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7 次 更新时间:2016-04-21 21: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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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敬宜  

   群众对新闻媒体有三个问题最不满意:“炒”、“造”、“搞”泛滥,工作作风漂浮,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

   当前,人们都在指责媒体“浮躁”。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把“浮躁”当作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面装,什么都归为“浮躁”。我觉得当前群众对新闻媒体最不满意的大概有这么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炒”、“造”、“搞”。所谓“炒”就是炒作,“造”就是造假,“搞”就是恶搞。有的甚至超出了道德底线,触及了法律问题。

   第二个是有些媒体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问题。比如说工作漂浮、不严肃、不深入、不负责任,甚至于玩忽职守,不但影响了媒体的威信,还给被报道的单位和个人造成伤害。

   第三个问题,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报纸、广播、电视本来是办给大众的,要能被受众接受,它的作用才能实现。所以群众愿看、想听,是一个起码的标准。可是现在受众普遍反映是,报纸、广播、电视中让人想看的、愿看的、耐看的、爱看的精品力作并不多。打开越来越厚的报纸,可以一眼看到底,就是说不用停留多看,一眼就看完了。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往往几秒钟就赶快转台。总而言之,就是有味道的、有看头的、有回味的东西太少。公信力的下降,是媒体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

   上述的前两个问题,都不属于“浮躁”的范畴,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要靠法律、法规、制度来解决。我主要想讲的是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媒体水准滑坡的问题。

   究竟什么叫“浮躁”?我曾经翻过好几部辞典,包括《辞海》在内,解释几乎就是4个字:“轻率、急躁。”我觉得这回答不了我们今天的问题。

   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间,有些人是浮躁的,但大部分还是很踏实的,不像上面描述的那样。很多人学习很努力,工作很勤奋,作风也很严谨,但是他们苦于长期写不出受读者欢迎、影响重大的优质作品。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归到文化上面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刚才说的这两种人,一种是急功近利的,一种并不急功近利,但这两种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化修养的短缺。前者反映在思想意识上,后者反映在表达能力、工作能力上。

   最后归纳出一句话叫作,媒体的浮躁源于文化的缺失。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有点以偏概全,就姑妄言之吧。

   “余束发”是谁,“范长江是小品演员”,看到这些笑话,我感到悲哀。

   文化的缺失是怎么造成的?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长期以来,在对新闻与文化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误区。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新闻人本身就应该是文化人,不论是被称为瞭望者,还是守望者,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的文化人。

   从近百年的中国新闻史来看,凡是杰出的新闻大家,几乎都是杰出的文化人。从王韬、章太炎、梁启超、张季鸾,一直到毛泽东、瞿秋白、邹韬奋、范长江、恽逸群、胡乔木、乔冠华,等等,这些人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学养丰厚、才华横溢的文化人,政治品质和文化修养在他们的身上和笔下都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他们的作品尽管时过境迁,但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有味道,有的甚至百读不厌。

   记得吴冷西同志生前有一次告诉我,毛主席对他说,在报人中间,我其实最佩服的是张季鸾,因为他既有政治头脑,又有倚马可待的大手笔,又会串门子,他了解的情况最多。可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左的思潮泛滥,其中对我们新闻界影响最大的就是把政治和文化对立起来。只强调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不强调新闻的文化属性;片面地强调政治家办报,而一概否定文化人办报,甚至于把既有政治头脑,又有丰厚文化修养的邓拓同志也当成了“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代表批了很久。到了“文革”中,这种排斥文化的思潮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拨乱反正以后,政治的大气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领域对“左”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理,但是在新闻领域里政治和文化关系问题的“拨乱反正”似乎相对滞后。比如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讨论新闻专业职称评定工作的时候,还有人公开提出“新闻无学”,反对把新闻列入专业职称评定的范围。

   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培养新闻人才源头的新闻院系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但是很少听说有哪一家专门设立新闻与文化的课程。

   在媒体,评价一位编辑、记者水平的时候,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个人文笔还可以”。这个“文笔还可以”实际上是一种似褒实贬的说法,言外之意就是,这个人只会耍点笔杆子,有点小聪明、政治上并不怎么样。这种情况到现在都还存在。

   全国有那么多的新闻奖项,但似乎没有多少特别强调受奖者的文化修养。包括全国性的奖励在内,“业务能力”主要是指写作能力,并不强调综合文化素质。这从某种程度上给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某种导向,使他们以为从事新闻工作用不着多少文化修养、文化积累、文化底蕴,用不着读多少书,也用不着在新闻写作上下多少功夫,反正写什么只要按照某种模式,在网上“扒”一点,文件上抄一点,再加上点例子,穿靴戴帽一番,豪言壮语几句,就可以很顺利地通过,甚至博得“出手很快”的表扬。

   所以,现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经常可见令人生厌的文字。比如说评论,大家可以找找报纸、杂志看一看,会发现很多固定模式。比如写“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一段就是,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根本;第二段: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关键;第三段:什么什么是它的前提;第四段:什么什么是它的基础。还有比如,要怎样,就必须怎么样。凑对仗,搞排比。还有板着面孔的“必须强调”、“应当指出”、“毋庸置疑”等生硬的词汇。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许多由于缺少文化知识而造成的笑话。举个例子:“你的家父”、“他的乃父”,(全场大笑)“你什么时候到我府上来串串门?”自己家怎么能称作“府上”呢?(全场大笑)“乃父”不是指你的父亲,而是父亲的自称。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尔其无忘乃父之志”,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这里的“乃父”、“乃翁”都是老人的自称。

   还有一个文化人给我写信,一开头就说,“敬宜愚兄,你好”。(全场笑)有一位编辑要我给他编的书写一个序言,要求用文言文写。我的第一句话是:“余束发受书于太仓唐文治先生。”意思是我在很小的年龄,头发刚刚梳起来的时候,到唐文治先生那里受教。结果他看完了说很好,最后问,这个“余束发”是谁?(全场大笑)最近还有一个面对新闻专业学生的知识测验问,“范长江是谁?”有学生答:范长江是小品演员。(全场大笑)还不止一个学生这么写!

   看到这些笑话,我感到很悲哀。我们应该反思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们处理新闻不大讲究艺术,通病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懂得刚柔相济。

   提高文化修养,加厚文化底蕴,首先就是要读书,读好书,读古今中外的各种好书。多读书不仅能改变人的知识结构,还能改变人的内涵,改变人的风貌和精神世界。古人说过,士人三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言语无味。

   没有文化知识,不读书或者书读得少,不仅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莫大的缺陷;就是对艺术家来说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赫赫有名的上海大书法家沈尹默,他的书法在北大当讲师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名气了,可当时北大校长看了他的字,有4个字的评价,叫“其俗在骨”,意思是他的字缺乏文化底蕴。这对他是很大的刺激,后来他就努力读书,逐渐形成了典雅的风格。

   特别要强调的是,新闻工作者除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以外,还要懂一点艺术。艺术归根到底是处理矛盾的手段。音乐也好,绘画也好,都要求处理好强与弱、深与浅、浓与淡、快与慢、高于低、刚与柔、轻与重等等的关系。

   现在我们处理新闻不大讲究艺术,不大考虑新闻艺术处理的效果。通病就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懂得刚柔相济;只知道大开大合,不知道以小胜大;只知道浓墨重彩写英雄,不知道轻描淡写也可以写英雄;只知道浓眉大眼是美,不懂得眉清目秀也是一种美;只知道响鼓重锤,不懂得点到为止;只知道大雨倾盆,不知道润物无声。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文化艺术修养的重要性的认识,我们文化人往往不如一些科学家深刻。比如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周培源等老一辈科学家,都发表过一些对于文化、艺术与科学造诣关系的精辟观点。钱学森曾为此大声疾呼。记得1991年国家给他授勋的时候,他讲了一番话,大意是:我今天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获得这样一点成绩,应该归功于我的夫人蒋英。蒋英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擅长花腔女高音。钱学森说,是她给了我诗情画意,使我懂得了人生,使我在科学研究道路上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和死心眼。去年春节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去拜访他,他又重复了这些话。这几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因为他讲得太深刻了。

   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曾经对我说,现在歌手的学养太差。拼长相,拼嗓子,最后拼来拼去要拼的是文化。一个歌手有没有文化,一张口就能听出来。文化是潜移默化融会在血液当中、灵性当中的,是装也装不出来的。

   遗憾的是,新闻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关系最密切的部分,似乎还没有多少人来表达这样一种感悟。可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好在现在的情况正在变化,特别是我们年轻的一代正在逐步走出怪圈。只要经过正确的引导,走对路,走正路,他们一定会跨越时空造成的文化断层。我对此并不悲观。

   文化积累和农作物的成长是一样的道理,有一段“有效生长期”,过了这个有效生长期再给它浇多少水、施多少肥、用多少技术都已经无效了。

   时间造成的文化断层也同样需要由时间来弥补,不能用浮躁的方法来解决。

   2000年以来,我一直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书。有一位大学生曾经很诚恳地在信中对我说,希望学院能增加人文知识的教学。他说:“我再过两年就要毕业了,水木清华留在我们记忆里的,不应该只是郁郁葱葱的校园和古老优雅的建筑,而应该是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那样又深又广的知识海洋和文化积淀。”

   清代诗人龚自珍有两句诗:“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文化积累和农作物的成长是一样的道理,有一段“有效生长期”,比如一个玉米要150天成熟,但关键的时候是在60天到80天,过了这个有效生长期,再给它浇多少水、施多少肥,用多少技术都已经无效了。

   我常常说,我们年轻人的脑子像一张宣纸,滴一滴墨就会全部渗透吸收了。到了我这样的年龄,脑子就变成一张蜡纸,滴水不透了。(全场笑)从过目不忘,到转身就忘;从来日方长,到去日苦多,中间并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所以,希望年轻的同志们静下心来好好做点学问,把自己的文化功底打得牢牢的。

   最后我写了几句“歪诗”:生命之树长青,文脉之源永恒。文化品质是媒体的灵魂,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你们一代的年轻人。我虽然老了,还想抖起精神和你们一起好好拼一拼!

   这里第三句的著作权是属于刘长乐先生的――特此声明!(全场笑,鼓掌)

   (这是作者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举办的“文化讲坛”上的演讲,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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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紫光阁》 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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