独立的来监督你,它是在法律以下的。如果有人觉得这份报纸侵犯了他的隐私,他可以去投诉,报业评议会作出一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第二种模式是它反对建立全国性的或者必须性的机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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